1.宋子文日记揭秘：张学良原想枪毙杨虎城 --[史海钩沉] 2006-4-15 10:08:39[点:21] (4795字) 　　 　　宋子文日记揭秘：张学良原想枪毙杨虎城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富戏剧性也是最神秘的一个重大事件。其主要参与者为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蒋介石、宋子文和宋美龄。其中，宋子文一方面说服蒋介石妥协，一方面稳住南京政府不要轰炸西安，一方面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谈判。尽管有关西安事变内幕的许多说法或当事人回忆已陆续见诸报刊和书籍。但宋子文的亲笔日记，因其不是为发表而写，反而是最有可能真实记述历史事实的。 　　张学良和杨虎城1936年12月12日发动兵变扣押蒋介石后，宋子文日记记述的时间从２０日抵达西安当天“探路”开始，到２５日蒋介石获释离开西安为止。日记用英文写成，为打字稿，但其中要点和人名均为中文亲笔饰褼１５页。 　　 　　蒋介石痛哭绝食 　　 　　宋子文２０日上午１０时乘飞机抵达西安，“我单独拜见委员长。他甚为感动，失声大泣。我对其安慰，告诉他，彼并未蒙羞，相反，整个世界均在关心他，同情他。” 　　 　　蒋介石刚被捉之时，态度羞愤绝望，不吃不喝，与张学良连话都不讲，更别说谈判了。张学良告诉宋子文，蒋曾于１７日接受他所提出的四项条件，即：１、改组国府、采纳抗日分子；2、废除《塘沽》《何梅》《察北》协定；3、发动抗日运动；4、释放被捕七人。但蒋当天早晨又改变了主意。 　　 　　蒋在见面时果真告诉宋，他不会在胁迫下接受任何条件，军事解决为唯一之途。宋向蒋指出，“军事上之成功并不能确保其性命之保全，即便西安被占，他们尚可退至接壤共区，惟国家将陷于分裂，内战四起……” 　　 　　当天下午，蒋介石“渐次通情达理”。他再次见张学良，事后告宋，他已同意张学良将其军队开往绥远；召开大会讨论四项条件；改组陕西省政府，由杨虎城提名人选。 　　 　　蒋介石性命堪忧 　　 　　宋子文在西安之所以敢对蒋介石直言，晓以利害，其主要原因是宋子文抵达西安后确实为蒋介石的性命感到担忧。 　　 　　宋子文在日记中写道：“他们（张、杨）已走向极端，若其遭受失败之打击，他们甚有可能挟持他退往其山上要塞，甚或，他们可能变成一伙暴徒，并在暴徒心态下杀死他。汉卿（张学良）直言不讳告诉我，其委员会已经决定，若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事，为安全起见，他们将把委员长交给我D。这决非凭空之威胁。” 　　 　　当天晚上，宋继续探寻解决办法，与张、杨甚至谈到请阎锡山出面调停。他在次日的日记中得出了唯一结论：和平解决。 　　 　　“一、此次运动不仅系由张、杨二人所发动，而且亦得到全体官兵上下一致之支持。张、杨至为团结，南京方面许多人计划并希望彼二人分裂，此不仅不可能，且充满严重危险。 　　 　　二、张、杨与我D两方军队联合一起，将成一令人生畏之集团，以现有之兵力，加之有利之地形，在目标一致之条件下，他们完全可固守战场数月。 　　 　　三、我D已毫无保留地将其命运与张、杨维系在一起。 　　 　　在离开南京之前，我一直在军事解决与政治解决间摇摆，然经我实地细量，我坚信，拯救中国唯一之途只能藉政治解决。” 　　 　　张学良扣没蒋遗嘱 　　 　　２１日上午１１时，宋子文在离开西安返回南京前１小时再次面见蒋介石。蒋介石交给他几份遗嘱，是分别写给全国人民、夫人宋美龄和他两个儿子的。蒋要宋先将遗嘱给张学良过目，但张过目后扣下了蒋的遗嘱。宋子文写道：“（张）谓假如发生战事，他以人格保证将把这些遗嘱发送，但现在他不会允其发送。” 　　 　　蒋还要求宋子文不要让宋美龄前来西安，并劝宋子文也不要返回南京。但当时宋子文已拿定主意，心中有了一个救蒋介石一命的初步方案。 　　 　　“我不知何种政治解决切实可行，但我决定先行如下几点： 　　 　　１、应让蒋夫人来西安照顾委员长，并改变其听天由命之态度。 　　 　　２、由戴雨农（戴笠）代表黄埔系前来西安，亲身观察此地之局势。 　　 　　３、派一将军来西安，以处理可能产生之军事问题。” 　　 　　三点方案得到了张、杨的赞同。而且，张还特意给宋美龄和戴笠写了信。但张同时表示，“倘西安发生战事，蒋夫人之安全不能得到保障。” 　　 　　宋被怀疑策划西安事变 　　 　　宋子文执意返回南京后却发现，他离开才一天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已失去对他的信任，因为他没有像蒋介石那样被扣在西安，居然平安而归。宋子文在日记中写道：“此地之气氛系对我能够回来充满不信任。”“我还听张公权之姐的某朋友言，张公权称，西安事变系我一手策划。” 　　 　　宋子文到南京后，首先与宋美龄、宋蔼龄和戴笠商谈对策。他们均赞同宋的方案。然后，宋才向国民党要员汇报张、杨提出的四项条件和他的计划。 　　 　　宋子文记录道：“熊（式辉）说，他担心委员长在西安会违心被迫接受彼等条件。我言，以彼如此了解委员长之为人，竟谓委员长会被逼违心签字，我甚感惊讶，此系对其人格之污辱。 　　 　　何（应钦）问，汉卿（张学良）为何提出让戴雨农去，让蒋铭三去是否亦出同样目的，他们是不是欲逼其透露我方军事计划？我答，目前时间紧迫，质疑彼等动机毫无意义。 　　 　　叶（楚伧）评论道，站在政治委员会立场言，只要委员长在遭胁迫，他就不能同意任何条件……” 　　 　　但宋子文回南京的主要目的是说服南京方面暂勿攻打西安。他告诉南京政府要员，绝对不能采取军事行动，“他们让我直截了当回答，委员长是否希望军事解决。此问题我因先前曾与蒋、孔二夫人讨论过，故便模棱两可地答曰，若能寻得和平解决之道，委员长不希望看到再发生内战。” 　　 　　根据宋子文日记，当晚和第二天上午，政府要员都在开会讨论他的建议。结论是“停战期缩为３天，根本未提停止地面进攻，仅言将停止飞机轰炸”。 　　 　　张、杨要求召开名流大会 　　 　　宋子文２２日携宋美龄、郭增恺、戴笠及蒋鼎文飞抵西安。蒋介石与宋美龄团圆后态度进一步转变，同意妥协，指定宋美龄和宋子文为其与周恩来谈判的代表。 　　 　　宋子文写道：“委员长说，我必须要求周同意：１、取消中华苏维埃政府；２、取消红军名义；３、放弃阶级斗争；４、愿意服从委员长作为总司令的指挥。要告诉周，他一刻亦没忘记改组国民党之必要。他保证将于三个月内召集国民大会……重组国民党后，倘若我D尊其为服从总理，他将同意：1、国共联合；２、抗日容共联俄；３、他将给汉卿发布手令，收编红军，收编人数将视其拥有武器之精良度决定。” 　　 　　但张、杨２３日上午的建议令宋子文大感意外。他们提出，由蒋介石出面，即刻在西安召集一由朝野各界官员名流大会，出席者应包括陈果夫、李（宗仁）、白（崇禧）、李济琛、冯玉祥、孙夫人、韩（复榘）、宋（哲元）、刘湘、宋子文、张学良等。大会作出决议后，蒋介石才可离开西安。宋子文说：“我对如此条件甚感失望，因为我了解南京方面的态度，他们不会接受。”他提出了不召开名流与政府官员大会反建议。 　　 　　宋子文拒绝组阁 　　 　　当天，蒋介石让宋子文与张学良一道去见周恩来。周告诉宋，我D已原则上同意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作战。若蒋介石同意抗日，我D可不要求参加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他们欲支持者非委员长个人，而系出于民族之大义。”２３日下午，宋子文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就已开始讨论国民政府新内阁人选。 　　 　　“彼等一再劝说由我组阁，但是，我告诉他们，出于政治及个人原因，我绝对不会领导现在之内阁，且亦不会参加。他们坚持让我执掌财政部，因为那样他们就会对获取其日常之开销有信心。他们对外交部长人选不能为亲日分子亦甚关切，我与他们讨论了几名人选，我建议由徐新六来担任，徐系一热情民族主义者，同时本人又未有如此多色彩，因而不会让日本人解释为：他的任命即意味战争之来临。关于军政部长，他们建议，此人不应有名无实，而应是委员长真正可倚赖者。因为亲日，交通部他们不想要张公权担任，而海军部他们亦不愿由陈绍宽担任。” 　　 　　张学良：杨虎城不放人就打死他 　　 　　宋子文与宋美龄一道向蒋介石汇报了谈判结果。蒋介石答复： 　　 　　一、他将不再担任行政院院长，拟命孔（祥熙）博士担任。新内阁绝不会再有亲日派。 　　 　　二、返回南京后，他将释放在上海被捕之七人。 　　 　　三、 　　 　　1、设立西北行营主任，由张（学良）负责。 　　 　　2、同意将中央军调离陕、甘。 　　 　　3、我D军队应当易帜，改编为正规军某师之番号。 　　 　　4、中日一旦爆发战争，所有军队一视同仁。 　　 　　四、 　　 　　1、派蒋鼎文将军去命令中央军停止进军。 　　 　　2、将与张学良讨论双方共同撤军，在离开西安后，他将发布手令。 　　 　　“我将上述答复交予张、杨及周，他们似甚为满意，次日上午，他们将召开军事委员会会议。当日深夜，周拜访了蒋夫人，同时他亦与委员长简单寒暄了几句。” 　　 　　至此，西安事变看来已经和平解决。但２４日上午，局势突然发生逆转。首先是张学良的部下不同意在蒋介石未履行部分承诺的情况下就放其离开西安，二是张学良为此与杨虎城闹翻，张甚至说杨不同意放人，尽可开枪打死他。 　　 　　宋策划蒋介石秘密出逃 　　 　　宋子文记载，张学良和杨虎城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杨说：“你发动了政变，在未获任何保证下，而今你竟允委员长离去，他定会让你我人头落地。”张说：“我个人对政变负完全责任，如果我们接受他的领导，一切均会好转，若否，则尽可开枪将他打死。对其行动方针，难道还有其他选择？难道我们不想结束此等局面？” 杨不满地离去。 　　 　　宋子文认为，“杨在西安城周有驻军九个团，他可用兵强扣委员长，故形势极为危险。张在城周仅有一团，遂命其部队做秘密准备，以防突袭。” 　　 　　宋子文与张学良策划应急之策，两人讨论了将蒋介石秘密带到机场，突然离开西安的可能性。但后来“认为此举过于危险，因张之一举一动完全可能已处杨的监视之中。”他们最后商定：“倘局面未有改善，我应动员蒋夫人于次日晨以力促延长停战期为由，先行返回南京。待入夜，我与张将携委员长乘车先至张的营地，然后由陆路前往洛阳。” 　　 　　周恩来说服杨虎城放蒋 　　 　　２５日，张学良继续与杨虎城谈判。周恩来在宋子文陪同下面见蒋介石。据宋子文记录，“蒋称在剿共之所有岁月里，他一直记怀我D之领袖，他们许多人皆曾为其部下。既然他能对桂系施以仁怀，那他对我D亦一定能慷慨对待。他已委托张（学良）来改编红军，若红军对其效忠，他们将享受如胡宗南军队一样之待遇。在他充分休息后，周本人可亲赴南京，继续讨论。” 　　 　　宋子文向周恩来提出，必须让蒋介石即速离开，因为“再行耽搁只能令局势进一步复杂，战端一开，难以平息。……”。“（周恩来）答应尽其所能，正是他最终说服了杨。” 　　 　　蒋介石当天召见张、杨，说尽管他们做法系叛变行为，但他原谅他们。他所允诺之一切均会履行。宋子文与蒋一起动身前往机场，乘波音飞机离开西安，４时３０分抵洛阳。宋子文的日记到此为止，引起中国和世界瞩目的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 　　 　　尚有三个附件未公开 　　 　　宋子文档案中另有资料证明宋子文一直很关心照顾被软禁的张学良一家。1947年，东北闻人莫德惠专程到台湾探望张，宋子文打电报给台湾省政府财政厅长严家淦，要求台湾银行拨台币20万元给莫德惠，转交张。 　　 　　而杨虎城就享受不到这种待遇了。杨虎城长子杨拯民于1944年底致电宋子文，恭贺他出任代行政院长，“家严虎城，自民国二十六年返国，即遭拘禁，迄今六载有余。今值世伯长政中枢，敢恳姑念旧谊，鼎力斡旋，俾其重获自由……”宋子文指示秘书说，这封电报不要回了。 　　 　　遗憾的是，在宋子文日记中，原来曾附有三个非常具有史料价值的附件，即：附件Ａ，宋子文第二次陪同宋美龄赴西安前南京方面交给他的一份停战条件；附件Ｂ，周恩来１２月２４日上午交给宋子文的我D方面所提出的解决西安事变办法的备忘录；附件Ｃ，宋子文１２月２３日下午与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讨论新内阁人选情况的备忘录。但在公布的档案中，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三个非常重要的文件。 　　 　　2.赖斯与母旧照曝光 国务卿也有个被歧视的童年（图） --童年时在儿时曾遭到种族歧视 2006-4-15 10:12:42[点:21] (1447字) 　　 　　美国国务卿赖斯日前接受媒体专访，她公布了儿时与母亲一起照的相片，在谈到童年时在儿时曾遭到种族歧视，幸好有母亲这个“有力的捍卫者”。 　　 　　赖斯表示，在那个最困难的、备受歧视的时代，母亲给她弱小的心灵以莫大的保护，的确是她心目中的英雄。 　　 　　赖斯回忆在她六七岁时，有一次和母亲在出生地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区选购复活节服饰，当时小赖斯表示想试穿时，售货员竟然声称：“这个商店的试衣室都是给白人提供的，黑人不得入内”。 　　 　　更让她们气愤的是，售货员把赖斯带到了据说是“专为黑人而设的”储物仓库，说：“要试，你就在这试穿！”眼见女儿要受这么大的人格侮辱，母亲当即拒绝了售货员并叫来了值班经理，直截了当地声明：“我想我必须说清楚。如果我们要买这衣服的话，就必须在那个‘白人专用’的试穿。”此时她的手已指向试衣间。 　　 　　最后，不想把事情闹大的值班经理只好说：“好吧，你用试衣间吧！”赖斯接受访问时表示：“我的母亲真的非常勇于反抗。” 　　 　　1982年，赖斯与父亲一起出席母亲的硕士毕业典礼 　　 　　也许是从小受到身为音乐教师的母亲的熏陶，赖斯钢琴弹得非常棒 　　 　　赖斯回忆，在她的印象中，父母从来没有被面临的种族歧视打倒过，“我父母总是很清楚地让我知道，受到歧视并不是我的错，是那些歧视我们的人心理有问题。” 　　 　　赖斯的母亲安吉利娜是位音乐教师，在赖斯15岁时不幸患上乳癌，与病魔对抗15年后离世。但赖斯非常庆幸母亲在世时能看到她的成就：“在15岁时，各人都以为我会成为钢琴演奏家。当我三十岁时，很明显我想要发展的领域是国际政治。我很感激母亲知道我要做什么，也容许我去做。” 　　 　　相关资料： 　　 　　赖斯小传 　　 　　赖斯1954年11月14日出生于美国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她的名字是由意大利语中表达“甜美的演奏”的单词“con dolcezza”变化而来。除了英语，她懂得说俄语、法语、和西班牙语。 　　 　　赖斯是美国政治家，现任美国国务院国务卿。她是美国历史上就任此职的第一位女性非裔美国人，继克林•鲍威尔后的第二位非裔美国人，和第二位女性（第一位是玛德琳•奥尔布赖特）。 　　 　　在美国总统布什的第一任期间，赖斯任职国家安全顾问。她是就任此职的第二位非裔美国人和第一位女性。 　　 　　2004年11月16日，布什提名赖斯接替鲍威尔成为国务卿。2005年1月26日，美国参议院以85票对13票确认她的提名，而她在当日尔后宣誓就职。 　　 　　赖斯出生在美国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她是安吉利娜•赖斯与牧师小约翰•韦斯利•赖斯的独女。其父亲是威斯敏斯特教堂长老会的牧师，她的母亲是一名音乐教师。 　　 　　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莱曼的一篇关于纽约人的文章中写道，“伯明翰最知名的富有的黑人家庭是从事保险业的加斯顿家族。排名第二的是阿尔玛•鲍威尔一家，她的父亲和叔叔曾经是城中两所黑人中学的校长。 　　 　　赖斯的父亲（小约翰•韦斯利•赖斯）曾经作为一名中学辅导员为阿尔玛•鲍威尔的叔叔工作，他还曾被任命为在周末布道的牧师；赖斯的母亲（安吉利娜）曾经是一名教师。1967年，因为赖斯的父亲接受了丹佛大学提供的一个管理职位，他们一家搬到了丹佛。 　　 　　3.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艰苦卓绝、浴血奋战的历史。西路军总支队在新疆的活动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 2006-4-25 21:22:37[点:17] (1337字)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 　　 　　在绵延两千里的河西走廊与广阔的新疆大地上，深深地铭刻着中国革命史上一段悲壮且光辉的历程。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艰苦卓绝、浴血奋战的历史。西路军总支队在新疆的活动，在新疆近现代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纪念意义。 　　 　　西路军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支。１９３６年秋，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后，根据中g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向西渡过黄河。随后，第九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因河东敌情变化，计划终止执行。１１月１１日，中g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令过河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 　　 　　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军指战员两万余人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浴血奋战５个多月，歼灭了马步芳、马步青匪徒两万余人，后终因敌众我寡，于１９３７年３月失败。西路军余部分成三个支队，在由李卓然、李先念等组成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领导下转入祁连山区打游击。其中两个支队大部分损失，由李先念率领的左支队历尽艰险，于４月底到达新疆东大门星星峡。这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的最远地方，这支部队也是最后一支结束长征的部队。 　　 　　西路军余部４００多人到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他们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刻苦学习汽车、装甲车、炮兵、无线电、航空、军医和情报等技术。为培养抗战人才，“新兵营”成为训练抗日军事干部的重要基地。“新兵营”的许多学习过现代化军事技术的指战员也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技术兵种的第一批高级将领，为我军走向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在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的事业中，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１９３９年期间，陈潭秋继任中g驻新疆代表，曾领导“新兵营”的工作，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去苏联治病途经迪化时，还专程赴“新兵营”视察并作出了指示。党和国家领导人陈云、李先念曾领导“新兵营”指战员学习文化、军事技术。为了巩固中g与新疆军阀盛世才的统一战线，发展新疆经济，还从“新兵营”抽调出许多骨干力量支援新疆经济建设。西路军总支队的指战员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军队的火种，也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燎原之火。 　　 　　１９４２年７月，盛世才背叛抗日统一战线，大肆逮捕、关押、残害中g人员。至１９４６年，在党中央的关怀下，身陷囹圄的西路军总支队指战员才集体返回延安。 　　 　　历史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但新疆人民不会忘记这些给天山南北引来共产主义星火的西路军，他们保留了西路军在乌鲁木齐的旧址，在哈密设立了纪念馆。乌鲁木齐市又开放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纪念馆，作为庆祝建党八十周年的献礼项目，就是为了缅怀西路军的悲壮业绩和他们不屈的革命精神，以激励人们不断奋进。 　　 　　（新华网 李晓玲） 　　 　　中国中央电视台版权所有 　　地址：中国北京复兴路11号(100859) 　　站长信箱：webmaster@mail.cctv.com 　　建议使用：800*600分辨率，16Bit颜色、 　　Netscape4.0、IE4.0以上版本浏览器和中文大字符集 　　 　　4.中央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被迫退出根据地进行长征。 --长征是几时候开始的 2006-4-26 9:38:25[点:17] (12862字) 　　 　　长征是几时候开始的 　　 　　最佳答案 　　 　　红军长征 　　 　　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被迫退出根据地进行长征。1934年10月10日晚，中中央、中央军委率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人，分别自瑞金、鄠都地区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 　　 　　红军的最初计划是从南线突破粤军的封锁，到达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由于当时临时中央的领导者，在指挥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和突围的时候，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红军虽然英勇作战，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但是自己也损失惨重，至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时，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已经锐减至3万余人。而且这时国民党已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调集重兵，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在这革命的危急关头，在毛泽东等人的力争下，中央红军改变了原先的战略计划，决定争取主动，向敌人防御薄弱的贵州前进。12月，红军在占领通道城后，立即进入贵州东部，一举攻克黎平，强渡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于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之后，红军像重新获得了新的生命，他们重整旗鼓，振奋精神，在中央军委的指挥下，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他们转战贵州、四川、云南边界地区，四渡赤水，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歼灭大量敌人。随后，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分兵黔东，诱出滇军来援。这时，红军出其不意地向云南疾进，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随即于5月初抢渡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优势敌军的追堵拦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之后，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得到彝族人民的支援，顺利通过大凉山地区。1935年5月下旬，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人迹罕至的夹金山，在6月14日与先期到达懋功的红军第四军会师。 　　 　　两军会师后，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正确制定统一的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6月26日召开两河口会议。会议决定，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7月上旬，红军连续翻越梦笔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到达四川松潘地区的毛儿盖。8月上旬，中央决定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队，组成左、右路军经草地北上。8月下旬，中中央随右路军跨过草地，先后抵达阿坝和巴西地区。9月，在中央的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率领左路军抵达阿坝地区。之后，他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并要挟中央和右路军南下，甚至企图危害中央。中央发觉后，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单独北上，并攻占天险腊子口。10月间，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伪中央后，率领红四方面军南下，分裂党和红军。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于10月19日抵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红四方面军南下后，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攻袭击，被迫退往西康的甘孜一带，并于1936年7月2日，在此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在朱德、贺龙、刘伯承的斗争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要求下，张国焘被迫取消伪中央，同意与红二方面军（红二、六军团于会师后改称红二方面军）继续北上。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同红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至此，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红军长征的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长征是在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和反对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在遵义会议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下取得胜利的。它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红军发展壮大的巨大精神力量，并给了全国人民以巨大的影响。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先后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进行了战略大转移。长征胜利地跨越了12个省、总行程达2．5万里以上。虽然失去了南方原有的根据地，损失了很大一部分力量，但是保存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骨干，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正当抗日战争的烽火即将在全国熊熊燃烧起来的时候，这三支主力红军为担负起中国革命的新任务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神圣职责而在西北会师，这无疑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宣称的那样，“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它预示着中国革命新的局面的开始。长征用铁的事实表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具有战胜任何困难的无比坚强的生命力，她们是国内外任何反动势力所不可战胜的。 　　回答者：kevina - 童生 一级 4-22 10:49 　　 　　提问者对于答案的评价： 　　thank you very much! 　　您觉得最佳答案好不好？ 目前有 3 个人评价 　　 　　其他回答共 5 条 　　 　　1933年9月至1934年夏，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在中革军委博古等领导人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军事保守主义的战略指导下，屡战失利，苏区日益缩小，形势日趋严重。 　　 　　1934年10月10日夜间，中中央和红军总部悄然从瑞金出发，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进行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发，开始了悲壮的、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 　　 　　1934年至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以血肉之躯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二万五千里长征。它那传奇式的牺牲和坚韧不拔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赖以成功的基础，它激励着一个有12亿人口的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举世无双的壮举，它像一条永远铭刻在地球上的红飘带，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象征。 　　 　　从1934年10月16日红军在江西渡过于都河，直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到陕北，历时两年整，行程上万里，其间经过无数次激烈的战斗。几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路上行军一共368天，余下来的100天大多都在战斗中渡过。据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统计：红军一共爬过了18条山脉，其中5条终年冰雪覆盖；渡过24条河流；经过12个省份；占领过62座城市；突破10个地方军阀组织的包围，此外还打败或躲过追击的中央军。平均每天行军71华里，一支大军及它的辎重要在一个地球上最险峻的地带保持这样的平均速度，可说近乎奇迹。 　　 　　长征一开始就遇到了最残酷的一仗自1930年冬到1933年夏，蒋介石在江西连续发动四次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均告失败。他接受了过去的教训，改弦更张，放弃了长驱直入的作战方式，调整部署，采取"稳扎狠打，步步为营，修碉筑路，逐步推进"的办法，企图构成包围圈，断绝苏区物资来源，迫使红军进行阵地战来比力量拼消耗。对红军来说，屡战屡败的蒋介石这点伎俩其实算不了什么。只可惜此时红军已失去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领导，被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者所把持，红军最终被逼上了远征的道路。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了100万军队和200余架飞机，对红军各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他任命顾祝同为北路军总司令，以陈诚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率领第三、第六两路军由北向南进攻苏区；同时以重金收买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出兵两个军封锁江西、广东边境。以所谓政治围攻、文化围攻、经济围攻、交通围攻，配合近百万兵力的军事围攻。红军由于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放弃了最拿手的机动灵活的战术，与敌人打阵地战，只能局促回旋于堡垒之间，造成被动之势。而国民党军队依靠兵力优势，五里一推，十里一进，给苏区增加了不少的困难。陈诚、薛岳部逐渐占领了广昌、兴国等地，迫使红军退至白水、头陂构筑工事。蒋介石看到红军采取打正规战和他拼火力，越发起劲了。他又调来重炮兵到江西配合他的10个纵队近30个师兵力加紧进攻，9月底，又攻占了宁都等地，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第1、3、5、8、9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000余人分别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于都等地被迫开始突围长征。其中1军团19880人，3军团17805人，5军团12168人，8军团10922人，9军团11538人。此外，还有两个独立纵队：军委纵队4695人，中央纵队9853人。经过20多天的作战，红军先后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西进的企图，于11月20日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25个师的兵力，分五路追剿红军，同时令贵州“剿共”总指挥王家烈派出主力部队到湘黔边界堵截，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并手谕前线各部队：“力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红军长征一开始就遇到了长征中最残酷的一仗：湘江战役。 　　 　　敌人利用宽阔的湘江构成了第四道封锁线，红军前有湘江拦阻，左有广西军，右有河南军，后有中央军和广东军阀穷追不舍，处境万分险恶。25日，中央军委发布抢渡湘江的作战命令，令中央红军分四路纵队，迅速抢渡湘江，通过敌第四道封锁线。26日，红1、3军团主力迅速前进，先头部队红2、4师各一部于27日在广西的兴安、全州间抢渡湘江，至当日晚，红军已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之间60华里长的湘江两岸。此时，军委纵队距最近的湘江渡河点只有80多公里，如果轻装急行军，一天即可赶到。可是，由于山路狭窄，加之后续部队携带着从苏区运出的大量物资，行动迟缓，每天只能走二三十公里，宝贵的机会白白地丧失了。11月29日，敌人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了进攻。两岸的红军战士，为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与优势的敌军展开了殊死决战。红军的阻击阵地上，炮弹和重磅炸弹的爆炸声不绝于耳，许多来不及构筑工事的战士们被震昏了，耳鼻出血。装备单一的红军要用血肉之躯抵挡敌人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战斗的残酷可想而知。但"保卫中央纵队安全渡江"的口号仍响彻在阵地上空。12月1日，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敌人对我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歼我于半渡中。这是生死存亡的一战，是意志的较量。狭路相逢勇者胜。红军将士硬是用刺刀、手榴弹打垮了敌军整连、整营的一次次进攻，湘江两岸洒下了无数红军将士的鲜血，渡口始终牢牢地掌握在红军手中。至当日17时，我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我军与优势之敌苦战5昼夜，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4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红军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红军会成为“石达开第二”吗? 1935年1月，中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地位。这时蒋介石又集中约40万兵力向遵义地区进逼，而这时中央红军只有3.7万人，面十分严峻。为摆脱敌军，红军决定迅速北渡长江，向川西或川西北挺进。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开始北上，分三路纵队向赤水方向急进。由于敌先我占领赤水城，我攻城未果，军委决定首先集中主力围歼尾追的川军4个团。由于敌情变化，我未能全歼敌人。为避免被动，军委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向古蔺南部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1月29日凌晨，中央红军主力分3路纵队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但此时敌人已在长江北岸部署了36个团的兵力，全力堵我北进，各路敌军形成一个大包围圈向我逼近。在这种情况下，中中央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向扎西集中。2月10日，正当国民党主力大部被吸引到川滇边境，黔北地区敌人兵力空虚之机，军委决定避实就虚，调动敌人，转兵东进，再入黔北，寻机再打击尾追的薛岳集团。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由太平渡、二郎滩等地东渡赤水河(二渡赤水)，向敌兵力比较空虚的桐梓地区挺进。24日我占领桐梓县城，准备夺取娄山关。娄山关是贵州北部大娄山中最重要的山口，是当时四川通往遵义的唯一通道，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贵州军阀王家烈在此部署了4个团的兵力，25日早晨，红3军对娄山关发起猛攻，经激战，于当晚攻占了娄山关。敌为夺回阵地，调集了约6个团兵力疯狂反扑，但都被我英勇的红军将士击退。在红1、3军团的打击下，敌仓惶南逃。为了不给敌以喘息之机，红1、3军团不顾疲劳，继续向遵义方向展开了追歼战，重占遵义城，黔军弃城南逃。此时，向遵义增援的敌吴奇伟的两个师孤军冒进，我果断抓住了战机，红1军团以勇猛的行动直插吴奇伟的指挥部，敌一部惊慌逃过乌江，并砍断浮桥，敌尚未渡过的1000余人和大批军用物资被我俘获。红2军团也于黄昏歼灭敌59师大部，遵义之战胜利结束。 　　 　　3月初，敌又重新纠集兵力，向遵义进攻。我军于3月10日放弃遵义。为调动敌人，寻找战机，16日，红军在茅台及其附近地区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再入川南，向古蔺方向前进，敌为防止我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前堵后追。就在敌再次扑向川南将要对我形成包围之际，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又突然掉头向东，于3月21日在二郎滩、太平渡一线四渡赤水，向南迅速渡过乌江，直逼贵阳。就在蒋介石手忙脚乱调兵保卫贵阳之际，红军已乘虚进军云南，随后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四渡赤水战役中，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正确指挥下，将运动战的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在5天之内取桐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共歼敌20个团，毙伤俘敌5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毛泽东经过娄山关，被山势的雄浑和红军将士的英勇所感动，赋词述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后，在会理地区进行了休整，并召开了会理会议，决定继续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随后，红军绕过西昌，向大渡河兼程急进。与此同时，蒋介石为防止我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一面电令川军阻止我红四方面军南下，一面令薛岳部迅速渡金沙江北上，同时令杨森部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妄图利用大渡河的险峻，使中央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 　　 　　1935年5月24日，中央红军通过大凉山后冒着大雨兼程北进。担任先遣队的红1师1团急行军80余里，首先赶到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以迅猛的动作消灭敌守军两个连，夺取了一条宝贵的渡船，控制了渡口。大渡河是岷江最大的支流，两岸峭壁林立，水流湍急。当年，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就率数万大军进抵大渡河南岸，在安顺场渡口陷清军重围，最后全军覆没。如今，中国工农红军又来到这里，能否渡过大渡河，关系到数万红军将士的生命。安顺场渡口宽百米，恶浪翻腾，河对岸有川军第5旅的一个营防守，并已构筑了工事，而红军只有一条小船，一次投入的兵力太有限了，但军情紧急，别无选择。红1团精心挑选了17名勇士，组成了渡河突击队，为加强火力将机枪连和军团炮兵营集中到渡口，并抽调红军著名的神炮手赵章成和"红军团"的三个特等射手，用两门迫击炮和数挺重机枪进行支援。红军先遣队司令员、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先遣队红1军团政委聂荣臻也亲临一线指挥。5月25日晨，素有开路先锋之称的红1团在团长杨得志的指挥下，开始强渡大渡河。在红军炮火支援下，一叶小舟载着第一批9名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在惊涛骇浪中向对岸冲去，这一惊心动魄的场面，只有超凡的红军战士才有如此的勇气。小船终于靠上了河对岸，勇士们攀上了陡峭的河对岸，在我炮火的支援下冲进敌工事，与迅速到达的第二船勇士一起，一阵猛烈冲杀打退了敌人，控制了渡口。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天险大渡河终于被红军打开了一个缺口。但由于安顺场水流太急，无法架桥。25日一整天，仅红1团还未全部渡过河，而敌薛岳部正向大渡河昼夜急进。26日，军委决定改向西北，争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以取得战略胜利。27日，红4团在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领下，以强行军的速度，向泸定桥方向飞奔。山路泥泞，天降大雨，又不断遭到敌人袭击，红4团以顽强的意志，强行军160公里，于29日晨抢在敌援兵到达之前赶到了泸定桥。泸定桥位于四川省泸定县，是一座著名的铁索桥，桥长100多米，宽2.8米，由13根碗口粗的铁索组成，桥身有铁链9根，上铺木板以作桥面，其余4根在两侧作为扶手。但此刻，面对红4团将士的只剩下9根光溜溜的铁索，桥面的木板已被敌人拆去，桥下是汹涌泡哮的河水，对岸就是泸定城，敌川军第4旅第38团一部早已筑好了工事，黑洞洞的枪口指向泸定桥。但是红军总能创造惊人的奇迹。下午4时许，在全团司号员激昂的军号声中，夺桥战斗打响了。各种轻重火器向对岸发出密集的弹雨，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的突击队攀上铁索，向对岸爬去，在敌人的枪弹中，有人中弹掉下桥去，但突击队员仍顽强地一步步接近对岸，后续部队则一边铺木板一面跟进。敌在桥头燃起大火，但也未能阻止我突击队员，他们穿过熊熊烈火，迅速消灭了守桥之敌，并支援后续部队攻占了泸定城。飞夺泸定桥的成功又一次使红军转危为安，摆脱了敌人的追击。至6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由泸定桥渡过了大渡河。 　　 　　爬雪山、过草地中央红军占领泸定城后继续北上，于1935年6月8日突破敌人芦山、宝兴防线，随后翻越了长征路上第一座大雪山——大金山。红军大多来自气候炎热、潮湿的南方亚热带地区，好多人以前从未见过大雪山，更不用说爬了。一开始见到雪山，的确非常壮观。白雪皑皑，一片银色，雪连天，天连雪，全是雪的世界。可真正爬起来，却一点也不觉得美了。大金山被当地老百姓叫做神仙山。他们告诉红军，只有神仙才能登越大金山。如果你能在山上张开嘴，山神就会把你掐死。总之，大金山是一座不可思议的山。鸟儿都飞不过去，人最好是别靠近它，但无畏的红军却偏偏要与命运抗争。 　　 　　到了大金山的跟前，从山下就可看到覆盖山顶的大雪，而且看上去这一大片一大片的积雪并不远。开始人们根本意识不到要爬这么高。数月行军，粮食不足，人也筋疲力尽。爬山起初似乎还很顺利，后来突然进入了冰雪世界。雪山刺得人们睁不开眼睛，又没有路，人们在冰上滑行，摔倒了，要站起来，浑身无力，有的就这样永远地躺倒在雪山的怀抱里了。 　　 　　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终于翻过几座大雪山，在北进途中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10万余人，士气高昂。但张国焘却以种种借口延误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并以改组党中央和红军总部相要挟。为维护红军的团结，并争取张国焘本人，党中央于7月18日发出通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随后又对红军序列进行了一系列调整。 　　 　　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洮计划，将红军分成左右两军：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党中央、中央军委随右路军行动。8月20日，中中央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决定以主力迅速占领洮河流域地区，并以此向东发展取得陕甘。随后，右路军进入茫茫的毛儿盖大草原，这又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大挑战。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在她的著作《伟大的道路》中勾画了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地带："大草地位于康藏交界地区的高地上，一望无垠，广袤达数百英里，全是没有路的沼泽地带。走了一天又一天，极目四顾，红军所看到的，除了无边无际的野草外，没有别的东西，而野草下面则是浑水深达数英尺的沼泽。死草堆上又长出了大片野草，谁也说不上是不是几百年来就如此。大树小树一概没有，看不到鸟类飞翔，听不到虫声唧唧，甚至连一块石头都找不到。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无边无际的野草，夏天任凭狂风暴雨冲打，冬天任凭大雪覆盖。天空永远密布乌云，把大地衬托成灰暗而阴沉的地狱。"红军走出草地的时候，只剩下一支褴褛不堪、瘦得只有骨头架子的部队。成千上万的人咳得喘不过气来，可是它还能一师又一师地击败军阀部队，称得上是世界上最顽强、最结实、最有政治觉悟的老战士，是历史上一支无与伦比的坚强队伍。红军将士以藐视一切困难的革命精神，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历尽艰辛，终于在8月底以前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左路军也于8月20日经过草地到达阿坝。班佑以东的上下包座位于松潘北部，群山环抱，地势险要。守敌胡宗南部独立旅第2团凭借山险林密，筑以集群式碉堡，构成一个防御区，卡在红军进入甘南的必经之路上。胡宗南发现红军过草地北上，急令第49师由松潘以北的敌人支援包座，并在上、下包座至阿西一线堵截红军。消灭包座之敌，开辟前进道路，是摆在右路军面前的迫切任务。徐向前主动向党中央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第四方面军部队来承担，并准备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求歼包座和来援之敌。29日黄昏，部队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红军扫清外围据点，残敌退入大戒寺后山碉堡负隅顽抗，等待援兵。为诱敌来援，红军对其围而不攻。30日夜，援敌49师先头部队291团进抵大戒寺以南，为诱敌深入，红30军以264团略作阻击便且战且退，至当日下午，敌49师全部被诱入我伏击圈内。下午3时，我军向敌人发起总攻，隐蔽在山上的红军将士一齐向敌出击，敌49师被分割成3块，首尾不能相顾。刚刚走出草地的红军英勇拼杀，在气势上完全压倒了敌人。经七八小时的激烈战斗，我军终于在当晚将胡宗南的第49师全部歼灭，敌师长伍诚仁受重伤后跳河自杀。固守在大戒寺后山高地的300余敌人，见大势已去，在我军政治攻势下全部缴械投降。此役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一个大胜仗，我军歼灭包座地区守敌及援敌49师的大部，共毙、伤、俘敌50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50余挺，长短枪1500余支，还缴获了红军急需的牦牛、骡马、粮食、弹药等军用物资，扫清了红军北上的障碍，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通道，使敌企图把我困在草地的阴谋彻底破产。 　　 　　张国焘阴谋分裂中央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的实力大大增强，又有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局势是十分有利的。但那时红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而红一方面军只有3万多人，张国焘自恃掌握的兵力多，个人野心大大膨胀起来。两河口会议后，身为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口头上表示同意北上的方针，但仍暗中酝酿南下四川、西康。8月初的夏洮战役计划后，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右路军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直接率领下，从8月21日开始过草地，到27日才走出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然而，张国焘却提出种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9月9日，他背着中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企图以武力分裂和危害党中央。为了贯彻北上方针，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毛泽东立即召集周恩来、张闻天和博古等人紧急磋商，决定连夜率红1、红3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当时红四方面军有的干部不明真相，主张武力阻拦。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坚决制止了这种行动，维护了红军的团结。9月12日，中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并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与此同时，蒋介石集中130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围剿"，11月19日，红2、6军团共17000余人向湘黔边转移，继续长征。 　　 　　进军大西北1935年9月13日，红1、3军团和军委纵队从俄界、罗达地区出发，继续北上。部队冒着雨雪交加的严寒，沿着白龙江源头险峻的山道，进入甘南境内。此时，甘南的敌人只有鲁大昌的第14师及王均的第3军第12师。我红1方面军主力乘虚急速前进，于16日击溃敌14师一个团，逼近天险腊子口。腊子口位于甘肃境内，是四川通往甘肃岷县的必经之路。隘口只有30多米宽，两边是千丈悬崖峭壁，中间是水深流急的腊子沟，河上架有一座木桥，这是进入腊子口的唯一通道。鲁大昌在此部署了两个营的兵力，桥头筑有碉堡，从山口往里，直到岷县，还纵深配置了3个团的兵力，不消灭该敌攻占腊子口，红军就无法前进。因此，毛泽东同志亲自定了攻打腊子口的方案。具体任务交给了红4团。这支英雄的部队与红1团一起在长征中一直担任着开路先锋。当晚，红4团一部向腊子口发起进攻，但由于地形不利，几次进攻均未奏效。4团当即调整部署，决定正面由政委杨成武指挥，用一个连的兵力疲惫与消耗敌人，并乘机夺取木桥，另派两个连，由团长王开湘率领，沿右岸的峭壁迂回到敌人的侧后，协同正面的部队歼灭守敌。战斗紧张而激烈。敌桥头堡前，纷飞的弹雨和敌人扔下的手榴弹构成了一张严密的火网，担任正面进攻的6连始终接近不了桥头。与此同时，担任迂回任务的1连和2连，由一名苗族战士带领，沿峭壁攀藤而上，悄悄爬上石岩峭壁的后坡，似神兵天降一般对敌发起攻击，敌人措手不及，在我两面夹击下，狼狈逃窜，红军乘胜穷追90余里。这一仗，不但打开了腊子口，还缴获了数十万斤粮食和2000斤食盐，这对于当时刚出草地不久的红军来说，可谓无价之宝。 　　 　　突破腊子口是红军进入甘南的关键一战，聂荣臻元帅曾对此评论说：“腊子口一战，北上的通道打开了。如果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毛主席在他的著名诗词《七律•长征》中写道：“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滂浡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红1方面军主力通过腊子口后，继续北进，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吴起镇。10月22日，中中央在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告红军主力长征胜利结束。 　　 　　然而，蒋介石却不甘心失败，9月26日，他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指挥陕甘宁青四省国民党军的作战。10月28日，国民党西北"剿总"调整部署，以5个师的兵力，采取东西对进、南进北堵的作战方针，企图围歼我于洛河以西地区。当时，我1方面军只有1万余人，而敌东西两路共有3万余人，而且装备精良，形势是十分严重的。能否打破敌人的这次围剿，关系到党中央和红军能否在陕北立足，也关系到红军今后的命运。10月28日，敌西路第57军开始东进，11月初占领太白镇，但此后半个多月，该敌徘徊不前。为调动敌人，我红15军团81师一部加紧围攻甘泉，敌果然上当，第57军迅速东进。11月20日晨，敌109师在飞机的掩护下，分3路沿葫芒河南北山地向直罗镇推进。16时许，敌人大摇大摆地进入了直罗镇。我红1方面军首长立即抓住敌孤军冒进的有利战机，于当日上午10时定下了21日消灭直罗镇一带之敌一至两个师的决心。当晚，我红军主力将直罗镇包围。21日晨，红1军团由北向南，红15军团由南向北，对敌发起进攻，枪炮声响彻山谷。敌从睡梦中惊醒后四散奔逃，但在红军的严密包围之下，左突右冲就是出不去，战至中午12时，敌大部被歼，只有师长牛元峰带领500余敌人逃入镇东南高地一土寨内，固守待援。因寨墙坚固，山势陡峭，我屡次攻击未奏效，为避免无谓的牺牲，我1方面军首长决定由红15军团一部围而不攻，集中红军主力准备打敌援兵。22日上午，敌西路第67军111师东援直罗镇；23日，敌东路117师、107师也企图解109师之围，但都被我击退。西路之敌军见东路被阻，失去了前进信心，军长董英斌率第106师、第111师及军部向太白镇逃跑。红军立即分3路展开追击，并于24日在张家湾至羊角台途中将敌第106师617团歼灭，其余敌军退入太白镇。此时，被围困于直罗镇东南土围寨中的109师残部，见援兵无望，遂于23日午夜分路突围，第二天清晨，我15军团发现敌逃跑后跟踪追击，于上午将残敌全部歼灭，师长牛元峰被击毙。直罗镇战役，红1方面军共歼敌1个师另1个团，迫使敌第57军退回陇东，第67军117师后退，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毛泽东同志在评价这次战役的影响时指出："直罗镇一仗，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永远的红飘带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从而结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从1934年8月到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突破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层层封锁和围追堵截，行程25000里，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也是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从此，开始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回答者：jjp123 - 秀才 三级 10-21 11:03 　　 　　 　　由于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错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进行长征。1935年的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正确领导。（2002、2000高中版） 　　由于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错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开始长征。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中央的正确领导，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的转折点。遵义会议后，红军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回答者：dingding94 - 试用期 一级 10-23 18:27 　　 　　1933年9月至1934年夏，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在中革军委博古等领导人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军事保守主义的战略指导下，屡战失利，苏区日益缩小，形势日趋严重。 　　 　　1934年10月10日夜间，中中央和红军总部悄然从瑞金出发，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进行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发，开始了悲壮的、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 　　 　　1934年至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以血肉之躯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二万五千里长征。它那传奇式的牺牲和坚韧不拔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赖以成功的基础，它激励着一个有12亿人口的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举世无双的壮举，它像一条永远铭刻在地球上的红飘带，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象征。 　　 　　从1934年10月16日红军在江西渡过于都河，直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到陕北，历时两年整，行程上万里，其间经过无数次激烈的战斗。几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路上行军一共368天，余下来的100天大多都在战斗中渡过。据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统计：红军一共爬过了18条山脉，其中5条终年冰雪覆盖；渡过24条河流；经过12个省份；占领过62座城市；突破10个地方军阀组织的包围，此外还打败或躲过追击的中央军。平均每天行军71华里，一支大军及它的辎重要? 　　回答者：可乐小妞 - 魔法师 四级 4-22 10:33 　　 　　最早要属左右江的红七军了，其次是红十军团即北上抗日先遣队。其三是湘赣红六军团的西征。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1934年10月从根据地退出，开使长征。 　　回答者：西海之水 - 助理 三级 4-22 12:00 　　 　　1934 　　回答者：Lucky455256564 - 试用期 一级 4-22 19:35 　　 　　中央红军1934年10月从瑞金出发，经过丁 l1个省：赣、湘、闽、粤、桂、黔、滇、川、康、甘、陕，越过了五岭山脉、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及雪山、草地，行程二万五千里。 1935年10月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与徐海东、刘志丹等领导的红军胜利会师。 　　回答者：尛矮朲 - 魔法学徒 一级 4-22 20:08 　　 　　5.壮哉!地球上的红飘带——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 --余下来的100天大多都在战斗中渡过 2006-4-26 10:27:17[点:17] (9680字) 　　 　　2005年4月26日 　　　 　　1934年至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以血肉之躯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二万五千里长征。它那传奇式的牺牲和坚韧不拔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赖以成功的基础，它激励着一个有12亿人口的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举世无双的壮举，它像一条永远铭刻在地球上的红飘带，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象征 　　 　　从1934年10月16日红军在江西渡过于都河，直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到陕北，历时两年整，行程上万里，其间经过无数次激烈的战斗。几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路上行军一共368天，余下来的100天大多都在战斗中渡过。 　　 　　据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统计：红军一共爬过了18条山脉，其中 5条终年冰雪覆盖；渡过24条河流；经过12个省份；占领过62座城市；突破10个地方军阀组织的包围，此外还打败或躲过追击的中央军。平均每天行军71华里，一支大军及它的辎重要在一个地球上最险峻的地带保持这样的平均速度，可说近乎奇迹。 　　 　　长征一开始就遇到了最残酷的一仗 　　 　　自1930年冬到1933年夏，蒋介石在江西连续发动四次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均告失败。他接受了过去的教训，改弦更张，放弃了长驱直入的作战方式，调整部署，采取“稳扎狠打，步步为营，修碉筑路，逐步推进”的办法，企图构成包围圈，断绝苏区物资来源，迫使红军进行阵地战来比力量拼消耗。对红军来说，屡战屡败的蒋介石这点伎俩其实算不了什么。只可惜此时红军已失去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领导，被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者所把持，红军最终被逼上了远征的道路。 　　 　　1933年 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了100万军队和200余架飞机，对红军各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他任命顾祝同为北路军总司令，以陈诚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率领第三、第六两路军由北向南进攻苏区；同时以重金收买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出兵两个军封锁江西、广东边境。以所谓政治围攻、文化围攻、经济围攻、交通围攻，配合近百万兵力的军事围攻。 　　 　　红军由于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放弃了最拿手的机动灵活的战术，与敌人打阵地战，只能局促回旋于堡垒之间，造成被动之势。而国民党军队依靠兵力优势，五里一推，十里一进，给苏区增加了不少的困难。陈诚、薛岳部逐渐占领了广昌、兴国等地，迫使红军退至白水、头陂构筑工事。蒋介石看到红军采取打正规战和他拼火力，越发起劲了。他又调来重炮兵到江西配合他的10个纵队近30个师兵力加紧进攻，9月底，又攻占了宁都等地，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第1、3、5、8、9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000余人分别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于都等地被迫开始突围长征。其中1军团198806.人，3军团17805人，5军团12168人，8军团10922人，9军团11538人。此外，还有两个独立纵队：军委纵队4695人，中央纵队9853人。 　　 　　经过20多天的作战，红军先后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西进的企图，于11月20日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25个师的兵力，分五路追剿红军，同时令贵州“剿共”总指挥王家烈派出主力部队到湘黔边界堵截，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并手谕前线各部队：“力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红军长征一开始就遇到了长征中最残酷的一仗——湘江战役。 　　 　　敌人利用宽阔的湘江构成了第四道封锁线，红军前有湘江拦阻，左有广西军，右有河南军，后有中央军和广东军阀穷追不舍，处境万分险恶。25日，中央军委发布抢渡湘江的作战命令，令中央红军分四路纵队，迅速抢渡湘江，通过敌第四道封锁线。26日，红1、3军团主力迅速前进，先头部队红2、4师各一部于27日在广西的兴安、全州间抢渡湘江，至当日晚，红军已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之间60华里长的湘江两岸。此时，军委纵队距最近的湘江渡河点只有80多公里，如果轻装急行军，一天即可赶到。可是，由于山路狭窄，加之后续部队携带着从苏区运出的大量物资，行动迟缓，每天只能走二三十公里，宝贵的机会白白地丧失了。 　　 　　11月29日，敌人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了进攻。两岸的红军战士，为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与优势的敌军展开了殊死决战。红军的阻击阵地上，炮弹和重磅炸弹的爆炸声不绝于耳，许多来不及构筑工事的战士们被震昏了，耳鼻出血。装备单一的红军.要用血肉之躯抵挡敌人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战斗的残酷可想而知。但“保卫中央纵队安全渡江”的口号仍响彻在阵地上空。 　　 　　12月 1日，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敌人对我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歼我于半渡中。这是生死存亡的一战，是意志的较量。狭路相逢勇者胜。红军将士硬是用刺刀、手榴弹打垮了敌军整连、整营的一次次进攻，湘江两岸洒下了无数红军将士的鲜血，渡口始终牢牢地掌握在红军手中。至当日17时，我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我军与优势之敌苦战 5昼夜，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4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 　　 　　但红军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红军会成为“石达开第二”吗? 　　 　　1935年 1月，中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地位。这时蒋介石又集中约40万兵力向遵义地区进逼，而这时中央红军只有3.7万人，局面十分严峻。为摆脱敌军，红军决定迅速北渡长江，向川西或川西北挺进。1 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开始北上，分三路纵队向赤水方向急进。由于敌先我占领赤水城，我攻城未果，军委决定首先集中主力围歼尾追的川军 4个团。由于敌情变化，我未能全歼敌人。为避免被动，军委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向古蔺南部地区前进，寻机 　　北渡长江。 　　 　　1月29日凌晨，中央红军主力分3路纵队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但此时敌人已在长江北岸部署了36个团的兵力，全力堵我北进，各路敌军形成一个大包围圈向我逼近。在这种情况下，中中央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向扎西集中。2 月10日，正当国民党主力大部被吸引到川滇边境，黔北地区敌人兵力空虚之机，军委决定避实就虚，调动敌人，转兵东进，再入黔北，寻机再打击尾追的薛岳集团。2 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由太平渡、二郎滩等地东渡赤水河(二渡赤水)，向敌兵力比较空虚的桐 　　梓地区挺进。24日我占领桐梓县城，准备夺取娄山关。 　　 　　娄山关是贵州北部大娄山中最重要的山口，是当时四川通往遵义的唯一通道，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贵州军阀王家烈在此部署了4个团的兵力，25日早晨，红3军对娄山关发起猛攻，经激战，于当晚攻占了娄山关。敌为夺回阵地，调集了约 6个团兵力疯狂反扑，但都被我英勇的红军将士击退。在红1、3军团的打击下，敌仓惶南逃。为了不给敌以喘息之机，红1、3军团不顾疲劳，继续向遵义方向展开了追歼战，重占遵义城，黔军弃城南逃。此时，向遵义增援的敌吴奇伟的两个师孤军冒进，我果断抓住了战机，红 1军团以勇猛的行动直插吴奇伟的指挥部，敌一部惊慌逃过乌江，并砍断浮桥，敌尚未渡过的1000余人和大批军用物资被我俘获。红 2军团也于黄昏歼灭敌59师大部，遵义之战胜利结束。 　　 　　3月初，敌又重新纠集兵力，向遵义进攻。我军于3月10日放弃遵义。为调动敌人，寻找战机，16日，红军在茅台及其附近地区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再入川南，向古蔺方向前进，敌为防止我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前堵后追。就在敌再次扑向川南将要对我形成包围之际，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又突然掉头向东，于 3月21日在二郎滩、太平渡一线四渡赤水，向南迅速渡过乌江，直逼贵阳。就在蒋介石手忙脚乱调兵保卫贵阳之际，红军已乘虚进军云南，随后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 　　追堵截。 　　 　　四渡赤水战役中，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正确指挥下，将运动战的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在5天之内取桐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共歼敌20个团，毙伤俘敌 5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毛泽东经过娄山关，被山势的雄浑和红军将士的英勇所感动，赋词述怀：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后，在会理地区进行了休整，并召开了会理会议，决定继续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随后，红军绕过西昌，向大渡河兼程急进。与此同时，蒋介石为防止我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一面电令川军阻止我红四方面军南下，一面令薛岳部迅速渡金沙江北上，同时令杨森部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妄图利用大渡河的险峻，使中央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 　　 　　1935年5月24日，中央红军通过大凉山后冒着大雨兼程北进。担任先遣队的红1师1团急行军80余里，首先赶到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以迅猛的动作消灭敌守军两个连，夺取了一条宝贵的渡船，控制了渡口。大渡河是岷江最大的支流，两岸峭壁林立，水流湍急。当年，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就率数万大军进抵大渡河南岸，在安顺场渡口陷入清军重围，最后全军覆没。如今，中国工农红军又来到这里，能否渡过大渡河，关系到数万红军将士的生命。 　　 　　安顺场渡口宽百米，恶浪翻腾，河对岸有川军第 5旅的一个营防守，并已构筑了工事，而红军只有一条小船，一次投入的兵力太有限了，但军情紧急，别无选择。红1团精心挑选了 17名勇士，组成了渡河突击队，为加强火力将机枪连和军团炮兵营集中到渡口，并抽调红军著名的神炮手赵章成和“红军团”的三个特等射手，用两门迫击炮和数挺重机枪进行支援。红军先遣队司令员、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先遣队红 军团政委聂荣臻也亲临一线指挥。 　　 　　5月25日晨，素有开路先锋之称的红1团在团长杨得志的指挥下，开始强渡大渡河。在红军炮火支援下，一叶小舟载着第一批 9名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在惊涛骇浪中向对岸冲去，这一惊心动魄的场面，只有超凡的红军战士才有如此的勇气。小船终于靠上了河对岸，勇士们攀上了陡峭的河对岸，在我炮火的支援下冲进敌工事，与迅速到达的第二船勇士一起，一阵猛烈冲杀打退了敌人，控制了渡口。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天险大渡河终于被红军打开了一个缺口。但由于安顺场水流太急，无法架桥。25日一整 　　天，仅红 1团还未全部渡过河，而敌薛岳部正向大渡河昼夜急进。26日，军委决定改向西北，争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以取得战略胜利。 　　 　　27日，红 4团在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领下，以强行军的速度，向泸定桥方向飞奔。山路泥泞，天降大雨，又不断遭到敌人袭击，红 4团以顽强的意志，强行军160公里，于29日晨抢在敌援兵到达之前赶到了泸定桥。 　　 　　泸定桥位于四川省泸定县，是一座著名的铁索桥，桥长100多米，宽2.8米，由根碗口粗的铁索组成，桥身有铁链9根，上铺木板以作桥面，其余4根在两侧作为扶手。但此刻，面对红4团将士的只剩下9根光溜溜的铁索，桥面的木板已被敌人拆去，桥下是汹涌泡哮的河水，对岸就是泸定城，敌川军第 4旅第38团一部早已筑好了工事，黑洞洞的枪口指向泸定桥。 　　 　　但是红军总能创造惊人的奇迹。下午 4时许，在全团司号员激昂的军号声中，夺桥战斗打响了。各种轻重火器向对岸发出密集的弹雨，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的突击队攀上铁索，向对岸爬去，在敌人的枪弹中，有人中弹掉下桥去，但突击队员仍顽强地一步步接近对岸，后续部队则一边铺木板一面跟进。敌在桥头燃起大火，但也未能阻止我突击队员，他们穿过熊熊烈火，迅速消灭了守桥之敌，并支援后续部队攻占了泸定城。飞夺泸定桥的成功又一次使红军转危为安，摆脱了敌人的追击。至 　　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由泸定桥渡过了大渡河。 　　 　　爬雪山、过草地 　　 　　中央红军占领泸定城后继续北上，于1935年6月8日突破敌人芦山、宝兴防线，随后翻越了长征路上第一座大雪山——大金山。红军大多来自气候炎热、潮湿的南方亚热带地区，好多人以前从未见过大雪山，更不用说爬了。一开始见到雪山，的确非常壮观。白雪皑皑，一片银色，雪连天，天连雪，全是雪的世界。可真正爬起来，却一点也不觉得美了。 　　 　　大金山被当地老百姓叫做神仙山。他们告诉红军，只有神仙才能登越大金山。如果你能在山上张开嘴，山神就会把你掐死。总之，大金山是一座不可思议的山。鸟儿都飞不过去，人最好是别靠近它，但无畏的红军却偏偏要与命运抗争。 　　 　　到了大金山的跟前，从山下就可看到覆盖山顶的大雪，而且看上去这一大片一大片的积雪并不远。开始人们根本意识不到要爬这么高。数月行军，粮食不足，人也筋疲力尽。爬山起初似乎还很顺利，后来突然进入了冰雪世界。雪山刺得人们睁不开眼睛，又没有路，人们在冰上滑行，摔倒了，要站起来，浑身无力，有的就这样永远地躺倒在雪山的怀抱里了。 　　 　　6 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终于翻过几座大雪山，在北进途中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10万余人，士气高昂。但张国焘却以种种借口延误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并以改组党中央和红军总部相要挟。为维护红军的团结，并争取张国焘本人，党中央于 7月18日发出通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随后又对红军序列进行了一系列调整。 　　 　　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洮计划，将红军分成左右两军：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党中央、中央军委随右路军行动。8 月20日，中中央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决定以主力迅速占领洮河流域地区，并以此向东发展取得陕甘。随后，右路军进入茫茫的毛儿盖大草原，这又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大挑战。 　　 　　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在她的著作《伟大的道路》中勾画了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地带：“大草地位于康藏交界地区的高地上，一望无垠，广袤达数百英里，全是没有路的沼泽地带。走了一天又一天，极目四顾，红军所看到的，除了无边无际的野草外，没有别的东西，而野草下面则是浑水深达数英尺的沼泽。死草堆上又长出了大片野草，谁也说不上是不是几百年来就如此。大树小树一概没有，看不到鸟类飞翔，听不到虫声唧唧，甚至连一块石头都找不到。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无边无际的 　　野草，夏天任凭狂风暴雨冲打，冬天任凭大雪覆盖。天空永远密布乌云，把大地衬托 成灰暗而阴沉的地狱。” 　　 　　红军走出草地的时候，只剩下一支褴褛不堪、瘦得只有骨头架子的部队。成千上1万的人咳得喘不过气来，可是它还能一师又一师地击败军阀部队，称得上是世界上最顽强、最结实、最有政治觉悟的老战士，是历史上一支无与伦比的坚强队伍。红军将士以藐视一切困难的革命精神，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历尽艰辛，终于在 8月底以前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左路军也于8月20日经过草地到达阿坝。 　　 　　班佑以东的上下包座位于松潘北部，群山环抱，地势险要。守敌胡宗南部独立旅第 2团凭借山险林密，筑以集群式碉堡，构成一个防御区，卡在红军进入甘南的必经之路上。胡宗南发现红军过草地北上，急令第49师由松潘以北的敌人支援包座，并在上、下包座至阿西一线堵截红军。消灭包座之敌，开辟前进道路，是摆在右路军面前的迫切任务。徐向前主动向党中央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第四方面军部队来承担，并准备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求歼包座和来援之敌。 　　 　　29日黄昏，部队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红军扫清外围据点，残敌退入大戒寺后山碉堡负隅顽抗，等待援兵。为诱敌来援，红军对其围而不攻。30日夜，援敌49师先头部队291团进抵大戒寺以南，为诱敌深入，红30军以264团略作阻击便且战且退，至当日下午，敌49师全部被诱入我伏击圈内。下午 3时，我军向敌人发起总攻，隐蔽在山上的红军将士一齐向敌出击，敌49师被分割成 3块，首尾不能相顾。刚刚走出草地!的红军英勇拼杀，在气势上完全压倒了敌人。经七八小时的激烈战斗，我军终于在当晚将胡宗南的第49师全部歼灭，敌师长伍诚仁受重伤后跳河自杀。固守在大戒寺后山高地的300余敌人，见大势已去，在我军政治攻势下全部缴械投降。 　　 　　此役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一个大胜仗，我军歼灭包座地区守敌及援敌49师的大部，共毙、伤、俘敌50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50余挺，长短枪1500余支，还缴获了红军急需的牦牛、骡马、粮食、弹药等军用物资，扫清了红军北上的障碍，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通道，使敌企图把我困在草地的阴谋彻底破产。 　　 　　张国焘阴谋分裂中央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的实力大大增强，又有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局势是十分有利的。但那时红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而红一方面军只有3万多人，张国焘自恃掌握的兵力多，个人野心大大膨胀起来。 　　 　　两河口会议后，身为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口头上表示同意北上的方针，但仍暗中酝酿南下四川、西康。8 月初的夏洮战役计划后，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右路军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直接率领下，从 8月21日开始过草地，到27日才走出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然而，张国焘却提出种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9月9日，他背着中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企图以武力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为了贯彻北上方针，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毛泽东立即召集周恩来、张闻天和博古等人紧急磋商，决定连夜率红1、红3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当时红四方面军有的干部不明真相，主张武力阻拦。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坚决制止了这种行动，维护了红军的团结。 　　 　　9 月12日，中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并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与此同时，蒋介石集中 130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围剿”，11月19日，红2、6军团共 17000余人向湘黔边转移，继续长征。 　　 　　进军大西北 　　 　　1935年 9月13日，红1、3军团和军委纵队从俄界、罗达地区出发，继续北上。部队冒着雨雪交加的严寒，沿着白龙江源头险峻的山道，进入甘南境内。此时，甘南的敌人只有鲁大昌的第14师及王均的第3军第12师。我红1方面军主力乘虚急速前进，于16日击溃敌14师一个团，逼近天险腊子口。腊子口位于甘肃境内，是四川通往甘肃岷县的必经之路。隘口只有30多米宽，两边是千丈悬崖峭壁，中间是水深流急的腊子沟，河上架有一座木桥，这是进入腊子口的唯一通道。鲁大昌在此部署了两个营的兵力， 　　桥头筑有碉堡，从山口往里，直到岷县，还纵深配置了 3个团的兵力，不消灭该敌攻占腊子口，红军就无法前进。因此，毛泽东同志亲自定了攻打腊子口的方案。 　　 　　具体任务交给了红4团。这支英雄的部队与红1团一起在长征中一直担任着开路先锋。当晚，红4团一部向腊子口发起进攻，但由于地形不利，几次进攻均未奏效。4团当即调整部署，决定正面由政委杨成武指挥，用一个连的兵力疲惫与消耗敌人，并乘机夺取木桥，另派两个连，由团长王开湘率领，沿右岸的峭壁迂回到敌人的侧后，协同正面的部队歼灭守敌。战斗紧张而激烈。敌桥头堡前，纷飞的弹雨和敌人扔下的手榴弹构成了一张严密的火网，担任正面进攻的 6连始终接近不了桥头。与此同时，担 　　任迂回任务的1连和2连，由一名苗族战士带领，沿峭壁攀藤而上，悄悄爬上石岩峭壁的后坡，似神兵天降一般对敌发起攻击，敌人措手不及，在我两面夹击下，狼狈逃窜，红军乘胜穷追90余里。这一仗，不但打开了腊子口，还缴获了数十万斤粮食和2000斤食盐，这对于当时刚出草地不久的红军来说，可谓无价之宝。 突破腊子口是红军进入甘南的关键一战，聂荣臻元帅曾对此评论说：“腊子口一战，北上的通道打开了。如果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毛主席在他的著名诗词《七律•长征》中也表达了攻占腊子口后的喜悦心情：“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红 1方面军主力通过腊子口后，继续北进，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吴起镇。10月22日，中中央在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告红军主力长征胜利结束。然而，蒋介石却不甘心失败，9 月26日，他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指挥陕甘宁青四省国民党军的作战。10月28日，国民党西北“剿总”调整部署，以 5个师的兵力，采取东西对进、南进北堵的作战方针，企图围歼我于洛河以西地区。当时，我1方面军只有1万余人，而敌东西两路共有 3万余人，而且装备精良，形势是十分严 　　重的。能否打破敌人的这次围剿，关系到党中央和红军能否在陕北立足，也关系到红军今后的命运。 　　 　　10月28日，敌西路第57军开始东进，11月初占领太白镇，但此后半个多月，该敌徘徊不前。为调动敌人，我红15军团81师一部加紧围攻甘泉，敌果然上当，第57军迅速东进。11月20日晨，敌109师在飞机的掩护下，分3路沿葫芒河南北山地向直罗镇推进。16时许，敌人大摇大摆地进入了直罗镇。我红 1方面军首长立即抓住敌孤军冒进的有利战机，于当日上午10时定下了21日消灭直罗镇一带之敌一至两个师的决心。当晚，我红军主力将直罗镇包围。21日晨，红 1军团由北向南，红15军团由南向北，对 　　敌发起进攻，枪炮声响彻山谷。敌从睡梦中惊醒后四散奔逃，但在红军的严密包围之下，左突右冲就是出不去，战至中午12时，敌大部被歼，只有师长牛元峰带领 500余敌人逃入镇东南高地一土寨内，固守待援。因寨墙坚固，山势陡峭，我屡次攻击未奏效，为避免无谓的牺牲，我 1方面军首长决定由红15军团一部围而不攻，集中红军主力准备打敌援兵。 　　 　　22日上午，敌西路第67军 111师东援直罗镇；23日，敌东路117师107师也企图解 109师之围，但都被我击退。西路之敌军见东路被阻，失去了前进信心，军长董英斌率第106师、第111师及军部向太白镇逃跑。红军立即分 3路展开追击，并于24日在3张家湾至羊角台途中将敌第106师617团歼灭，其余敌军退入太白镇。此时，被围困于直罗镇东南土围寨中的 109师残部，见援兵无望，遂于23日午夜分路突围，第二天清晨，我15军团发现敌逃跑后跟踪追击，于上午将残敌全部歼灭，师长牛元峰被击毙。 　　 　　直罗镇战役，红 1方面军共歼敌1个师另1个团，迫使敌第57军退回陇东，第67军117 师后退，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毛泽东同志在评价这次战役的影响时指出：“直罗镇一仗，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永远的红飘带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从而结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从1934年 8月到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突破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层层封锁和围追堵截，行程 25000里，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也是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从此，开始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长征，它将成为人类历史上坚定无畏的丰碑，它永远是铭记着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精神的地球上的红飘带。 　　 　　6.长征顾名思义就是长久的征途 --漫漫长征路(六4班王燕南) 2006-4-26 10:31:15[点:16] (924字) 　　 　　漫漫长征路(六4班王燕南) 　　 　　 　　长征顾名思义就是长久的征途，1993年9月至1934年夏，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在中革军委博古等领导人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军事保守主义的战略指导下，屡战失利，苏区日益缩小，形势日趋严重。红军被迫于1934年便踏上了这漫长的征途。 　　1934年10月10日夜间，中中央和红军总部悄然从瑞金出发，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进行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发，开始了悲壮的、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 　　在这两万五千里的长征途中，发生了无数个感人的故事，《一袋粮食》就是一个感人的故事。 它讲述了一个13岁的小红军小兰在随部队一起前进的时候，好不容易得到了一袋干粮，却在过一座桥时为照顾一位伤员不慎把自己的那袋干粮掉入河中冲走了。她为了大家有足够的干粮吃，坚持没告诉他们。为了装成没事发生一样，她拔了许多野菜塞入挎包，塞得鼓鼓的。不久她的身体就不行了，在护士长发现她吃野菜和挎包中“干粮”的事后，大家才知道事情的真相，于是大家每人分了一点干粮给她，让她体会到了家的温暖…… 　　故事虽小，内涵不小。这些点点滴滴的细节，小故事却能够反映红军战士们的优秀品质——不怕苦、坚强、无私、热心……小兰，她只是一个13岁的小女孩，却有男孩一样坚强的意志；却知道体谅他人。在她没有粮食之际，她大可伸出双手向战友们要一些，她选择沉默，不告诉任何人，自己吃苦，此刻，她脑海里想的只有战友的利益，而忽略了自己的困难，这种思想品质值得我们学习。一个小兰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我伟大的红军整支队伍的品质了。 　　1934年至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以血肉之躯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二万五千里长征。它那传奇式的牺牲和坚韧不拔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赖以成功的基础，它激励着一个有12亿人口的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举世无双的壮举，它像一条永远铭刻在地球上的红飘带，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象征。 　　新一届领导人，高举老一辈革命家传下的鲜红旗帜，领导全国人民正向着新的世纪进发，漫漫长征路将由我们下一代的接班人句续继续下去。 　　 　　7.西路军的行动不仅是由中g中央和中革军委直接遥控指挥， --而且是经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意的一次军 2006-4-26 10:35:42[点:17] (757字) 　　 　　红军西路军历史真相 　　 　　http://www.hf365.com 2002年12月19日 09:28 合肥晚报 　　 　　红军西路军的历史长期被当作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而遭受鞭挞。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事件参与者陈云、李先念等的直接干预，并得到邓小平的坚定支持，加上学者对大量史料的发掘和研究，使人们认识到，西路军的行动不仅是由中g中央和中革军委直接遥控指挥，而且是经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意的一次军事行动。 　　 　　19３５年到１９３６年一、四方面军两次会师的一年多时间里，中中央的既定战略方针是北上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其中宁夏战役是决定性的一环。此举亦获得了斯大林的同意。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组成了中革军委主席团，其成员包括毛泽东、彭德怀、朱德、张国焘等人。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２５日，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渡过黄河。随后，第九军和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但胡宗南部于１０月底至１１月打通了增援宁夏的道路，隔断了河东红军主力和河西部队的联系，宁夏战役计划被迫终止。 　　 　　西渡黄河的红军２．１８万人与敌军展开了激战，占领了一条山的大部村寨和五佛寺一线，准备休整后继续北取宁夏。 　　 　　１１月初，红四方面军指挥部认为该地人烟稀少，粮缺水咸，加上连日激战，大部队不便久停。在请示红军总部及中革军委获得同意后，河西红军开始向河西走廊西进。１１月１１日，中中央和中革军委下令河西部队称西路军，由陈昌浩和徐向前负责领导。对于深入河西走廊的红军西路军，蒋介石指使马步芳、马步青等部进行围追“兜剿”。西路军浴血奋战，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和友军的行动，配合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但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西路军最终还是失败了，几乎全军覆没。 　　 　　（摘自《北京日报》陈铁健/文） 　　 　　8. 西路军被俘女战士大都被蹂躏 不能以叛徒失节论处 --英雄战死错路上 为被俘红军女战士正名 2006-4-26 10:56:41[点:17] (1111字) 　　 　　西路军被俘女战士大都被蹂躏 不能以叛徒失节论处 　　 　　新闻中心 http://news.163.com 查看新闻部落 　　 　　2004-11-01 22:20:15 来源: 金羊网-羊城晚报 　　 　　英雄战死错路上 为被俘红军女战士正名 　　 　　部分流落西宁的原西路军女战士，于1988年在西路军纪念馆落成时留影 　　 　　红军西路军2.18万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与苏联的联系时，遭到蒋介石指使的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部的围追“兜剿”。在敌众我寡极端不利的情况下，于1937年3月几乎全军覆没。 　　 　　西路军妇女团是红军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战斗力最顽强的一支妇女武装，近两千人，主要来自川陕革命根据地，大都在20岁左右，最小的只有十二三岁。西路军覆没时，她们大部分牺牲，其余被俘或流落民间，回到延安者只有极少数。 　　 　　迟来的定论 　　 　　西路军因被当作“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而长期遭受不公正对待。西路军幸存者大多命运坎坷，特别是在“文革”中，许多人备受摧残乃至死于非命。其中命运最悲惨的是妇女团曾被俘的女战士。她们遭受了三重的折磨：新中国成立前，遭受敌人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新中国成立后，她们被视为“叛徒”而饱受歧视；同时她们还遭受世人封建主义陈腐的女子“贞节”观的折磨。 　　 　　2002年9月推出的新本《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为西路军作了公正的评价：“西路军所属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配合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 　　 　　“失节”的尺度 　　 　　当年，西路军妇女团被俘的女战士，大都逃不过被蹂躏的命运。笔者认为，是否“失节”应以是否丧失了革命信仰、出卖同志或干了坏事来判断。例如—— 　　 　　党文秀被分给马步芳的传令兵为妻后，乔装逃跑被抓回，遇害前被残暴污辱。我们应视她为一个坚贞不屈的女英雄。 　　 　　黄光秀利用受马步芳宠信的特殊条件，营救过原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张琴秋（新中国成立后，张曾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后来被杀害。她没有出卖同志，反而营救了同志，不能以叛徒论处。 　　 　　赵全贞根据斗争的需要和女战友的建议，与男战俘杨万才组织假家庭，掩护过张琴秋。因无法逃脱，被敌旅长马步銮霸占为妾，青海解放时被挟持到台湾。 　　 　　陈淑娥曾和女战友一起与敌人进行过斗争，后被抢去做了敌总指挥马元海的妾，她因此长期遭受歧视。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她才领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老战士证”。她未做过有损革命的事，亦不能以叛徒视之。　　 　　 　　9.人民日报网——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 --中国共产党新闻 2006-4-26 11:10:38[点:17] (393字)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位于青海省西宁市南川东路烈士陵园内。西宁市烈士陵园始建于1954年7月，园内安葬着1776位烈士遗骨，其中包括西路军第九军军长孙玉清在内的840位红军烈士。 　　 　　陵园门楼为两层楼阁建筑。门前有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烈士群雕塑像，其基座上镌刻着李先念的题词：“红军西路军烈士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1986年，园内增建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陈列展出了在青海牺牲的5600余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烈士的事迹。其中有照片280余幅、大型油画170幅以及从“万人坑”挖掘出的烈士遗物等。它再现了红军西路军将士浴血奋战、慷慨悲歌的光辉业绩和英雄形象。1988年8月，青海省西宁市在孙玉清烈士牺牲地为他建立了汉白玉雕像和纪念碑。纪念碑上刻有徐向前元帅的题词“西路军牺牲烈士的精神永垂史册”和悼念铭文。 　　 　　10.西路军历史尘封半个世纪 幸存者解放后备受摧残(1) --西路军历史真相是如何澄清的? 2006-4-26 11:12:37[点:17] (1146字) 　　 　　2005-02-03 09:21:34 　 　　 　　绵延两千里的河西走廊里，湮埋着六十多年前一段惨烈悲壮的西路军历史。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事件参与者陈云、李先念等同志的直接干预，并得到邓小平同志的坚定支持，使红军西路军的历史真相逐渐澄清。 　　 　　西路军历史何以尘封半个世纪?主要有以下原因：其一，它是由于战略指导错误酿成的备受屈辱的历史。西路军二万一千八百人在河西走廊几乎全军覆灭。其中战死者七千多人，被俘九千多人。被俘后惨遭杀害者五千六百多人，回到家乡者二千多人，经营救回到延安者四千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二千多人。其二，它长期被当作张国焘路线遭受鞭挞。西路军幸存者大多命运坎坷，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特别是在“文革”中，许多西路军人员在备受摧残之后，死于非命。例如，1967年61岁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陈昌浩被迫害致死，罪名竟是“张国焘忠实走狗”。　　 　　 　　西路军历史真相是如何澄清的? 　　 　　西路军执行的任务不仅是由中中央和中革军委直接遥控指挥，而且是经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意的一次军事战略行动。因此，西路军失败责任问题，必须作出合理的解释。西路军面临绝境时，中中央及军委在3月4日、17日两次电令中，已经把西路军败局与过去张国焘擅令四方面军南下、另立中央的错误相提并论，严厉谴责西路军领导人的所谓“机会主义的路线”和“一贯反中央及军委指示”的行为。3月17日，距西路军残部分散游击仅仅三天，何以如此匆忙地对它的失败责任草率“盖棺论定”?西路军兵败不久，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在全党全军展开，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四方面军大批干部被整肃，并发生以许世友（时任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为“主谋”的所谓“抗大反革命暴乱案”，数十名高级将领被公审判刑。在批张斗争中，从既定逻辑出发，西路军败局，自然被判定为“国焘路线造成的恶果”，“国焘路线的牺牲品”。这个根本违背事实的错误结论，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最终解决这个历史遗案的，应当首推陈云同志，还有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同志。 　　 　　陈云，是西路军事件的参与者和当事人。四十五年后，1981年11月22日，陈云同李先念谈起西路军问题，指出：“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 　　 　　三个月后，陈云再次同李先念谈论西路军问题。李先念提到邓小平去年批给他看的一篇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文章。 　　 　　陈云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七十七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 　　 　　11.西路军历史尘封半个世纪 幸存者解放后备受摧残(2) --要对西路军的荣辱负责 2006-4-26 11:14:37[点:16] (1025字) 　　 　　2005-02-03 09:21:34 　 　　　 　　李先念是西路军的亲历者，当年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员、三十军政治委员，西路军最后分散游击时负责军事指挥。对西路军被诬为“张国焘路线”，李先念始终不解。他和陈云一样，要对西路军的荣辱负责。在根本是非问题未解决之前，他能公开表示什么呢? 　　 　　1982年，李先念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和陈云的建议，组织干部查阅大量历史档案，于1983年写出《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 　　 　　1983年1月5日，陈云看过《说明》及所附几十件电报后，委托秘书电话转告李先念办公室说，可送小平同志。再次指出：“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二百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　” 　　 　　同年3月22日，邓小平在李先念写的说明和附件上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部存档。”一个政党及其领导者如此正视历史，尊重历史，恰好说明这个政党及其领导者的开明大度，富有远见。陈云的建议，李先念的说明，邓小平的批示，在根本性质上正确地解决了西路军的历史遗案，对西路军历史问题的澄清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徐向前，这位当年红军最大一支方面军的总指挥兼西路军总指挥，是最有发言权的亲历者。几十年来为顾全大局，他面对种种误解责难，甚至诋毁，或缄默不语，或不得不说违心话。从1983年开始，徐向前用三年时间写成《历史的回顾》一书，其中辟专章叙述西路军历史，痛切总结历史教训。这是一本具有权威意义的严谨可靠的历史著作，全面具体地恢复了西路军的历史真相。 　　 　　2001年11月7日，在徐向前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江zm同志代表党中央发表讲话，指出：“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他（指徐向前———编者注）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指挥部队与敌人血战四个多月，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这是中央对西路军所作的明确公正的评价。 　　 　　（陆廷鹤摘自2002年12月2日《北京日报》作者陈铁健） 　　 　　12.廖承志——多次被捕 带手铐走完长征(1) --作者：沈容(北京) 2006-4-26 11:21:48[点:16] (1658字) 　　 　　人物风流：2005-04-12 16:05:24 　 　　 　　●编者按　老一辈女新闻工作者、曾在本报刊发数篇回忆文章的沈容女士，不幸于2004年12月15日逝世，享年82岁。她的回忆文章，已结集为《红色记忆》一书，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刊行。本报特发表她未曾收入书中的遗作一篇，聊寄哀思。 　　　　 　　廖公(承志)是一位最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父母廖仲恺、何香凝先生，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使他从小就和革命联在一起。他生于日本，曾在德国、荷兰、前苏联等地生活、工作、学习过多年，懂几国文字。 　　 　　我曾两度在他领导下工作过。他是我遇到过的领导人中最没有架子、最有人情味、最令人敬佩和难忘的人。 　　 　　廖承志和他的爱犬 　　 　　初见廖公 　　 　　我第一次见到廖公是在1946年1月22日，廖公刚从监牢中出来。1942年日寇占领香港，廖公组织众多民主人士和文化人撤回大陆以后，自己却于5月在粤北被国民党逮捕入狱。1946年国共和谈，我党一再要求释放政治犯。刘邓大军在平汉战役中俘虏了国民党十一战区副长官马法五、四十军副军长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就以这些将领交换了廖公和叶挺将军。 　　 　　我那时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当翻译，办公地点在上清寺。那一天，周恩来同志去接廖公，我们外事组的几个工作人员和邓颖超一同在门口等候。当汽车到达，廖公和周恩来刚跨出汽车，踏上台阶，邓颖超马上跑上前去，和廖公抱头哭泣，我们也禁不住眼泪直流。这时的廖公消瘦、憔悴、头发很长、胡子拉碴，只是两只眼睛炯炯有光，明显地流露出喜悦的神情。这是他第六次坐牢，现在受难的亲人回来了。大家把他拥进会议室里，围着他、看着他，说了些什么记不得了，只有那酸苦和欢乐至今留在心间。让他休息了一会儿，周恩来就把他送到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去了。 　　 　　多次被捕，带着手铐走完长征 　　 　　廖公正式坐牢，头四次是在外国，三次在日本，一次在荷兰。后两次是在国内被国民党逮捕的。这六次坐牢名实相符，所以我称之为正式的坐牢。还有一次无以名之，因为除了“坐”之外，还被绑着两只手随同行军，而且没有经过宣判的手续，又随时可以被枪毙，姑且称之为非正式的坐牢吧。这是在最后一次被国民党投入监牢之前的1935年，廖公被张国焘抓了起来，张国焘杀了很多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廖承志是大知识分子，还留过洋，只因他会画画，可以画宣传画，所以暂时寄下他的脑袋，押着他参加长征。那次因周恩来的努力而幸免于难，才有最后这一次正式坐牢。 　　 　　被国民党逮捕的两次，第一次是1933年3月在上海。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和陈赓关在一起。因在英租界，提问他的都是英国特务。陈赓给他出主意，叫他设法通知他母亲。怎样通知他母亲呢？廖公对特务说，跟我走，特务问了去哪里，廖公说，相信我就跟我走，不相信就算了。特务以为带他们去抓人，用两辆汽车，七八个人押着带了手铐的廖公上车，廖公指着向左向右转了一阵，把特务们带到了他母亲家。何香凝看见儿子带着手铐，知道出事了。这一下，真是事情闹大了，何香凝、柳亚子，甚至孙夫人宋庆龄等等头面人物都出动营救，使廖公终于逃脱了牢宠。 　　 　　廖公最后一次的囹圄生涯，先在粤北，1945年被转到重庆渣滓洞的白公馆，这是关要犯的地方。廖公在这里度过了1945年的元旦和春节。这一年夏末，特务给他做了一套新衣服，由特务头子毛人凤把他带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用很多花言巧语企图说服廖公投降，都被廖公顶回去了。于是，廖公又被送回渣滓洞。小说《红岩》就是以国民党特务这个杀人魔窟为背景。从那里生还的人，寥寥无几。同张学良将军一起发动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将军一家和其他几位坚持抗日反蒋的著名人物都在那里被杀。廖公能够从那里获释，真可谓死里逃生。 　　 　　一人包办多种外文 　　 　　1947年，我从晋冀鲁豫前线调到新华社总社。廖公是社长。那时总社已从延安撤退到涉县的陈家峪，后又搬到河北平山县的东柏坡，距中央所在地西柏坡约7里地。 　　 　　13.李先念愤怒了 揭开西路军兵败问题的历史悬案(1) --丛　进(原系国防大学教授，大校) 2006-4-26 11:24:13[点:17] (1680字) 　　 　　2005-05-10 08:39:54 　 炎黄春秋 　　 　　作者：丛　进(原系国防大学教授，大校) 　　 　　西路军问题的最初提出到最终解决，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漫长过程。1936年10月21800人渡黄河组成西路军经甘西走廊向新疆方向前进。过去的党史认为，这是按张国焘的擅自命令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向西逃跑。毛泽东电文的发现，说明大军西进是领受了党中央的命令肩负打通国际路线重大使命，以接应共产国际给予党和红军的物资接济，并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战略行动而向西战斗前进。 　　 　　上世纪80年代初，与我一直工作相处近三十年的老战友朱玉同志奉组织之命，帮助徐向前元帅整理回忆录。他从文献史料中惊异地发现了毛泽东下令四方面军人马西渡黄河和成立西路军的电文，以及其他一些人们所不知晓的情况，进而在史学界首次提出了西路军问题的现有定性、定位很为不妥。 　　 　　红军第五军军长董振堂 　　 　　历史事实本是客观存在的。但当西路军因兵力悬殊寡不敌众而兵败河西走廊之后，真相就被模糊和湮埋了起来，历史被改变了模样。 　　 　　对这一问题如何定性和解说，关乎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红军两万多将士的荣辱声誉，理应作出正确回答才对，决不应再继续将错就错下去。 　　 　　1980年12月2日朱玉以“竹郁”笔名写就了短文《“西路军”疑》，报送到了邓小平那里。小平同志极为重视，将《疑》文批给李先念研究。 　　 　　随之，朱玉于1981年3月写出了自己的初步研究成果：《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一文，寄给中中央党史研究室，希望在党史研究室内部文稿上刊载，以引起专职部门的专家学者们研讨思考。 　　 　　党史研究室主持日常工作的廖盖隆副主任将此文交给本室研究人员进行研究和提出意见。 　　 　　由于受西路军问题的传统说法年深日久的影响，担任研审任务的人员写出长篇文章，作出了不接受新观点的反驳回答，即坚持原传统观点的基本说法。 　　 　　于是，朱玉又写出了观点鲜明的论文《被否定的历史和被历史的否定》，进一步详谈了自己的论点和论据，作为对回答者的回答。 　　 　　双方文章观点互相对立，但由于都是登在党史研究室内部文稿上，属绝密级，印数很少，发送面很窄，一般人并不知晓，对外无影响。 　　 　　与此同时，我也十分关注并开始了对西路军问题的研究，并得到了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林浩和院党史教研室领导段浩然的支持。 　　 　　由于当时有人给扣政治大帽子，说这是“为张国焘翻案”，一时间，某些公开刊物连续发表用传统观点解说西路军问题的文章。此事决非偶然，有强烈针对性。朱玉和我商量，由我出面在几份有影响的史学杂志上，向传统观点的坚持者和公开附和者请教、磋商以至争论。人们很快被吸引过来，议论纷纷。 　　 　　由于这些争论来得突然，全国党史研究会的领导也一时不晓得如何应对才好。当时全国性党史学术讨论会几乎年年召开，每次开会，主持人都要一次再次地宣布：本次会议不讨论、不涉及西路军问题。但是越宣称不讨论，人们的兴趣和议论越多。 　　 　　李先念接到小平同志批转的朱玉《疑》文和批示后，派人用不少精力和时间(约一年)广为查阅中央档案中的大量电报文件，并结合自己当年在总指挥徐向前指挥下，率军渡黄河、战“走廊”、过祁连山、出星星峡进入新疆的亲身经历，于1983年2月写出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他在文中归纳说：“上述主要历史事实说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一九三五年九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是根据中央指示在甘肃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李先念将此《说明》送给了陈云同志阅看。陈云是1936年秋从共产国际(莫斯科)专程赴新疆去迎接西路军的，是这段历史的知情者和重要见证人之一，具有对李先念《说明》鉴定判别的资格和发言权。 　　 　　14.李先念愤怒了 揭开西路军兵败问题的历史悬案(2) --而西路军在此时还没有失败呢！ 2006-4-26 11:27:23[点:17] (1665字) 　　 　　2005-05-10 08:39:54 　 炎黄春秋 　　 　　1983年3月8日，陈云对李先念的《说明》作出文字表态：“先念同志：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 　　 　　同年3月12日，李先念给小平同志一信说：“送上《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 　　》和陈云同志的批语，请阅。您在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日，曾将竹郁同志写的《‘西路军’疑》一文批给我看，我又送给了陈云同志，因为陈云同志对西路军的问题有些了解。他看后要我写份材料存档。由于我对当时的全面情况了解不多，四十多年来又没有研究过，对重要历史事实根本不清楚。近一年来，我花了点时间回忆，又派秘书查阅一些历史档案，才写出这份材料，并请(徐)向前同志看过。请您审改后，可否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处理。请予指示。” 　　 　　邓小平看了李先念的《说明》和陈云的表态信后，于1983年3月22日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全件”指包括先念同志选送的一批电报在内)。当时的其他中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赵紫 阳同志也都圈阅同意。 　　 　　我在此前研究和撰文争论的过程中，广为收集了中g党史、中国革命史的各种版本和教材，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对西路军问题的表述，基本上是大同小异，而基本的调子和说法，又明显地可以看得出是来自(或抄自)《毛选》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及一条注释。建国初期为出版《毛选》，成立了中g中央编辑出版委员会，刘少奇为主任，胡乔木为主，负责进行文字加工和注释的领导工作，参加者还有田家英。重要改动和增加，要报毛泽东知晓。 　　 　　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和注释中关于西路军问题的说法，我多年前通读《毛选》时就早已熟知，此时我重新研读，产生了大的疑问。其中的断语说：“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破产。”此文的注释则说：“1936年秋季，……张国焘命令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1936年12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1937年3月完全失败。” 　　 　　我觉得这个断语和这条注释的文字表达很有点费尽心思强作文章的味道。仔细查过史实，发现与史实严重不符。 　　 　　第一，1936年12月西路军并没有失败，虽然受到大的损伤，但大半兵力尚在，仍在继续艰苦地战斗前进之中； 　　 　　第二，1936年12月党中央还没有精力、时间和其他客观条件来集中解决党内高层的路线分歧。到1937年3月中央才召开批判、清算张国焘路线的会议并作出结论。据此，毛泽东不会也不可能于1936年12月在红军大学的这次讲演中，以一两句话来宣称张国焘路线已经破产了，何况这种宣称与西路军的失败相联系，而西路军在此时还没有失败呢！ 　　 　　于是断定，这个断语和注释不是演讲当时的话语和意思，是后来加上的，行文上则脱离了当时特定的历史时限。由此，我们今天以这些说法作为历史研究和教学的依据，是违背历史真实而站不住脚的。 　　 　　1982年3月12日，我将这一新的发现写成《对“毛选”中有关西路军的一个断语和一条注释的辨疑》一文，寄给《红旗》杂志社。文稿由编辑郭德宏同志负责审阅处理。 　　 　　同年11月24日，郭德宏同志给我复函说：“收到您的大作，非常高兴。我详读之后，觉得您讲的是有道理的，立即送交《内部文稿》编辑部负责同志。他看后说，这样的问题提出来是必要的。但我们的《内部文稿》主要刊登现实理论问题，像这样专门的问题不好刊登。另外，这直接牵涉到《毛选》注释问题，由这里登也不一定合适。我考虑，您直接送交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文献和研究》或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党史资料通讯》可能更合适些。不知您的意见如何？” 　　 　　郭德宏的答复和建议是妥当而合理的。 　　 　　15.李先念愤怒了 揭开西路军兵败问题的历史悬案(3) --违背党中央已定且多次正式文字 2006-4-26 11:32:26[点:16] (1568字) 　　 　　2005-05-10 08:39:54 　 炎黄春秋 　　　　 　　1982年12月6日，我将文稿又投给了《文献和研究》编辑部，附了一信说：“希望能在贵刊上发表，我认为，提请大家注意到这个问题，是必要的，有益的。” 　　 　　1982年12月22日，《文献和研究》编辑组给我复函说：“大作《对毛选中一个断语和一条注释的疑问》已拜读。这类问题比较复杂，牵涉较广，本刊目前不准备刊用，故特退还。谢谢你对本刊的关心支持。”对这个答复处理我虽然心中略感遗憾，但设身处地为人家着想，也只有理解了罢！于是我又转向了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资料》杂志。 　　 　　这一次，我一改以往信投的方式，而是持稿登门拜访。见到了编辑组长夏燕月及郭雄、李俊臣等几位编辑。我向他们细谈西路军史中的问题和《毛选》及其注释中的问题，加之交谈中不断地答疑解惑，大力推介我的和朱玉的两篇文稿《西路军疑》及《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结果他们将这三篇文稿一起刊登在该刊物的1983年第9期上(总第74期)，并加了引人注目的按语，以示郑重推介。 　　 　　此刊此期在全国反响很大。上海《解放日报》于10月4日在其《报刊文摘》上发专稿，标题是《西路军问题研究获可喜成果》，正文说：“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的《党史研究资料》今年九期发表‘西路军’问题专辑，并加编者按语说，这个党史、军史上的重大的问题的研究已获可喜成果。” 　　 　　没想到，此刊却受到了高层某领导人的干涉指责。《党史研究资料》第9期被指令“全部收回”，博物馆编辑组被迫发了回收通知，并等候查处。 　　 　　但是，一道收回令却起了提醒作用。有的人还没来得及注意细看，得知此令后急找来看和争抢着看，对收回规定，多数人置之不理。收回的期刊寥寥无几。 　　 　　上面又强令《党史研究资料》编辑部以别的内容另编发一期，使用原来序号作为取代，掩盖真相。 　　 　　一方面是中央重视，小平同志支持研究并对先念同志的《说明》和陈云同志的表态给予肯定支持，史学界的人们也极关注西路军问题研究取得突破性成果。另一方面是受到再三阻拦、压制、严加控制，以致又严重干扰了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党史上卷的写作和出版。1991年7月李先念看到中党史上卷有关西路军一段内容的阐述，违背党中央已定且多次正式文字使用了的口径(指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有关条目、红四方面军战史、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对徐向前逝世的讣告、徐向前生平介绍等文)，只讲“奉命过河”，不讲奉谁的命，以此含混无宾语的叙述模糊历史真相。李先念很生气地于7月8日写信给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和副组长薄一波、胡乔木、胡绳、邓力群，对此提出尖锐批评。他激愤地指出：“‘奉命’，‘奉命’，奉谁的命令？！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组成的’，‘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等等。……现在中央正式出版的党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一万多名西路军将士吗！？”“万万没想到竟写成现在这个样子！”有关同志作出检讨。已经印刷的书籍多少万册拆了重印、重装。 　　 　　电视片《李先念》不久前公开播出，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最近又播放了专题电视片《碧血黄沙——70年前的西路军魂》，通过其欧洲台、美洲台、东南亚台传向世界，将西路军问题真相向国人乃至世界华人作出了真实公正的交待说明。至此，人们已经可以向早已不在世几十年的当年西路军将士们的英灵说句告慰的话了：先辈们，您们如今已经可以闭眼安息了。 　　 　　回想西路军问题从朱玉提出、我们配合到终于解决的全过程，历时长达24年。没有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同志的直接过问和批示，以及中央常委其他各同志支持，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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