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脊梁旧讨论复制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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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代名将——黄克诚对林彪评价 --红旗能打多久 2006-3-8 9:25:07[点:25] (5435字)
一代名将——黄克诚对林彪评价 前些年，我偶然翻阅新出版的《中国军事大百科全书》，看到有关林彪的条目，感到大吃一惊，为什么《军事大百科全书》竟然这样大胆，敢于全面肯定“文革”前的林彪!我紧忙查阅家中1979年版的《辞海》，有关林彪的词条，在叙述他的历史时，强调“在土地革命初期，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抗日战争时期，又追随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反对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解放战争时期，在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中，一再抗拒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和战略部署”等等。 《辞海》有关词目，基本上否定了林彪，而《军事大百科全书》的条目，又基本上否定了《辞海》的叙述。这样鲜明的否定的否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不久前，我看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与林彪》一书，其中讲到黄克诚对林彪的历史评价，方觉释然。 林彪的生平，《军事大百科全书》是这样写的： 林彪（1907年12月5日—1971年9月13日），军事家。原名祚大，字阳春，号毓蓉。曾用名育蓉、育荣。生于湖北黄冈林家大湾。曾在武昌共进中学读书，1923年6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在“五卅”反帝运动影响下，参加学生运动，曾出席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同年冬，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在校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毕业后，被分派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后改编为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任见习排长。次年4月，参加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的第二次北伐，任连长。 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连长。南昌起义军在广东潮（安）汕（头）地区受挫后，随朱德、陈毅转战闽粤赣湘边界。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一营二连连长。同年4月，随军转到井冈山，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初称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二十八团营长、团长，参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反“进剿”、反“会剿”斗争。1929年1月，随朱德、毛泽东挺进赣南、闽西，3月任红四军一纵队纵队长（亦称司令员）。1930年6月任红一军团四军军长，1932年3月任红一军团总指挥（后称军团长）。率部参加了文家市、长沙、吉安、赣州、漳州、南雄水口、乐安宜黄、金溪资溪等重要战役和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曾多次指挥所部担任战役战斗的主攻任务。先后被选为中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中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率部参加突破国民党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道封锁线和强渡乌江等作战。1935年1月，参加了中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指挥红一军团参加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夺占泸定桥等作战。同年7月，红一军团在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改称第一军，任军长。9月，任红军陕甘支队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11月，陕甘支队到达陕北恢复第一方面军番号后，仍任红一军团军团长，随后率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1936年6月，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校长，后兼政治委员。1937年1月，红大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继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并兼任抗大第一分校校长兼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和该师军政委员会书记，并任中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军委前方分会委员，率部挺进华北前线，首战平型关，重创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五师，取得全国抗战开始后第一个大胜利。1938年3月在山西行军途中被晋绥哨兵开枪误伤，返回延安治疗。同年冬，赴苏联就医。1942年2月回国抵达延安，参加整风运动，任中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成员。同年10月—1943年7月曾赴重庆，与周恩来一起就克服内战危机，继续合作抗日问题同蒋介石谈判。1945年4月，参加中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8月，当选为中中央军委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派往山东，拟任山东军区司令员，途中奉命转赴东北，先后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东北军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中中央东北局书记，并兼任东北军政大学校长等职。指挥了四平、新开岭、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和东北1947年夏、秋、冬攻势和辽沈决战等重要战役，解放东北全境。1948年底，率部入关，任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和中平津前线总前委书记，与罗荣桓、聂荣臻一起，统一指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进行平津战役。1949年3月，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任司令员。5月，兼任华中军区司令员，并任中中央华中局第一书记，先后指挥了宜沙、湘赣、衡宝、广东等战役，解放中南广大地区。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总结部队的作战经验，提出了“一点两面”、“三三制”、“四组一队”、“四快一慢”等一系列战术原则。他关于战斗作风和战术问题的多次讲话曾印发部队指导作战和训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后改为中南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司令员，中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以及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1951年1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4月，在中七届五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9月，曾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8年5月，在中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中央副主席。1959年9月，兼任国防部部长，旋任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69年4月，在中九届一中全会上继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他与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结成反革命集团，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相勾结，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1971年9月8日，他下达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企图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阴谋败露后，于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地区机毁人亡。1973年8月20日，中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军事大百科全书》对林彪的历史能够这样落笔，是与黄克诚的一席话分不开的。甚而言之，黄的讲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85年春天，总政百科全书(按：《军事大百科全书》成书之前，分由解放军各大单位按条目性质分类编写)编辑室的周之同、姚夫、李维民三人，将“林彪”条目的释文送呈黄克诚审查，黄对他们讲了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评价历史人物。黄克诚讲： “你们写人物志，要学习司马迁，他在《史记》里写了一大群历史人物。你们现在要用历史的观点，用历史学者的态度，去评价历史人物。不要用过去党内斗争中开斗争会的那种过火的语言，揪出一个人就把他的历史功绩一笔勾销了。不能只看一面，要看两面，要全面地观察，做出全面的评价，写出历史的真面目。不要受‘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些传统说法的束缚，要打破这个束缚。 “林彪在我军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他后来犯了严重的罪行，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这是罪有应得的。但是在评价他的整个历史时，应当分为两节，一节是他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是他后来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严重破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样，两个方面都写明确，不含糊，才符合历史事实。 “在这条释文中，你们写了林彪在历史上担任了什么职务，这是必要的。但是在担任这些职务时，他指挥了很多战斗。据我了解，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中央根据地指挥中央红军作战时，他们手下有几个著名的战将，一个是彭德怀，一个是林彪，一个是黄公略。伍中豪同志牺牲得早，1930年就牺牲了。黄公略也在1931年牺牲了。红四军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创建的，成立红一军团后，红四军就是林彪指挥，他是红四军军长。开始时一军团三个军，红三军军长是黄公略，红十二军军长是伍中豪，后来是罗炳辉。在这三个军中，战斗力最强的是红四军，战功最大的是红四军。他死后我还是这么说。有人说林彪不会打仗，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不符合历史事实。” 黄克诚在讲了写历史人物时的指导思想，和对林彪总的评价之后，具体地分做三个时期，讲明林彪的功绩： “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先当连长、营长、纵队司令，以后当红四军军长。在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下，指挥了不少战斗，在我们军队中，他可说是一员战将。要承认这个事实。一军团在我国革命历史上，起的作用是很大的，打过很多仗，在一军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部队也很多。当然主要是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的，后来林彪是军团长。在写这一段时，我想可以写他指挥过红四军、红一军团，在一至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他指挥了渡江、腊子口等战斗。在广西金州战役中，他在前线指挥一军团和三军团一部分作战。那时我是四师政治委员，我带部队到金州地区时，他指挥我们。我亲自找了他，他告诉我部队怎么摆法。土城战斗是他指挥的，不过那次战斗没有打好，没有消灭敌人。总之，他是有战绩的。 “在抗日战争初期，林彪指挥了平型关战斗。平型关战斗的胜利，对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树立八路军在人民中的声威有重大作用。这个战斗是林彪和其他同志一起指挥的，他是一一五师师长，聂荣臻同志是副师长，罗荣桓同志是政治部主任，不过主要指挥的还是他。毛主席、朱总司令当时都不在前线。后来有人说，平型关战斗打错了。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当然，平型关战斗一方面是胜利，另一方面也有教训要吸取，就是同日本人作战，当时按照毛主席的方针，是不能硬拼的，盲目地拼会把我们的老部队拼掉，当时我们没有多大的本钱。但是这个战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有很大的影响和意义，这是不能否定的。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冬我们进军东北的部队是十万多人，经过三年，到1948年的12月，部队进关时是一百多万人。带十万人进去，带一百多万人回来，建立了东北那么大的解放区。当然，这不是林彪一个人的功劳，这是整个东北局和东北部队指战员和东北人民的功劳。但是，林彪是主要负责人，不能抹杀这一点。不然外国人会说我们写历史不顾历史事实。在‘林彪’这条释文中，对他的成绩需要写具体一些，概括地写几句话。譬如，他与陈云、罗荣桓、李富春等同志，共同领导了东北的解放战争，解放了整个东北，后来进关指挥了 平津战役，解放了华北，以后又进军中南，直到中南地区全部解放，他才回来休息。总之，对他历史上的成绩也要概括地点出来。” 最后，黄克诚强调对林彪历史上的错误，应当做具体分析。他说： “关于林彪在过去历史上的错误，我不知道你们写其他人的时候，像这类问题是不是都写上。譬如，林彪写信给毛主席，提出‘红旗能打多久’的问题。在党内来说，一个下面的干部，向党的领导反映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意见，现在看来这是好事；如果把自己的观点隐瞒起来，上面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这是不正确的态度。林彪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尽管观点是错误的，但敢于向上面反映，就这一点来说，是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态度。在党内有什么意见就应该提出来，现在应该提倡这种精神。有些同志不敢提意见，生怕自己吃亏，这不好，提的意见不一定都正确，还可能有错误，这不要紧，错了可以批评。由于林彪提了这个问题，毛主席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林彪不提那个问题，毛主席那篇文章也写不出来。在党内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按照组织系统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应该提倡这种事情，不是批判这种事情。特别现在应当提倡这种作风。在‘文化大革命中’，谁说一句就记账，弄得谁也不敢讲话，怕说错了挨斗。据我了解，像这类事情林彪不止这一回，他向毛主席提意见还有提得更厉害的。我考虑，如果其他人的条目释文中像这类问题都写，‘林彪’这条目也可以写；如果在其他人的条目中这类问题不写，对林彪也不要那么苛刻。在我们党几十年革命斗争中，没有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没有讲过错话，没有做过错事，恐怕一个也找不出来。毛主席也犯过错误嘛。像这类历史上的问题，如果其他人的条目中不写，‘林彪’这一条目也可不写。如果要写，也要在肯定他历史上的功绩之后，再提到他在历史上也提过的错误意见。至于他后期的问题，属于另外一个性质，那不是错误，而是严重的罪行。他坐飞机外逃，机毁人亡，身败名裂，自己给自己做了结论，这要严肃批判，当然也是按照历史事实表述出来。总的来说，我的意见就是要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历史学者的态度，来写林彪的历史。好的，坏的，两方面都写，不要只写一面。” 黄克诚是党和军队的著名领导人之一，“文革”结束后复出，曾任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中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在1959年8月中八届八中全会上，他被打成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成员，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对待。“文革”中又受到林彪集团的残酷迫害。但他对党的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光明磊落，不计个人恩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不仅使得对林彪的历史评价得以端正，而且对党史军史的研究编写也有重要的意义。 2.一个人是何等渺小；而一个人的死，能使得整个人类进步，意义又多么重大！ --林彪经典语言摘录之一: 2006-3-8 9:27:49[点:22] (1329字) 林彪经典语言摘录之一: 我们应该了解，在今天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如果我们采取了“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托匪方针，那便是根本上的错误。 -----摘自<关于抗大教育方针的讲话>林彪1928年5月2日 统一战线是一个长期的基本的策略，是在每一个历史具体阶段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来对付主要敌人的一个战略方针. -----摘自<关于抗大教育方针的讲话>林彪1938年5月2日 一个人是何等渺小；而一个人的死，能使得整个人类进步，意义又多么重大！ ------摘自<关于抗大教育方针的讲话>林彪1938年5月2日 革命的胜利总是要有代价的，临到我们牺牲的时候，我们就要慷慨就义，英勇牺牲。 -----摘自<关于抗大教育方针的讲话>林彪1938年5月2日 我们应该用我们的天才去想解决困难的办法，我们的困难，已经包含着解决困难的条件，只要用我们的理智的头脑去想，一定会有办法。 -----摘自<关于抗大教育方针的讲话>林彪1938年5月2日 我们不应该为着反对形式主义，而把一切必须的形式丢掉，不因活泼而流于放荡. -----摘自<关于抗大教育方针的讲话>林彪1938年5月2日 林彪经典语言摘录之二: 把复杂的东西变为简单的，把具体的提到原则上，再把原则的运用到具体的环境具体的工作中去。 ------摘自《在抗大第三期全校干部会议上的结论 》林彪1938年5月22日 我们要尽量地发动他（她）们提出疑问，有了疑问，才证明他（她）们是有思考的。我们不应加以打击，或是随便扣上什么帽子，这是最不好的。我们要让他（她）们尽量地发表意见，怀疑的、反对的意见均尽量地发表，然后才加以诚恳的、经教育性的解释与批判，使得他（她）们的旧思想否定了，新的思想才能为他（她）们所吸收。 -----摘自《在抗大第三期全校干部会议上的结论 》林彪1938年5月22日 工作任务不要太多，要简单而扼要，实行“少而精”的原则。但是方法要多，越多越好。 -----摘自《在抗大第三期全校干部会议上的结论 》林彪1938年5月22日 中日战争由于敌国小我国大，敌人是反革命性的强盗性的，我们是革命性的正义性的，所以我们是能够战胜敌人的。但由于我国弱敌人强，所以我们又不能够一下子做到战胜敌人，只有在持久战中逐渐转变敌我强弱形势，才能最后地战胜敌人。 ------摘自《论华北正规战的基本教训与游击战争的发展条件》林彪 1938年7月 由于有些人怀着保存实力的自私观念和缺乏从根本上去解决敌人的战斗观念，因而不自动去向敌进攻，到了敌人打来时，则不得不勉强应付一下，这样，就自然演变成了消极的防御战。这种人是没有了解局部的命运是不能与全民族的命运分离的。是没有了解“复巢之下安有完卵”的这句话的意义的，没有了解为着全民族的生存而付以局部的牺牲是必要的. -----摘自《论华北正规战的基本教训与游击战争的发展条件》林彪 1938年7月 3.毛泽东何时、用何手段取代周恩来军中地位 --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2006-3-9 8:24:21[点:24] (2141字) 高文谦：毛泽东何时、用何手段取代周恩来军中地位 长期以来，毛、周关系中被弄得最为淆乱不清的便是遵义会议后这一段。遵义会议一直被认为是两人政治关系和党内地位逆转的关节点。在中官方的党史中，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一直被作为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标志而大书特书。这一点似乎早已成为定论，特别是当毛在世时更是如此，对历史真相讳莫如深，形成了人们对中党史只知有毛不知有他人的偏颇。 毛泽东死后，随着历史真相逐步被披露出来，这一定论发生了疑问。中官方说法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改为遵义会议“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理由是遵义会议恢复了毛对红军的指挥，而军事指挥权在当时是最为重要的。但是，即使是这个说法也大有疑问，因为缺少正式组织决定上的依据。关于遵义会议所作出的决定，现存最权威的历史文献是陈云手写的《遵义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其中写道：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张闻天─作者注）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由此可见，毛泽东虽然通过遵义会议在政治上打了个翻身仗，但所获得的胜利远没有像后来所渲染的那样辉煌，更谈不上已经确立了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当时党内负总责的仍是博古（稍后改为张闻天）。在军事指挥上，由周恩来取代了李德。毛只是作为中央常委开始参与党的领导核心，并根据常委的分工，参与处理军机大事，但还是作为周的副手。 关于这一点，陈云起草的提纲说得很清楚：“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应该说，中在遵义会议后的领导格局又恢复到了宁都会议以前的状况，党权与军权分离，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但最后仍要由周恩来拍板定夺。 接下来发生的一个问题，同时也是毛、周关系中的紧要之处，那就是毛泽东究竟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手段，以什么方式正式取代了周恩来在军中的地位，名副其实地坐上了第一把交椅的？这在中官方的党史中一直是个避而不谈的话题。这一变动过程，充分显露了毛、周各自的为人、长处和短处，以及由此演成的必然结局。 遵义会议后，周恩来被推举出来主持军中大计，但毕竟是个“败军之将”，是党内各种力量妥协的结果，并未真正获得全权信任，实际上的处境和中六届四中全会后相似。本来作为一个指挥全军的统帅，需要独断决行的权力和意志，行事举重若轻，敢于放手一搏。然而，周本人既不具备这种权力，为人气质也不属于这种类型。周氏本来就是一个做事多畏多虑，临事而惧的人；在个人接连在党内斗争中栽跟头，并且导致红军蒙受重大挫败之后，原有的心气更是大打折扣，遇事未争先自馁。再加上红军正处于危境之中，任何一个决策错误都有可能导致全军覆灭。因此，周此时临事而惧的心态比以往更甚。 平心而论，这种心理状态对于一个全军统帅来说，是勉为其难的，非但于军事上的指挥作战不利，而且个人的精神压力也太大。从周恩来其后的应对之道中可以看出，他本人对此是有自知之明的，表现为在遵义会议后有意退让，而毛泽东在实际指挥中唱主角。 周恩来的这种作法，正中毛泽东的下怀，给了他施展权谋，反客为主的机会。就为人而论，毛与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毛本来就是一个自视甚高，雄心勃勃的人，做事喜欢独断专行，敢于迎接挑战。这正和担当全军统帅所需要的气质相合。而且此刻毛又正处在政治上翻身后扬眉吐气的亢奋之中，正想大展身手，一吐几年来积在心中的郁闷之气。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这个人四十以前肝火大，总觉得正义、真理都在自己手里。” 同时，客观上也有此需要。毛泽东想新官上任三把火，通过打胜仗来为自己立威。此外，对毛来说天赐良机的是，中与共产国际的通讯联络已经中断。这样天高皇帝远，更可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自由自在地施展自己的才能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无论是政治谋略还是军事才具都高人一筹，令中党内所有的对手甘拜下风。首先在军事上，为了跳出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毛使出了自己的拿手好戏─“兜圈子”的游击战术，避实就虚，迂廻穿插，指挥红军在运动战中声东击西，以走制胜，其中先后四渡赤水，二占遵义，佯攻贵阳，威逼昆明，最后巧渡金沙江，终于跳出了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毛的指挥才能由此为党内所折服。毛本人也颇为自得，多次表示：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 其次，在戎马倥偬之中，毛泽东不动声色地在政治上也大有斩获，巧妙地采用改变中央常委内部分工的方式，解决了遵义会议未解决的组织问题，迫使博古交出党内负总责的权力，推由他的政治盟友张闻天取而代之。这一招颇为老谋深算，有一石数鸟之功：既堵死了博古在政治上卷土重来的路，同时又藉此拉住了具有国际派背景的张闻天，拿他当挡箭牌来堵住共产国际的嘴，使毛本人在实际上主导党内最高核心的决策而又不枉担虚名。这样一来，毛在遵义会议后的党内地位大为巩固，有了组织上的保证，朝着中最高领袖的目标又迈进了一步。 高文谦：毛泽东何时、用何手段取代周恩来军中地位 。 4.对文革的研究，其实才刚刚开始。毛泽东能够在他的晚年发动这样一场运动 --《王力反思录》读后 2006-3-12 9:20:51[点:26] (3642字) 丁东 《王力反思录》由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以后，在中国大陆高层引起较大的反响。 王力生于1921年，是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他的岳父王翔千和王烬美、邓恩铭共同成立了山东共产主义小组，可以说是最早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那批人之一。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加入中，五十年代后期进入中央写作班子，成为中重要的笔杆子，起草过“九评”和文革初期的许多重要文件，包括被中九大到十一大的视为党的基本路线的那段“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文字，也是他根据毛泽东的话归纳出来的。1966年6月，他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次年1月，中宣部长陶铸被打倒，中宣部更名中央宣传组，毛提名他任组长。1967年7月在武汉被群众组织打伤，回北京时受到中央组织的盛大欢迎，红极一时，一个月后又被打倒，后关进秦城监狱14年，直到1982年才被释放。晚年生活上虽然得到较好的待遇，但1984年被开除出党，他引用王光美说法，这是当了替罪羊。1996年去世。去世前，他已经将此书基本编定。此书约八十万字，除少量篇幅是文革期间在秦城监狱所写外，其余是1982年从秦城监狱释放后回家的作品。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他嘱附家人死后方可发表。 《王力反思录》的突出价值，不在于思想理论部分，因为他晚年的思想基本上是按邓小平的理论而思想，自己发挥离不开这个基础；其突出价值在于独家披露了中高层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尤其是特别嘱咐生后才能发表的《未完成的文化大革命回忆录》，有二十多万字，约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这是全书的精华所在，也是后人研究文革史极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有些关键史实，将会成为后人治史的依据。由于王力从五十年代末就接触中央的核心活动，文革第一年参与了中央的高层决策，他的书对于后人了解当时中央高层的决策过程和决策机制有极大的帮助。这些决策过程，在当时是秘而不宣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事人陆续去世，后人就更难了解其中的真相。王力深知自己亲身经历的重要性，所以回忆这些往事就成为他晚年的主要活动。有些事如果他不写，可能永远无人知道。 叙述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许多重要事件，现在大陆流行的史书其实大可疑问。中高层的原始档案不开放，只能是官方怎么说史家就怎么写。而官方的基本逻辑是黑白分明。党的高级人，都有盖棺论定。他们被划分为好人和坏人。被认为是好人的，史书上只说好话，如果他当时伤害过别人，则加以避讳；被认为是坏人的，修史时只能说坏话，如果他做了一些好事，也避而不提。文革史的这种研究格局和叙述基调，是中国80年代以来的政治格局和领导集团的利益需要所决定的。近些年民间的回忆录和研究论著稍有突破，但远远不能改变这种基本格局。按照这样的逻辑写来的史书，文革中的坏事自然都归到了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身上，谈到毛泽东的责任时往往含糊其词，其他被视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人就更谈不上有什么责任了。王力在文革头一年，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时下流行的史书里也被归入坏人之列。他自己是不甘于接受这种成见的，于是就要用史实来澄清。他的记忆很好，文字表达能力又强，对于处在不利地位的他来说，除了靠史实说话，没有别的途径为自己辨白。于是，一些重要的历史细节便展示在他的笔下。试举两例： 回忆1966年二、三月间的事情时，书中写到—— 彭真整了邓拓的材料，还有关锋、戚本禹的材料，送给毛主席，是姚溱、许立群帮他办的，没有找我。吴冷西也知道这件事。我听吴冷西说了后，很紧张，马上给彭真打电话。我说你要慎重考虑，毛主席说关锋、戚本禹是左派。毛主席刚刚骂了杨尚昆，杨尚昆把左派打成右派，其中就有戚本禹。你可不能送关锋、戚本禹的材料。彭真一听也慌了，说我赶紧追回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文件已经送走了，这果然闯了大祸，后果很严重。这成为毛主席对彭真不满爆发的重要原因。本来二月提纲毛主席虽然没明确同意发，但还没有下决心整彭真。这件事情在两可的时候加了个法码。什么事情都有个偶然性。彭真至今还记得这事，说王力是很慎重的。当时我建议彭真和跟关锋、戚本禹缓和关系，他也接受了，请他两人吃了一顿饭。后来戚本禹给彭真写信，说过去对彭真了解不够，这次接触后改变了印象。他还夸彭真有伟大的政治家的胸怀，等等。后来从彭真家查出这信，江青对戚本禹大为不满。这又成为打倒戚本禹的重要原因。（581页） 这段文字话虽然不长，涉及的人物却包括毛、彭、姚、许、杨、邓、王、戚、关、江十人之多，从中可以窥见党内关系的复杂和游戏规则的微妙。 回忆1966年7月时，他写到—— 七月一日，总理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回来，我建议康生赶紧向总理汇报，国内情况很严重，不是一般的运动，刘、邓都陷进去了，陈老总也陷进去了，总理千万不要再陷进去。我当时在陈伯达那里起草十六条，是跑步去找康生的。康生到机场欢迎总理时，同总理坐一个车回来，一路上向总理汇报了。康生说，一是总理不要陷进去，二是中央文革现在与过去大不一样，总理要参加，要过问。刘、邓可能站不住了。陈毅在张彦问题上也陷进去了，总理不要再陷进去。总理第一不要参加工作组，第二要管管文化大革命，陈伯达管不了。（康生那时对江青有意见，看不起她。老早就知道她历史上不那么干净）总理也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回来差不多天天接触文革小组的事，首先抓清华。当时总理只要不陷入工作组问题，毛主席就会同意由总理主持工作。（613——614页）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刘少奇靠边，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近十年，与此不能说没有极大关系。这也可以成为理解周、康二人晚年关系的一把钥匙。 像这样的重要细节，在书中不下百处，都有填补文革史空白的意义。王力讲出这些史实，意在表明自己不但无意整人，而且还想保护一些人，起码有这种潜意识。 后来对王力的处理，与林彪、江青及关锋、戚本禹这些前中央文革成员，有重要的不同。他虽然也被开除了党籍，但未能受刑事处分。这可能与邓小平看了他写的东西以后说了好话有关。 1967年 7月14日，毛泽东在武汉与王力单独谈话时说到邓小平“打倒一年，顶多打倒两年，人家要打倒嘛！那就打倒一下吧！小平，文可以同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同林彪、彭德怀相比。指挥两个野战军的，只有一个邓小平。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小平来。不管是我，刘少奇、林彪还是邓小平，都离不开周恩来，小平举重若轻。善于决断，他的毛病就是性子急了一点，决心下得太快，也不要紧，他不专权，会用人。” 可见毛泽东晚年一点也不胡涂。但这使我感到，在他的政治哲学中，这些一起共事几十年的高级领导人，在他心目中不过是棋子，用之弃之都在股掌之间，人格的尊严和根本不在他的考虑之列。 1981年，王力还在秦城狱中，第一次有了写信的机会，就将上述谈话的后一半上书邓小平。邓小平读到他几篇文章，派邓力群与他长谈一次，给他传话说“立场是正确的，态度是端正的，是有理论水平的，有文字修养的，有能力为党工作的”。邓小平的表态，使他晚年获得了一个活动空间。 王力生前曾经接受采访，他的言论公诸媒体之后，引起了一些文革中受过冲击的知识分子的批评，发出“江东弟子今何在”的质问。其实，王力已经不可能东山再起，没有必要封住他的嘴。堵住文革中曾经活跃过的人的嘴，并不能避免文革的悲剧重演。只有打破舆论一律，形成一个言论自由的制度环境，让各种声音都能发出来，才能避免一言堂体制造成的悲剧。 怎样看待这些中政治上的失败者的回忆录的真实性，是一个很有意味的问题。此前，陈伯达晚年的遗作也在香港出版。他们笔下的历史与正史自然有诸多差异。对这些差异，我倾向于相信失败者回忆的真实性。除了他们的叙述本身的逻辑力量而外，考虑到他们在写作这些回忆录时的政治处境，已经在政治上被打入另册，只想对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实罪名加以澄清，如果他们说的不是真话，官方很容易运用掌握在手中的舆论机器使他们陷于更加不利的境地。 本书还有一个值得称道的地方，作者对康生、陈伯达等都有持平之论。比如肯定康生的书法家地位，否定他是文物大盗。他谈到陈伯达在1964底感到毛要整刘少奇，和他商量，劝刘少奇主动向毛泽东作检查，使毛、刘冲突推迟了一年多，这与陈伯达的回忆也是一致的。作者讲这些细节，无意从根本上改变对康生、陈伯达的负面评价，但能启发读者，评价历史人物应避免简单化。 对文革的研究，其实才刚刚开始。毛泽东能够在他的晚年发动这样一场运动，当时在党内不曾遇到任何实质性的抵抗。现在官方的史书，谈到党内领导人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各种抵制，多有所夸大。相比之下，我觉得王力的回忆更接近当时的真相。文革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和制度原因。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探究这些原因，需要以理清史实作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力反思录》提供的史料是无法回避的。 ——转自《学而思》 5.中国官场上可怕的规律：作为“二把手”的刘少奇 --源作者:刘亚洲 2006-3-12 16:35:54[点:29] (3260字) 断代史不断。通史不通。史学家多半是第二流文学家，第三流思想家。他们居然没有发现这个可怕的规律：中国官场上，“二把手”从来是悲哀的。 翻翻中国通史，丞相很少有好下场的。“伴君如伴虎”这个用鲜血换来的宝贵经验，相信在很大程度上是丞相们总结出来的。这是他们血泪的控诉。历史发展到二十世纪，发展到中国共产党手里，这个规律变得更加颠扑不破。 今天我不说别人，就说刘少奇。他是“二把手”里的好榜样。张国焘叛变革命后，躲在香港骂遍了共产党的领袖们。骂到刘少奇时，他说：“刘少奇是毛泽东的‘功狗’。” 他说得不错。毛泽东之所以有今天，刘少奇的功劳最大。 红军长征到延安后，记得有一回看戏，演的是唐僧取经的内容。毛泽然对身边的一个民主人士说： “唐僧西天取经谁最坚定？唐僧。谁最动摇？猪八戒。”接着他指着坐在他左边只隔一个座位的张国焘，说：“他就是长征路上的猪八戒。”张国焘闻言大怒，哐啷一下站起来，向剧场外走去，骂了句：“无耻。”毛泽东面不改色。我又听见哐啷一声响，只见一个身材高挑的人拔地而起。是刘少奇。他对张国焘厉声道：“你住嘴！” 满场大员，无一人拔刀相助，连毛泽东本人都未拔刀，刘少奇却慷慨拔刀了。就今天晚上的事情单独来看，我隐隐觉得刘少奇有点过分了。不错张国焘是骂人了，可毛泽东也骂人了，而且出击在先。张国焘的嘴薄如纸，毛泽东的嘴比纸薄。刘少奇怎么就一个鱼跃跳到毛泽东的队列中呢？ 赖刘少奇鼎力支援，毛泽东狂胜张国焘。张国焘见势不妙，夹起尾巴逃跑了。今天来看，张国焘真是聪明的一休。虽说最后他以八十岁高龄在加拿大多伦多养老院中病死，但总比刘少奇死得漂亮多了，也温情多了。 还比刘少奇多活十岁。 刘少奇最伟大的功劳在于从事了一项发明创造。他提出了“毛泽东思想”。一九四五年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七大”，刘少奇在会上热辣辣地夸奖毛泽东。他做了几次报告，次次都是嘴巴上盛开喇叭花。有一次报告，他总共一百零五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这是我统计的。当时我在台下，十分注意地看台上的领袖们的表情。他们均在点头，周恩来、任弼时点得很轻，充其量能算颔首而已。林彪点得冲动而激烈，象小鸡啄米一般。令我奇怪的是，毛泽东也和他们一样点头。他脸上挂着自信的笑。他放任自流地听凭别人歌唱自己。 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毛泽东被他表扬了绝不下一百次，如果加上“毛泽东思想”就更不计其数了。他几次脱离报告，去解释那个刚被分娩出来的字眼。每到这时，他的声音都会提高八度。念稿时他还稍有结巴，这时却流利如水。他一次一次地用手劈开胸前的空气，他特别激动。当他最后一次作解释，说出了那句在以后被千万次重复的名言时，他的声音嘶哑了：“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已经用他的思想把我们全民族的思想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掌声雷动，几乎要掀翻杨家岭大礼堂的天灵盖。“毛泽东思想”是刘少奇这个母亲生出来的。这个婴孩一出世就注定要万岁的。今天，毛泽东已无言，刘少奇亦无言，但毛泽东思想仍在喋喋不休地发言。我们用它斗天，斗地，斗别人。别人也用它斗我们。谁上台谁就自己宣布掌握了它；谁下台谁就被别人宣布背叛了它。上台下台，车轮咕辘辘转，只有它岿然不动。 毛泽东首先应当感谢刘少奇。他也确实这么作了，他不止一次对别人说：“经过延安整风，我结识了几个亲密的朋友。有刘少奇、陈伯达、胡乔木、高岗、陆定一、彭真。还有周扬。”刘少奇赫然排在第一位。 刘少奇为毛泽东立了大功。毛泽东论功行赏，回报极为丰盛：毛泽东准备把这个国家交给他。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时问毛泽东谁是他的接班人。毛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刘少奇即将得到一个国了，当然是春风得意。大喜。他居功了，居功者总是气焰万丈。我在许多场合下都听见他说这样的话：“七大以前，没有树立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就拼命树。七大以后，觉得不提大家也知道了，就不树了。”完全把这样神圣的使命当成自己的事。想树就树，不想树就不树。居功至此，焉得不败？既然树了，就得一树到底。在这条死胡同里是没有退路的。 进入六十年代后，刘少奇愈发意气昂扬。特别是当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失败，被逼退二线，由他接任共和国主席时，他也变成一颗暖烘烘的太阳。他当主席的第二天，我看到了套红的《人民日报》。他和毛泽东的照片并排耸立在第一版上。他还和毛泽东露着一样的微笑。是那种帝王般尊贵的笑。这叫我不免叹息了。这种时刻你应当绷紧脸才对。尽管你心花怒放也应当强迫自己严肃，作谦虚谨慎状。你怎么那么快就学会了领袖式的笑呢？他被功劳冲昏了头脑。“功高震主”，是历代功臣们用脑浆写的格言，被他忽略。于是他也只好象历代功臣们一样，脑浆涂地了。 毛泽东，一代英主，怎能容许身边睡着这么一个咄咄逼人的“二把手”。他对刘少奇的态度转变了。一九六五年夏天，戴高乐派特使马尔洛访华，与毛泽东会见时，他又谈到接班人问题。毛泽东说：“象戴高乐和我这样的人，是没有接班人的。” 会见时我不在场，但谈话记录首先送到秘书局。我一看见这句话，就知道战斗的号角已吹响。几个月后，文化大革命一声炮响，给刘少奇送来了死亡。他猝不及防，毛泽东已把他牢牢锁在瞄准镜中许久，他完全无所知。文化革命一开始，我就被派到专门审查刘少奇问题的特别小组工作，直到他死才回原单位。我对他的心态了如指掌。 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刘少奇一有空就在毛泽东住宅左近走来走去。他想见毛泽东。毛泽东一直躲着不见他。毛泽东仿佛理亏。否则为什么惧如虎？我想象得出刘少奇要对毛泽东说什么。后来他终于见了毛泽东一次，第一句话就说：“我辞去《毛泽东选集》编委主任这一职务……” 毛泽东低着头拼命抽烟，象哑巴了。第二天，近万名革命小将杀进中南海，将刘少奇揪去批斗。他挨了打。批斗会结束时，几名大汉狂暴地按头扭手，强迫他跪在黑压压的人群前。他被打翻在地。 不久，他失去自由。这段时间他只做一件事：学习《毛泽东选集》。他没日没夜地捧着那本书在读。他以前读它时，意得志满，底气十足。戴着老花镜，慈祥得象奶奶，白发梳理得滑溜溜。现在读它，情形截然不同。宁静已死，心潮难平，白发象鸡窝，胸部起伏剧烈。翻书时手颤抖得厉害。有好几次，我见他读着读着，眼泪无声无息地流出来，和鼻涕掺在一块坠落，他竟不去擦，眼泪鼻涕涂在书上。 此后，批判升级。他被打得遍体鳞伤。革命小将把他拖进拖出，象拖死狗。但他还是不低头。我知道，支撑他的是心中那股气，他不服。他怎能服？他立了天大的功却受了天大的苦，这岂非天大的冤？但他终得咽下这口气。记得是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他挨完批斗回来，躺在地上，奄奄一息。他还得到消息：他的大儿子死了。他对我说：“你替我给主席捎句话……我离开北京，和爱人孩子去延安种地。去老家也行……我愿意做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呵，你终于气顺了。你在哀求。你彻底认错。你投降。我看得出来，现在你只求保命了。 不幸你是幼稚的。你怎知道当你病得要死，不给你治，而八届十二中全会要召开了，却派人给你治病，不让你死，“给全会留活靶子”？你怎知道今天，十二中全会已开过二十天，开除你出党的决议还瞒着你，而偏偏要十一月二十四日您七十岁生日那辉煌的一天再对你宣布？这一切，都让你死。可笑你还哀求什么去种地，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哪一寸容得下你？ 啊，功臣，我心里叹道。千古悲剧的功臣，无依无靠的功臣，孤独凄凉的功臣，晚节不忠的功臣，你在重复着孙膑、伍子胥已演过的剧目。你们都想感动上帝。石头会被感动，而人是不会的。 他被剥夺了一切。死时他是裸体的，连裤头都没有。他的死亡卡片上这样写着： 姓名：刘卫煌 职业：无业 死因：病死 - 作者： 明天 6.张国焘，可能是毛泽东在少年时候的偶像，在张国焘成为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的时候 --毛泽东是管理员的时候，张国焘已经是共 2006-3-13 12:13:30[点:18] (1080字) 张国焘 张国焘1897年-1979年），又名凯音、特立，江西萍乡人。民国初（1914-1917年），其父张鹏霄任象山知事时，省父来象于石浦。 张国焘是五四时的北大学生领袖，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曾经多年在党内排名位于前三名。与李大钊、陈独秀都有着极为深厚的友情，是中国共产党高层中唯一受过列宁接见的人，也颇受孙中山的赏识，并与孙中山就国共合作、中国的前途多次作过深入交流。 张国焘，可能是毛泽东在少年时候的偶像，在张国焘成为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的时候，毛泽东还仅仅在李大钊的安排之下，是一个图书馆的管理员。毛泽东是管理员的时候，张国焘已经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之一，他的层次已经是共产党的高级代表，受过列宁的接见，和孙中山搞过国共合作，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别的有志青年一样，把张国焘当做自己的偶像和先锋。 在当今的红军长征历史书籍中，都有这么一段史实：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在雪山之中与张国焘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两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在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里，有四方面军的大部和编入的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和第九军团。 张国焘南下分裂中央分裂红军，遭到包括朱德、刘伯承等原红一方面军将领的反对，于是张国焘对反对他的人进行打击报复，撤了刘伯承的红军总参谋长职务，还抓了一大批原红一方面军中的中高级将领进行审查、批判，因此这些将领秘密商议要带队脱离张国焘的领导，北上寻找党中央毛泽东，但这件事被朱德制止了。 张国焘和毛泽东的斗争复杂而又深远，其根本原因是意识形态和权力的交恶，张国焘青年时期远比毛泽东风光，而他竟然是投降和脱离共产党，内因是自己的权利和功名欲望，而外因是同毛泽东的党内斗争的惨烈失败，尤其是在他投降之前在党内的地位尤其低下和落魄。 毛泽东甚至在延安公开羞辱张国焘，红军长征到延安后，记得有一回看戏，演的是唐僧取经的内容。毛泽东突然对身边的一个民主人士说： “唐僧西天取经谁最坚定？唐僧。谁最动摇？猪八戒。”接着他指着坐在他左边只隔一个座位的张国焘，说：“他就是长征路上的猪八戒。”张国焘闻言大怒，哐啷一下站起来，向剧场外走去，骂了句：“无耻。”毛泽东面不改色。 １９４９年后隐居香港。 １９６８年移居加拿大，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逝世。 张国焘可能是七个敌人中最强大的敌人，毛泽东回忆中，是张国焘给毛泽东的带来了一生中最灰暗的时刻，也几乎在在长征的分歧和斗争中几乎使革命的前途颠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