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病人住院67天花掉140万去世后医院还开出化验单 --已经组织调查组前往哈尔滨展开调查 2005-11-25 11:19:37[点:184] (1844字) 　　 　　新京报讯据 央视《新闻调查》报道一位患者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住院67天，花费近140万元，平均每天花费2万多元，不过，昂贵的医药费还是没能留住病人的生命。更让人惊奇的是，医药单上居然有患者对严重敏感的药物，而在患者去世后的两天，医院竟然还陆续开出了两张化验单。 　　 　　护士长每天催钱 　　 　　患者翁文辉生前是黑龙江哈尔滨市一所中学的离休教师。1年前，74岁的翁文辉被诊断患上了恶性淋巴瘤。因为化疗引起多脏器功能衰竭，今年6月1日，他被送进了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心外科重症监护室。 　　 　　患者妻子富秀梅说，在老伴住进医院重症监护室的两个月时间里，每天早晨七八点，护士长就会打电话来要求家属交钱，6月1日和2日刚交了18万元，3日又通知交钱，以后差不多每天交5万元。 　　 　　富秀梅保留着两个月来的每一张收据。67天住院时间，他们共向医院缴纳了139.7万多元。平均每天将近21000元，这些医疗费主要是由他们经商的大儿子翁强承担。 　　 　　病人去世后还有化验单 　　 　　然而，高昂的花费没能挽回老人的生命。今年8月6日，翁文辉因抢救无效病逝。在准备和医院结账时，翁家意外发现，在住院收费的明细单上，记载着病人使用过一种叫氨茶碱的药物，但翁文辉对氨茶碱有着严重的过敏反应。 　　 　　富秀梅说，不管是住哪个医院，他们进去之后都会跟医生声明氨茶碱不能用、磺胺不能用、去痛片不能用，而且翁文辉的病历上也注明了这些。 　　 　　最后，翁家8月12日从医院复印到部分病历资料。在这些资料中，翁家还发现，就在翁文辉去世后的两天里，医院竟还开出了两张化验单，共计收费64元。 　　 　　一天花掉2万元血费 　　 　　在7月31日的收费账单上，记者看到，这一天医院收了翁文辉22197元的血费。 　　 　　富秀梅说，就是在这一天里，医院给老伴用了106瓶盐水，葡萄糖用了20瓶，血则输了10000毫升。这些液体，就是装水桶也要装多少桶？何况是用血管给人输进去，可能吗？ 　　 　　富秀梅说，除了向医院交纳139万多元的医疗费用外，他们又在医生的建议下，自己花钱买了400多万元的药品交给医院，作为抢救翁文辉急用。但他们开始怀疑这些药品到底有多少用在了翁文辉身上。 　　 　　医院称少收病人费用 　　 　　该院心外科重症监护室主任于玲范教授，组织并亲自参与了对翁文辉的治疗。对于巨额医药费，于玲范解释，翁文辉的病实在太重，家属又要求医护人员全力抢救，全力抢救的代价就是得高额医疗费。另外，重症监护室的收费本身就比一般病房高出很多。 　　 　　于玲范主任说，病人住进ICU的时候，病情十分危重，所以对他治疗护理的强度非常高。 　　 　　从翁文辉的住院费用明细单来看，治疗强度的确很大，其中7月30日这天，一天输血就达94次，那么他在24小时内的输血总量至少是9400毫升，相当于一个成年人全身血液总量的两倍以上。 　　 　　对此，于玲范说自己不清楚，需要问输血科和护士长，而护士长郭小霞说自己记不清楚了，绝大多数都是根据医嘱来执行的。 　　 　　王雪原作为翁文辉的主治医生，负责下达对患者日常用药的医嘱。仅在7月11日的医嘱单上，记者发现签王雪原名字的笔迹有四种。 　　 　　王雪原说，他们科有两个见习医师，主任曾经规定，王雪原不在的情况下，见习医师可以用王雪原的名字来签署医嘱。 　　 　　至于病人去世两天后为什么还会有化验单？住院收费单上为何会出现患者严重过敏的氨茶碱？于玲范解释，医院并没有给患者使用氨茶碱，这些只是工作人员的笔误或是输入电脑时发生了错误。 　　 　　据悉，8月中旬医院为此专门成立一个调查组。调查组的负责人、医院党委副书记兼纪检委书记杨慧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对此事已经进行了调查，结论是：医院不但没多收翁家的钱，反而因为对他们有所照顾，还少收了不少钱。 　　 　　记者获悉，对于这起巨额医药费事件，卫生部等部门接到患者家属的举报后，已经组织调查组前往哈尔滨展开调查。 　　 　　2.井冈山时期李立三为毛泽东恢复军职(图) --摘自《李立三红色传奇》 2005-11-25 11:26:01[点:187] (1947字) 　　 　　历史档案解密：井冈山时期李立三为毛泽东恢复军职(图) 　　 　　李立三与毛泽东之间的友谊，可说是交情极为深厚。早在1916年李立三在湖南省长沙市长郡联立中学上学时，就曾应毛泽东“二十八画生征友”的召唤而去，成为毛泽东后来称之为“三个半朋友”中的“半个朋友”。 　　 　　抗拒中央命令毛泽东被解职 　　 　　红四军胜利地击破了敌人的“进剿”、“会剿”，巩固和扩大了井冈山根据地。朱、毛在斗争中总结出了中国革命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 　　 　　中中央1928年6月4日写信给红四军指出：“红四军应组织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前委之下，组织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1928年入冬以来，井冈山地区连降大雪，奇寒。国民党的军事压力和经济封锁也步步加紧。正值红四军前委召集会议传达中“六大”决议期间，传来湘、赣、粤三省国民党军准备对井冈山发动第三次“会剿”的消息，军事形势十分严峻。 　　 　　更为严峻的是，在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下，井冈山的经济极度困难。在此形势面前，红军要不要派主力打出去扩展游击区域，在红四军内部是有争论的。 　　 　　经过一系列斗争，红四军局势终于有所好转。 　　 　　而4月3日，红四军前委却收到中中央于1929年2月7日写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来信，中央根据当时工人运动比农民运动低落的政治形势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在中“六大”会议上的演说精神，要求红四军分编武装力量，分散到各乡村去，以避免被敌人所“消灭”；担心“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既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为使“分编更多方”，“中央依据于目前的形势，决定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 　　 　　毛泽东不同意中央的意见。4月5日，他以前委的名义给中中央写了一封信。一开头就指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他列举四个方面的理由，阐明红军必须集中、领导者不能离开的客观规律。说中央的意见“是错误的”。因此，有同志认为毛泽东不服从中央的决定。 　　 　　6月22日，“七大”上，陈毅对朱德和毛泽东两位军政领导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毛泽东愤而请调，暂离军队。 　　 　　听取陈毅报告毛泽东顺利复职 　　 　　中中央对红四军领导之间的分歧及红四军“七大”的结果极为关切，陈毅奉命去上海汇报情况，李立三代表中中央先听汇报，其后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李立三代表中央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在红四军前委的正确领导，并且肯定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经过李立三、陈毅、周恩来讨论，由陈毅执笔，代表中央起草了《中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这封《指示信》，通称《九月来信》。为后来的古田会议明确了指导思想。 　　 　　《九月来信》对红军与根据地、红军的根本任务、红军的发展方向、红军与群众、红军的组织与训练、红军的给养与经济、红军中党的工作、红军目前的行动等问题，都做出了指示。同时十分严肃地指出了红四军“七大”及前委扩大会议的缺点及其危害，指出： 　　 　　“红军是生长在与敌人肉搏之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应是对付敌人。前委……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外斗争，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前委铸成这个错误，这是第一点。 　　 　　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断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这是第二个缺点。 　　 　　第三，这次扩大会及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极端民主化的发展。 　　 　　第四……(对一些同志)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要，公开提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只有使纠纷加重。” 　　 　　《九月来信》肯定了毛泽东关于根据地和建党建军的正确主张，正确地解决了红四军中的重大分歧，维护了党的团结，对红军和根据地的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最后明确决定：“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这是《九月来信》最有决定性的精神，也是中央指示最英明之点。 　　 　　与此同时，毛泽东深深感激他的老朋友、实际主持中中央工作的李立三，他立即又单独给李立三写了一封充满极度友情的信。向李立三报告了他的近况；委托李立三替他与爱妻杨开慧、儿子毛岸英取得联系；要求李立三帮助他解决“知识饥荒”，“时常寄书报”给他；请求这位上级领导“能抽暇写信(对他进行)指导”。 　　 　　3.俄联邦内务部反经济犯罪局以涉嫌“特大诈骗罪”拘留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夫妇 --普京被老乡骗了 所藏名画是假货 2005-11-26 13:17:48[点:182] (465字) 　　 　　与许多名人大家一样，珍品古玩、名家字画也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至爱。在普通人眼里，总统手中的藏品应该都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但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一度被普京珍藏的一幅19世纪俄国名画竟然是被人改头换面的假货。 　　 　　 　　据重庆晨报报道，这幅蒙混过关成为总统藏品的“杰作”出自一对大名鼎鼎古玩高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夫妇之手。这两口子都是普京的老乡圣彼得堡人。至于这幅画如何到的普京手里，目前还不得而知。 　　 　　据著名收藏家马拉特•格尔曼说，半年前，莫斯科巨商瓦列里•乌兹任发现自己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夫妇手中购买的19世纪俄国名画古玩全是假货并报了警。起初警方并没有在意，直到后来得知总统手中的一件藏品同样出自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夫妇之手，联邦内务部调查委员会才开始着手调查。 　　 　　调查结果出乎人们所料：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夫妇经营的艾瓦佐夫斯基、希施金、基谢廖夫、奥尔洛夫斯等诸多19世纪俄国画家的作品全是冒牌货。 　　 　　10月16日，俄联邦内务部反经济犯罪局以涉嫌“特大诈骗罪”拘留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夫妇 　　 　　4.信口开河，抛向李敖的评语反弹而起，用在言说者自己身上倒是恰如其分 --李敖为什么恶骂马英九？ 2005-11-26 13:21:57[点:183] (1186字) 　　 　　李敖为什么恶骂马英九？ 　　 　　不久前，李敖在台湾地区“立法院”骂了国民党主席马英九。紧接着，李敖又在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节目中，以“漂亮形象的背后”为题，重提马英九在蒋经国死后下跪旧事，贴住2008年台湾地区选举线索穷追猛打称，给独裁者下跪的“走狗”不配领导台湾地区。 　　 　　 　　马英九对李敖一向恭敬，多有请宜。 　　 　　按李敖自己的描述，他给马出个芝麻绿豆般小点子，“马市长”便立即作态：“啊呀！我怎么就想不到呢？大师就是大师！” ———可谓马屁拍足。对这样身居高位又躬谦如此的“明星人物”，李敖说翻脸便翻脸，似乎坐实了其近年在相当比例大陆公众中形成的为人刻薄、大言不惭的印象。 　　 　　李敖是一个生性刻薄、狂妄自大的人吗？或者如某些大陆知识分子所言，是一个缺乏稳定价值立场，东一榔头西一棍子，靠出位言论抢眼球、赚名利的“言论贩子” 吗？不是！海峡两岸在资讯方面确实需要互通，以有助公众了解“一个中国”的内部信息。 　　 　　但就以不屑口气、“小人化”基调抨击李敖的大陆知识分子而言，还是有渠道了解更多信息再说话的，信口开河，抛向李敖的评语反弹而起，用在言说者自己身上倒是恰如其分。 　　 　　李敖恶骂马英九是表象，知其所以然，需要了解他为什么骂。李敖看似突然翻脸的直接原因为，他认定马英九将支持台湾地区所谓的“军购案”在“立法院”获得通过。 　　 　　一句话概括台湾地区“军购案”，就是动用巨额资金向美国购买军火。 　　 　　“军购案”出笼有来自美国鹰派政客的压力，他们认为“台湾防务”不能“搭便车”，要自己出钱升级装备。台湾岛内一些人也鼓动通过、实施“军购案”，基于多重压力，台湾地区政治人物均无法不对“军购案”表示态度。 　　 　　李敖坚决反对“军购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读为他以最低支持率出任“立法委员”动机。 　　 　　有大陆知识分子称其当“末名委员”滑稽可笑，说法十足乡愿。 　　 　　李敖曾声称只要他在“立法院”一天，“军购案”就一天别想通过。 　　 　　台湾地区“立法委员”共225人，李敖只有一票，如何阻止呢？他用的办法就是，谁露出同意 “军购案”的意思，他就同谁翻脸；揭发当事人“历史劣迹”，扔出一些资料并“威胁”自己握有更多资料，足以“破坏”当事人当下及未来“好事”。 　　 　　李敖恶骂马英九不过是其阻止宋楚瑜一度打算对“军购案”投赞成票的翻版。 　　 　　李敖对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一向比较认同，认为宋楚瑜行政能力强，是一个可以为民众办事的人。 　　 　　但今年2月宋楚瑜与陈水扁密会后，亲民党打算放“军购案”过关，李敖立即翻脸大骂宋楚瑜及亲民党。后来，陈水扁在电视访谈中曾说：与宋楚瑜见面，军购案说得好好的，他怕李敖骂，结果下文没有了。 　　 　　在经济意义上，李敖当关不让台湾地区“军购案”通过，势必同时增进两岸同胞的社会福利。 　　 　　这样的大义大节不难看见，难道不应该尊重吗？ 　　 　　5.中国2600万人患忧郁症 --每年240万人因而自杀 2005-11-26 13:24:13[点:184] (2026字) 　　 　　南方网11月25日消息，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最新信息，全球抑郁人口多达1.2亿人，几乎每4个人中便有1人在一生中某个阶段出现精神或行为问题，至2020年时，抑郁症更会发展成全球疾病排行榜的第二位，仅次于心脏病。 中国有超过2600万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 在美国，抑郁症的发病率是20到30。 　　 　　据悉，抑郁症在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负担为141亿人民币，间接经济负担481亿人民币。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最近调查结果显示，与抑郁症的高发病率鲜明对比的是，90的抑郁症患者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患有抑郁症，并及时就医。 　　 　　根据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2001年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接连两周持续性表现下列症状中的四条以上，就可以被诊断为抑郁症：兴趣丧失，无愉快感；精力减退，或疲乏感；运动性迟滞或激越；自我评价过低、自责、或有内疚感；联想困难或自觉思考能力下降；反复出现想死的念头或有自杀、自伤的行动；睡眠障碍，如：失眠、早醒、睡眠过多；食欲降低，体重明显减轻；性欲减退。 　　 　　有医生把抑郁症状概括归纳为几个“没有”，“没有乐趣，没有办法，没有能力，没有动力，没有希望，没有意义”。 　　 　　2004年中国公布的数据显示：自建国以来截止到2003年，全国平均每年有240万人因抑郁症实施自杀，实施成功的有10，即24万人。这240万人中有80在实施行为前都有导致抑郁的重大生活事件出现。但其中只有8到10的人在自杀前向别人求助过。 　　 　　心病也要治 　　 　　北京回龙观医院副院长邹义壮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抑郁症是一种疾病，就像糖尿病、高血压一样需要治疗。 “对患有抑郁症的人，不能笼统地说性格不好、受过刺激，或者是家庭教育、背景有问题，这些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或是诱发因素之一，而实际上抑郁症的原因更多是生物学上的―――生物学的因素一般要占50上，所以需要进行药物治疗。” 　　 　　虽然目前的医疗手段还不能给出这样一张化验单量化抑郁患者体内的生物代谢异常，但医学研究发现人越来越抑郁，体内五羟四胺、多巴胺分泌就会越来越少，五羟四胺等分泌减少，反过来又会引发越来越抑郁，导致一个恶性循环。 　　 　　邹义壮教授认为，治疗抑郁症，目前最好的方法是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并重。 　　 　　北京惠泽人心理咨询师周振基告诉记者，常规的心理治疗方法有认知疗法―――调整改变病人的认知。“我曾发现一个21岁的女病人，让她在两张纸上各自写下自己的优点和缺点，结果憋了整整3天，优点的那张纸上是空白，而缺点的那张纸上密密麻麻有30条。” 　　 　　此外还有音乐疗法、行为疗法等多种方法。音乐疗法主要是通过音乐让病人放松并干预他的潜意识，把其中太多负面的东西逐步去除。行为疗法就是让病人坚持做一些放松肌肉的锻炼，保持经常性的运动。运动后人的机能释放出良性物质，从而改善他的情绪。 　　 　　周振基医生特别建议，每个人都要建立自己的心理支持系统，寻找内心苦闷的排遣渠道。“如寻找安全型的人倾诉，安全型的人善于倾听，能客观的分析问题，同时会替你保密。” 　　 　　从未就医者高达62.9 　　 　　（资料图片：萧淑慎一直是话题女王，是非不断，不过最令人担心的是，有忧郁症倾向的她，好像有自杀的“习惯”） 　　 　　10月10日的新闻晚报消息，据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最新发布，90左右的抑郁症患者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患有抑郁症，并及时就医。抑郁障碍患者从未就医者高达62.9。 　　 　　随着社会竞争和环境压力进一步加剧，抑郁症在中国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但由于公众对抑郁症等精神疾病了解不够，造成许多患者未能及时就医。据统计，全国地市级以上综合医院对抑郁症识别率不足20，在现有抑郁症患者中，只有不到10的人接受了药物治疗。 　　 　　南方网消息，美国加州大学卫生经济学教授胡德伟总结了有病不治的三个原因：“一个是文化和社会背景造成的，使抑郁症患者不好意思就诊，也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去看这个病。第二是患者没有意识到这是病，也就是说，患者根本不知道通过看医生治病吃药可以治愈。第三可能是没有足够的经费。” 　　 　　（资料图片：那英服药控制忧郁症 ） 　　 　　最易导致抑郁症的职业 　　 　　什么样的工作较容易罹患抑郁症？ 2003年4月17 日的粤港信息日报列出以下五条： 　　 　　(1)具有时间压迫性及人际竞争性的工作，如业务工作及定期有业绩汇报的工作者。 　　 　　(2)需频繁调动工作地点及内容的工作，不断地适应新环境及新同事会造成很大的生活压力。 　　 　　(3)缺乏合作伙伴的工作环境，压力及责任较少有人可以共同承担，一旦有事，只能独自承受，压力难以排解。 　　 　　(4)缺乏社会认同感、社会价值观评价较差的工作。 　　 　　(5)作息不正常的工作，如轮班、熬夜、时差多等工作，容易影响生理时钟，造成内在失调，相对的危险性也会增高许多。 　　 　　6. 梁兴初的外号梁大牙.在第二次战役中，38军打得极为成功精彩。... ... --“万岁军”军长梁兴初 2005-11-27 17:01:53[点:183] (9264字) 　　 　　梁兴初，江西吉安人。自1930年参加红军后，曾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和旅长，以及四野1纵1师师长、10纵司令员、38军军长等职。期间，在1935、1937两年中，因部队精简整编，他先后从营、团位置降任下一级领导职务。但，每次他都愉快服从组织决定，并认真履行个人职责，从不计较一己得失，成为我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楷模。 　　 　　出身铁匠的梁兴初，性格刚强，参军当日便获得了伴随终身的“打铁的”绰号。他作战勇猛，指挥果敢，是我军一员著名的“虎将”；他所指挥的部队，深深烙上了他性格的印记，是一支威猛无敌的“铁打雄师”！新中国成立后，梁兴初被毛泽东授予中将军衔，从此成为人民解放军一位名副其实的“打铁将军”。 　　 　　1、梁兴初少年过于顽皮，学校不愿调教。但参加到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后，顽皮小子变成了无畏战士：他从新兵到团长，历时八年，负伤九次，升了九级…… 　　 　　1913年，梁兴初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一个小手工业者家庭。父亲梁家宏是一个篾匠（编制苇席的人），母亲除搞家务外，也制作些小工艺品以贴补生活，因此他的家庭比一般贫苦农民稍宽裕些。 　　 　　1922年，9岁的梁兴初被父母送进学堂念书。但他极为顽皮，读书很不安分，常常惹是生非。一天上课前，他偷偷将前排一位女生的辫子拴在凳子上，当老师进入教室全体起立时，那个女生因头发被拴突然跌倒，引起同学一阵哄笑；又一次，大家正在荡秋千，玩兴正浓时梁兴初走了过来，他突然用力猛地一推，竟将坐在秋千上的同学高高掷向空中，险些闹出人命……由于梁兴初过于顽皮，经常搞些恶作剧，学校不愿调教，他只好辍学回家。 　　 　　无奈，父亲将他送去学裁缝，但他裁出的衣服不是太短就是太肥，雇主气恼不负工钱，梁兴初一气之下跑回家中。父亲又送他学理发，但一次他竟给一个常常欠账的顾客理了个“阴阳头”，因此不到半年就被雇主解雇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梁兴初逐渐稳重起来，但在一些小事上仍然不时流露出顽皮习性。参军提干后，梁兴初关心战士，曾亲自给战士理发。但有时理完发，他会“画蛇添足”，拿起毛笔给战士画上两撮八字胡……林彪一向严肃，但目睹梁兴初的一些“滑稽表演”，常忍不住扭脸偷笑；罗荣桓多次批评他：“梁兴初啊梁兴初，你都几岁了？怎么总长不大呢？” 　　 　　梁兴初干别的不专心，但14岁那年，父亲将他送到一家铁匠铺当学徒，他却干得十分认真。梁兴初在铁匠铺规规矩矩，一干就是三年整……这对他后来从事军事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 　　 　　1929年2月，毛泽东率领工农红军转战到江西吉安，在这里发动群众斗争土豪劣绅，分田分地，建立工农政权。第二年4月，17岁的梁兴初怀着兴奋的心情，报名参加了朱毛红军，从此开始了他漫漫的军旅生涯…… 　　 　　“梁兴初！” 　　“到！” 　　“什么出身？” 　　“打铁的。” 　　 　　这是梁兴初入伍时的情景。从这天起，“打铁的”绰号便伴随了梁兴初一生。 　　 　　梁兴初一当兵，就赶上了红军反“围剿”。这年，张辉瓒率国民党“铁军师”进攻红军根据地。国民党军骄横冒进，很快钻入红军设下的口袋阵。 　　随着朱毛一声令下，战斗打响了。只见梁兴初手提一把大砍刀，眼珠子瞪得老大，呲牙咧嘴地从山岗上冲下来。国民党军看到梁兴初这般凶煞模样，纷纷扭头就跑，梁兴初紧追不舍，穷追猛砍。突然，一串子弹扫过来，梁兴初腿部一麻，跌坐在地。 　　 　　身旁的战士们喊叫着冲杀过去，梁兴初一咬牙，硬是站了起来，一步一瘸地跟着朝前冲去……战斗结束后他才发现，自己的腿部肌肉已被子弹洞穿。但这对梁兴初算不了什么！当毛泽东发表了“前头捉了张辉瓒”的著名诗句，回首往事，他对自己入伍后参加的第一场战斗，倍感自豪！从这时起，梁兴初又有了个“梁大牙”的绰号…… 　　 　　由于梁兴初作战勇敢，敢打敢冲，因此入伍八年便从新兵升至红军团长，期间还因部队整编，两次被降任下一级职务。八年中，他负伤九次，升了九级……毛泽东领导的工农红军，将一个顽皮不羁的毛头小子，锻造成一名英勇无畏的战士、机智果敢的红军将领！ 　　 　　2、毛泽东要梁兴初找报纸。梁兴初侨装改扮，深入敌穴，智取敌方资料，使红军长征有了落脚点…… 　　1935年，红军在长征到达甘肃，随后对部队进行整编。这时，组织上决定将在红一军团2师5团任营长的梁兴初，调到军团侦察连担任连长。梁兴初二话不说，很快就走马上任了。 　　 　　9月中旬，红军突破腊子口。一天，侦察连正在吃午饭，军团部通讯员骑马赶来：“报告，军团首长请你们立即到军团部受领任务。”梁兴初一阵惊喜，心想一定有特殊重大任务等着他们。他立即放下碗筷，和指导员曹德连一起，快步跑向军团指挥部。 　　 　　“报告！”声音刚落，梁兴初便迫不及待地追问：“什么任务？” 　　 　　军团部里烟雾缭绕，林彪等军团首长都在。毛泽东主席也在座。他们正围着一张大地图议论着什么。 　　 　　听到报告，参谋长左权转过身，笑着将他们招呼到地图前，指着地图对梁兴初说：“你们立即出发，到哈达铺，侦察敌情，筹措粮草物资。” 　　 　　“就这些？”梁兴初脸上露出诧异的神情。 　　 　　左权看出了梁兴初的心思，笑道：“一会儿，毛主席还要亲自给你们布置一项特殊任务。”说罢，转身问林彪、聂荣臻：“你们有什么指示？” 　　林彪刚想开口，毛泽东走了过来：“我想补充一点，你们给我找点精神食粮来！国民党的报纸、杂志，只要是近期的都要。这是一项特殊的任务噢！”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连续说了好几遍：“一定要找近期的！” 　　 　　“保证完成任务！”梁兴初、曹德连异口同声。 　　 　　经研究，他们决定全部换上国民党中央军的服装。梁兴初肩扛中校军衔，曹德连身穿少校军服。随后，他们便带领侦察连的战士们，大摇大摆地来到通往哈达铺的大道上…… 　　 　　“站住！什么人？”守城的几个国民党保安将枪拴拉得“哗哗”作响。 　　“啪、啪……”，曹德连赶上去，抬手就是一阵耳光：“瞎了你们的狗眼！” 　　 　　“哦，哦，是国军，欢迎！欢迎！”几个人捂住腮帮子敞开了城门。梁兴初趁势带领侦察连不费一枪一弹便顺利进入哈达铺。 　　 　　国民党的镇长、保安队长等，匆匆赶来迎接“中央军”。一个路过此地的国民党军正规部队的少校副官，闻讯后也前来拜访。 　　 　　梁兴初坐在镇公所里，神气十足，他拉起官腔学着国民党军官的蛮横样子，吩咐镇长：“我是打前站的，长官和大部队马上就到，你们赶快派人筹备粮草物资！”接着，他使了个眼色，曹德连便带领几个人前往邮局去寻找“精神食粮”，副连长刘云彪则迅速带领两个排暗暗控制了镇上的保安武装。 　　 　　不到一个时辰，粮草物资便基本筹措完毕，一捆一捆的报刊、杂志等，也先后集中到了镇公所。 　　 　　“你们听着，我们是共产党，是红军！这里的人谁也不许动！” 　　 　　梁兴初提高嗓门，突然大吼一声，使嘈杂的镇公所立即安静下来。刚才还在摇头晃脑、高谈阔论的国民党头面人物，一下子变得呆若木鸡……当天下午，这些人连同筹集到的战利品等，便被梁兴初等押送到了军团部。 　　军团政委聂荣臻连晚饭也顾不上吃，便一头扎进报纸堆，一张一张仔细翻看起来…… 　　 　　 　　当他翻看到国民党《山西日报》上的一条消息后，眼睛为之一亮。 　　 　　“阎锡山部队进攻陕北刘志丹部。” 　　 　　这条消息，不仅透露了徐海东领导的红25军与陕北刘志丹红军会师的情况，而且还配有陕北红军根据地的示意图。 　　 　　聂荣臻兴奋地朝军团长林彪喊：“快来看！陕北有个红军根据地……” 　　 　　林彪看过报纸，一阵惊喜：“通讯员，快！把报纸送给毛主席！” 　　 　　报纸很快送到了毛泽东手中。毛泽东一口气读完有关消息。当他得知陕北根据地还在，而且刘志丹和徐海东率领的红军力量并不弱时，不禁开怀地大笑起来：“呵呵，这个《山西日报》办得好啊！应该给他奖励才是！”周恩来也闻讯赶来，同样喜上眉梢。 　　 　　毛泽东笑着对他说：“这个梁兴初收获还真不小哩，他把刘志丹的根据地给‘抓’来了。”接着，毛泽东即让通讯员告诉梁兴初：“从今以后，侦察连作为先头部队，每到一地，第一件事就是给我找精神食粮！”随后，他高兴地大手一挥，对周恩来说：“马上进军陕北，和刘志丹会师去！” 　　第二天，根据中央的决定，红一方面军即改称陕甘支队，开始向陕北根据地挺进…… 　　 　　过去多年中，一些研究长征的西方记者，常常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中国红军长征会选择陕北作为落脚点？梁兴初侨装改扮智取敌军资料，为人们揭开了这个“迷”！ 　　 　　历史，往往由偶然性走向必然性。如果当初梁兴初没有缴获这批报刊，那么中国革命的历史是否是另一种写法呢？ 　　 　　3、青石嘴一战，我军缴获战马百余匹。毛泽东决定成立红军“骑兵侦察连”，梁兴初成了我军第一任骑兵连连长，从此工农红军有了自己的第一支骑兵部队。 　　 　　1935年10月，红军陕甘支队在毛泽东等率领下越过了六盘山。西北黄土高原，此时秋高气爽，天高云淡。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梁兴初等率领侦察连作为先头部队，迈着轻松的步伐行进在泾源至固原的公路上…… 　　 　　忽然，走在前面的侦察兵前来报告：“在前面不远处一个叫青石嘴的村子里，发现一支敌人的骑兵部队。” 　　 　　梁兴初接到报告，立刻警觉起来：“大家原地隐蔽，不要打草惊蛇！”接着，便亲自跑步向军团首长和毛泽东作了汇报。 　　 　　毛泽东接过了林彪递过的望远镜。只见望远镜里，一股敌人的几百匹战马聚在一起，马鞍摆满一地。而马的主人们有的正在吃饭，有的正躺在草垛上睡大觉，根本没有料到我们的红军就在跟前。 　　 　　毛泽东放下望远镜，当机立断，将手一挥：“打掉它！注意，别伤了战马。” 　　 　　漫山遍野的红军战士，犹如饿虎扑食般冲进村里……梁兴初率领的侦察连冲在最前头。 　　 　　敌人毫无戒备，顿时乱作一团，纷纷举手跪地、缴械投降。梁兴初对缴械求饶的国民党军瞧都不瞧上一眼，眼睛直盯受惊战马，大喊：“稳住受惊战马！” 　　 　　战士们应声朝受惊的战马奔去，他们用手死死拽住战马缰绳不放，终于将一百多匹战马一一驯服！ 　　 　　这一战，我军共毙俘敌军200余名，缴获战马140余匹，各种枪支一百余条。 　　 　　战后，梁兴初抚摸着一匹匹高头大马，露出了会心的笑容。他似乎预感到：这批战马已经非他们莫属了！ 　　 　　果不其然，第二天清晨，左权参谋长便早早来到侦察连，传达了毛泽东的命令：“将侦察连正式改编为骑兵侦察连！” 　　 　　从此，红军有了自己的第一支骑兵部队，梁兴初也因此成了我军第一支骑兵连的连长。 　　 　　4、林彪点将，梁兴初夜战秀水河，旗开得胜！此战大捷，意义非同寻常，蒋介石为此极为沮丧，而毛泽东却因此兴奋异常，并从延安发电贺勉。 　　 　　长征胜利后不久，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投奔到了抗日救国的洪流中。 　　 　　抗战正式爆发后，梁兴初不仅参加了平型关大捷，而且于1938年12月作为苏鲁豫支队的副司令（时任八路军第115师685团副团长），与支队长彭明治、政委吴法宪一起，率领该支队挺进微山湖湖西，开辟了湖西根据地，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应有贡献。 　　 　　解放战争打响后，此时已任滨海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山东军区第一师师长的梁兴初，又奉命挥师来到东北，被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一师。 　　 　　1946年2月，为实现毛泽东和军委的战略部署，林彪决定在秀水河子一带打一个歼灭战，并点名让梁兴初的1师等部担当此任。 　　 　　秀水河子，是一个只有500户人家的小镇子，因镇边有一条小河而得名。 　　 　　为了顺利完成任务，梁兴初根据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命令和意图，在秀水河一带进行了详细的部署。 　　 　　2月14日22时，总攻按计划在这一带正式打响…… 　　 　　结果，在梁兴初的正确指挥和部队官兵的勇猛冲击下，仅仅经过一夜的浴血激战，天将破晓时，便全部、干净地消灭了全部美制装备、自进入东北后还未吃过败仗的一个蒋军的加强团！ 　　 　　骄横狂妄的国民党军，对自己的失败颇不服气。当梁兴初察看战场，走近一个国民党被俘军官时，只听这个被俘军官嘟囔道：“哼，夜里打，算啥本事？！要打，白天摆开来打！” 　　 　　梁兴初瞥了他一眼，道：“别管怎么打，打赢就是本事！” 　　 　　“那也得符合操典!”被俘军官仍不服气。 　　 　　梁兴初不由得大笑起来。他瞪大眼睛，指着这个俘虏说：“瞧你现在这熊样，上穿美国军装，下穿老百姓棉裤，你操典个鬼！” 　　 　　战士们全都哈哈笑了起来。俘虏也蔫了，从此再不抬头。 　　 　　秀水河之战，是我军出关后的第一个歼灭战。其意义并不在于歼灭了千余名敌人，后来，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在回忆录中这样说： 　　 　　“秀水河子战斗是蒋军在东北第一个整团被解放军歼灭的开始。我听到这个消息后，表面装着镇静，内心却非常丧气，感到蒋军想两个军接收东北，势不可能。……以秀水河子战斗经验看，共军日益强大，战略战术非常机动神速……” 　　 　　蒋介石在获悉国民党军在秀水河子战斗中失利的消息后，连夜找到美国调停人马歇尔，请求美军支援，并加紧调兵东北。但毛泽东在接到战报后，却十分兴奋，他当即给林彪发电报，说：“在秀水河子歼灭敌人5个营，甚喜。在顽敌进攻下如能再打两次这样的战斗，国民党将不得不承认我在东北的地位！”这对梁兴初指挥的这场并不算大的战斗，是一个极高评价！ 　　 　　5、锦州之战刚刚落下帷幕，毛泽东便瞅准了锦西。林彪决计在锦西一带再打一大仗，梁兴初奉命组织黑山阻击战，并由此打出了威风，打响了威名！ 　　 　　1947年秋，梁兴初由“东野”6纵副司令员提升为人民解放军四野10纵司令员。新官上任，果然不负林、罗首长的厚望，梁兴初率10纵接连打了一系列漂亮仗，其中最著名的要数“黑山阻击战”。 　　 　　1948年下半年，东北战场基本成了东北野战军的天下。此时的“东野”已今非昔比，毛泽东说它：“壮得厉害！” 　　 　　这年10月，锦州之战刚刚谢幕，毛泽东便瞅准了锦西和葫芦岛一带。当时，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拥有国民党最精锐部队的廖耀湘兵团从营口逃跑。 　　 　　10月17日，林彪望着阴沉的天色，清冷的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形势发展实在太快了！长春守敌60军已宣布起义，新7军也已动摇，正与东北军谈判…… 　　 　　林彪思考着吃着黄豆，在屋子里来回踱步，随后拿起《阵中日记》这样写道：“我决心在锦西地区，歼敌一二十万人！” 　　 　　林彪趴在地图上，运筹了整整一夜，当聚歼廖耀湘兵团的作战计划制定完毕时，东方的天空已经吐出鱼肚白。 　　 　　计划有了，可要彻底消灭廖耀湘集团，首先需要扼守住黑山、大虎山这个咽喉要道！谁能担当起坚守黑山的艰巨任务呢？ 　　 　　终于，林彪的脑海里再一次出现了梁兴初那张瘦脸。 　　 　　“让梁大牙去！”林彪当即给梁兴初发去了“死守黑山”的急电…… 　　 　　当时，进攻黑山、大虎山的国民党军是6个军的精锐部队，而我军只有10纵一个军；而且时至深秋，东北大地已是寒风刺骨，我军军装尚未下发；同时准备时间紧迫，来不及修筑坚固工事……这一切，预示着黑山阻击战必将是激烈的、残酷的！ 　　 　　黑山之战打响后，刘亚楼电告梁兴初：“务使敌人在我阵地前横尸遍野而不得前进。只要你们坚守三天，西逃之敌必遭全歼！” 　　 　　梁兴初立即用电话命令各师：“死守三天，不让敌人前进一步！” 　　 　　这确是一场极为悲壮惨烈的战斗！当时的战场，到处是敌我双方战士的尸体和刺鼻的血腥味……我们无需详细描述这场战斗的具体场景，从电影《大决战》中，或许能更为直观地感受到它的惨烈与悲壮…… 　　 　　这里要指出的是，经过数日激战，至10月26日起，梁兴初便率10纵发起全线反击。28日，廖耀湘兵团便在我东北野战军各部的联合打击下，全军覆没了！ 　　 　　如果说，锦州的范汉杰集团最终被歼，是因为他们没能东进冲过塔山的话，那么，廖耀湘集团的全军覆没，是因为他们最终没能西进冲破黑山！黑山之战与塔山之战一道，以其杰出的战绩，惨烈的景象，永远载入中国现代战争的史册中。 　　 　　黑山阻击战，以毙伤敌人8000余人、俘敌6300人的战果，和我军伤亡4000余人的高昂代价，为全歼廖耀湘集团立了头功！它打破了敌人死里逃生的原定计划，完全实现了毛泽东、中央军委和“东野”首长的战略部署。从此，东北野战军第10纵队因之声威大振，梁兴初的英名也因之远播！ 　　 　　6、抗美援朝，梁兴初率38军血战松骨峰，再震军威，获“万岁军”称号。回国后，毛泽东接见梁兴初，开口赞道：“久仰，久仰，万岁军军长！” 　　 　　全国解放后，梁兴初回到了他的老部队1纵。此时1纵已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军”，梁兴初任军长。 　　 　　1950年5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当朝鲜战火烧到鸭绿江畔时，党中央、毛泽东作出了“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 　　 　　因林彪称病辞不赴命，毛泽东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率四野旧部，挂帅出征。梁兴初率领的38军，就是最早入朝作战的部队之一。 　　 　　然而，一向善打恶战的“打铁将军”梁兴初，这次却出师不利，入朝第一战即因部下弄错情报，动作迟缓而延误战机…… 　　 　　那是38军继42军之后刚刚渡过鸭绿江不久，毛泽东、彭德怀便制定了第一战役作战计划。 　　 　　毛泽东一向主张“初战必胜”，因此他一日三次专电，具体指导战役部署，并对38军寄予厚望，称：“此役全局关键在于38军”。 　　 　　梁兴初入朝未稳，“志司”便命令他速率部到熙川地区集结，参加“出国第一战”。 　　 　　然而，就在他们奉命出击前，军部收到了38军112师师长发来的急电， 　　称：“据朝鲜人民军情报，熙川有个美国‘黑人团’” 　　 　　梁兴初看过电报，大为惊讶！这与“志司”提供的“熙川驻有伪军一个营”的情况，大相径庭。 　　 　　因慎重起见，梁兴初对部队下达了放慢进攻熙川速度的命令。两天之后，部队才试探着攻进到熙川城下。直到这时，他们才从抓到的几个俘虏那里得知：熙川城内并没美军黑人团，而伪军第8师早在当日凌晨撤出，熙川实际是座空城。 　　 　　梁兴初嘴都气歪了！ 　　 　　懊恼中，他严令112师沿苏尼洞，抵进飞虎山，务必完成任务。112师将功补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飞虎山，并取得了歼敌1000余人的战绩。 　　 　　第一次战役胜利后，志愿军党委召开第一次党委全会。会上，彭德怀司令员指出：“我们志愿军入朝的第一仗打胜了，毛主席很高兴。起初，我们还担心，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和美伪军作战，我们要吃亏。现在看来，这个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我们有近战、夜战的法宝，没有飞机坦克，一样可以打仗，而且可以打胜仗。” 　　 　　彭德怀喝了口水继续讲。首先，他表扬了40军，说40军激战两水洞，首战获胜，消灭了敌人一个加强营，毛主席已提议将打胜两水洞这一日定为“志愿军出国纪念日”。接着，表扬42军，说42军打得很顽强，激战13昼夜，顶住了敌人的数次进攻，完成了牵制敌人的重要任务。但说到38军时，彭德怀只说335团在飞虎山打得不错…… 　　 　　讲完成绩，彭德怀开始列举存在的问题。 　　 　　“梁兴初来了没有？”彭德怀突然提高了嗓门。 　　 　　“到！”众人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到了梁兴初身上。 　　 　　彭德怀的大手在桌子上重重一拍，接着只见他脸色发青，指着梁兴初厉声吼叫起来：“梁兴初，你胆大包天！都说你是一员虎将，什么虎将？我看是员鼠将！老鼠的鼠。老子告诉你熙川只有伪军一个营，你却说有个黑人团。什么鸟黑人团，黑（吓）了你们自己！照此下去，还打什么鸟仗？！” 　　 　　“下面情况摸不准，我们也……”梁兴初本能地辩解着。 　　 　　“你们……你们个鸟！你推迟进攻时间，放跑敌人，更重要的是迟延了向军隅里穿插的行动！” 　　 　　“这一仗没打好，下一仗一定要打好！38军还是主力嘛，一定要重振军威！”副司令员邓华见情况不妙，急忙插话。 　　 　　“什么主力，主力个鸟！”彭德怀头上青筋暴涨，挥手打断了邓华的插话。 　　 　　梁兴初自参军后，喋血奋战20余年，以善打恶仗而著称。在打仗上，以前他听的全是表扬，哪受得了这般指名道姓地责骂？他脸色苍白，嘴角抽搐，两腿发颤，接着脖子一梗，顶了一句：“不要骂人嘛！” 　　 　　彭德怀更为震怒了：“不要骂人？你延误战机，按律当斩！骂你是便宜了你！……” 　　 　　会场里鸦雀无声，梁兴初也不再吭气了。 　　 　　彭德怀见梁兴初不再申辩顶撞，火气逐渐消了下去。他示意一直站着的梁兴初坐下，然后放缓语气，说：“当然，对于这一仗，我彭德怀也有责任，不能全怪你们。但下一次战役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决定：下一步将敌人引到清川江以北的山地上，引入我军的埋伏圈，然后穿插分割，运动歼敌。这个方案，毛主席已经批准了。”随后开始对下一战役进行具体部署…… 　　 　　11月16日，38军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会上，梁兴初原原本本地传达了彭德怀司令员的批评，他说：“38军没打好，主要责任是我梁兴初。彭总严厉批评，我当时不服气，现在觉得批的很对。我们不能总翘尾巴，错了就是错了，不能强调客观，应该总结经验教训，拼出老命打好下一仗！我想，38军全体指战员是不会服输的，定能打出志愿军的风采来。我们一定为党和毛主席争光，为祖国人民报个大喜讯！” 　　 　　果然，在第二次战役中，38军打得极为成功精彩。他们首战德川，仅用了一天的时间，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由此，38军切断了东西两线敌人的相互联系，使西线美军腹背受敌，为第二次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初步基础。后来，电影工作者以此次战例为素材，拍成故事片《奇袭》，受到全国观众极大欢迎。 　　 　　随后，38军又参加了一系列的残酷战斗，次次大获全胜。其中，最著名的战斗——松骨峰之战，打得尤为残酷激烈、扣人心弦。事后，著名作家魏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对这场战斗进行了详细描写。战斗中，38军的战士们那种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那种激烈残酷、可歌可泣的战争场面，曾感染、激励了几代的中国人……从某种程度上说，38军在松骨峰之战中的表现，成为整个第二次战役最后获胜的关键。 　　 　　当38军将士无数感人事迹和一个又一个的辉煌战绩，传到志愿军总部时，彭德怀司令员等都被深深打动了！ 　　 　　读罢战报，彭德怀心绪难平，他思索了一会，激动地对志愿军其他领导说：“不错，打得好！38军不愧是一支能打硬仗的老部队，应该通令嘉奖他们！”接着，他抓起毛笔，亲自拟写电文，并在文末加上一句话：“第38军万岁！” 　　 　　当梁兴初从军政委刘西元手中接过嘉奖电，看到38军万岁时，感慨不已，眼里不由得溢出几颗晶莹的泪珠…… 　　 　　1955年，梁兴初从朝鲜回国，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当周恩来总理将梁兴初介绍给毛泽东时，毛泽东握住梁兴初的手，高兴地连连点头，说道：“久仰，久仰，万岁军军长！” 　　 　　从此，“万岁军军长”——梁兴初的英名，不胫而走！ 　　 　　1967年5月，毛泽东亲自点将，梁兴初担任成都军区司令员，直到1973年初。 　　 　　1985年10月5日，因积劳成疾，梁兴初心脏病发作，经抢救无效而猝然辞世，终年73岁。 　　 　　7.人们对江青的评论，总是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她比毛泽东还坏 --江青的悲剧性 2005-11-27 20:56:05[点:190] (2924字) 　　 　　江青的悲剧性 　　 　　人们对江青的评论，总是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她比毛泽东还坏。其实，她哪里坏得过毛泽东？事情很简单，是她影响了毛泽东还是毛泽东影响了她？ 　　 　　就说20世纪30年代。当时她不过是个演员，和那时代的其他演员一样，无论她是二流演员还是末流演员，都不是被歧视和褒贬的理由。她本来也并不是坏人，那段历史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假如她见不得人，那影艺圈里的其他人呢？那段历史本无所谓光彩还是不光彩，只是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维方式，阻碍人们客观地看待历史，而红太阳、大救星、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夫人居然有一段被左派视为丑陋的历史，这就迫使她不得不设法隐瞒掩盖，于是，极左革命越是彻底，她的迫害就越是来得凶残了。 　　 　　阿根廷前总统庇隆将军的夫人，以埃维塔著称的埃娃•玛丽亚•杜亚尔特，也是演艺界出身，但她的起步远不如江青那么走运，那么红火。埃娃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她的奋斗要艰难的多，高峰时期也不过做了一次封面女郎而已，这些可以被视为卑微，但并不被歧视，也不被视为丑陋，更没有什么革命和反动之说，当然也就不必隐瞒或粉饰。40年代后期阿根廷人民对埃维塔的拥戴甚至超过对她当总统的丈夫庇隆将军。 　　 　　江青长得漂亮，有点天分，进艺坛做演员，谋职谋生而已。她个人品行如何、有多少缺点，那是她自己的事，她的悲剧在于和毛泽东的婚姻。人们盛传，当时毛的左右均不赞成这门婚事，政治局还为毛泽东约法三章，等等。这些传说起的作用无非是说江青坏，好像毛泽东干的那些坏事都是因为娶了江青作老婆的缘故，好像如果毛不是和江青结婚就不会那么坏一样。其实不然。那时的江青再诡计多端，也远比不上老谋深算的毛泽东，就算她是想高攀想出风头，那也没什么不正常的。这个世界和人群什么时候没有过这等品质和野心？现今傍大款、傍高官、甘做七妾八奶的女人还少吗？哪个的野心比当年的江青小？ 　　 　　除了夫荣妻贵，想来江青还是要爱情的。她大概觉得凭她的才貌，能够拿住毛泽东，但是她想错了。在家庭亲情方面，毛泽东是个极不负责任的人，对女性的感情完全不是爱，只是性而已，一旦性得到满足，作为玩物的女人也就被遗忘了。由于不掌握足够的资料，无法分析为什么江青始终维持这一婚姻， 因为，如果她是很重爱情、很重自尊的人，恐怕早就和毛泽东离婚，去寻找自己的幸福了。所以，只能假设江青要的是“夫荣妻贵”，或者有什么“野心”。 　　 　　要说江青“往上爬”，也许不完全确切，她是第一夫人，还想往哪儿爬？问题在于江青没有得到她想得到的“待遇”，也就是说，毛并不把她作为妻子那样尊重，他的“小蜜”成群，她反而被排在最后，徒有“第一夫人”的虚名，这和她30年代在上海影艺圈内所接受的西洋式爱情观的习俗想必是大不一样的。然而，中国的统治阶层是男人的世界，习惯显示自我存在的明星式人物必须过一种隐居生活，这在追求新颖、好独出心裁的她，也是一种牺牲。假如她不满毛“乱搞男女关系”而对他大吵大闹，也是完全在理的，她的吵架不是跟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而是跟自己的丈夫。 　　 　　毛泽东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甚至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他在家庭婚姻方面的极不严肃和放浪形骸令人瞠目，他在唯我中心的心理支配下“顺倡逆亡”的所作所为，令他事业上的所有合作者除了臣服别无选择。他是一个公认的独裁者，一面用“墨索里尼永远有理”式的翻云覆雨严厉控制着整个民族和国家，一面以世人楷模的姿态背着江青在外人面前数落她的种种缺点。 　　 　　在这种超级大男主义之下做妻子不是件容易的事，何况没有资料显示她是贤妻良母型的女人。假如她虚荣，要脸面，不肯离婚，那么毛的手中就又多了一张牌。毛不在乎婚姻——毛泽东只有结婚从未有过离婚——，他不缺供他玩乐淫荡的女人，在那些上过毛的龙床的无数女人中，有几个不是受宠若惊的？又有几个是不情愿但是敢说“不”的？他对小他21岁的江青不满足，专爱跟能当他孙子辈的女孩厮混，哪个女人能跟这样的男人做夫妻？何况江青是喜欢折磨自己的倾慕者的那种女人，就像当年蜜月中折磨唐纳，而结果却是她不得不忍受“伟大领袖”的“折磨”。假如她喜欢征服男人，那么她表面上已经征服了权力最高的男人，只是始终没有真正征服他，换言之，没有赢得他的爱。或许，江青最大的野心就是要这个权力最大的男人拜倒在她脚下，她太自信了，她不知道毛泽东是不爱任何人的。她折腾毛泽东不成，于是她折腾人的本性驱使她弄权折腾她所能及的所有角落。 　　 　　总之达成了默契：毛同意江青参政和出头露面，江青容忍毛荒淫于春宫色情之中，以至于后来江青见毛需要请示毛的“秘书”。这样一种畸形的夫妻婚姻关系，不把江青造就成江青，那才怪哉不可！ 　　 　　据悉，江青最后几年十分想念毛泽东，这一事实说明，当年江青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爱上毛泽东，都带有真诚、单纯和无辜的成分。假如说江青的颐指气使、飞扬跋扈令人愤恨，除了她原本就有明星傲气之外，她的夫君毛泽东“统帅”一切的不可一世不能不是鼓励她大肆膨胀的客观原因，江青自己不是说“一辈子向主席学习”吗？仅就这句话来说，撇开毛的影响不谈，他们是平等的夫妻关系吗？ 　　 　　对毛泽东的评论大多是学术的、充满义愤的，而评论江青几乎都是用讥讽的语调仅仅把她当做毒妇小丑，这就缺乏应有的严肃性。人们于有意无意间，还是把她作为毛泽东的附属物，很少从一个妻子和女人的角度分析她的悲剧。江青参与祸国殃民，毛泽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她残害了许多人，大多数是文艺界的人士，而主要是因为他们知道她的底细，虽然她那点底细和这些知情人的经历几乎是同样的。只是她的丈夫领导的革命把别人视为四旧和丑陋，于是这些别人自然会联想到“你太太”也不例外。于是事情就复杂化了。假如说江青是虚荣的，那么毛泽东就是虚伪的。难道当年结婚的时候毛不知道蓝萍是谁，都干过什么？“大破四旧”和“横扫一切”把火烧到了自己老婆身上，毛能制止江青停止迫害她30年代的那些同行吗？再说，江青所干的坏事和迫害，哪一桩得到毛泽东的批评和平反了？问题的实质是，毛泽东需要江青这样助手，但与此同时还要把责任推给江青——也就是她这样如此愚蠢的女人能做出如此愚蠢的牺牲。 　　 　　当然，江青的行为要她自己负责。研究分析这个人物，是要以她本人的性格和心理为基础，但不能离开她的特定地位和环境，不能忽视她周围的影响。江青从一个竟然于新婚燕尔撇下爱她至深的丈夫而独自出走的傲慢名媛，到对毛泽东甘效犬马之劳的奴卑附庸，这样巨大的变化，难道责任都在她一个人？ 　　 　　总之，她要是不和毛泽东结婚，她也许不会走到这般恶毒，也不会有遍及全中国的影响。但是她和毛泽东结不结婚，毛泽东仍然是毛泽东，假如和毛泽东结婚的是另一个女人，毛泽东也还是毛泽东。没有江青，至多是她干不成那些坏事，或者她自己也沦为被迫害者，但并不会根本改变中国的命运——中国的命运在于毛泽东，而没有人能够、也没有人敢于驾驭毛泽东 　　 　　8.没有！由于杨勇坚决顶住，志愿军总部中没有揪出一个右派。 --杨勇说，志愿军都是左派，没有右派 2005-11-27 21:20:35[点:184] (832字) 　　 　　杨勇说，志愿军都是左派，没有右派 　　 　　舒 云 　　 　　在朝鲜，赶上国内反右，每个单位都按比例分配了右派名额，没有可不行。志愿军中歌舞团京剧团杂技团一大堆，杨勇在师以上干部大会上公开讲，我们志愿军没有右派，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又在前线，都是左派，哪里来的右派？谁是右派？没有！由于杨勇坚决顶住，志愿军总部中没有揪出一个右派。 　　 　　杨勇一向给为党做工作的人撑腰。在朝鲜志愿军司令部的招待科长叫王桂田，是个老同志，也是老实巴交工作本份勤勤恳恳的人，以后回国，杨勇在带到北京军区的很少的一两个干部中，带了他和他的招待所班子，组建了海运仓招待所。 　　 　　杨勇对王桂田的工作非常满意，王桂田和杨勇没有任何私人关系，他平时都跟秘书王韶华联系。但王桂田的工作，杨勇全看在眼里。朝鲜停战后，朝鲜党政军包括金日成经常来，还有各国大使、国内的慰问团，来学习来参观的络绎不绝。但朝鲜什么也没有，一切都要从国内运，王桂田一天忙到晚，把招待科这一摊搞得井井有条。来宾不招待好一点也说不过去。说好，也就是砂锅豆腐，包子饺子之类，来宾都很满意。 　　 　　有一天，杨勇对政委王平说，今天我不上班了，我替王桂田蹲班房去。 　　 　　王平不知道怎么回事，底下还没汇报。 　　 　　原来，杨勇找王桂田找不到了，就问。保卫部说王桂田被扣起来了。 　　 　　为什么扣起来？ 　　 　　保卫部说他有问题，隔离审查。 　　 　　原来，志愿军司令部从广州拉来一车水果，因为温差太大，也因为时间长，水果烂了好多，尤其是香蕉，几乎全烂了。这只是个起因，当时一些人对王桂田意见很大，他们老拿一把炒面一把雪的时候和现在比。停战了，供应条件当然要比战时好一些。当时正反铺张浪费，招待科长王桂田首当其冲。王桂田浪费是有一点儿，但算不上犯罪。 　　 　　杨勇说，你们怎么搞的？他弄的东西都叫我们吃了，让人家蹲班房，坐牢也应该由我去坐。 　　 　　保卫部马上把王桂田放了。 　　 　　9.江青出这口气，不只是对准黄永胜，而是指桑骂槐，直指林彪 --黄永胜对抗江青 2005-11-27 21:28:41[点:188] (1447字) 　　 　　黄永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和陶铸比美。 因为真正权力核心的人， 没有几个和最高正副统帅关系都这么好的， 黄永胜是林彪的老部下，黄又是参加过秋收起义（毛泽东领导）的老兵。 正因为如此，黄和陶都有点看不起文革女老板。 据说陶骂过江青不男不女， 黄永胜一上来就对江青也不客气。 　　 　　1968年3月22日，黄永胜被任命为总参谋长。 黄永胜觉得军委办事组在写关于军队调动的请示报告很麻烦，因为要列上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等一大串名字。 这样传阅起来很费时间，容易误事， 就想把中央文革那些人的名字拿掉。 　　 　　实际上这真的花不了多少时间， 而且也都是秘书们在做这些，其实想甩开中央文革伸过来的那只手。 当然，黄永胜肯定是要事先请示林彪的。 在请示了毛泽东之后，毛同意了。 有关军队调动这类事情就不再报送中央文革了。 　　 　　而在此之前，黄永胜就在1967年1月21日晚上的军委会议上重炮轰击过中央文革。 黄永胜说，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不听毛主席的话，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胡乱批评解放军，乱斗解放军的干部，要夺解放军的权，希望中央文革做出认真的检讨。 　　 　　现在机会来了，老帐新帐一起算。 　　 　　女老板得知此事， 大怒， 你黄永胜心目中还有没有中央文革， 别忘了这时候的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是原来的政治局。 在一九六八年五月间的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江青大发雷霆，指着黄永胜的鼻子破口大骂：你们军委办事组搞在搞‘军党论’（怎么听起来黄永胜和高岗也有一腿），是‘独立王国’，无组织无纪律，目无中央，老娘就是中央！你黄永胜算什么东西敢封锁我？当场宣布黄永胜、吴法宪二人停止参加文革碰头会，清理思想，还取消了原定由黄率代表团出访阿尔巴尼亚的安排。 　　 　　江青出这口气，不只是对准黄永胜，而是指桑骂槐，直指林彪， 但是她又不敢直接骂“要拿枪毙了她”的林彪。 在那个年代的中央，除了林彪能对其斥责之外，再也没有第二人能够出其左右了。 　　 　　周恩来向毛泽东做了报告，毛听后表态说：不要理她，让黄照样当团长，率团出访。随后，周恩来带着黄永胜，吴法宪，叶群到钓鱼台登门拜访江青。周知道黄的脾气，因此三叮嘱黄永胜要耐住性子， 这样才不至于出了差错。 江青大骂一通， 结果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 大概毛泽东也觉得过意不去了，则令江青为此事作检讨。 　　 　　后来由于黄永胜压制广州军区的造反派， 想稳定下局势，江青在送上了的一份文件上批示：保守派的根子“广州军区上头还有”－明显的是上头的人便是黄永胜。 　　 　　就在温玉成上任不久，江青让温管样板戏(实际上文革中的那个样板团是江青的自留地)。 而温玉成也是军委办事组的成员，有一次江青心血来潮向温提出样板团的人要穿军装， 一人一套。 温玉成很老实（实际上林彪的人）， 说：“我不管后勤，发军装是邱会作管的。” 　　 　　“不行！”江青把头一扬，尖声尖气地说，“你是协助谢富治管样板团的，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温玉成没有法子，只好请示自己的老上级黄永胜。 军委办事组不同意，黄永胜以样板戏文工团属于政府编制为理由说：“不是军人穿什么军装？不给。” 　　 　　邱会作也说：“又不是军人，怎么能随便发军装？” 　　 　　后来黄永胜交待温玉成：“没有林副主席的命令和批准，谁也不要打军队的主意。” 当然事情过了不久，温玉成就成了江青反攻林彪的一个牺牲品，因为搞黄永胜搞不了，搞邱会作也搞不了，一个是毛林的人，另一个是毛林周的人。 　　 　　10.大比武他是得力干将，让部队走歪路 --上将杨勇当红娘 2005-11-27 21:33:30[点:191] (4817字) 　　 　　朝鲜停战的夏季，志愿军政委李志民说，小杜，我给你介绍一个对象。李政委一片好心，想把哪个将军的女儿介绍给杜心。摄影记者杜心1952年到朝鲜，负责战地摄影。1956年他调到志愿军总部担任了摄影组长，这一年他才23岁。 　　 　　他照相动作非常快，拍一张成一张，足足拍了万把张珍贵的照片。因为任务是记录总部的活动，所以杜心天天在杨勇的作战办公室上班。首长们都把他当成小弟弟，彼此很熟。杜心还没说话，杨勇说了，人家有对象，你介绍什么对象。李政委说，哎哟，小杜，你这么小就有对象啦？杨勇说，他那么小你为什么给介绍对象？几个人一起哈哈大笑。 　　 　　杜心的女朋友叫顾丽芳，俩人在上海读中学时是同学。杜心参军后，小顾考上了哈尔滨医科大学，正在读大三。小顾来信叫杨勇看到了，问谁来的信，能公开吗？那时谈恋爱，没有什么你爱我爱的，杜心大方地把信给杨勇看。杨勇说，这就是你对象？有没有照片？我看看，嗯不错。杨勇很支持杜心谈对象，对他说，你们都是搞技术的，很好，一个照相，一个当医生，我们缺少的就是技术。 　　 　　有时他们闹点意见，杨勇还在信上写几句，说小杜是个好青年，不应该为点小事就闹意见。那时，还不知道转年志愿军就要全部撤回国，杨勇说，我们马上回北京休假，你把小顾带来。下一个休假，你把小顾带到朝鲜来。杜心说，结婚了才能来休假，我还没结婚。杨勇说，那就结婚嘛，到朝鲜来结婚。 　　 　　杜心在首长身边摄影，一天到晚接触上层，作战地图摆在桌上，党委会他可以列席，算机要人员，由保卫部直接管理。结婚需要政审，机要人员的结婚政审更是严格。保卫部一政审，麻烦来了。顾丽芳本人表现很好，共青团员，学生会主席，问题出在她的家庭上，她的父母是富农，姐姐姐夫在香港。哥哥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定成了右派。这一大堆反动黑外关系，怎么能结婚呢？保卫部严肃地对杜心说，你是要军装，还是老婆？要军装，就不能要老婆。要老婆，就不能要军装。你是机要人员，前途无量，不要因为结婚把你毁了。 　　 　　军装和老婆为什么水火不相容呢？一心准备结婚的杜心懵了。那时也没那么多复杂的思想，杜心不知道怎么办好，自己的个人私事也不好跟杨勇讲，只得闷闷不乐。杨勇发现整天无忧无虑的杜心情绪不高，就问怎么回事？为什么不高兴？杜心说没什么。杨勇明白了，说快休假了，结婚和休假一起吧。杜心吞吞吐吐说，小顾学习紧张……杨勇问，是不是有问题啦？就叫王秘书去了解。 　　 　　王秘书回来一说，杨勇抓起电话把保卫部骂了个狗血喷头，什么要军装不要老婆？我杨勇要不要军装？我老婆也是地主出身，还有毛主席，还有谁，夫人都是有钱的出身，他们还要不要当国家领袖？你有什么权利这样说？杜心想这下坏了，本来不行，就更加不行了。果然，保卫部说，不准结婚就不准结婚，顾某到朝鲜的签证不能给办。 　　 　　杨勇说我们这一代没恋爱，是分配的，他们有恋爱，为什么非要这样做？我派人再去调查。干部部一个处长，保卫部一个副部长，又专门去调查了一番。回来向杨勇汇报，说本人没问题，就是社会关系复杂，不符合结婚条件。这时正忙着交接回国，杨勇说，好就这样，不要告诉小杜，先放一放。 　　 　　这时，杨勇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也走马上任了。一个月多后，杨勇把杜心叫到办公室，说你结婚的问题怎么样了？杜心无可奈何地说还僵着。回国后，新华社准备把杜心派驻国外，《解放军画报》编辑部“半路打劫”，到火车站把杜心的行李拿走了。行李也简单，一个木头箱子，一个被子卷。这样，杜心就到了《解放军画报》，继续当摄影记者。杨勇说，保卫部意见不一致，他们不一致，我来一致。他马上叫干部部来人，口述了三条，以国防部的名义，调顾丽芳到北京军区总医院，授中尉军衔，三天报到。 　　 　　杨勇说，我管不了你，梁必业副主任还在。梁必业在朝鲜时是政治部主任，现在担任总政副主任，他满口答应支持，说这事办得好，我们总政没意见。那时，由国防部分配名额，部队可以直接从地方录取大学生入伍。可是小顾已经分配到开滦医学院当教员，派去天津进修三年。人家小地方好不容易分到个本科大学生，当骨干培养，不放。杨勇通过“情报”得知当地驻军军长的夫人是医学院的院长，就马上打电话找到军长，军长一口答应做老婆的工作放人。三天后，穿上军装的顾丽芳到北京军区总院上了班。杜心做梦没想到，是这么个圆满结局。 　　 　　杜心结婚了，杨勇这个红娘还没当完，生孩子他还要管。1960年最困难时，杜心的儿子即将出生。有一天，杨勇对小杜说，孩子什么时候生？问得很细，几月几日。然后说现在没东西。杜心说，是没东西。杨勇说，那不行，营养要上去。他马上到厨房，杜心怕他拿这拿那，跟过去。果然听见杨勇在问炊事员老王，我这个月的口粮来了没有？杨勇每个月有100个鸡蛋， 还有点油和肉。 　　 　　老王说刚领来，就这么多。杜心一看，东西还在地上放着，没来得及放进食橱里。杨勇说，好，全装起来，放到汽车上，给小杜。夫人林彬也说，把我那份也拿走。杨勇的小女儿京京在一边大叫，怎么把我的口粮拿走了？杜心坚决不要，把装进去的火腿和半条大马哈鱼又拿出来，杨勇说，你就别拿进去又拿出来了，又不是你生孩子，难道革命革到你小杜这一代就不革了？孩子是我们的希望，一定要让他们身体健康。杨勇看看鸡蛋，说不够嘛，鸡蛋吃完了怎么办？ 　　 　　他叫老王到鸡笼里抓鸡。老王抓了两只公鸡，杨勇说公鸡不要，要母鸡，让他们鸡蛋吃完了，还有蛋吃。走走走，杨勇不由分说，和司机、警卫员一起把一大堆东西送上了车。平时这些东西也许不算什么，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食品极度缺乏，这一大堆食品比金子还宝贵。顾医生的眼泪哗哗往下流，因为那样的社会关系，她在这个社会上被人瞧不起，而杨勇不仅结婚管，生孩子还管。逢年过节，杨勇都要打电话叫杜心带儿子杜弘来家里。有一年，杜心出差，顾医生值班，杨勇让小阿姨把杜弘抱来，杨勇一口一口地喂杜弘吃饺子，说杜弘在，才叫过年。 　　 　　《解放军画报》摄影记者杜心在文革中又与杨勇有一段“交往”。1965年上海会议后的一天，杜心去看杨勇，杨勇把他叫到院子最后面的作战办公室。这是杨勇在家办公的地方，平时除了秘书从来不让别人进。里面挂满了作战地图，还有一排电话。杨勇说，小杜，开始整罗大将了，我认为罗大将是一名优秀的指挥员。我正大光明，他们要我交代大比武，大比武是毛主席叫搞的，你在现场，你知道，军队不训练那是土匪，严格训练才是部队。杜心一贯在杨勇说话时不加以评论，只是静静地听，但杨勇知道杜心赞同他的话。 　　 　　1967年初杨勇被抓不到一个月，北京军区专案组来了三个人到《解放军画报》找杜心，带来一张杨勇亲笔写的条子。小杜，我的情况你已知道，你实事求是如实地向他们反映我的情况。下面是杨勇的签名和日期。“实事求是”，还“如实”？以后杨勇对杜心说“如实”是他特意加上的。杜心看完条子，问杨勇关在什么地方？专案组说，不能告诉你，你没有权力知道。杜心问，他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大比武他是得力干将，让部队走歪路。杜心说，我知道，大比武是毛主席批准的，你们不是也执行了吗？不要辩论，最凶的专案组成员粗暴地制止。杜心说，这是事实。我当时在现场拍摄大比武，亲耳听见毛主席对杨勇说，你的部队很好，练了一手过硬的本领，我看了很满意。 　　 　　毛主席还带头站起来鼓掌，叫杨勇把新式步枪拿来给他看。你也去调查调查，看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专案组问，我们不在现场，用你记者的眼光看，杨勇是不是把部队带上歪路，搞修正主义那一套？他不跟毛主席跟罗瑞卿，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杜心当过多年记者，知道笔录的厉害，光有答话没有问话，你不知道他会用在什么地方。杜心说把你的问话先写上，否则我不回答。 　　 　　这一着聪明，你想往笔录里胡加，加不上。专案组不写，杜心说，你不写我也不说。直到专案组把他们的问话写上，杜心才说，以我多年观察的眼光看，杨勇一贯对部队训练严格，过去有句话，叫严师出高徒，只有严格训练，才能培养千百个将军。专案组大叫，你这人反动。 　　 　　杜心说，你来吧，你贴大字报，不要这样叫。谈不下去，专案组只好转到第二个问题，拿出杜心在朝鲜拍的照片，让杜心回答在什么地方拍的，然后说杨勇出卖国家土地和机密给朝鲜，是朝鲜修正主义分子。杜心等他把问话记上，回答说，完全是胡说八道，我在朝鲜，参加了志愿军总部的所有会议，如果你不相信，可以去问李志民，可以到军博查。如果我说的不对，我去坐牢。你敢这样保证，他在朝鲜没有秘密活动？杜心说，杨勇夫人有交代，他有肺气肿，警卫员不懂，让我跟着他。杨勇走到哪我跟到哪，寸步不离，我保证他没有非法活动。 　　 　　来人不信，杜心说，既然你们认为我没资格回答，就不要找我谈了。好，这个问题过去。第三个问题，你跟杨勇多年，他有没有反毛主席的语言和行动？杜心想也没想坚决地说，没有。怎么没有？你们说有，你们自己写上，我接触就没有。杜心讲了杨勇和崔庸健在毛岸英墓前祭酒的故事，其中两个专案组的人都流下了眼泪。那个最凶的专案组没哭，还铁石心肠说杜心是保皇派。杜心说，你的行动将来历史会作结论。专案组作好记录，让杜心看完了签字。后来专案组对杨勇说，杜心是一发重磅炮弹，他宁肯自己遭到迫害，也不作伪证。否则，杨勇会罪加一等。杨勇叹口气说，小杜要吃亏了。 　　 　　送专案组出门时，杜心悄悄问流泪最多的那个专案组成员，杨勇关在什么地方？那人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八大处。杜心不是用耳朵而是用心听到的。杨勇被抄家后，杜心曾去过他家，两个大封条封在门上，门口还有两个荷枪实弹的卫兵。杜心掏出记者证，说我能不能进去？卫兵说不行，杜心只好走了。这以后，他一直想找到杨勇被关的地方，看看他。有了准信，他借口到高等军事学院采访，要了个吉普车就上山找开了，杜心还特意带上杨勇爱吃的蜜桔和中华牌香烟。 　　 　　山上的房子不多，很快就找到了一座两层小楼，楼外有卫兵，让他远离，不要靠近。杜心掏出记者证。他有两张记者证，一张中央级的，一张军队的。卫兵说，你找他干什么？杜心说有点小事。有介绍信没有？没有。他已经走了，到连队当炊事员去了。卫兵说如果不走，你要看他，一定要军委的介绍信才行。因为杨勇已经走了，卫兵让杜心趴在窗户上看了看。杨勇大概是才走不久，白床单，枕头，一套薄薄的铺盖还在那里，叠得整整齐齐，原封没动。 　　 　　1972年，在部队农场劳改的杨勇摔伤腿，在周总理的关心下，住进三０一医院，从此解脱。治好腿出来，他让儿子杨小平打电话叫杜心来。杜心从哈尔滨赶到北京，杨勇夫人林彬见了他抱头大哭，说杨司令去看病了，马上回来。杨勇见到杜心，握着手不放，说小杜，我马上要到京西宾馆开会，邓小平让我和罗瑞卿负责军队，咱们在车上谈。现在来说说你，专案组把你的证词给我看了。杜心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遍，杨勇笑了，你真是如实反映，其实你应该保留一点。杜心说，你不是让如实说吗？杨勇说，这样你吃苦头了吧？还在画报社吗？杜心说，不，我调到沈阳军区某团去了。杨勇眼圈红了，说张三吃了什么苦，李四吃了什么苦，跟我的人几乎都吃了苦头。 　　 　　1980年杜心转业到上海，担任了摄影家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曾荣获摄影家协会颁发的荣誉杯。现在他是上海宝玉石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上海玉院院长，上海大学文物考古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他还是著名的民间收藏家和鉴赏家，拍摄了部分古玉珍品，编印成画册公开出版。顾丽芳一直搞医，已经是有高级职称的脑科专家。杜弘从上海大学毕业，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顾丽芳的父母去世，顾丽芳的哥哥是研究航天的大学教授，目前在美国，担任世界力学协会秘书长。姐姐一家在香港，专门在上海投资了五项市政大工程，最大的一项投资200多亿。杜心流着泪说，这一切都要感谢老首长杨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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