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脊梁旧讨论复制35
|
1.郑州小店顾客自取货物自付帐 考验道德良知 --郑州晚报 2005-11-16 11:59:36[点:201] (3726字)
2005年11月16日10:54 小店在这个繁华的十字路口充当起一座爱心“称量”店和守护人的角色，“称量”和守护着一个社会的爱心与自觉。郑州晚报记者 游晓鹏/摄 核心提示：这是一间极其特殊的小杂货店，顾客购物，需要钻进不足10平方米的屋里自己拿货，付账的时候，则要自己在桌上找零。如果你没有零钱，主人可能笑嘻嘻地让你下次来了再给，或者索性免掉，因为他并不记账，常常挂在他嘴边的一句话是：看着给吧。当然，如果你没有付账的自觉，店主也无力追赶讨要。这一切，只因为店主是一位因病基本丧失活动能力，只能躺在一张不足1.5米的床上“目视”小店经营的残疾人。从1986年，焦青军在郑州市南阳路与农业路口开起小商店起，这个小店和这种特殊的经营方式已经存在了近20年。无意间，55岁的老焦和他的小店在这个繁华的十字路口充当起一座爱心“称量”店和守护人的角色，“称量”和守护着一个社会的爱心与自觉。 一个特殊的小店 11月14日9时30分，南阳路与农业路交叉口一家不起眼的小店。 从外表上看，这个小店跟郑州市的其他小杂货店没有任何区别。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屋子，透明的橱窗上整齐地码放着香烟和口香糖，下面的铁皮墙上则贴满了花花绿绿的饮料和食品海报。小店经营种类很全，有公用电话，有冷饮，有牙刷和雨伞等，招牌上的字迹显示它还曾经营过福利彩票。 一位年轻人走到小店门口，他想买包口香糖，隔着小窗向里面叫老板。小窗里没有人探出头来招呼，而是传出一个洪亮的声音，带着浓浓的豫西口音：“进来！”年轻人似乎是位生客，往里面看看，然后从一侧的小门走进去。屋里有些黑，只有一位看不出年龄的光头汉子，躺在屋里左侧一张不到1.5米长的铁床上，盖着被子。“你要啥？自己拿吧！”年轻人略微迟疑，随即按照汉子的指示，从屋内架子上取出一包口香糖，摸出50元钱，抱歉地说：“零钱不够。”汉子说：“你有多少？一块二？好，拿走吧！” 稍停，又有一位熟客赶来打电话。他没有跟老板打招呼，直接拨打摆放在外面的公用电话，之后踱进屋里。汉子直起头对他笑笑：“忙呢？”熟客寒暄一下：“老焦，身体咋样？”摸出4角钱放在桌子上。 细心观察，这个小店是如此与众不同，顾客进门要自己拿货，付的钱放在店主床边的一张小桌上就行，需要找钱的话，可以自己在小桌上的零钱筐里找，那里有店主准备好的足够多的硬币。当然，如果顾客有心赖账，店主也不能把他怎么着。因为55岁的店主焦青军是一位因病已卧床40年的残疾人。尽管这间店铺的面积很小，躺在屋角一个结构与超市推车相似的焊制铁架床上，他仅能活动的右手所及的范围也很有限。 “我这儿是一个顾客做主的商店。”老焦盖着厚厚的被子，只露出一个脑袋说。 “活”起来的睡觉大王 焦青军的老家在洛阳市洛宁县，有一个姐和一个妹，父母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已去世。13岁时，正上小学四年级的他，因为一场莫名的腿病使双腿逐渐变形，3年后丧失了行走能力，只能躺在床上，仅剩下右臂能勉强活动。“我得的其实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今天是常见的病，但那时农村的医疗条件不好，医生也看不出来是什么病。”焦青军回忆起得病前的时光，他还是一个跑着跳着蹦着的健康少年。 1981年，姐姐焦青民的工作关系到了郑州，不忍心抛下弟弟的她把焦青军带到了郑州寻求医治。此时，焦青军已经在床上躺了10多年，病情依旧不见好转，生活信心全无。在姐姐找人给他焊制的一张不足1.5米长的铁架床上，焦青军常年只能保持着一种卧姿，身体倒向左侧，变形的左臂压在身下，以便给惟一能活动的右臂留下空间。焦青军说，当时他一遍又一遍地想到了死，“感觉自己的存在只是给家人带来拖累”。 焦青民看着弟弟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担心他会出事。这时，居委会提出了一个建议：让焦青军在路边开一个小店，经营些简单的副食饮料。但一个自己都照顾不了的残疾人，怎么能开一个店呢？焦家人虽没有立即答应，却觉得，这是一个让闷在屋里的焦青军“活”起来的机会。 “我开始时不愿意，不是能不能照看得过来的问题，而是我这样一个人，会不会把进来的顾客吓住。”焦青军说。但经过考虑，焦青军还是同意了开店。焦青军的外甥们为他盖了这间小铁皮屋，买进了第一批货物，一些便宜的日用品和副食品。焦青民把弟弟带着轮子的床推进了这间小屋，旁边放上桌子，安了一部电话。在附近工作的外甥和姐姐每天来给他送饭，照顾起居。老焦的日子，就这样一步步地开始“活动”起来。 “没有这个店，没有大家的鼓励，我根本想不到能活到现在。”外甥刚给他剃过头，焦青军显得精神矍铄，常常使人看不出他的真实年龄。姐姐给他起了个外号：睡觉大王。他笑着说，尽管小店的营业额没多少，却让睡觉大王“活”了起来。 爱心涌动的暖流 老焦的床是东西方向，正冲着门外马路。外面的世界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一米来宽川流不息的人流和车流，以及偶尔走进店内的顾客带进来的风。用他的话来说，睁开眼就是上班，闭上眼就是下班。从1986年起，老焦特殊的小店和特殊的经营方式，已经在这个繁华的路口存在了近20年。 因为老焦商店的特别，他得到了周围的人们和过往顾客的热心照顾。第一次来的顾客，往往会对它的主人和特殊的经营方式感到惊讶，但随即会配合着老焦的“语音提示”，在架子或者地上的箱子里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然后自觉地把钱留下。一些熟客，还会在老焦的亲人不在的时候，帮助收拾一下散落的东西，摆放一下批发商送来的货物，或者扫清床前的小桌，摆上棋盘，跟老焦杀上几局。 “这个社会还是好人多。”赶来给弟弟送饭的焦青民对记者说。商店的货物，早已经不需老焦托家人跑腿去进，附近东三街副食品批发市场和黄河食品城的商贩们，接到电话就会把东西送来；隔壁邮政储蓄所的年轻人有事没事常来这个小店坐坐，跟老焦聊聊天，帮帮忙；税务所的同志听说了老焦的事，给这个营业额并不大的商店办了免税；居委会和残联逢年过节都会给老焦送米送面；几年前，老焦也拿上了郑州市低保金，一位副市长还亲自登门，给老焦送来了1000元钱。 因此，满怀感激之心的老焦，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看着给吧。”老焦也不记账，哪位顾客一时没带钱，他也不会急着跟人要，他只准备了一根抓挠，可以把桌上散乱的零钱收到一块儿。但过往的顾客们，面对这样一位辛勤而坚强的店主，谁会忍心生出少给钱或者赖账的念头呢？ 不经意间，老焦和常常由他独守的店铺，成为这个繁华的十字路口的一间爱心“称量”店，或者良心“称量”店，称量着过往顾客的爱心与自觉。而20多年来，只有一位顾客没有经得住老焦的商店的考验。 老焦回忆说，多年前的一天，一个年轻人说要一条烟，老焦像往常一样把他“喊”进来。年轻人发现这是一位几乎不能动弹的残疾人开的店后，瞅瞅一时四下无人，夹起香烟溜出门外。那一刻，老焦没有喊也没有骂。他说：“我不能把他怎么着，但我知道，他的良心上一定过不去。” “在这样一个繁华的十字路口，如果没有热心人的帮助，一个不能动弹的残疾人能做成这个样子真是难以想象。社会上还是好人多。”十字路口一位曾去店里买烟的警察对记者说。 捐献遗体的决定 焦青军在用自己的坚忍感染和方便着来往路人的同时，也使奉献爱心的方式得到新的尝试和延伸，而他始终解不开的一个心结是，怎么用自己的方式给予曾帮助过自己的亲友和陌生人以回报。 11月14日，与记者聊天时，老焦拿出了一份刚刚签好字的遗体捐献申请表。“我志愿将自己的遗体无条件地奉献给医学科学事业，为祖国医学教育和提高疾病防治工作水平，贡献自己最后一份力量。请亲属遵照我的意愿，支持执行人办理手续。”老焦一字一顿地念着。他说，过两天就准备由亲人们陪着，亲自把这份表格给河南省红十字会送去。 老焦捐献遗体的想法从去年就有了。他对记者说，这么做主要有两个想法：一是现在得自己这种病的人有很多，把遗体捐献出来用于医学研究，或许能够帮助专家研究出来治疗方法；二是自己一直受到政府和这么多人的照顾，想把捐献作为回报社会的一种方式。“我无儿无女，也没有挣到什么钱，实在也没有别的方式。受了社会这么多年的照顾，俺虽然多少年没出过小铁屋，但俺不能跟社会脱节。” 对于焦青军的想法，姐姐焦青民起初不支持。但记者看到，这份申请表的家属代表意见栏里还是签上了她的名字。她说：“后来了解了他的心思，我也就同意了，弟弟能活到现在，没有大家的帮助是不可能的，我理解他。” 今年9月，老焦通过媒体终于找到了河南省红十字会志愿捐献遗体接受中心的电话。一位工作人员打来电话问：“你愿意捐献哪一部分器官？”“全部。”老焦告诉记者，当时自己就说了这两个字。说这番话的时候，焦青军的脸上透着股严肃，又有一丝笑意。(郑州晚报记者 游晓鹏 文/图) 相关专题：郑州晚报《独家责任》 2.高干子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实际上也不能一概而论，有低调务实、埋头学习的 --哈军工高干子弟的闲闻逸事 2005-11-17 1:59:08[点:212] (5781字) 哈军工高干子弟的闲闻逸事 储佳康 众所周知，军工高干子弟多。 当时在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干部中，都以能够把子女送到哈军工上学为荣。 高干子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实际上也不能一概而论，有低调务实、埋头学习的；也有沾上“八旗子弟”陋习，夸夸其谈，看不起普通工农子弟的。 我们班有几个高干子弟，其中一个父亲是山东省的副省级领导，一个父亲是武汉市的副市级领导，还有一个养父是个河南的县委书记（这实际上算不上高干了，不过他自我感觉很好，也许在小县城里人家一直把他当当地的“高干子弟”看待）。前两位学习很刻苦，成绩也不错，组织观念和组织能力较强，是班里最早发展的党员。 同队不同班的有一个是南京军区空军司令N中将的儿子，身体不好，一副病恹恹的样子，腰上绑着不锈钢支架，抽烟。这在当时的军工绝对少见，给我的印象确实不太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N司令被打倒，他那个群众组织都不参加，乘学生可以免费串连，到新疆游天山，到海南游天涯海角，到昆明看蝴蝶泉，几乎走遍了祖国大好河山的所有著名景观。回来后父亲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等着分配。最近听说他已经当上了A省省军区司令了，大跌眼镜。 低我们两届，65级有几个高干子弟。文化大革命后期和他们有些交往，听他们摆呼其傲人的经历：67年，他们结伴去广州串连，突发奇想，弄辆车去从化温泉看看。可惜老爸此时都已经落难，在广州靠正规渠道是借不到汽车的。于是到中山五路转悠，看到一辆面包车停一座大厦底下，用一把螺丝刀起开了车门，再把驾驶座前面板起开，把电源线连上，马上可以打火开动。 5个人，开着这辆“借”来的面包车，出广州，在从化温泉玩了两天，非常尽兴。但是，后来发现副驾驶座前抽屉里，驾驶执照是澳门的，吓了一跳。原来是辆外籍车辆，如果车主去公安局报失，肯定会追查。于是商定晚上进广州，把车停在黄花岗偏僻处。回广州路上，汽车没油了，拦住一辆过路上海牌轿车，两个体形高大的同学架住车主，剩下的人拿起面包车上面的水桶、吸管，把上海牌轿车油箱里的汽油抽取了大半桶。怕上海牌车主追上来，顺手把车钥匙拔了带走，然后扬长而去。 后来回军工，闲着没事，拿起气枪到学院后面职工村“打猎”，职工村没有野味，就打职工养的鸡，打中了，拎回宿舍用电炉煮着吃。学员食堂冬天吃饺子，都是炊事员抽空包一些冻外面，等包够了，再煮。这些大爷，知道了食堂有冻饺子，就背起书包到食堂后院，乘炊事员不注意偷偷装了一书包，回宿舍也用电炉煮着吃。 工宣队进驻军工后，拿这几个人开刀。杀鸡擏猴。一一交待，会场上面阵阵笑声，好像在听《天方夜谭》故事。 最有意思的是装甲兵X司令的孩子，68年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带了军工一批学生（边境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黑龙江边境做稳定边境的工作。某天突然失踪，留下的行李中找到一张苏联地图，一把短剑是苏联国防部赠送给他父亲的，还有一张苏联姑娘的照片。同时，边防部队还发现这几天晚上有人偷渡越境。情报直达中央军委办事组，中央军委办事组马上发布“三北地区”（东北、华北和西北）通缉令。并通过外交部与苏联交涉，引渡偷渡者。同时派他同班同学，三人一组，拿着中央军委通缉令。去他所有亲戚、朋友、同学家寻找。 两个月后，在重庆到武汉的江轮上发现了他。在乘警配合下，一举抓获。船到武汉，码头上早就有中央军委某局的三辆吉普车等着，直接押送汉口火车站乘车回北京。一年多后，他又出现在哈尔滨，身份是某国防工厂三线建设搬迁办公室主任。后来在中越边境反击战中，他是英雄坦克团团长，身先士卒，冲锋陷阵。《解放军报》以“将门虎子”为题有整版报道。现在他已经是我国装甲兵学院的院长，少将军衔。 知情者告诉我，原来他在边境接到女友来信，说“大姨妈没有来，可能是有了”。这在当时是件十分严重的事情。慌乱之下，仓促离开，直奔四川老家，安置女友。据说后来中央军委知道了事实真相，也哭笑不得。等X司令问题得到解决，也给他下了个审查结论：严重无政府主义。未婚先孕，无政府主义，这是其一；没有打招呼就跑，害得中央军委发了“三北地区”通缉令，典型无政府主义，这是其二。 还有一位是卫生部H副部长的儿子，大高个，娃娃脸。因为当时哈军工一个群众组织接到北京所谓“非常委员会”的一批宣传材料，这个“非常委员会”也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有名的“516”集团。材料在这个群众组织领导层里小范围传阅，当中央文革追查“516”反革命集团时，这几个人统统被抓，关在黑龙江公安厅监狱中有一年多时间。其中就有这位H兄。 待事情搞清，释放回校，也没有说抓错了，还是让他交代问题，认识问题。那天工宣队把他带到我们宿舍，把他交给我们，说就和你们住在一起，严加看管。 果然，H兄进门就拿起拖把拖地，上厕所也要向我们报告。时间长了，互相也熟悉了。说起监狱里面的生活，给我们长了不少见识。黑龙江公安厅监狱条件不错，地板地，一间房间大约15平方米大，没有床，行李放地上，白天卷起来人坐在行李卷上面，晚上铺开睡地铺。 因为他是要犯，一个人一间。墙角一个水池，一个抽水马桶。管教交待他考虑自己的问题，想到什么自己的、别人的不符合MZD思想、违反文化大革命的言行，随时揭发交待。白天只能坐在行李卷上思考问题，不能随便走动。 为了在牢房中争取合法走动，他就时不时的去水池洗手，洗衣服，不多久衣服就洗白了。 一天九两高粱米饭。饭中的刷锅竹签成了好东西。收藏好，在水泥窗台上慢慢磨成竹针，两个竹针互相在一头穿个针眼，就可以拿来缝补破旧的衣服了。没有线，从自己衣服内侧抽取。呵呵，这就叫“只要功夫深，竹签磨成缝衣针”。 他说，其实其它几个一起被抓的同学，就住在他同一所监狱里。但是直到释放互相都没有能够见面。也不知道他们揭发了我什么问题。 我们问他，你到底参加“516”组织没有？他说天晓得，“516”在哪里，是些什么人，我都不知道。就是传阅了北京不知道那个组织寄来的几份材料，就沾包了，莫名其妙坐了一年大牢。过了一个多月，工宣队宣布他解除隔离，可以参加运动了。 后来我们下乡了。他是65级的，要到1970年才分配。最近从毛毛著的一本畅销书上面，得知他居然成了当代驸马爷。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一个人倒霉的时候，你根本想不到能够时来运转，会有这么一天的。 军工高干子弟中的女性，都很有才干。文化大革命开始上台辩论抢先发言的，大多是有高干子弟背景的女同学。后来成立了“八八团”和“红色造反团”两大群众组织，领衔的也多数是女生。她们上台发言，字正腔圆，口齿清楚，很有煽动力。领头呼口号，也极有号召力。扫四旧，开展对地富反坏右分子的斗争，都毫不手软。拿起皮腰带，劈头劈脸抡下去，打得那些人满头满脸是血，她们从不皱眉头的。据说是：对阶级敌人要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 有趣的是，这些巾帼英雄，不少有“姐弟恋”的爱好。我认识的好几个，都是61级的女生找65级的小男生。然后象大姐姐那样呵护着小男生。鉴于涉及个人隐私，具体到人我在这里就不展开了。 我在哈军工认识的高干子弟中最有名的就是他老人家的侄子了。比我高三届，在学院读书时据说曾经是长跑队的指导员，没有一点高干子弟的陋习，平易近人，艰苦朴素，严格要求自己。 65年毕业后，下放到二炮的基层当兵锻炼。听他说营地是在深山老林里面，很少能够见到生人。连队出操时，如果附近村子里的姑娘、大嫂路过，不用连长喊口令，肯定全体非常一致的“向右看齐”，直到姑娘、大嫂离开视线，这个注目礼才结束。 后来和他的亲密接触是在1967年，哈尔滨两派武斗升级，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召集两派头头到北京谈判，住在西苑宾馆。他当时被调到北京担任总理联络员，负责和我们联系。这时还是那样的平易近人，和我们一起谈笑风生。时而也开开玩笑。 后来他被任命为沈阳军区副司令。辽宁的一些极左的做法据说都是出自他的手。包括所谓的“赶社会主义大集”，包括残酷杀害张志新烈士。最为人不齿的，是他的同班同学，睡上下铺的铁干兄弟，路过沈阳去看望他，居然让秘书出来挡驾，说：首长很忙，没有时间接待。 70年冬，沈阳军区陈司令和他一起到HL岛视察船厂，到了船坞码头，他准备下潜艇舱里看看。把军大衣一脱，陈司令乖乖的走上前去接过军大衣，在手里拿着。堂堂一个上将，在码头寒风中等了他足足一个多小时。从中既看到这位王储的骄横，又看到了陈司令的卑躬屈膝，厚颜无耻。 四人帮倒台后，他被审查了几年。后来到上海某研究所总工程师办公室工作，现在也应该退休了吧。 军工高干子弟中的二号人物无疑是那位副统帅的大女儿－林晓霖。 林彪的女儿林晓霖是林彪在苏联学习时，与前妻张梅生的孩子。张梅与林彪分手之后，留在苏联未回国，后来和徐介藩结为夫妇。徐介藩便是哈军工装甲兵工程系主任，一位性格刚直不阿的军人。林晓霖一直和他们夫妇生活在苏联。 1955年徐介藩夫妇归国后，林晓霖仍留在苏联上初中、高中。所以1963年林晓霖归国转学入哈军工时，她俄语极其流利，中国话反而讲不好。后来哈军工分建，装甲兵工程系搬到西安成立装甲兵工程学院，徐介藩也就和张梅一起调到西安工作，把林晓霖一个人留在了哈尔滨。 这位缺少父母之爱，自小独立生活，又久受异国文化教育的孩子，性格极其刚烈。叶群不欢迎这个林晓霖，而林晓霖也憎恨叶群。她常常会不顾场合地当着林彪的面咒骂叶群，甚至骂林彪这位父亲。 每到学院放寒暑假，林彪办公厅秘书必来电话，希望学院设法安排林晓霖不回家，以免惹林彪元帅生气。有几次是派生活秘书带林晓霖到广州、上海度假。就是不能到北京去见她亲生父亲。 院里不知道这是林彪的指示还是叶群让秘书假传圣旨，谁也无法核实，只好执行。系里几位领导在心中很为林晓霖鸣不平。放假孩子们都有家去，惟独她像一只失群的小羊。而且，她对中国生活很有些不习惯，适应力差一些，谁也不好留她在校照顾她，惟一的去处是劝她去西安她母亲家。张梅那时已和徐介藩调往西安工作。据说叶群也不让林晓霖到西安见她的亲生母亲，真是没有一点人性。 林晓霖后来患了肝炎。为此事，林彪、叶群没来信，总参谋长罗瑞卿来了一封信。信直接写给院导弹系，嘱咐系里照顾，每月给补助20元营养费。据当时的系主任戴其萼回忆说，系里很不高兴，觉得林彪这个当爸爸的太差劲儿，女儿患了肝炎，也不关心，当军委副主席工资不少，20元给女儿还拿不出来吗﹖意见归意见，系里还是给林晓霖补助20元。 文化大革命中，保守组织“八八团”把林晓霖抬了出来，当了它们的头。这在群众中也确实可以迷惑一些群众：看，副统帅的女儿在“八八团”，这个组织不会有问题。后来，叶群知道了这件事，让秘书起草了一份《林彪声明》，声明说：晓霖一贯反对我(林彪)。她在外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并不代表我，我概不负责。从现在起，我与她断绝父女关系。 我当时在武汉，但是通过长途电话知道了这个消息，非常高兴这下我们的对立面“八八团”非跨不可。果然，到了67年春天，红色造反团夺了黑龙江的党政财文大权，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肯定了夺权的方向。接着，“八八团”宣布解散。解散那天，“八八团”团长S发表了催人泪下的动人演讲，据说许多“八八团”的群众都哭了。 后来听说林晓霖被发配到了新疆塔克拉马干大沙漠中央的导弹发射基地库尔勒，在那里嫁给了一个陆军大尉。可惜，一代公主就这样的下场。 附录：历史解密——那份断绝父女关系的《林彪声明》 编者：本文作者张云生到林彪身边工作之时，正值中央做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作为“林办”成员之一，他近距离目睹了整个“文革”时期的林彪。本文透露了有关林彪与其女儿断绝关系的鲜为人知的内幕。 “文化大革命”从我进入“林办”的那时起，才真正掀起了势不可挡的“高潮”。身受其害的人千千万万，林彪的大女儿林晓霖也未能幸免。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加害林晓霖的不是别人，正是林彪和叶群。 “老赵，你看晓霖的事怎么办？”有一天，叶群从钓鱼台回来后，和秘书老赵谈起了林晓霖。据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晓霖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加了名叫“八·八战斗团”的群众组织，它的对立面叫“红色造反团”。中央文革认为，“红色造反团”是“真正左派”，而林晓霖为骨干的“八·八战斗团”是典型的“老保”。中央文革在操纵黑龙江省的运动，他们碍于林彪的女儿在那里，就把这一心患告诉了正在向中央文革靠拢的叶群。 叶群并非林晓霖的生母，与晓霖的关系向来不好，而且把她看作是政治上的异己。以读书为由，叶群经常把晓霖支去外地，尽量不给她接触林彪的机会。这样，晓霖也与生父林彪的感情逐渐疏远。 “晓霖太不像话！”叶群对我们抱怨：“她的‘八·八战斗团’是保守派，在中央文革是挂了号的。她到处演说，宣传保守观点。大家都知道她是首长的女儿，以为是首长在支持她。你们可以证明，我和首长才不支持她呢！”叶群说到这里，显得很生气。“这都是首长自作自受。他把晓霖惯成这样，谁的话也不听，更不把我这个后妈放在眼里，但我就不相信拿她没办法！” 没过多久，由叶群口授，赵秘书记录整理，形成一份所谓的《林彪声明》。叶群说这是经过林彪本人点头的，赵秘书和在场的我以及年轻的李春生都心存疑惑。《林彪声明》的大意是：晓霖一贯反对我(林彪)。她在外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并不代表我，我概不负责。从现在起，我与她断绝父女关系。 很快，叶群亲自布置，空军派出一架飞机，由国防科委的一位副主任带着印好的《林彪声明》，奔赴哈尔滨。 由黑龙江省委印发，在哈军工及各大院校广泛散发，林晓霖的“八·八战斗团”也由此被迅速瓦解。在叶群的一连串布置下，国防科委的一位负责人坐着吴法宪派的飞机，又赴哈尔滨。奉令而行的“特使”对林晓霖说：“你父亲叫你回北京去，我是来接你的。”但是这架飞机升空后，就奔向了西北大沙漠中的一个尖端武器试验基地，附近是几百里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当林晓霖发现自己受了骗，已经无济于事了。 3.胡耀邦又来了，泪水哗哗流，同志加兄弟的情谊，使他们握着的手久久不愿分开 --表哥杨勇和表弟胡耀邦 2005-11-17 2:14:01[点:207] (3396字) 表哥杨勇和表弟胡耀邦 舒 云 很少有人知道杨勇和胡耀邦是亲戚。杨勇的母亲和胡耀邦的母亲是姐妹，所以他们是姨表兄弟，还是同学。解放后，两家都把母亲接到北京，两个老太太思乡心切，常常在一起议论北京的月亮没有文家市的亮。 一 1989年1月，胡耀邦回湖南，住在长沙九所宾馆，他对前来看望他的作家张扬说，当年闹革命，牺牲是很平常的事。有一件事他永远不会忘记，那就是杨勇救过他的命。胡耀邦说，当年若不是杨勇救了他，他很可能就死了。 那是长征中，胡耀邦在军委纵队中央工作团担任党总支书记，同时负责党中央工作团的青年工作。不幸他染上了疟疾，发作起来，不能走路，只能和一些伤病员躺在路边，眼巴巴地望着队伍不断往前走，伤病员得不到救护死去是常有的事情。这时，杨勇走过来了，他也负了伤，但他有一匹马。骑在马上的杨勇听见路边有人叫世俊哥，心想哪个喊我？世俊是杨勇参军前在家里的名字。杨勇翻身下马，仔细一看，是你？耀邦！ 1926年春天，胡耀邦从偏僻的山村来到文家市读书，和杨勇在同一个学校，以后又一起考入浏阳中学，睡上下铺。胡耀邦个子矮，他站队和他的语文数学成绩一样总是名列前茅，是学校的知名人士。杨勇贪玩，常常是胡耀邦帮助杨勇做作业，杨勇帮助胡耀邦打架。谁欺负了胡耀邦，个子高大的杨勇就冲上去。有一次，两个小兄弟不知道为什么也打起来，杨勇一家伙把胡耀邦摔到稻田里。 杨勇参加红军后，刚上初二的胡耀邦也投身了革命，负责儿童团。因为他善长演讲，以后担任了特委少共书记。随着战事频繁，加上杨勇改了名字，他们失去了联系。胡耀邦四处打听不到杨勇的消息，就在《中华苏维埃报》上登了一个寻人启事，这才联系上。 我怕是坚持不到头了，胡耀邦说。 怎么会？你要有信心。杨勇把胡耀邦扶起来，让他坐上自己的战马，跟上了队伍，救了他一命。 二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两天后，他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攻克了浏阳的白沙镇。此时，白色恐怖正在文家市蔓延，几名党员都相继逃到江西。不久，共青团的负责人甘恩藻也去了江西，他告诉杨勇，只要找到党组织，他就写信来，可是好多天过去了，还是没有消息，杨勇正在家里苦闷，听见外面枪声不断，像放鞭炮一样，等枪声渐渐平息，有人喊，乡亲们，出来吧，我们是工农革命军，自己的队伍打回来啦！ 杨勇冲出家门，看见穿着灰衣的军人，胳膊上套着红袖章，红袖章上有一颗黄五星，五星四周写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他听了一会，才知道这支队伍刚参加了起义，编进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正等着和一团、二团会合。果然七八天后，毛泽东率第三团和一团、二团的部分队伍在文家市会师。 工农革命军的战士打开地主的谷仓，把粮食分给穷苦有农民。 幸免于难的农会干部活跃起来，安置伤病员，给部队烧水做饭。儿童团员也在杨勇带领下，为部队站岗放哨。 那天晚上，儿童团长杨勇站了半夜的岗。他听巡逻队的士兵说一大早要开会师大会，毛委员要给部队讲话，顾不上睡觉，喊了胡耀邦一声，就早早就来到学校的操场。他特意带着笔记本和铅笔，准备把毛委员的话记下来，告诉甘恩藻他们。 这是杨勇第一次见毛泽东。 那天他骑在墙头上，歪着脑袋和穿着老蓝布农民服的毛泽东说话。 毛泽东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杨世峻，不过，我想改名叫杨勇。 杨勇这个名字好。毛委员又说，你参加儿童团了吗？ 我是儿童团的队长。 我看你很像一个骑马的大将军哩。 杨勇笑了。 毛委员也笑了。 工农革命军的战士整队进入操场，毛委员走上主席台。他走起路来有点跛，大概是行军中脚磨破了，杨勇想。 毛委员站在主席台上，招呼大家坐好，说同志们，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叛变以革命，正在疯狂屠杀革命同志和工农群众，革命已经转入低潮。我们受挫，是吃了没有抓住枪杆子的亏。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武装，事情就好办多了。这次暴动，虽然打了几个败仗，受到一点挫折，但算不了什么。 有些人经不住考验，从队伍中逃跑了，这也没什么了不起，少些三心二意的人，我们这支队伍只会更纯洁，更巩固，更紧张。常言说，失败乃成功之母。拉武装，我们没有经验，万事起头难嘛。只要我们善于从失败中汲取教训，咬咬牙，挺过这一关，革命总有出头的一天！ 说到这，毛委员伸出左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大圈，说蒋介石好比一个大水缸。然后又伸出右手，我们好比一块小石头。他不停地用右手撞左手，微笑着说，我们这块小石头，不断地打大水缸，总有一天把蒋介石的那口大水缸打碎的。 会场上活跃起来，杨勇用手中的铅笔捅捅好朋友周政财，打碎你这口大水缸。 杨勇和好朋友周政财一起骑在墙头上，胡耀邦看见他们爬上墙头，也爬了上来。他们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他知道前边的地方都会让士兵占去的，儿童团只能站在后面，让前面一挡，什么都看不见了。为了更清楚地看到主席台，墙头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地方。杨勇把本子放在膝盖上，认真地记着。 毛委员接着说，我们这次秋收暴动，原计划打长沙。长沙好不好？长沙好，可是长沙打不下来，敌人在萍乡、浏阳都挡住不让我们过，更不会让我们进长沙。既然长沙这样的大城市，目前还不是我们蹲的地方，那就不要去了。我们可以到敌人管不着或管不了的地方去，到乡下去，到山上去，同那里的农民一起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等我们在乡下、在山里站住脚跟，力量大了，有了本钱，再到长沙去。不但去长沙，还要到武汉去，打到南京去…… 这些话在杨勇的心灵中激荡，他下决心，当兵去，到毛委员手下当兵去。 会师大会结束后，工农革命军在毛委员率领下，出发了。杨勇和周政财站在一个高台阶上，目送着他们出征。杨勇虽然不知道他们从文家市上了井冈山，但他多少天来的苦闷云消雾散了。 中国革命从此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胜利道路。 三 胜利渡过长江后，身经百战的五兵团司令员杨勇带着浩浩荡荡的人马向贵州进军。路过家乡，他带着警卫员回去了。 胡耀邦的母亲听说杨勇回来了，急火火地从几十里外赶来看他。 杨勇说，姨妈，您身体可好？ 好好，不知我耀邦怎么样了？ 耀邦很好，他正向大西北进军。等全国解放了，他很快会给您写信，也会回来看望您老人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