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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脊梁__王鲁光纪念馆
民族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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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彭德怀说,不管有多少个团,干脆就叫百团大战好了 --参战兵力由22个团变为105个团 2005-11-8 10:11:47[点:227] (2871字)
  
  参战兵力由22个团变为105个团。彭德怀说,不管有多少个团,干脆就叫百团大战好了
    
  8月20日,天气异常闷热,午后开始下雨。各部队冒雨穿过山间小路,黄昏前到达指定位置。20时,向正太路全线发起总攻击。聂荣臻回忆,真是壮观得很啊!一颗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了夜空,各路突击部队简直像猛虎下山,扑向敌人的车站和据点。雷鸣般的爆炸声,一处接着一处,响彻正太路全线。
  
  同蒲、白晋、平汉、津浦、北宁等铁路和许多公路干线也同时燃起战火。
  
  整整一夜,彭德怀和左权没有离开作战室一步。天亮,战报传来,首先是刘伯承的,接着聂荣臻、贺龙的战报也来了。
  
  刘伯承首先报捷:陈赓旅攻击寿阳西南之芦家庄,连克碉堡4座,全歼守敌,完全占领车站,并将车站以西10里内的铁道、桥梁全部破坏。
  
  21日天近黎明,晋察冀军区拿下正太路上的咽喉娘子关。娘子关位于冀晋两省的交界处,地势险要,抗战前国民党军就构筑了不少工事,日军在此基础上又加修了四个大堡垒,但架不住奇袭。晋察冀军区另一只重拳中央纵队负责攻打井陉煤矿。一夜激战,到21日黎明终于攻进去了。有人舍不得撤出,聂荣臻立即打电话,强调占领井陉没有意义,现在不是占领一两个矿区的问题,主要任务是消灭敌人,扩充我们的力量。该撤就要撤,破袭任务完成了,就要立即转移。就是在这次战斗中,我们的战士从火海里背出两个日本小女孩。聂荣臻给日军写信,把孩子送交日军。
  
  阳泉西南的狮垴山是正太路进入山区的咽喉,控制住,就等于卡住了正太路的咽喉。刘伯承、邓小平将3个主力旅中的2个放在这里,由陈锡联指挥。刘、邓反复交代,战役成果看破坏多少铁路而定,而破路取决于狮垴山一线能有效阻止日军多少天,最少要坚持五至七天。
  
  同蒲路东,贺龙、关向应手下的三五八旅当晚攻克了忻县至静乐间的最大据点康家会。因为有的部队行动缓慢,贺龙火了,在表扬三五八旅的同时,指出全师应克服一切困难,英勇参战。如有彷徨观望,畏缩不前,借口种种困难,不坚决执行任务,须给以严重处罚。一二○师在很短时间切断了同蒲路,并破坏大同以南至太原以北,以及邻近的铁路、公路。在大破袭的第一阶段,一二○师发起大小战斗163次,破坏铁路50公里,公路470公里,桥梁40座,有力地配合了正太路的大破袭。
   
  22日午饭后,作战科长王政柱报告,实际参战兵力,共计105个团。左权说,好!这是百团大战。彭德怀说,不管有多少个团,干脆就叫百团大战好了。当即与左权拟电报,上报下达,将此次破袭战定为百团大战。
  
  正太路这条长蛇被截成数段,大部分桥梁、隧道、水塔、车站等建筑被摧毁,中断一个月之久。八路军挺进敌后三年来,进行如此大规模的破袭战,持续时间又这样长,还是第一次。8月23日,八路军总部发出嘉奖电,聂、贺、关、刘、邓:百团大战,由于我全体指战员,忠贞于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英勇无双,果敢进击,在各交通线上,特别在正太线上已取得序战之伟大胜利,捷报传来,无限欢慰!特传令嘉奖。
  
  百团大战当头一棒,使华北日军顿时陷入混乱之中。本来多田骏的“牛刀子”战术已大见成效。但他做梦也没想到,以前打一枪就跑的八路军怎么突然来了个刀对刀枪对枪的大兵团作战?而他因“牛刀子”战术面铺得太宽,手里已无兵可调。一直到百团大战第七天,才拆东墙补西墙,好不容易搜集到2000多兵员杀到石家庄。不久,多田骏被撤职,日本想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美梦也因此破产。
  
  8月26日,彭德怀、左权签署《开展正太线两侧作战之战役部署》,在正太路不能继续坚持作战或已彻底完成正太战役任务的情况下,我行动方针,应乘胜开展正太线两侧之战果,去收复敌深入各根据地内的某些据点,继续坚持正太线的游击战,缩小敌占区,扩大战果,同时以一部兵力进行休整。为了达到最大限度的破袭,战役第一步先在内线,等到日军增援,小部队就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它,迫使日军放弃正太线南北的某些据点,来救正太线。如果大部队来援,主力则跳出正太线,转向铁路南北两侧,寻找敌人的弱点再战。
  
  8月27日,聂荣臻部署了晋察冀军区第一阶段第二期的作战计划。之后,除继续破路外,正太线没有重大战斗。
  
  但是,日军决不会放弃正太路,只不过刚开始被打昏了头而已。8月底,日军数千人由榆次、石家庄、阳泉东西夹击,不惜一切代价要夺回正太路。而八路军经过十多天的破袭,已经十分疲劳,急需休整和补充,也很难组织更大规模的战斗了。
   
  9月2日,彭德怀、左权下达《敌援正太兵力已到,我执行第二步方针》的电报,决定从9月3日起基本结束交通破袭战。9月10日接到中央指示,彭、左决定百团大战转入第二阶段,消灭交通线两侧据点的攻坚战。9月16日,《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命令》正式下发。9月20日开始战役的第二阶段,包括晋察冀的涞(源)灵(丘)战役,晋东南的辽(县)榆(社)战役,晋西北的同蒲路宁武南北段破袭战役,冀中的任(丘)河(间)大(城)肃(宁)战役,冀中的德石路破袭战等。
  
  接到总部电报,贺龙考虑,现在应当抓住日军晕头转向之机,继续攻击,最好不要等到一齐行动,建议一二○师15日提前破袭同蒲路忻宁段。彭德怀同意,说刘伯承、邓小平正与增援正太路的敌人作战,你们乘此机会破袭极好(如能提早几天更好)。
  
  本来彭德怀还要扩大战果,一鼓作气把晋察冀、晋西北和晋东南三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但敌人援军已经到达正太路东西两侧,彭德怀随即命令部队转入攻占敌人据点。10月2日,八路军总部下达《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结束后部队中应有的解释与准备》,宣布第二阶段基本结束,要求各部队休整,准备随时再作大规模的进攻。
    
  为报复百团大战,日军出动大批兵力,对华北根据地疯狂报复,实现“三光”政策。10月6日,日军首先对太岳、太行根据地进行“扫荡”,随后对华北敌后全面“扫荡”,持续两个月,想借八路军来不及休整之机,毁灭整个华北抗日根据地。
  
  百团大战第三阶段从10月6日至12月5日,主要是粉碎日军报复性“扫荡”。
  
  1940年12月10日,八路军总部政治部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公布了《百团大战总结战绩》。12月21日,朱德、彭德怀通过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周恩来、叶剑英向国民党最高当局呈报百团大战的战果。我军除一一五师及山东纵队外全部参加,105个团,其中晋察冀军区39个团,一二○师20个团,一二九师46个团,共约20万人。此外,还有数十万民兵和群众参加。日军加上伪军,投入兵力20余万。百团大战总计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破坏铁路470余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攻克据点2993个,车站、桥梁、隧道等260余处。
  
  12月2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布结束,蒋介石正发动反共新高潮,我们须利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去反对。
  
  2.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把百团大战称为“挖心战”, --以后将每年的8月20日作为“挖心战” 2005-11-8 10:17:49[点:225] (1650字)
  
  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把百团大战称为“挖心战”,以后将每年的8月20日作为“挖心战”雪耻日
    
  1940年10月15日,日军华北方面军给陆军省的报告中说:正太路破坏极为严重,规模之大无法形容。敌人采用爆炸、焚烧、破坏等方法,企图对桥梁、轨道、通信网、火车站设施等重要技术性设备,予以彻底摧毁。在进行破坏时,隐密伪装得极为巧妙。破坏的详细情况:
  
  一、各处破坏铁路,自8月20日半夜,与袭击同时进行。阳泉、寿阳之间直至9月4日仍不断遭共军袭击,使抢修工作受到妨碍。
  
  二、破坏最严重的是芦家庄西185公里处及61公里处的两座桥。前者被炸坠落,后者虽未坠落,但修复也同样困难。
  
  三、对铁轨的破坏,与各地袭击的同时,进行长距离的破坏。主要是将枕木与铁轨集中一起予以烧毁,大部铁轨已不能再用,一部分铁轨则由很多村民运往内地。
  
  四、对车间设施,则焚毁其房屋,破坏水塔及水泵。
  
  五、通信方面的破坏,是将电杆从根部锯断,切断电线,砸碎瓷瓶,并将铁路电杆烧弯。
  
  六、从爆炸结果看,估计事前对其干部进行过相当训练。另外,敌人使用的炸药总量约有5460公斤。
  
  日军华北方面军的作战记录中说:井陉煤矿等设备受到彻底破坏。此次奇袭完全出于我军预料之外,损失惨重,需要相当时间和大量资金才能恢复。
  
  日军战史公开承认:这是日中战争爆发以来最大的激战,使我军受到重大打击。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
  
  东条英机在1941年的军事总结报告中说,昭和十五年(1940年),敌人(国民党军)迄未进行主力的反攻,只有共产军于去年在华北举行大规模的出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把此役称为“挖心战”,以后将每年的8月20日作为“挖心战”雪耻日。
  
  日军作战日志中说:面对中g奇袭,华北方面军随着时间的推移,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军队的认识。昭和十五年七月前后,方面军即已看到,在华北“治安肃正”中,作为最大癌患存在的是g军,讨伐作战也多以g军为对象,企图将其消灭。但是方面军认为,共产党的军事力量还未强大到如此程度,其作战方法也以游击战为主体;如遇我军进攻,除四散逃避外,尚不能集中部队对我军进行攻击。因此,中g百团大战之奇袭作战,全然出于我军以上观察、意料之外,完全是乘虚而进。g军的这次奇袭使华北方面军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根据这个痛苦的经验,我军对g军作了重新认识。
  
  日本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透露,那时华北的日军兵力密度,平均1平方公里为0.37人,每个师团分散在约200个地点。方面军以此次百团大战为契机,强烈要求总司令部增加兵力。很快,日军从华中、华东调回两个师团,投入华北战场。
  
  在重庆,各报争相刊载百团大战的消息,前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慰问的人络绎不绝。普遍认为在全国各战场相当沉闷的时候,华北出击的胜利有着重要意义。
  
  在重庆的蒋介石十分震惊,他没想到八路军实现了他曾经的战略意图。1939年冬,蒋介石拟组织一场全国性的冬季攻势,要求10个战区都参加。他给第二战区的任务就是首先截断正太、同蒲两铁路的交通,并肃清晋南三角地带的敌人。但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根本就没敢与日军作战,离正太、同蒲路还远着呢。
  
  说实话,百团大战帮了蒋介石的大忙。日军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华北,推迟了对重庆的进攻计划,减轻了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压力。按说蒋介石应该对百团大战拍手称快,但他非常矛盾。他一向高举“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帜,认为八路军比日本人更可怕,怎么能容忍八路军神不知鬼不觉地私自发展到100多个团呢?他如果祝贺,等于承认八路军这100多个团,可作为中国战区的最高指挥官,他又不能不有所表示。
  
  9月4日,蒋介石签署嘉奖八路军百团大战的电报。称“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但在10月20日,蒋介石又下了一道密电,绝对查禁有关“百团大战”的文字。
  
  3. 他革命干了20年,国家可养了他半辈子 --吹爆了牛皮的少将段苏权 2005-11-8 10:19:59[点:231] (1327字)
  
  吹爆了牛皮的少将段苏权
  
  金书龙
  
  权大个的儿子权延赤写过篇林彪将将,里面的段苏权成了忍辱负重的劳模。文章里口口声声说段苏权是该当上将,结果就封了个少将,世道不公,段苏权是个受当权派陷害的受害者。
  
  段少将的简历拿来看了看,好象是1930年入的党,上将里面黄永胜是1926年入的党,中将里的邱会作倒和段少将差不多。要说上将里资历浅点的杨成武,可人家动不动还能拿出个飞夺庐定桥出来吓人,段少将战功里能拿出来的还真不多。
  
  抗日战争时期段少将的简历里有冀察热辽司令一职,好象黄永胜上将在那时还担任过段少将的付手冀察热辽军区副司令员,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开国后的的少将龙书金在抗日战争时期不过是山东渤海军分区的司令员。从这个意义上讲,段少将这个少将戴的还真有点冤。
  
  解放战争时期,段苏权一度替代黄永胜担任了8纵司令员,政委就时邱会作中将,8纵在黑土地打的怎么样有不同的说法,权延赤笔下的段苏权成了忍辱负重的典型劳模,好象去8纵就是代人受过的。我想来想去,如果说林彪就为了忍辱负重去把段苏权安排成司令员?实在是有点说不通。林彪那时首先是要生存,生存的必要条件就是去不断打胜仗,打胜仗就要常胜将军,想来林彪还是看中了段苏权能打仗才敢把这个家给他当。
  
  段苏权在8纵的表现现在看来还是很令人失望的,一个紫荆山丢阵地,一个机场没封锁,显然他这个司令脱不了责任,到最后职务被撤,再怨天由人实在是说不过去。
  
  段苏权在抗美援朝中在空军工作,据称在战争结束后上书彭德怀指出空军虚报战绩,在40天空战中我军损失飞机和美军之比是3:1,而绝非1:1。我是无从知道段将军这封40天战绩报告的真实性的,虽然现在在网上传的沸沸扬扬,不过战争是打了好几年,单以40天战绩来说明空军战绩有假只怕说服力不大。
  
  御用作家权延赤,说段老的这个少将是因为他说实话得罪了空军的头头,可实际上没有任何证据。权作家又说空军有意整段老在1935-1937年拖队的问题,有特务嫌疑,其实这个问题换了谁都要被查的,在队伍被打散整整一年不归队难道不需要调查吗?最后调查的结果是历史清白,没问题,这还是吴法宪亲自向段苏权宣布的结论,到现在好象倒成了吴法宪等一干空军领导给段老小鞋穿,看了真有点困惑。
  
  段老的这个少将说高当然是不高,当上将和黄永胜这个老党员,毛主席的嫡系比是差了点,要论战功比起救图存亡的杨成武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凭资历和以前的职务那封个中将还是可以的,不过解放战争期间他的几次失误影响也很坏,加上又不是井岗山上下来的,比起牺牲的先烈来,当个少将应该也没甚么委曲的。
  
  至于段少将在授衔后的反应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御用作家权延赤说的,老苏坦而受之,还来了句党叫我干啥就干啥。另一种是比较活灵活现,说是段少将当时大怒,一把就要把将军领章给撕了,嘴里还骂骂咧咧的。想到段少将在死后都不穿军装向党抗议,我对权延赤的说法的可信度不大有信心。
  
  现在看来段少将开国后靠边站,不是当权派,没有大红大紫,也就没有一黑到底。文革中安然渡过,文革后安养天年,算是个很走运的人了,还有甚么可抱怨的呢?他革命干了20年,国家可养了他半辈子。
  
  4.对《毛泽东谈高岗事件》一文的几点意见 --高岗秘书谈高岗事件 2005-11-8 10:55:29[点:230] (3408字)
  
  高岗秘书谈高岗事件
  
  ——对《毛泽东谈高岗事件》一文的几点意见
  
  赵家梁 口述 张晓霁 整理
  
  赵家梁先生是高岗生前的最后一任秘书,在高岗被管教期间,党中央决定他为管教组的组长。最近,赵先生谈了对何祚康先生编译的《毛泽东谈高岗事件》一文(以下称何文)的意见。
  
  ——编者
  
  首先,我认为,毛主席谈高岗事件,不必引用外国人的话,因为从1953年夏季到1955年,直至“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多次谈到高岗的问题。
  
  我这里只就何文中明显与实际不符之处谈几点意见。
  
  1,关于捷沃西安(何文译为捷沃相)访华的情况及高岗为什么要去东北。
  
  何文引用了毛主席的话:“高岗在捷沃西安访华时想出一切办法到东北去,虽然中央是要李富春去的。”“事实上,高岗不仅与捷沃西安会面了,而且尤金也在场。”并说“在途中,高岗与我们谈了两次话。”
  
  我要说明的是:
  
  首先,在那个时期高岗曾不止一次作为中方代表去苏联,他与苏联人接触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奇怪的,完全没有必要故意寻找机会去接触苏联人。
  
  1953年12月中旬,苏联派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捷沃西安来华,目的是参加鞍山无缝钢管厂等三大工程竣工投产典礼。这是当时苏联援华的标志性项目,双方都很重视。从这个意义上讲,高岗作为国家副主席、计划委员会主席和主管工业工作的负责人,无论从职位上,或是从工作性质与工作范围上来看,陪捷沃西安去鞍山,都没有什么不合适的。记得在12月17日上午,高岗与计委的两位副主席李富春、贾拓夫在计委办公室商量由谁陪同苏联客人去鞍山的问题时,他们三人都想去,争议了好久。按理说,李富春去比较合适,高岗不一定非去不可。最后还是李富春、贾拓夫让了步。后来才知道,高岗坚持要去东北,的确另有原因,但那不是想和苏联人接触,而主要是因为,一是由于他在毛主席面前为饶濑石说话而受到毛主席的批评;二是在毛主席离开北京期间,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已成定局。因此,他想借此机会去沈阳向东北局的同志打招呼,消除一些过去对少奇不利的影响。
  
  第二,1953年12月25日一早,高岗按照原定计划陪同捷沃西安去鞍山。当天下午3点到达鞍山。同行的有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翻译李越然、国家计委委员兼秘书长马洪和高岗的秘书赵家梁等。一路上我没有看到尤金。
  
  在高岗的专用车厢里,除警卫、随员和高岗自己的卧室外,还设有一个较大的会客室兼作餐厅,因此他的一切活动都在这节专用车厢里。当天上午在车上,捷沃西安在伍修权和李越然的陪同下来到高岗的会客室。他们谈话时,马洪和我都在场,我没有看到尤金,也没听到高岗谈论有关中g中央的情况。关于这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多次有人来找我调查,我当时就如实写了证词。
  
  其实,捷沃西安是苏联主管工业的部长会议副主席,不是苏g中央的领导人。高岗即使真的有什么话,也不可能向他说,更别说什么政治上的机密。再说,当时在车上,不仅是高岗与捷沃西安两人和翻译,还有我们三个人在场。高岗怎敢当着这些人的面说什么出格的话?更何况,当时高岗已经知道自己的处境十分不妙,正忙于想去沈阳“擦屁股”都来不及,哪里还有心思再去找苏联人惹麻烦!
  
  第三,正因为如此,12月26日举行过庆典活动之后,高岗便急急忙忙赶到沈阳,于28日召开东北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加强党内团结的指示,一改往日对刘少奇的态度,强调刘少奇在历史上的功绩和在党内的重要作用,要求大家拥护刘少奇在毛主席外出休养期间主持中央的工作;同时,也要求东北全党团结在以林枫为核心的东北局周围,搞好工作。
  
  显然,他是在做补救工作,但为时已晚。他从沈阳回京以后,就不再上班,开始准备反省检查。至此,他给东北局打招呼的目的已经达到,所以也没心思再继续“接触”苏联客人。1954年1月初,一天半夜12点,周总理亲自给马洪打电话,说明天捷沃西安和尤金要去上海,你立即转告高岗,请他送他们上飞机,一定要去,这是中央的决定。
  
  
  2,1954年1月4日毛主席在杭州召见尤金和捷沃西安时的谈话。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
  
  首先,尤金和捷沃西安是应召去杭州,而不是负命去杭州。也就是说,他们并非是为了向毛主席“通报苏联情况(处决贝利亚)”而去见毛主席的。其实,早在1953年6月中旬,苏个中央已经正式向我党中央通报了关于贝利亚事件的情况。
  
  那是财经会议召开(6月13日)之前(不是何文所说的7月7日),我党中央接到苏个中央的急电,要求中个中央派一位负责人去莫斯科,有紧急事情通报,没有说明是什么事情。经过酝酿讨论,中g中央决定派高岗前往,陪同前往的有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和翻译师哲。
  
  党中央、毛主席作出这样的安排是很有意思的。对苏g方面来说,派去了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两个同志,令人感到高岗是代表中g中央、毛主席前去的,是够隆重够规格的。
  
  可是另一方面来说,毛主席让自己的秘书和翻译陪同高岗前去,可以更好地了解高岗在苏的活动和苏g的意图,这至少是一种谨慎而警惕的措施。高岗很快就回来向中央汇报了关于贝利亚事件紧急通报的详细情况,并交上了有关的文件。这件事也成为财经会议期间一件引人瞩目的事。
   
  值得一提的是,高岗当时的确有一种异常心态,他在临上飞机前,私下对妻子说:
  
  “这次去苏联,我担心有人要害我。万一出什么事,你要把孩子照顾好。”
  
  至于他为什么会在备受毛主席器重的时候产生这种不祥之感,就不得而知了。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毛主席与捷沃西安和尤金的谈话内容。我认为,最直接而确切的叙述莫过于当时的翻译师哲先生的回忆。在这里引用于下:
  
  1954年元旦刚过,毛泽东便邀请苏联客人捷沃西安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到杭州见面。
   
  1月4日,见面后稍事寒暄,对若干问题作了一般了解后,便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党内和我们国内的一些情况。
  
  毛主席说:“我们党内,或许也是国内要出乱子了。自然,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将来情况如何变化,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秦就是他们陕西(毛用手指着我),楚就是我们湖南(毛用手指着他自己)。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样?还要等等看。”
  
  其实毛主席所说的陕西是指高岗,但他没有明讲。捷沃西安和尤金似懂非懂地听完谈话后,回到自己的寓所,两人坐在一起嘀咕了整整一个下午和晚上,十分神秘,不让我听到,对我态度都变了,因为他们误解为是我要打倒毛主席。……不仅他们,就连我当时也是在五里云雾之中,什么也不清楚。
  
  3,高岗与贝利亚有关?
  
  何文引用了1955年3月毛主席与尤金的谈话,其中两处使用了“可能”二字。这说明,无论高岗“与贝利亚之间有阴谋”也好,乃至“通过贝利亚与英国人有联系”也好,都是毛主席的猜测和臆断。
  
  其实,“高岗里通外国”的罪名至今广为流传,其由来是有人在中央高干座谈会上揭发说,在东北时期,高岗“与一个洋人单独谈了三天三夜”,引起与会者哗然。
  
  事实并非如此。
  
  那是在1947年与1948年之交,苏联的一个名叫卡瓦列夫的军事情报员来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找刘亚楼索取“关于东北敌我军事力量对比和增长的估计”等材料。
  
  当时刘亚楼是东北民主联军的参谋长,卡瓦列夫与刘亚楼有过工作上的联系。可是刘亚楼不在,便要找当时主持司令部工作的副司令员高岗。高岗让秘书刘家栋将其介绍给作战参谋处处长尹达接谈。在整个过程中,高岗根本没有和卡瓦列夫见面,哪来“谈了三天三夜”?更何况他不懂俄语,又怎能单独密谈呢?
   
  1953年6月,贝利亚事件发生后,苏g领导人把一份资料交给中g中央代表,并说:“这些挑拨中苏关系的失实情报,就是贝利亚干的坏事!”
  
  当时去莫斯科听取苏共中央紧急通报的中g中央代表不是别人,正是高岗,翻译就是毛主席的翻译师哲。高岗回国后即把文件和资料交给党中央,并如实作了汇报。如果他真的心里有鬼,怎敢将材料全部交出?
  
  ——《百年潮》2002年第3期
  
  5.紅色窯工徐海東(上) --同紅軍在一起 2005-11-8 12:14:06[点:226] (2193字)
  
  同紅軍在一起(續)
  
  一
  紅色窯工徐海東(上)
  
  一天早上我到彭德懷的司令部去,發現他有好幾個部下在那裏,正好開完會。他們請我進去,開了一只西瓜。我們圍桌而坐,淘氣地在炕上吐起瓜子來。我注意到有一個我以前沒有見過的年輕指揮員。
  
  彭德懷看見我瞧著他,便開玩笑說,“那邊這個人是著名的赤匪。你認出他來了嗎?”新來的那個人馬上面露笑容,臉漲得通紅,嘴裏露出掉了兩個門牙的大窟窿,使他有了一種頑皮的孩子相,大家不由得都笑了。
  
  “他就是你一直要想見的人,”彭德懷又補充說。“他要你去訪問他的部隊。他叫徐海東。”
  
  中國共産黨的軍事領導人中,恐怕沒有人能比徐海東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沒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除了他曾經在湖北一個窯場做過工,外界對他很少了解。蔣介石把他稱爲文明的一大害。最近,南京的飛機飛到紅軍前線的上空,散發了傳單,除了其他誘惑(紅軍戰士攜槍投奔國民黨,每人可獲一百元獎金)以外,還有下列保證:
  
  “凡擊斃彭德懷或徐海東,投誠我軍,當賞洋十萬。凡擊斃其他匪首,當予適當獎勵。”
  
  可是就在這裏,羞怯地長在一對寬闊的孩子氣肩膀上的,卻是南京的懸賞不下于彭德懷的腦袋。
  
  我表示感到很榮幸,心裏在想,有一條命對你部下值這麽多的錢,不知有何感覺,因此問徐海東,他請我去訪問他的部隊是不是當真的。他是紅軍十五軍團司令,司令部設在西北八十裏外的預旺縣。
  
  “我在鼓樓已爲你准備好了一間屋子,”他答道。“你什麽時候想來就告訴我好了,我派人來接你。”
  
  我們當場就談妥了。
  
  因此幾天之後,我帶了一支借來的自動步槍(這是我自己從一個紅軍軍官那裏“沒收”來的),在十名帶著步槍和毛瑟槍的紅軍騎兵護衛下前往預旺縣,因爲在有些地方,我們的路線離前線紅軍陣地只有很短的距離。與陝西和甘肅的無窮無盡的山溝溝相比,我們走的那條路——通向長城和那曆史性的內蒙草原的一條路——穿過的地方卻是高高的平原,到處有長條的蔥綠草地,點綴著一叢叢高聳的野草和圓圓的山丘,上面有大群的山羊和綿羊在放牧啃草。兀鷹和禿鷹有時在頭上回翔。有一次,有一群野羚羊走近了我們,在空氣中嗅聞了一陣,然後又縱跳飛跑躲到山後去了,速度驚人,姿態優美。
  
  五小時後,我們到達了預旺縣城,這是一個古老的回民城市,居民約有四、五百戶,城牆用磚石砌成,頗爲雄偉。城外有個清真寺,有自己的圍牆,釉磚精美,絲毫無損。但是其他的房子卻有紅軍攻克以前圍城的痕迹。縣政府的兩層樓房已毀了一半,正面牆上彈痕累累。他們告訴我,這所房子和城外的其他房子都是紅軍開始圍城時馬鴻逵將軍的守軍毀壞的。敵人從城外房子撤出時都縱火焚毀,以免紅軍占領後作爲攻城的陣地。
  
  “縣城攻克時,”徐海東後來告訴我,“實際只打了一場小仗。我們包圍封鎖預旺縣十天。裏面有馬鴻逵的一旅騎兵和大約一千民團。我們根本沒有進攻,到第十天晚上天黑後,我們在城牆上放了雲梯,有一連人爬了上去,這時敵人崗哨才發現。一架機槍守住雲梯後,我們又有一團人爬了上去。
  
  “沒有發生什麽戰鬥。天亮以前我們就把所有民團繳了械,包圍了騎兵旅。我們的人只死一個,傷了七個。我們給民團每人發一元銀洋,遣返他們回家,給馬鴻逵的部下每人兩元。他們有好幾百人不願走,參加了我軍。縣長和旅長在他們部下繳械時爬東牆逃走了。“
  
  我在十五軍團呆了五天,發現時時刻刻都是極爲有意思的,而對于我這個“紅區調查員”——他們在預旺縣是這樣叫我的——來說,所有這些事情,沒有比徐海東本人的故事是更好的材料了。每天晚上他完成工作以後,我就同他談話。我騎了馬同他一起去七十三師前線,我同他一起去紅軍劇社看演出。他第一次告訴我關于鄂豫皖蘇維埃共和國的曆史,這在以前還從來沒有爲外人充分知道過的。那個蘇區在面積上僅次于江西中央蘇區,作爲這個廣大地區的第一支遊擊隊的組織者,徐海東對它的發展詳情,幾乎無不了若指掌。
  
  徐海東給我的印象是我所遇到的共産黨領袖中“階級意識”最強的一個人——不論在態度上、外表上、談吐上和背景上都是如此。事實上,除了賀龍以外,他大概是指揮員中唯一的“純無産階級”。雖然紅軍中的大多數下級軍官出身于無産階級,有許多高級指揮員出身于中産階級或中農家庭,甚至出身于知識分子。
  
  徐海東是個明顯的例外。他對自己的無産階級出身很爲自豪,他常常笑著稱自己是個“苦力”。你可以看出來,他真心真意地認爲,中國的窮人,農民和工人,都是好人——善良、勇敢、無私、誠實——而有錢人則什麽壞事都幹盡了。我覺得,他就是認爲問題是那麽簡單:他要爲消滅這一切壞事而奮鬥。這種絕對的信念使他對自己的大膽無畏,對他的部隊的優勢所說的自豪的話,聽起來不至于使人有狂妄自大的感覺。他說,“一個紅軍抵得上五個白軍,”你可以看出,在他看來,他這話不過是說明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
  
  他的自豪的熱情未免有點幼稚天真,但是極其真誠,他的部下對他的擁戴的秘密也許就在這裏。他對自己的部隊極感自豪——不論他們是作爲個人,還是作爲戰士、騎兵、革命者的能力。他對他們的列甯俱樂部,他們的藝術化的招貼——的確很好——都感到自豪。他對他的幾個師長——其中兩個“象我一樣是苦力”出身,一個只有二十一歲,當紅軍卻有六年了——也很感到自豪。
  
  6.紅色窯工徐海東(下) --西行漫记 2005-11-8 12:15:51[点:224] (2324字)
  
  徐海東很重視能夠表現身體強壯的事,他打仗十年,負傷八次,因此行動稍有不便,使他感到很遺憾。他煙酒不沾,身體仍很修長,四肢靈活,全身肌肉發達。他的每條腿、每條胳膊、他的胸口、肩膀、屁股都受過傷。有一顆子彈從他眼下穿過他的腦袋又從耳後穿出,但他仍給你一個農村青年的印象,好象剛從水稻田裏上來。放下卷起的褲腿,參加了一隊路過的“志願參加”的戰士的隊伍。
  
  我也打聽清楚了門牙是怎麽掉的。那是在騎馬失事時碰掉的。有一天他騎馬在路上馳騁,馬蹄碰了一個戰士,徐海東拉緊缰繩想看看那個戰士有沒有受傷。馬一受驚,把他撞在一棵樹上。兩個星期後他蘇醒過來時,發現他的門牙已嵌在那棵樹上了。
  
  “你不怕有一天會受傷嗎?”我問他。
  
  “不怎麽怕,”他笑道。“我從小就挨打,現在已經習慣了。”
  
  事實上,他的童年生活足以說明他今天爲什麽成了一個革命者。我向他問到他的生平,要套出他的回答來很費力,因爲象所有的紅軍一樣,他只肯談打仗。我從記下的幾百字的筆記中,選出少數一些重要事實在這裏。
  
  徐海東于一九OO年生于漢口附近的黃陂縣。他的家庭世世代代都是做窯工的,祖父一代曾經置過地,但由于旱災、水災、捐稅,後來就赤貧化了。他的父親和五個哥哥在黃陂的一個窯裏做工,僅可糊口。他們都是文盲,但因爲徐海東聰明,又是幼子,所以湊錢送他上了學校。
  
  “我的同學幾乎全是地主或商人的子弟,”徐海東告訴我說。“因爲窮人的孩子很少有上學的。我同他們一起在一張桌子上念書,但是他們很多人都討厭我,因爲我很少有鞋穿,衣服又破爛。他們罵我時我忍不住要同他們打架。如果我跑到先生那裏告狀,他總是打我。但是如果地主的子弟打輸了,他們去先生那裏告狀,打的又是我!
  
  “我上學第四年,也就是十一歲那年,參加了一場‘富人打窮人’的吵架,一群‘富家子弟’把我逼到牆角裏。我們當時扔著棍棒和石頭,我扔出去的一塊石頭打破了一個姓黃的孩子的腦袋,他是個有錢地主的兒子。那孩子哭著走了,不久又帶著他家裏的人回來。他老子說我‘忘了生辰八字 ’,對我拳打腳踢。先生又打了我一頓。我就逃學不肯再去。這件事對我印象很深。我從此相信,窮人的孩子是得不到公平的。”
  
  徐海東就到窯廠去當學徒,在“謝師的幾年”裏沒有工資。他十六歲滿師,在三百個工人中工資最高。他微笑著吹噓說,“我做的窯坯又快又好,全中國沒有人能趕得上,因此革命勝利後,我仍是個有用的公民!”
  
  他回憶起一件事,使他更恨地主豪紳:“一個戲班子到我們附近來唱戲,工人們都去看了戲。豪紳官僚的太太也在那裏看戲。工人們自然很好奇,要想看看這些闊老的足不出戶的老婆到底是什麽模樣,因此就盯著包廂瞧。闊老們就命令民團把他們趕出園子,結果就打了起來。後來我們廠主不得不設宴請得罪的‘貴人’吃飯,放鞭炮爲那些被人偷看過的女人‘清白受玷’賠禮道歉。廠主想從我們工資中扣錢來辦酒席,我們表示要罷工來反對,他這才作罷。這是我第一次體會到組織起來的力量是窮人自己的武器。”
  
  徐海東二十一歲的時候因家庭糾紛一怒離家出走。他步行到了漢口,接著又到了江西,做了一年窯工,攢了錢,打算回黃陂。但是他得了霍亂,等養好身體,積蓄也化光了。空手回家不好看,他就參加了軍隊,他們答應他每月十元軍響,得到的就只是“挨打”。這時國民革命在南方開始,共産黨在徐海東所屬軍隊中進行宣傳。他們有好幾個給砍了頭,卻使他關心起來。他對軍閥的軍隊感到厭惡,和一個軍官一起開了小差,逃到廣州,參加了張發奎將軍的國民黨第四軍,一直呆到一九二七年。他當了排長。
  
  一九二七年春,國民學軍隊分成左翼和右翼兩派,這個沖突在張發奎的部隊裏特別尖銳,這時這支部隊已到了長江流域。徐海東站在激進派一邊,不得不逃亡,他偷偷地回到了黃陂。這時他在一些學生的宣傳影響下已成了共産黨員,他在黃陂就立即開始建立黨支部。
  
  一九二七年四月發生右派政變,共産黨被迫轉入地下。但徐海東卻沒有,他單獨得出結論,覺得采取獨立行動的時機已經成熟。他把窯廠的工人幾乎都組織了起來,還有一些當地農民。從這些人中他組織起湖北省的第一支“工農軍隊”。他們開始時只有十七個人,一支手槍,八發子彈——那都是徐海東自己的。
  
  這就是後來發展成爲有六萬人的紅四方面軍的核心,到一九三三年在它的控制下的蘇區有愛爾蘭那麽大。它有自己的郵局、信貸系統、鑄幣廠、合作社、紡織廠,還有總的來說組織得相當完善的農村經濟,在一個民選的政府領導之下。黃埔軍校畢業生、前國民黨軍官徐向前成了四方面軍司令。莫斯科回來的留學生、一九一七年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偉大領袖之一張國焘任政府主席。
  
  象江西一樣,這個鄂豫皖紅色共和國經受住了南京方面的頭四次“圍剿”,在這個過程中反而加強了自己。也象江西一樣,在第五次圍剿中,同樣的戰略和戰術迫使四方面軍主力最後作“戰略後撤”,先到四川,後來又到了西北。
  
  除了經濟封鎖、每天空襲、並且在鄂豫皖蘇區周圍建築好幾千個碉堡網以外,南京的將領們顯然執行一種把紅區老百姓幾乎完全消滅的政策。他們最後終于認識到紅軍的唯一真正基礎是在農民群衆中間,因此著手有步驟地消滅老百姓。在第五次圍剿中,湖北和安徽的反共部隊共約三十萬人,由蔣介石派了在南昌和南京的軍校中經一年反共宣傳思想灌輸的,受到法西斯訓練的軍官來加強。其結果是一場激烈程度不下于法西斯對西班牙的侵略的內戰。
  
  統治階級的政權一旦受到威脅,它所進行的報複似乎到處都是采取同樣野蠻的方式,不論種族或膚色。但是有些手法上的不同,卻頗有啓發意義,這裏不妨花一些篇幅來說明一下這在中國是怎樣進行的。
  
  7.中國的階級鬥爭(上) --西行漫记 2005-11-8 12:17:18[点:224] (2213字)
  
  中國的階級鬥爭(上)
  
  有三天之久,每天下午和晚上好幾個鍾頭,我一直在向徐海東和他的部下提出關于他們的個人曆史、他們的軍隊、前鄂豫皖蘇區——共産黨叫做鄂豫皖蘇維埃共和國①——的鬥爭、他們目前在西北的情況等等的問題。我是訪問他們的第一個外國新聞記者。他們並沒有什麽“內幕消息”、“獨得之秘”可以兜售(這種行話他們也不懂),也沒有漂亮的、成套的講話,我得反複盤問才能從他們嘴裏套出一些東西來。不過現在回想起來,能從這些不懂向外國人進行宣傳的藝術的人得出直率的毫不掩飾的答複,確是使人感到耳目一新。你感到他們的話是完全可信的。
  
  我想大概也是由于這個緣故,我聽到徐海東回答我的“你家裏的人現在哪裏?”時,不禁突然感到很大的興趣,連忙坐直了身子。他若無其事的回答,顯然沒有准備,使我不能不懷疑這是實話。
  
  “我家的人全都給殺了,只留下一個哥哥,他現在四方面軍。”
  
  “你是說在打仗的時候打死的?”
  
  “哦,不是!我的哥哥只有三個是紅軍。其余的都是湯恩伯和夏鬥寅將軍槍決的。國民黨軍官一共殺死了徐家六十六個人。”
  
  “六十六個人!”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被殺的有我二十七個近親,三十九個遠親——黃陂縣的人都姓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嬰孩都給殺了。姓徐的都給殺光了,除了我的妻子和三個在紅軍的哥哥,還有我自己。後來兩個哥哥又在作戰時犧牲了。”
  
  “你的妻子呢?”
  
  “我不知道她的下落。一九三一年白軍占領黃陂縣時她被俘。後來我聽說她被賣給漢口附近的一個商人做小老婆。這是我逃出來的哥哥告訴我的,還有其他人被殺的事。在第五次圍剿中,徐家有十三個人逃出黃陂,到了禮山縣。但是在那裏都被逮捕了。男的被砍了頭,女人小孩被槍決。”
  
  徐海東看到我臉上吃驚的臉色,就慘然一笑。“這沒有什麽特別的地方,”他說。“許多紅軍指揮員家裏都發生了這樣的事,只是我家損失最大而已。蔣介石下了命令,我的家鄉被占領時,姓徐的一個也不能留下。”
  
  我們就是這樣開始談階級報複的。我在這裏必須承認,要是能夠把這個問題完全略而不談,我只有更加樂意,因爲不論在什麽地方,搜集暴行故事都不是愉快的事。但是爲了對紅軍表示公正起見,對于他們的敵人所采取的毀滅他們的方法,應該說幾句話。十年來國民黨一直對紅區保持全面的新聞封鎖,在全國到處散布“恐怖”宣傳,把它自己的飛機和重炮所造成的生命與財産的破壞大都歸咎于“共匪”,但事實上紅軍是根本沒有這種武器的。因此偶爾有一次聽一下共産黨對國民黨有什麽說的,不是無益的事。
  
  我一頁一頁地寫了許多同徐海東及其同志們的談話的筆記,其中有國民黨軍隊在鄂豫皖對老百姓所犯罪行的日期、地點以及詳細情況。但是我無法重述我所聽到的最殘暴的罪行。這些罪行不僅無法形諸筆墨,而且(象西班牙每天發生的事件一樣),在那些不知階級戰爭中階級仇恨的可怕深度的天真懷疑派聽來,很可能是不可信的。
  
  我們必須記住,現在大家都已知道,在第五次反共圍剿中,國民黨將領在許多地方下令要殺光全部老百姓。這被認爲是軍事上的必需,因爲蔣總司令在一次演講中談到,凡是蘇維埃政權久已確立的地方,“是分不清赤匪和老百姓的”。這種殺光的辦法在鄂豫皖共和國執行得特別凶殘,主要是因爲有些負責剿共的國民黨將領是本地人,是被共産黨沒收了土地的地主的兒子,因此報仇心切。在第五次圍剿結束時,蘇區人口減少了六十萬人。
  
  共産黨在鄂豫皖的戰術是在廣大地區實行機動作戰,每次圍剿開始,他們的主力就撤出蘇區,到敵人境內與敵交鋒。他們沒有什麽重要的戰略根據地要防守,很容易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試探、佯攻、分散敵人兵力,以及用其他方法取得戰術上的有利條件。不過,這使得他們的“人力基地”完全暴露在外,但是在過去,國民黨軍隊遇到他們占領下的蘇區裏和平營生的農民和市民,他們是不殺的。
  
  在第五次圍剿中,象在江西一樣,采用了新的戰術。南京軍隊不再在戰場上與紅軍交戰,而是集中兵力挺進,構築碉堡,逐步深入紅區,把紅區邊界內外的整塊地方的全部人口,不是消滅殆盡,就是遷移一空。他們要把這樣的地方化爲阒無人煙的荒地,如果後來紅軍再度占領也再無法取得補給。南京終于充分懂得,農民才是紅軍的基地,這種基地必 須毀滅。
  
  成千上萬的兒童被抓了起來,送到漢口和其他城市,賣去做“學徒”。成千上萬的年輕姑娘和婦女被帶去賣到工廠裏去做包身工或者做<嗶~消音>。他們在城市裏是當作“災區難民”或者“紅軍殺害的人家的孤兒”賣掉。我記得在一九三四年有成百上千的這樣的人到了大工業城市,結果生意興隆,中間商人都從國民黨軍官那裏收購兒童和婦女。有一個時期,獲利很大,幾有影響部隊軍紀之勢。外國傳教士紛紛議論此事,笃信基督教的將軍蔣介石不得不嚴令禁止這樣“納賄”,凡從事這種交易的軍人,一經發現,嚴懲不貸。
  
  “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徐海東說,“整個鄂豫皖有一半已成一片荒地。在這一度富饒的地方,留下房子極少,牛都被趕走,土地荒蕪,白軍占領的村子無不屍積成山。湖北有四個縣,安徽有五個縣,河南有三個縣都幾乎完全破壞。東西四百裏,南北三百裏之內,全部人口不是被殺光就是給遷空了。”
  
  ①鄂、豫、皖是湖北、河南、安徽的古名。共産黨把這三個名字連在一起稱呼他們在這三省邊區的地方蘇維埃。
  
  8.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林彪读书见闻 2005-11-9 12:05:04[点:227] (5353字)
  
  献上《林彪读书见闻》,读后感慨万千。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纵观林彪的一生,从一个革命青年,一个黄埔四期,一个南昌起义的排长,能成为人民共和国最前置的林彪元帅,党的林副主席,党的事业的接班人;远远超过他的营长、团长、师长、军长,读了这篇文章,应该能悟出一些道理的。遗憾的是,在“913”以后,在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发”的中g中央正式文件里,称“林彪不读书,不看报 ”,不学无术。读了这篇文章,同样应该能悟出一些道理的。几十来,在无数的官样文章中,包括诸多的顶级党史、文革史专家中,亦称“林彪不读书,不看报 ”,不学无术。然而,“无知并不是论据”。
  
  林彪读书见闻
  
  AAA
  
  历史上常常有许多的误会,以致令人啼笑皆非。前些年流传的林彪“不读书、不看报”就是其中之一。事实上林彪是一个酷爱读书的人。
  
  1960年1月,林彪在广州珠江宾馆主持召开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作为新任国防部长的林彪,要在会上就形势与任务发表讲话。新任伊始,有许多问题需要明确的回答,特别是战争与和平问题被国际上某些人搅得十分混乱。
  
  虽然林彪并不是发表公开讲话,但是面对几百万解放军官兵,在这个大是大非上必须旗帜鲜明亮出自己的观点,林彪决定从列宁的著作中看一看列宁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基本观点。因为列宁的话更具有权威性。他向秘书交代。
  
  从广州军区政治部借一套《列宁全集》来,现在就要!”秘书把书找来之后,他数了数共有38卷,林彪问:“就这些吗?”秘书回答现在已经出版这么多。
  
  于是林彪和秘书分了工,第一卷至十九卷由秘书看,第二十卷至三十八卷由他自己读。他指示秘书把列宁著作中凡是讲到战争问题的语句章节都摘抄下来做成卡片。他自己读的部分由他用红笔划出,找别人帮助摘抄。并且要求两天之内完成。秘书担心,《列宁全集》后l 9卷份量大,是不是秘书多承担一些,林彪回答说:
  
  “从1914年到1918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这一段时问,有关战争与和平问题列宁的论述最多,还是我自己来看。”两天过去了,林彪的办公桌上放着200多张卡片。
  
  他一边翻检,一边分类。有的还用红笔在旁边加注,显然他已经胸有成竹。为了,回答一个问题,为了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权威性的回答,竟然把《列宁全集》全面复习了一遍,这种严谨的态度确是不同寻常。随后林彪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
  
  会议结束了,大政方针基本上定下来了。于是如何带兵、爱兵、用兵的问题又提到议事日程,会上确定的大政方针也要一项一项落实。林彪让公务员找秘书来。
  
  秘书一进屋,林彪就说:“你再给我找一些书,主要是古代的兵书。这些书里有许多带兵之道、养兵之道、用兵之道,很有用处。能借就借,不能借就买。”
  
  这时已进入2月,临近春节,林彪正是想利用假期,较少日常公务的干扰,多读些书。秘书从广东省图书馆古籍书刊部查出一部《五经七书直解》,是清代末年的木刻本,一共十册,看起来还未曾借出过。秘书立刻请广州军区政治部协同办了借书手续,把书惜到手。
  
  《武经七书直解》是从先秦到唐朝初年先后刊行的七部兵书的合编。有《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黄石公三略》、《六韬》、《唐李对问》等。
  
  林彪看到这部书十分高兴,像得到什么宝物似的。马上喊叫“叶群,叶群!”叶群正在她自己的小办公室里,听到喊声,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立即跑出来。林彪没等叶群问话就说:
  
  “叶群,我告诉你,今天借到一一部好书,我们两个一起来看。”就这样整个2月份,林彪从早到晚除了吃饭、睡觉,一直埋头读这部书。叶群也跟着读。办公室也忙起来,两个秘书,一个尉官,还有两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内勤,一齐动手,都来参加抄兵书语录。按照林彪红笔勾划的记号,一句或一段话抄一张。然后分别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七个专题分类汇集。
  
  从林彪的神情看,这段时问,他显得轻松、惬意,一有空就和叶群谈这部书,说这是“中国古代兵家重要遗产”,还说“要是都翻译成白话文就好了,可以让干部都读一读。”后来有一天叶剑英元帅来看林彪,林彪向叶帅推荐了《武经七书直解》,并且向他建议:是不是可以组织一专家,把《武经七书》翻译成白话文。事过20多年,到了80年代,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译成的古文和现代文对照的《武经七书》终于出版了,这是后话。
  
  提起这部《五经七书直解》,还有一段插曲。林彪有个习惯,凡是他读过的书就单独保存,其他人员甚至叶群都不能随意翻动。
  
  这部书是借图书馆的,只能用一个月。40天过去了,图书馆向广州军区政治部经办人催要。秘书向叶群请示,看怎么办好。叶群知道林彪的习惯,又何况林彪十分珍爱这部古籍,就让秘书以国防部办公厅秘书的名义同图书馆商量,再延期三几个月归还,但一定不要透露是林彪正在用这部书,等回了北京想办法买一部。秘书也只好这样办了,重新给图书馆开了借条,确定了广州军区政治部的联系入,图书馆终于同意了。后来回到北京.秘书几乎跑遍了所有的中国书店旧书门市部,都没有找到,而且许多老营业员都不知道有这么一部典籍。
  
  秘书犯了难,几乎绝望了。每天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去逛旧书店。一天偶然在隆福寺小街,发现一家门面很小的旧书店,就进去询问有没有这样一部书。营业员回答说没有,但又说我们店后面有两问书库,你要有兴趣可以自己找找,秘书当然愿意。一个人在书库足足翻了两个小时,终于发现一部《五经七书直解》,与广州借的那一部同一个版本,只花了10元钱就买下了。秘书向叶群汇报了买书经过,叶群也喜出望外,向林彪作了报告:
  
  “一0一,我们又买到一部《五经七书》。这回好了,可以还给广州省图书馆了。”叶群让秘书赶快请办公厅托人给广州军区政治部送去,归还图书馆。从此,林彪给秘书交代了一个任务:“有空的时候多去旧书店走走,发现好书就买下来,就算是你们替我逛书店。”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一0一”是林彪在东北野战军任司令员时的代号,叶群几十年来一直用“一0一”称呼林彪。
  
  3月,林彪看到叶群通读《五经七书直解》以后,打下了一定的读古籍文献的基础,就让她趁热打铁,读《纲鉴易知录》。林彪让秘书给北京家中打电话,送文件时同时带《资治通鉴》和《纲鉴易知录》来。他自己读《通鉴》,叶群读《纲鉴易知录》。
  
  林彪读书很快,他有自己独特的方法。秘书们有时也一起议论,首长看书速度怎么这么快?后来有一次林彪和秘书闲谈时谈到,如何读大部头书。他说:每读一本书都要有明确的目的,有重点,有针对性,有些章节要精读,有些章节可以粗读,有些章节索性不读。读书切忌平均使用力量。有时一目一页,有时一目十行,有时则十目一行,这样就可以大省精力。为了让秘书提高读书的效率,事半功倍,林彪曾多次重复过他的这些话。
  
  4月,林彪回到北京,他让秘书到书店买一些古代名家论述政治方面的书。秘书听了他的话之后有些发愣,不知该买些什么书。林彪觉察到这一点,立刻补充说:比如贾谊有《过秦论》、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等等都属于这一类。秘书恍然大悟,于是到书店给他买回了一部线装的《昭明文选》。林彪连连说:对,对,我想找的就是这一类的书。一连十多天,他就读这部《文选》。
  
  在读书上,林彪还有一个习惯,他的书桌平时只摆。一部书,其他书刊统统不能放。这部书读完,再换另外一部。他曾引用一位古人说过的话:“心中书不可少,案头书不可多”,这样才能专心致志作学问。
  
  这一年4、5月问,林彪围绕“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这个命题,反复研读了毛泽东主席有关政治工作方面的论述,在这个基础上林彪提炼了“政治工作是提高我军战斗力诸因素中的首要因素”这句话,以题词的形式公开发表。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段时间,林彪让秘书搜集当时连队的政治教材。他说:“我很多年没有接触部队了,现在连队指导员是怎么做工作的?还讲不讲政治课?讲些什么内容?教材有没有?教材是哪里发的?你到附近的连队转一转,直接和指导员见面,同时把连队的政治教材要一些来,不管是总政治部编写的,或是军区编写的,还是军一级政治部编写的都要,不怕多,搜集越多越好,我要自己读一读,看一看。”秘书在北京附近走访了不同军兵种的几个连队,搜集了从不同角度编写的十几种连队政治教材。林彪一本一本读,一本一本看。很明显,他的调查所得凝聚在9月份发表的《四个第一》的讲话中。
  
  7月,林彪全家到庐山度假。林彪带了两本书,一本是《曹注孙子》,也就是曹操对孙子兵法的评注。这本书不知已经读过多少遍了,封面都破了。林彪在书上作了不少眉批和腰批。另一部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这是一部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的军事理论著作,而克劳塞维茨也因这本书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军事战略理论家之一。
  
  林彪是围绕克氏的主要命题:“战争无非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来研究这部名著的。顺便提一下,林彪读过西方许多名著,他的小图书室内陈列的书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他常常挂在口头上的,也是他比较喜欢的西方名著有“四论”,即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有一次林彪自言自语:“四论四论,都是学问。”林彪涉列的范围之广,由此可见一斑。
  
  8、9月问林彪阅读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纲》、 《政治经济学批判一序言》、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占典哲学的终结》、列宁的《哲学笔记》、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毛泽东的五篇哲学著作。
  
  这时林彪正在酝酿他准备在9月召开的全军高级干部会上的一篇讲话。他让秘书“帮助”他围绕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在一定条件下意识对物质有巨大的反作用;这样三个命题,从马、恩、列、斯、毛的菩作中找出有关论断。
  
  林彪说:“不要怕重复,即便是宁句完全相同,只要在不同的段落、不同的著作上出现.都要摘抄,这样就自然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林彪擅长于从他自己的阅读中,从他反复地推敲这些语录中.提炼、凝聚出蚀自己的观点。
  
  10月,就在紧张忙碌的全军高级领导干部会议上,林彪每天清晨反复研究毛泽东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会议上的讲话》等篇章,从内容、文章架构方面一段一段仔细推敲,用来指导会议的两个起草小组把《关于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决议》草案写好。后来这个决议在指导全军思想政治工作建设、改善部队的政治面貌、提高部队战斗力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成为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
  
  11月,林彪带着叶群到广州。到广州的第二天,林彪就让秘书搜集东西方各发达国家军队的各种条例、条令。如步兵操典、野战条令、内务条例、训练纲要等等。
  
  林彪说:“这些东西过去黄埔军校、保定军官学校、云南讲武堂都有一些,现在大都散失,广州也许能找到一些,不然就花钱到香港旧书店、旧书摊找找看。”这次秘书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搜罗到几本。
  
  林彪也显出儿份惊喜,拿出放大镜,一本一本看。因为这些东西只有小学生字典那么大,字体也小,翻译得很粗糙。叶群担心林彪把眼睛看坏了,几次劝阻他不要再看了,“让秘书给你读一读吧。”
  
  但是林彪没有理会她。原因是中央军委要召开条令条例会议,研究制定人民解放军的内务、纪律、战斗等条令,只有亲自摸一摸这方面的有关材料,到了会上才有发言权。
  
  以上是l960年一年问林彪读书的大致情况。
  
  林彪从小上私垫,《三字经》、《千字文》、《朱子治家格言》直到《四书五经》都读过,由此奠定了他的古文基础。
  
  他特别喜欢读古文.先后买过三套《诸子集成》,可见其喜爱之深。
  
  《古文观止》中的一些篇章,如请葛亮的《前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他都背得很熟,在讲话中常常随机引用。他借古喻今,古为今用常有独到之处。
  
  这里只举一个例子,比如他曾指示秘书从四书中(“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摘抄有关“组织观念”方面的语句,以加强纪律性,这样的思路决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得出的。关于这方面的故事很多很多.需要另写文章。
  
  记得毛泽东主席对于林彪读书有过直率的评论。I 9 6 2年1月,中g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也就是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林彪在会上讲了两个多小时的话,毛泽东对这篇讲话很是赞赏。
  
  毛泽东对罗瑞卿说:
  
  尽快把林彪的讲话稿整理出来,交给我,由我来进行文字润色,早一点作为正式文件发下去。
  
  毛泽东还意味深长地说:
  
  “若不是读过很多书,是作不出这样一篇好文章的。”
  
  由于有了这句话,中央军委办公会议遵照毛泽东的建议,列出了30本马恩列斯经典著作的目,作为全军中高级领导干部的必读书,在全军掀起了读书的热潮。
  
  (作者AAA同志是林办l 9 XX年至l 9 XX年的学习秘书。20XX年X月X日,本文是作者在XX研究所就文革的有关专题举行座谈会上的部分发言。)
  
  9.朝鲜小学课文《金爷爷工作最紧张的时候》 --全文翻译,无一处修改! 2005-11-9 14:47:49[点:229] (1135字)
  
  重要性: 高
  
  朝鲜小学课文《金爷爷工作最紧张的时候》
  
  全文翻译,无一处修改!
  
  2004年11月,金正日爷爷进入了一年中工作最紧张的时候。过去,他每 个月都要接见社会主义祖国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们,和伟大祖国的花朵、主 体思想的接班人愉快地交谈,教育他们沿着金日成爷爷创造的世界上最伟大的主体 思想坚持下去,让全世界人民都看到主体思想的巨大优越性,尽快解救水深火热中 的资本主义国家人民。但是,由于工作繁忙,他连续两个月都没有接见祖国的花朵 们,直到两天前的周末,才又有了这个机会。
  
  金正日爷爷曾经语重心长地对少先队员们说:“美国和欧洲的人民,每天都盼望 着接触到主体思想的光辉,但大资本家不允许他们学习主体思想,他们只能在报 纸上看到朝鲜在主体思想上取得的光辉成就。世界是你们的,你们应该好好学 习,尽快让美国和欧洲的人民也能够自由地学习主体思想。”
  现在少先队员们再次见到阔别两个月的金正日爷爷,该是何等兴奋、何等愉快啊!
  
  金正日爷爷向少先队员们道歉说:“这个月的工作太繁忙了,世界的和平都需要 我们朝鲜来维护,我们不能把其他国家的人民扔下不管啊!美国资本主义的头目 布什,为了获得继续压迫美国人民的机会,找到了朝鲜,希望朝鲜帮助他压迫美 国人民,但我们怎么能够答应呢?但是布什这个资本主义的头目,还是获得了日本 帝国主义走狗的帮助,再次镇压了克里领导的国内人民的起义。布什之流做了这么多罪恶滔天的事情,全世界人民是不会饶恕他们的。”
  
  金正日爷爷又说:“巴勒斯坦人民反抗以色列的斗争,得到了朝鲜人民无私的支 持。阿拉法特爷爷经常说,如果没有朝鲜人民,阿拉伯人民早就被美国和以色列的大炮消灭了。这么多年来,朝鲜一直给予阿拉伯经济援助和精神支持,给了阿 拉伯人民反抗的勇气.
  
  现在阿拉法特爷爷去世了,他去世之前还曾经给我发电报,要我
  鼓励你们好好学习,将来继承朝鲜人民的光荣传统,继续支援阿拉伯人民的正 义斗争,把美帝国主义从中东驱逐出去。”听到阿拉法特爷爷的临终遗愿,少先队 员 们都流下了泪水,发誓要继续帮助阿拉伯人民,彻底打败美帝及其走狗。
  
  金正日爷爷最后说:“我的工作还很紧张,全世界都需要我,也需要你们。美帝国 主义在台湾的走狗陈水扁正在积极策划侵略中国,中国人民是我们的友好邻 邦,当年美国入侵中国时,我们朝鲜人民曾经给予他们无私帮助,中国人民现在还 是 感恩的。现在,朝鲜人民又担负起了保卫中国人民安全的责任,我们一定要打败美 帝国主义在台湾的走狗,把一个完整的台湾交还给中国人民。你们有信心吗?”少 先 队员们都满怀信心地答道:“有主体思想,就有信心!”
  
  10.红军西路军历史真相澄清始末 --李庆英 2005-11-10 16:56:06[点:219] (2197字)
  
  红军西路军历史真相澄清始末
  
  李庆英
  
  绵延两千里的河西走廊里,湮埋着半个多世纪以前一段惨烈悲壮的红军西路军历史。很长一个时期里,西路军问题一度是党史和军史研究中的一个“禁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由于事件参与者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干预,并得到了邓小平的坚定支持,使得研究这段历史的环境逐渐改善,西路军的历史真相逐步得到澄清,并渐为学界和公众所接受。回顾这段历程,个中的曲折和种种鲜为人知的内幕,令人深思和感叹:认识和接受历史真相有时真的很不容易啊!
    
  《毛泽东选集》对西路军问题的“定论”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2.18万人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经河西走廊向新疆方向前进。对于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军,蒋介石指使马步芳、马步青等部进行围追“兜剿”。
  
  西路军广大干部战士不怕牺牲,浴血奋战。但由于无根据地作依托,又无兵员、物资的补充,孤军作战,虽然毙伤俘敌约2.5万余人,但在敌众我寡的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最终失败。就在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之际,延安的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中g中央准备着手清算时任中革军委主席团成员、红军总政委、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错误。
  
  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深入揭发和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并做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是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毛泽东在1937年12月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
  
  其实,毛泽东的这种观点,早在一年前就已提出。他在1936年12月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1951年出版的经毛泽东本人审定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针对这段文字的注释为:
  
  “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
  
  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对西路军问题所持的基本看法:
  
  其一,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最后破产的产物。
  
  其二,组织西路军渡黄河西进,是“张国焘命令”的。由于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对西路军作了如此权威的“定论”,所以,此后至20世纪80年代初一段时间里,几乎所有涉及西路军问题的著述中,其基本的调子和说法,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是来自或抄自1951年出版的《毛选》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及其中的一条注释。
    
  毛泽东电文的发现揭开了西路军问题的盖子
    
  历史事实本是客观存在的。然而,当西路军因兵力悬殊寡不敌众而兵败河西走廊之后,真相就被模糊和湮埋了起来,历史被改变了模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事情出现了转机。20世纪80年代初,朱玉奉组织之命,帮助徐向前元帅整理回忆录。
  
  他从文献史料中惊异地发现了毛泽东下令四方面军人马西渡黄河和成立西路军的电文,以及其他一些人们所不知晓的情况。毛泽东电文的发现,说明部队西进是领受了党中央的命令肩负打通国际路线重大使命,以接应共产国际给予党和红军的物资接济,并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战略行动。根据新发现的档案资料,朱玉在史学界首次提出了西路军问题的现有定性、定位很不妥等看法。
  
  1980年12月2日,朱玉以“竹郁”笔名写成了《“西路军”疑》一文,就西路军西渡黄河、建立永(昌)凉(州)根据地、拒绝东返等问题提出疑问,向传统观点发起了挑战。不久,这篇文章被报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对西路军问题极为重视,他将此文批给李先念研究。
  
  随后,朱玉于1981年3月写出了自己的初步研究成果——《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一文,用当时大量的事实和电报论证:
  
  红四方面军的渡河,完全是根据中央的要求和中革军委的命令。他把这篇文章寄给了有关业务部门,希望在其内部文稿上刊载,以引起专职部门的专家学者们研讨思考。
  
  由于受西路军问题的传统说法年深日久的影响,该部门担任研审任务的人员写出长篇文章,作出了不接受新观点的反驳回答,即仍然坚持原传统观点的基本说法。于是,朱玉又写出了观点鲜明的论文《被否定的历史和被历史的否定》,进一步详谈了自己的论点和论据,来捍卫自己的观点。
  
  这样,在李先念组织研究西路军问题的同时,史学界的一部分学者也开始撰写向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文章。西路军问题的盖子被悄然地揭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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