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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脊梁__王鲁光纪念馆
民族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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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白帽子、黑帽子,好人加混蛋的乔冠华 --外交部 2005-8-8 14:04:04[点:387] (964字)
  
  近几年,章含之写了不少书。
  
  其中提到了一些东西,我也相信章不是那种会造假的人,她造了别人的假也不一定会否认。
  
  但是我想告诉年轻人,乔冠华决不是像章含之说的那样清白的。
  
  现在人很难相信,乔冠华是周恩来一手培养出来的可以和他齐名的外交家,乔怎么会落井下石于周恩来呢?
  
  而恰恰是在1973年的那次会议上,乔冠华作为一颗重磅炸弹炸向周恩来。
  
  凭良心说话,乔冠华实际是个混蛋。
  
  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强硬、干练、才华横益,他与尼克松打交道确实比别人做得好,但他当外长时看不起人。
  
  他的那么多老朋友都招迫害他却无动于衷。
  
  当然,我们能体谅他,他其实也是无能为力的。
  
  我说这话也许有些残忍,因为他在外交上是那样的,而作为一个人他善良、感性、充满温情、脆弱甚至不堪一击。
  
  当初他在台上,我们都不敢去碰他,可当他下台之后我们又觉得他很可怜。他这样一个人让我们怎么说好呢。
  
  其实当初他做出对总理那样的事,我们都很同情他,因为那也不是他本意想的。
  
  但他这个人有时做事情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所以树敌很多。我之所以说他是傻瓜、混蛋是想说他不是那种手腕健全的政治阴谋家但也不像章含之说的那样完美,他这人最大的好处也还是性情中人但他也不是一点坏处没有,不然他也不会觉得对不起周总理了。
  
  他在晚年时说过:好人不应该做官。
  
  如果是别人说这话我会骂他是懦夫,但是他说我就觉得特别难受。他本来可以在其他方面有更高的成就可他却走了从政的路,我想他没后悔过也不应该后悔谁让他是乔冠华的。
  
  他早年时对人说过“我这个人从本质上说不能做外交官的”这不是没有道理的。章含之写的那些书最近招到的非议也不少,但她写乔冠华的那些我想还不至于招到那么残忍的指责。老乔是个好人,从他为人上说我们应该写些关于他的东西(因为至今官方也没为他定论)可不能像写胡乔木那样写他,论为人我觉得胡乔木不如乔冠华。
  
  乔冠华的案子是不是冤案,自有人知道。那些当事人都是心知肚明的。
  
  现在共产党对他装聋作哑、闭口不谈是不公平的这其中的因素很复杂,章含之不愿说那我也不能说。
  
  老乔呀老乔,一个人做事是要负责任的。今天对你的这个态度不能愿别人呀,是你自己做出来的呦,我只能为你感到遗憾。
  
  2.乔冠华基辛格棋逢对手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2005-8-8 14:52:54[点:385] (1502字)
  
  乔冠华基辛格棋逢对手
  
  选自《中国外交演义--新中国时期》
  
  基辛格和乔冠华在钓鱼台为联合公报进行激烈的谈判,焦点是台湾问题。基辛格把美国从台湾撤军说成是一个目标,乔冠华坚持美国必须无条件撤军。
  
  乔冠华、基辛格的谈判艺术都接近炉火炖青的地步,他们的谈判被称为“基乔谈判”。每当谈判相持不下时,两人就开几句玩笑来冲淡一下紧张的气氛。
  
  为迎战基辛格,乔冠华那几天几乎夜夜不眠,他下功夫研究国际法,研究基辛格,以非凡的才智起草文件,准备会谈策略。
  
  他无暇参加丰富多彩的外交活动,常常与基辛格躲在钓鱼台国宾馆里进行激烈而风趣的交锋。他送走基辛格,又埋头“准备子弹”,准备与基辛格再次交锋。
  
  为此,他香烟抽了一根又一根,茅台酒喝了一杯又一杯。他劳累不堪,但心情却极为愉快。
  
  在台湾问题上,两人唇枪舌剑,各不相让,为缓和紧张气氛,乔冠华风趣地寻找分歧原因说:
  
  “博士,你是在德国出生的,我是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的,我们应该有共同点,但在德国哲学里,我喜欢黑格尔的辩证法,你喜欢康德的‘自在之物’,这大概是我们不能取得一致的原因吧……”
  
  一谈起哲学,基辛格就兴趣盎然,两人都滔滔不绝,如登上了大学哲学系的讲坛,都暗暗为对方的博学多才感到吃惊,为遇到堪称对手的谈判伙伴高兴万分,把能如此高谈阔论视为人生一大快事。
  
  实际上,双方都以高谈哲学“打心理战”,犹如在战场上对一些细节问题互做让步,艰巨的谈判又似乎“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次,乔冠华提出用“前景”一词取代“前提”,以免给人以强加之感,基辛格也表示同意说:“我看台湾的命运,并不取决于如此微妙的词汇上的差别吧。”
   
  乔冠华拱手致谢,两人不禁哈哈大笑,又争论起更难于处理的问题……
  
  为打开僵局,尼克松和周恩来也参加了进来。
  
  尼克松坦率地摆出自己的难题说:
  
  “如果公报在台湾问题上过于强硬,势必会在美国国内造成困难。我将受到国内各种各样的亲台湾、反尼克松、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院外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交叉火力的拼命攻击。
  
  整个的对华主动行动就有可能成为两党之间争议的问题。到时候,如果我不论是否由于这个具体问题而落选,我的继任者就可能无法继续发展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
  
  周恩来听了尼克松的讲话,表示可以考虑美方经过修正的论点,经请示毛泽东,与美方就台湾问题达成如下协议: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
  
  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
  
  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台一中”、“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经毛泽东和尼克松过问,尼克松访华公报终于基本上达成协议,周恩来愉快地陪美国客人到杭州访问,尼克松、基辛格便很快陶醉在天堂般的杭州美景里。
  
  3.为什么蒋介石要放长征红军走? --蒋介石的计划是利用红军为己所用 2005-8-8 17:43:15[点:385] (2079字)
  
  为什么蒋介石要放长征红军走?
  
  毫无疑问是蒋介石要放中g领导人和红军主力部队逃走。
  
  为什么蒋介石要这么做?部分原因在红军过湘江后浮现:蒋介石部队把长征红军往更西的贵州和四川驱赶。
  
  蒋介石的计划是利用红军为己所用。
  
  这两个省和云南一起。组成了一个包含100多万平方公里、1亿多人口的大西南;它们事实上独立于中央政府,拥有自己的军队,也很少向南京缴税。
  
  其中,四川最大最富,人口也最多(5000万),尤为重要。
  
  四川周围崎岖群山形成天然屏障,用李白的诗就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蒋介石视之为“国家复兴基地”(意思在抗日战争中作为安全大后方)。
  
  只有自己的部队进驻各省,蒋介石才能有效控制这些地方,但是遭到了拒绝,如果他强行进入,就是开战。
  
  蒋介石不愿意公开向军阀宣战。
  
  他的建国计划更加的马基其雅维利,也更加精明。
  
  他想把红军赶入这些顽固省份,各地军阀担心红军成祸水,就会允许蒋介石的军队进入驱赶红军。
  
  蒋介石盘算着这样,他的军队就可以长驱直入,可以顺利实施中央政府的控制。
  
  他希望能保存红军的主力以对军阀造成足够威胁。
  
  蒋介石对他最近的秘书说出了他的计划:
  
  “现在当g军进入贵州的时候,我们可以跟进。这总比我们自己开战征服贵州强。
  
  四川和云南会不得不迎接我们以保存他们自己……从现在起,如果我们出对牌……我们能建立一个统一国家,”11月27日,正当红军开始过湘江、入贵州的时候,蒋介石发布了自己的建国纲要,一个“中央政府和各省之间分权宣言”。
  
  此事是蒋介石一生的秘密,也仍然被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官方历史学隐瞒。
  
  两党都把中g成功逃脱归结于地方军阀,蒋介石谴责他们,而中g赞扬他们。
  
  两党都在乎一个事情:不要泄露其实是委员长本人放红军走的。
  
  对于国民党来说,蒋介石利用红军来搞定这些摇摆不定的省份的方法过于曲折,而且这种失算的利用——导致了红军的最后胜利——令人羞辱。
  
  对于中g来说,要承认著名的长征其实在被蒋介石远程操控,也令人尴尬。
  
  放红军走,也是蒋介石对苏联的善意姿态。
  
  因为当时中国正面临日本的威胁,他需要和克里姆林宫搞好关系。中g是莫斯科的婴儿。
  
  但是还有一个更加秘密、也完全私人的原因。
  
  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在苏联当人质已经9年了。
  
  蒋经国是蒋介石的唯一亲生骨肉,不过不是和著名的宋美龄生的,而是和他的第一任妻子。
  
  当经国出生之后,蒋介石因为感染了几次性病而不育,因此还收养了另一个儿子:纬国。
  
  但是经国作为骨肉,依然是他最在乎的。
  
  蒋介石受中国传统影响较深,认为头大大事就是留后。
  
  不能延续香火是耻辱,是对父母和祖先的最大伤害,会让这些死灵魂们无法安息。
  
  在中国最毒的诅咒可以是:“你断子绝孙!”而尊重父母和祖先(孝顺)是自古背诵的最基本道德律令。
  
  1925年,蒋介石把15岁的经国送到北京念书。
  
  当时他在莫斯科支持的国民党中逐步得势。很快苏联人发现了经国,邀请他去俄罗斯留学。
  
  这个年轻人很兴奋。
  
  到京几个月之后,他被邵力子——一位鲜为人知但颇为关键的人——带到莫斯科,而这个人是国民党内的一个重要g产间谍。
  
  安插间谍无疑是莫斯科馈赠给中g最无价的礼物之一。
  
  大部分间谍在1920年代的前五年参加了国民党,当时孙中山向苏联人献殷勤,把党的大门向共产党员敞开。
  
  渗透在几个层次上进行。一部分人如毛泽东以共产党员公开身份在国民党内活动,另外一部分人身份保密,还有第三种人是假装背叛中g。
  
  当蒋介石1927年清党和中g分开的时候,大量的这类间谍依然保持“休眠”状态,只有在未来适当的时候才被启用。
  
  在之后的20多年,这些人不但给红军以关键情报,而且还能对国民党政策以实质影响,甚至有些人不断在国民党系统内高升。
  
  最后,这些间谍为毛泽东接盘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甚至在高层政治上的作用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的例子。很多事情到现在还没公布。
  
  
  邵力子就是这样的人。他实际上是中g创始人之一,但莫斯科命令他远离党的活动,甚至大部分中g领袖都不知道他的身份。
  
  当蒋介石1927年4月在上海反共的时候,邵给俄国人发了封电报以寻求指示,后来提交给了斯大林:“上海非常困扰我。我不能成为反革命武器,我请求指示如何战斗。”
  
  以后的22年,邵力子继续留在了国民党内,占据了许多重要职务——一直到共产党在1949年胜利,他才投向毛。
  
  他1967年逝世于北京。甚至在共产党政quan下,他的真实面目都没有公开,他至今被认为是一个忠诚的革命同情者,而不是一个长期间谍。
  
  毫无疑问是莫斯科指示邵力子在1925年11月把蒋介石儿子带到苏联。
  
  当1927年经国完成学业的时候,没被允许离开,反而被迫公开批判他的父亲。斯大林把他当成人质,一方面告诉世人是他自己自愿留下。
  
  4. 为什么蒋介石要放长征红军走? --:“在过去几天,我一直在呼唤我儿子。 2005-8-8 17:49:11[点:389] (2379字)
  
  Peggy Dennis,美g领导人Eugene Dennis的妻子,如此描述了1935年共产国际主席团书j处书记曼努伊斯基的来访,当时在她和她丈夫正准备离开苏联返回美国:
  
  “炸弹静静投下,甚至在不经意间。曼努伊斯基通知我们不能带提姆回家:‘……我们会在某个时间、某种情况下放他回家。’”但是苏联人再也没有释放。
  
  经国是苏联人质的事实是在1931年才由另外一个苏联间谍、妻妹宋庆龄告诉蒋介石的。
  
  她替莫斯科传话,提出用经国换在上海刚刚逮捕的两名高级苏联间谍。蒋介石拒绝了。
  
  两名间谍被捕是一个公开事件,他们被公开审判和入狱。但是莫斯科的提议让蒋经国极为痛苦,认为自己儿子可能已经“残忍地被苏俄人处死”。
  
  1931年12月3日,委员长写下日记:“在过去几天,我一直在呼唤我儿子。我死时该如何面对我父母啊!”14日的日记:“我承认犯下了不孝之大罪……”
  
  蒋介石继续忍受儿子不知所终的焦虑,他的痛苦甚至可以解释数千公里之外发生的事件。就在这个事情,1931年12月,邵力子的儿子在罗马被枪杀。
  
  这个儿子是邵力子1925年带到苏联的经国游伴。但是和经国不同,邵的儿子被允许回国。
  
  意大利的报纸把这次死亡描述为爱情悲剧,一张报纸标题为“一位打伤爱人的中国人的悲剧终结”,他的女人据说是捷克人。虽然国民党和中g都掩盖真相,但是邵力子和家人确信他儿子是被谋杀,是国民党特务干的,这只能是得到了蒋介石的授权:一场个人复仇,以子换子。
  
  当长征开始的时候,蒋介石想出了精心设计的交换计划:用中g的生存换经国。
  
  这不是一个能说出来的提议。他小心地执行他的计划。
  
  他的想法是把红军暂时限制住,然后利用日本人干掉他们。
  
  蒋介石知道和日本的战争无可避免,也知道苏联人希望这场战争发生。
  
  斯大林最担心的场面是日本可能会占领中国,然后利用中国的资源和7000公里漫长的中苏边境线攻击苏联。
  
  蒋介石估算一旦中日战争爆发,莫斯科一定会要求他的中国伙计积极抗战。到那天,蒋介石让红军生存的这个礼物,足够交换儿子回来。
  
  蒋介石不想红军留在中国富裕的心脏地带。
  
  他的目标是把他们驱赶到荒凉、人烟稀少的地区,好围住他们。在他的脑海中,这种“监狱”在中国西北的黄土高坡,主要在陕北。为了保证红军上套,蒋介石允许在那里存在一个共产主义根据地,甚至繁荣发展并向外扩张。
  
  能实施蒋介石这个计划的人只会是邵力子,就是带他儿子去俄罗斯的人。邵力子1933年被任命为陕西省省长。
  
  虽然蒋介石肯定知道邵的真实颜色,他却从不揭发,继续用他,好像他是一个忠诚的国民党党员。蒋和邵的关系,一如他和其他党内间谍的关系一样,几乎一个难以置信的阴谋、谎言、欺诈、甚至双重欺诈的混合体,这些最终使他对此种关系失控,走向垮台。
  
  蒋介石的算计是,只有间谍才会护住红军的盘子,而一个忠诚的国民党员却能让红军毁灭。
  
  实际上,正是在邵上任之后,陕西(和西部甘肃边界)才逐步出现小股红军游击队的行动。
  
  正当长征开始的时候(1934年10月中旬),蒋介石访问了陕西省。他一边公开要求匪军必须被歼灭,一边却允许红军根据地以空前的方式扩张;几个月内,根据地增长到了3万平方公里,人口90万人。
  
  蒋介石创造的是一个畜栏,他好把心脏地带分散的红军全部驱赶到里面去。他的计划是在路上显著地削弱他们,但不是完全消灭他们。
  
  后来蒋介石告诉一个美国使者:
  
  “我驱赶个党从江西……到陕北,他们的人数降到了几千,我们就不追了。”
  
  他操控他们的方法是通过电台和自己的部队联络,他知道红军肯定会破译。
  
  红军发现:“敌台不断被我破译,我军对敌人意图和行动了如指掌”。但是蒋介石拒绝更改密码。红军因此往没有敌军或者很少敌军的地方进发。
  
  为了保证红军按照他设计的路线走、并且排除他们的任何变化,蒋介石决定在红军出发之夜就打击情报网。
  
  6月,国民党不动声色地袭击了中g的上海电台——该台一直保持着瑞金和莫斯科的联系。
  
  几个月中,国民党让电台在自己的控制下运作,10月才把其完全关闭。中g试图通过派出一个高级发报员到上海以恢复联系,但是一到上海就失败了。刺客被派出刺杀他。
  
  他们错过了第一次机会,但在德国人开的医院病床上把他成功杀死。从此,上海就和中g没什么关系了,虽然这里依然是莫斯科的间谍活动基地。
  
  长征被蒋介石用来启动他的红军换儿子计划。在中g的瑞金根据地突围之前,他通过外交管道向苏联请求归还还儿子。
  
  1934年9月2日,他日记上记着“一个接经国回国的正式代表团成立”。
  
  在10-11月中g突围最紧要关头,蒋介石找到了一个强烈告知苏联人他自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红军走人的方法:他不但不出现在前线,而且反方向拉后1000公里在东北做40天的长时间访问。
  
  莫斯科理解了这个讯息。在蒋介石提出要儿子,和毛和红军过湘江及数次突破围剿之日的精确间隙中,莫斯科戏剧化地增强了对他们人质的监控。
  
  经国之前在农场和西伯利亚金矿工作,现在在乌拉尔一家机械厂。那时正如他后来记述的,“1934年从8月到11月,我突然受到了克格勃的近距离监视。每天我都有两个人跟着。”
  
  12月初,当中g红军最后一次反围剿突围的时候,蒋介石又向苏联人要儿子(克格勃通知了经国)。但是苏联人告诉他他儿子不愿意回来。
  
  “苏俄敌人的令人厌恶的欺骗没完没了,”蒋介石日记写道,虽然他说他能“平静地应付”。
  
  “我觉得我真的有了进步因为我居然可以忍受这场家庭灾难”。
  
  蒋介石知道如果他能为红军做更多的事情,他的儿子会安全的。(张戎毛传第12章摘译)
  
  5.刘邓--黄金搭档 --合力 2005-8-9 14:07:42[点:384] (170字)
  
  刘邓从抗日战争开始一起共事,一直到大西南的解放,前后13年,
  
  他们相互尊敬、相互关心、相互学习,关系非常协调、非常密切,
  
  是我党我军领导干部的楷模,人们习惯将他们俩称为“刘邓”,
  
  他们的部下对他们的称呼也很奇特,叫“刘邓首长”,
  
  其他部队的称呼都是“彭老总”、“陈老总”、“林总”、“野司首长”等等
  
  6.1958 年军扩会上毛评刘时具体讲了什么内容 --“刘备不用”,这点上老毛做的很对。 2005-8-9 14:10:09[点:391] (217字)
  
  1958 年军扩会上毛评刘时具体讲了什么内容
  
  
  “刘备不用”,这点上老毛做的很对。
  
  如果当时对“林”也备而不用,那就更好了。
  
  
  在这些握有军权的人中,朱彭贺等人对毛忠心耿耿,只有林和刘(还有邓)从心底里并不崇拜某个人,而且智谋超人。
  
  在55年授衔时林刘就不在北京,而是在武汉“养病”,其实是储备。
  
  在以后假若对林也备而不用,中国十大元帅可能会很圆满,可能会出现十大元帅十全十美的结果。
  
  7.刘邓大军挺进中原述评 --"解放战争开始时没有提到反攻的问题, 2005-8-9 14:39:14[点:383] (3772字)
  
  刘邓大军挺进中原述评
  
  1947年夏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即刘邓大军)挺进中原,这一行动,被誉为"在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还没有被粉碎,人民解放军的数量和装备还没有超过国民党军队时,立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这是一个了不得的决策"①。
  
  不过在我看来,这次行动尽管达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从一定意义上而言,是一个损失过大的行动,我将就此展开述评。
  
  战略反攻这一想法,在中g领导人那里有一个从酝酿到成熟的过程。
  
  邓小平后来回顾,
  
  "解放战争开始时没有提到反攻的问题,那时反攻时间还捉摸不定"②。
  
  这一口号的提出与反攻所承担的任务的明确,出自于毛泽东所撰《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一文中。
  
  文中提到"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攻战略方针。
  
  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③。
  
  这段文字明确了反攻的目的与任务,晋冀鲁豫野战军正是出于对这一战略的执行,才进行反攻作战的。
  
  反攻作战的原因在于,"一个是第一年歼灭了近百个旅的敌人,相应的我们的装备也有所改善。另一个是客观形势迫使我们要早反攻"④。
  
  具体在于晋冀鲁豫野战军,"从1946年6月到1947年6月的一年中,该野战军歼灭了国民党正规军30个旅,连同地方团队近30万人","收复和新解放43座县城"⑤,"全区军队总数由战争初期的27万人发展到42万人,其中野战军由8万人发展到28万人";"由于缴获了敌军的大量武器,部队的装备亦得到了很大改善"⑥。
  
  但同时当地人民群众"1年来源源不断地输送优秀子弟参军,出动7,392万余个工参战,负担了折合17.73亿斤小米的战费"⑦,负担沉重,已影响到了根据地的建设。
  
  这时进行反攻作战,既符合规定的条件又合乎客观事实的要求。
  
  对于晋冀鲁豫野战军反攻的具体任务的下达,是基于以下态势:
  
  当时,蒋介石利用黄河从陕北到山东所构成的乙字形天然形势,把主力集中于陕北、山东两翼,实施进攻,企图将我军压缩到"乙字形的弧内,然后聚而歼之"⑧,但其部署"很像一个哑铃,两头粗,中间细,其中央部分就成了要害和薄弱部分"⑨。
  
  野战军的任务就是进行中央突破,矛头直捣大别山,目的在于使蒋介石"调动其进攻山东、陕北的部队回援,同我们争夺这块战略要地","达到我们预期的战略目的"⑩。
  
  具体行动方式是:"必须采取跃进的进攻模式,下决心不要后方,长驱直入,一举插进敌人的战略纵深,先占领广大乡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再夺取城市"⑾。
  
  选择大别山的原因在于:"这里(指大别山)是敌人战略上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地区,又曾经是一块老革命根据地,有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广大群众,多年来一直有我们的游击队坚持斗争,我们容易立足生根"⑿。
  
  应当说,从计划上看,挺进中原这一行动有着很大的可能性,不过由于对大别山当地民情的过于乐观估计,以及对于蒋介石战略判断力的过低认识,造成了挺进中原这一战略的种种困难以及重大损失。
  
  在下面刘邓大军的行动的叙述上,我将予以评论。
  
  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突破敌人的黄河防线,发起了鲁西南战役,拉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⒀。
  
  鲁西南战役,经过了郓城,定陶、曹县、金乡、鱼台等作战,共"歼敌9个半旅,4个整编师师部共5.6万余人","迫使敌人从陕北、山东等地调动了7个整编师17个半旅向鲁西南驰援,打乱了敌人的战略部署,有利地配合了西北和山东我军粉碎敌人重点进攻的作战"⒁。
  
  这之后刘邓大军"于8月7日于郓城南的赵家楼地区,挥师南征"⒂,刘邓大军在通过黄泛区后,经过沙河、汝河、淮河天险,于8月27日"先敌进入大别山,胜利地完成了千里跃进大别山任务"⒃。
  
  随后,刘邓大军实施了展开,"将全区划分为豫东南、鄂皖、皖西、鄂东等4个区,分别由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负责开辟"⒄,并在翌年得到补充。
  
  这段时间刘邓部队主要任务在于分散开展地方活动,消灭地方反动武装,少有大的野战作战行动,加之国民党调集了重兵争夺,由国防部华中指挥所白崇禧指挥16个师33个旅,"主要活动于大别山及江汉、桐柏地区"⒅,与刘邓军队作战。
  
  直到1948年4月主力转出大别山区,"中g中央中原局,刘邓野战军领导机关和野战军主力进入豫西,各纵队进行了短期的整训和补充"⒆,并在皖西、皖东和襄樊战役后,完成了战略反攻的计划。
  
  然而这一反攻作战,从作战角度而言,是一个得不偿失的行动。
  
  反攻过黄河,即现在所指的反攻第一阶段,是非常必要的,事实上,过黄河之后的鲁西南战役,既大量歼灭了敌军,又达到了调动敌人兵力,将战争引向蒋辖区的目的,"当时,我军打了胜仗,士气高涨,我华东野战军主力五个纵队结束了在津浦线上的攻势以后,也转出外线,开进到鲁西南,我们的力量更强大了。
  
  所以,好些指挥员要求再战,扩大战果"⒇。
  
  而国民党方面此时还无法判断刘邓军队的战略指向,敬久"对于解放军下一步究竟是东越运河,直接策应华东野战军打破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还是南进截断海路直趋徐州,粉碎蒋介石的作战计划,捉摸不定"(21),蒋介石还以为"刘邓野战军这次可能同以往几次一样,大踏步进退,在取得相当战果后又会北渡黄河"(22)。
  
  如果此时刘邓大军与华东野战军联合在鲁豫地区再打几个大仗,大量歼灭国民党军,是有可能的,这样也可以调动陕北、山东之国民党军的部署。
  
  同时,在挺进大别山问题上,是具有争议性的。
  
  首先,如上文所说,在原地作战,依据山东及晋冀鲁豫两个老解放区再向南发展新根据地,具有很大的可行性,同样可以达到战略目的,在这种情况下跃进大别山,不失为冒险的不必要的行动,同时刘邓因为跃进大别山,突入蒋军战略纵深过远,使得之后陈粟、陈谢大军进入豫陕鄂与豫皖苏的行动,因三方距离原因,无法进行有效配合,"品"字形配置对于国民党军的实际效果远远小于它对于国民党军的心理威胁。
  
  而从上文可以看到,一年之后刘邓大军回到豫西,其实也是因为意识到三军策应配合问题,而采取的一个措施,并有了较大战果,但是如果一年前刘邓大军不深入那么远,岂不更好?
  
  其次,低估了进军大别山的困难。"过黄泛区和沙河时,重装备带不走,只能抛弃,所以炮兵很少,重炮都甩了,每个纵队只留一个山炮连,每个旅只留两门山炮"(23),"主体四个纵队都削弱了,更新也困难,有三个纵队每个纵队仅两个旅,只有一个纵队是3个旅" (24), "那时候搞无后方作战,困难是可想而知的"(25)。
  
  而大别山区因为"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极端残酷的摧残和报复","抗战时期,桂系部队又长期在大别山活动,当地土豪劣绅的势力盘根错节","使刘邓部队吃不上饭,找不到带路的向导,立足生存都遇到了严重困难"(26)。
  
  这使得刘邓大军减员严重,损失很大,部队作战有了患得患失的想法。
  
  以军队人数为例,刘邓大军南下时部队总数为124,147人,1947年11月29日向军委汇报实力统计为91,000,被俘8,000人,减员30,000人,而主力转出大别山后,人数为56,654人注1。这直接导致了淮海战役上我军实力的不足,使得我军用兵捉襟见肘。
  
  如果国民党内部团结,白崇禧同意宋希濂第二兵团加入徐州方面作战,此战胜负未为可知。
  
  以此种损失仅仅换来歼敌正规军不足十万的战果,可谓失当。
  
  如仍留鲁豫地区与华东野战军协同作战,如此损失至少可换得三十万以上的战果。
  
  粟裕拒绝毛泽东派其率军过长江作战,当是以此为鉴作出的决定。
  
  最后,虽然邓小平后来说:
  
  "我们反攻以后,它(大别山)代替了敌人重点进攻的山东和陕北,是敌人兵力集中最多的战场"(27),但国民党军除了刘邓大军过黄河进入鲁西南时从山东、陕北调动了大军之外,其余军队很少是从这两个地方调出(两个整编师除外),而大多是从长江以南一带调动的战略预备队。
  
  虽然调动了国民党的战略预备队对于此后的战局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战略反攻初期,这种情况应该是避免的,这反而加速了敌军兵力集结与敌军战略集团的形成。
  
  这恐怕不是以反攻分散国民党军主力这一初衷所想得到的结果。
  
  这一行动的一个副产品,就是桂系白崇禧重掌兵权,为其在1949年逼宫打下了基础。
  
  这大概是实施这一反攻时所没有想到的。
  
  重新审视战略反攻,应该看到,反攻的第一阶段是成功的,但第二阶段即跃进大别山是不成功的,实质上主力是被从大别山区挤了出去。
  
  这和毛泽东冒险和跃进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在这之后,锦州与朝鲜战场上的第五次战役指挥上又有了体现。
  
  不过在朝鲜战场上,由于对手的不同,造成了部队的损失,因而对于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中的具体作战指挥,当有客观的评价。
  
  8. “老身避脚实难捱,竭力经营避脚台,避脚台高三百尺,高三百尺脚仍来。” --毛对刘一向是使用而不信任的态度 2005-8-9 14:53:18[点:388] (1166字)
  
  关于彭德怀话题
  
  关于彭德怀的个性这个问题,我们观察一下他在五十年代的作为。
  
  先谈谈刘伯承的事吧。
  
  这一部分的内容大多散见于公开的史料中,尤其在刘伯承的传记文字中有所涉及。
  
  但都刻意回避了彭德怀的名字,把责任推到毛泽东头上。
  
  而实际上,毛泽东尽管对历史上的许多事件负有责任,但在不少情况下他并不是具体事件的发起人和执行人,只因为作为最高领袖的态度对于事件的进程起着左右的作用,别的人则借助他而创造了历史。
  
  在毛泽东被否定的今天,墙倒众人推,鼓破乱人捶。
  
  功绩人人有份,“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智慧的结晶”,历史罪过则全堆到毛泽东的头上,别人的历史责任得以解,结果是把本已混沌不堪的历史搅得更混。
  
  朝鲜停战后,彭德怀回国主持全军,在军委中的地位仅次于毛泽东。
  
  此前他从未有过如此之大的权力。
  
  然而让我们仔细回想一下五三年到五九年的军队建设,实在可以说是乏善可陈。
  
  除了向苏军体制靠拢外,在正规化方面没多大进展。
  
  而就是向苏军体制靠拢这一条路,也因人为因素而倍受干扰。
  
  彭德怀对此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朝鲜尚未停战前,刘伯承在南京开始对全军高级将领进行轮训。
  
  让这些其中不少是半文盲的老兵痞走上正规军人的轨道谈何容易?
  
  他们个个身经百战,军功显赫,军校的教官却只是国军的留用人员。
  
  “打败仗的教打胜仗的”,轮训的艰难可想而知。
  
  而刘帅从红军时代起就是军队正规化的极力推行者,他的许多建军方案到今天还在执行。
  
  也正是由于他的学识、威望及努力,这场历时数年的轮训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五五年时,连许世友、陈再道这样的老粗都已通过了毕业考试。
  
  可以说,南京军事学院在那几年里是中国军队正规化的一项成就。
  
  
  另一项成就则是到五五年时军队建成了五总部体制。
  
  这一体制完全是学苏联的,除去今天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之外,还有训练总监察部和总干部部。
  
  与中国建制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其中的训练总监察部,这一体制是否能够适合中国军队的正规化进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终归是正规化的一步。
  
  我下面还会讲到训练总监察部的人员配备,从中可看出当时花费了多大的心血。
  
  彭德怀本人的军事素养不高,他的作战能力基本是依靠他身经百战的军事生涯积累的战争经验,而不是以指挥艺术见长。
  
  这一点结合了他孤傲偏激的个性,使得他对于那些学识丰富、理论全面的同行们以及军队正规化的行动有着本能的抵触。
  
  请注意,做为普通人的彭德怀,有此个性也顶多被人称为老粗,无伤大雅;然而做为政ke和历史人物的彭德怀,他的个性就必然要影响到他在政治上和历史上的行为,无论他有意还是无意,善意还是恶意。
  
  9.我和徐帅的票数都很高,他只差两票,我差四票 --林彪谈授衔 2005-8-9 15:09:49[点:394] (480字)
  
  林彪谈授衔
  
  1967年梁兴初拜访了老首长,党内还被提及的副主席林彪.
  
  林帅和他谈了对11年前授衔的看法,他说:
  
  "这件事是我党我国我军的大事,罗帅提了草案:
  
  12位将领`毛`刘`周`叶.
  
  军委讨论删了1个,中央否决了一个,毛主席提议在地方工作的不授,周恩来被军委全票通过,两次都推不掉,而叶剑英只比半数多一票,
  
  在第四次中央会议上,朱委员长的提议在陈`徐附和下,被大多数同志通过了,而叶在几位将领的推举下,被列帅;
  
  在第五次中央会议上,就军委的元帅排位进行表决,除贺`刘对调外,都按草案通过了,我和徐帅的票数都很高,他只差两票,我差四票.
  
  叶剑英同志第一次只有45的票,第二次也只有65,但他在国民党很有影响,而且中南有两席,他占了一席,所以他敬陪末位.
  
  周恩来实在是帅才,但他怕一授刘`陈会难相处,所以三辞,老实说还有一位称帅,但他已在地方工作,所以连草案也没入,军委`中央也没提他,
  
  总理戴"为人民服务"章就是为了勉励他,同时也是对自己的鞭策,叶剑英同志则是向周总理学习.
  
  10.一定要完全尊重历史事实,决不可搞反复,决不可矫枉过正 --伸张正义、平反冤假错案、纠正错误是理 2005-8-9 15:29:07[点:385] (624字)
  
  我认为正确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需要坚持:
  
  1、干什么、干到什么程度以及怎么干必须专注于实际效果,不能不顾效果;
  
  要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
  
  现把是非弄清楚,然后再审时度势地具体做事,时机不成熟可以稍微延迟,但不能无所作为,要积极主动;
  
  伸张正义、平反冤假错案、纠正错误是理所当然的事;
  
  当然,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国家好,于国家不利的事自然不干,这也是显而易见的;不可好心办坏事;
  
  2、一定要完全尊重历史事实,决不可搞反复,决不可矫枉过正,做过了头又冤枉了别人,以后还需要纠正,这样总纠缠历史问题而没完没了、无法自拔于国于民何益?
  
  因此,是非能够搞清楚的历史遗留问题就尽量尽早解决,难于搞清楚或难于判断的就暂时放一放,让更多的人参与讨论,真理不是越辩越明吗?
  
  3、必须始终基于国家的整体利益去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尽管存在起因问题、谁做过分了和做过分了多少的问题。
  
  4、林彪事件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需要集思广益,需要综合考虑,意见必须基本统一才采取行动,不可仓促和操之过急,但又绝对不能空耗时间而进展甚微;
  
  其实从根本上反映出的是我们这个民族认识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当然反映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做到客观公正,与政府的治国能力息息相关。
  
  对伟大的政府来说易如反掌的问题,而能力不够着去处理可能变得举步维艰;
  
  从根本上受党和政府能力大小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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