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脊梁旧讨论复制21
|
1.关于林彪的"第一号令" 全文在首页，历史文选 --党史研究 １９８９年第５期 2005-8-2 18:10:26[点:403] (459字)
关于林彪的"第一号令" 苏采青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间下达的全军的林彪的"第一号令"（原来的全称是"林副统帅一号战斗号令"，后来有关中央文件的全称为"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与同时间内疏散中央党政军领导离京到外地、外埠一事，以及在此前后下放广大知识分子干部一事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若干年来，某些报刊文章乃至某些"文化大革命"的文史专著，对于以上几桩重要史事之间的关系，都在因袭着一种似是而非的因果论，近期内更出现了一种近乎荒诞离奇的说法。 因此，对以上三则史事进行必要的考辨订正，还历史事实以本来面目，实属必要。 为了便于澄清事实，这里不得不列举出一些不够准确的或完全错误的说法： 例一：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５日至８日，在《工人日报》连载的《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一文的第１９节，有这样的记述："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７日，根据林彪一号命令，将爸爸送往开封。"此处，林彪的"第一号令"被提前了一天。 2.徐海东：《生平自述》 --全文在首页，历史文选 2005-8-2 18:22:37[点:399] (703字) 徐海东大将是一个看重历史的人，从１９４０年开始休养直到１９７０年逝世，３０年中他所做的工作主要是１９６０年主持编写红２５军战史。另外还写了近六万字的回忆文章，１９８２年三联书店把它们结集为《生平自述》出版。可惜的是，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代的政治环境不可能使他自由抒写。 １ 地主的儿子也要打死？ 徐海东是共产革命中出身极为卑贱、低微的高级将领之一。他的祖祖辈辈都是窑工，一无田地二无房屋，是典型的无产阶级。徐本人当了１１年的长工，长到１８岁还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他的童养媳田德斋因幼时天花留下满脸疤痕，以至于国民党抓到后她都说："这个姓田的丑婆子是徐海东不要的，就免她一死吧。"（１）这种自幼即深刻体验的贫穷困苦和穷富对立是他参加革命的感情基础。 尽管"我对党派和政治更是一点不懂"，却"从自己饱受的痛苦中涌动起一种革命的要求，不满旧社会，希望改变那种人剥削人的制度。"（Ｐ１１）当他的同学吝积堂向他进行革命启蒙时，我说这些好懂，地主、土豪就是坏，要打倒，要连他们的儿子都打死。（Ｐ１１） 贫富悬殊是革命暴动的天然土壤。徐海东之外，还有王首道："父亲和三个哥都是劳动力，除经营佃田外，还外出作工。农民革命风潮起来后，大哥参加了革，当了张坊工农义勇队队长。张坊团防局派人到我家捉暴徒，家人四处逃散。 后来大哥在宜春战斗中阵亡。二哥和三哥也殆于战乱。五弟随父亲逃到江西，父亲饿死在中，五弟埋葬了父亲，拖着冻烂的逃回了家．母亲到一个亲友家作家务，直到全国解放。这一切一直是激励我前进的巨大动力。"（２） 3.文革百年祭 --史记 2005-8-3 11:29:33[点:401] (174字) 东去，左祸无头！看神州愁遍，污浊尽染；苦雨浇透，群魔争流。 鸦击长空，凤囚泽底，万类霜天无自由。 仰清廓，问三皇五帝，何事沉浮？ 携来青史神游。 忆往昔独裁岁月稠。 恰邓公壮年，雄才正茂；抒发正气，改革方遒。 开放江山，解放文字，粪土当年极左侯。 当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送轻舟！ 4.“我以‘模范党员，一门忠烈’来表示对承志同志一家的尊敬。” --《模范党员，一门忠烈》 2005-8-3 13:01:04[点:399] (1903字) 《模范党员，一门忠烈》 这是纪念廖承志同志的文章。 陆定一和廖承志的交往长达50多年，是感情深厚的战友、志同道合的同志，两人都经受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都在生死场中受到考验。1983年6月，廖承志猝然谢世，这给陆定一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陆定一在文章中回顾和廖承志从相识直到他去世的一些情况。1929年，陆定一担任中g驻共产国际代表，从莫斯科到德国法兰克福参加国际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第二次大会，路过柏林。那时廖承志在德国留学。 陆定一知道他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先生和何香凝先生的独生子，但他不像名门公子，简直像个穷孩子。 那时廖承志已经为了革命工作坐过洋牢。陆定一问他狱中的情况，他说：“还好，还算文明，只坐了几天就放出来了。” 后来廖承志回国工作。1933年，王明集团实行极“左”路线，白区党团组织接连遭到破坏。有一天，陆定一在《申报》上看到廖承志和罗登贤被捕的消息，十分挂念廖承志的安全。由于何香凝以及宋庆龄、柳亚子竭力营救，廖承志才幸免于难。 陆定一再次见到廖承志，是在长征路上。 1935年6月，红军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合。这时廖承志被张国焘当作反革命，被开除党籍，由四方面军的保卫部门押着，随队伍行军。 陆定一自然不相信廖承志是反革命，但他也是被王明路线打击的人，爱莫能助。他只好装作不认识，以免廖承志遭殃。 1936年10月的一天，在一、四方面军会合中，陆定一意外地见到已经获得自由的廖承志。非常高兴，立刻迎上前去。 廖承志在四方面军中，被张国焘拉着过了三次雪山、草地，艰苦卓绝，人们难以想象，而且他是“犯人”，处境就更苦了。 陆定一宽慰他说，到了党中央身边，一切都会好起来，又问起他母亲的情况，他说，很久没有联系了。陆定一建议他拍一张照片寄去，免得老人挂念。 当时廖承志穿件藏人的氆氇，长期行军，弄得又脏又破，实在邋遢。陆定一把自己身上的棉衣脱下来，让廖承志穿上照相。那时红军的情况实在困难，陆定一别无他有，竟不能把这套衣服送给廖承志，只能借给他在照片里装了装门面。 1942年，廖承志再次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gong代表团一再和国民党交涉，才以被我军俘虏的国民党十一战区副长官马法五交换廖承志和叶挺。 1946年初，廖承志出狱时，陆定一作为中g代表团成员，正在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看到廖承志又一次从鬼门关生还，陆定一心里异常高兴。后来他也参加中g代表团的工作，和陆定一一起到了南京。 全面内战爆发后，为了诱敌深入，党中央决定放弃延安。延安广播电台就要停止播音，另建一个同样波长的电台，赶在延安电台停播的当天，接着播音。 中央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廖承志完成。这个建在晋冀鲁豫解放区的电台，名称还是“陕北广播电台”。当时的具体安排是，由范长江带一个电台留在陕北，跟着党中央，一切军事消息和政治评论由这个电台用密码发给廖承志电台，由廖台广播。 各解放区的其他信息，由廖台自行编发。范长江的电台是由陆定一领导的，两个电台配合得很好，廖承志出色完成了任务，在四年战争中，中g中央的声音从未断过，对解放军的士气和全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影响极大。 陆定一说，廖承志对敌人是横眉冷对千夫指，对党对人民则俯首甘为孺子牛。他们身处两地，共同的事业加深了两人的友谊。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见面的机会多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陆定一第一批被打倒，廖承志也“在劫难逃”，彼此无法相见。1978年12月2日，被囚13年的陆定一才从牢里放出来，浑身浮肿，住在北京医院。 廖承志来探望这位半个世纪前就认识的老同志、老战友，两人的手紧紧握着，好久都不愿松开。 那时陆定一像长征路上的廖承志那样，脱下住院服就没有可穿的，手表被专案组拆开检查，只剩一个空壳，子女拿一只闹钟给他看时间。 廖承志立即从手腕上摘下自己的表送给陆定一。 这只十分珍贵的表，一直伴随着陆老直到去世。 “文革”后，廖承志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负责对台、侨务、港澳工作和对日工作，令人称道。 陆定一说：“廖承志同志是模范党员，他早年就相信共产主义，多次面临死亡的威胁，矢志不移。他的父母，都是铮铮铁骨的革命家，对这个独生子，不是溺爱，而是放手让他去革命，去为人民服务。” “我以‘模范党员，一门忠烈’来表示对承志同志一家的尊敬。” 关于“双百”方针的历史回顾. 5.毛泽东为何把“五七”指示写给林彪？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 2005-8-3 13:59:50[点:398] (1825字) 毛泽东为何把“五七”指示写给林彪？ 1966年，林彪寄给毛泽东的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 ，毛泽东阅后，于5月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 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毛泽东在信中还设想，工人、农民、学生、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都要这样做。 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这一指示勾勒了毛泽东心目中的分配大体平均、自给自足、限制商品生产、逐步消灭社会分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大致轮廓。这同他1958年设想的人民公社差不多，但增加了“批判资产阶级”的内容。 毛泽东为什么要把这封信写给林彪？笔者认为，除了因为林彪是解放军的领导人，正在受到毛泽东的信用以外，还有历史原因。要弄清这一点，不能不提到毛泽东青年时代所受到的日本学者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的影响。 在上一世纪20年代，中国许多知识分子都受到比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更早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和新村主义的影响。 新村主义是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北美的工读主义烩于一锅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认为不需要实行暴力革命，也不需要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只要在乡村组织和推广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村并普及教育，就能战胜资产阶级，逐步在世界上建成“社会主义天国”。上世纪初，武者小路实笃在日本宫崎县高城石河内村曾经尝试着实践他的新村理想。 把新村主义最先介绍到中国来的是周作人。1919年3月，周作人在《新青年》发表《日本的新村》，他说：“新村运动……主张泛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了各人对于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中正普遍的人生福音。” 7月，他又东渡日本，访问了武者小路实笃创办的新村，随后写了《访日本新村记》，介绍了他的见闻。他的介绍在中国青年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倾心于无政府主义的毛泽东、恽代英等曾经受到这一学说的吸引。 1919年12月1日，毛泽东在《湖南教育月刊》上发表《学生之工作》。他说： “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即1918年，引者注)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事无成议。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 在这一章中，毛泽东对半农半读的新村学校做了详细的计划。 他提出，这种新村性质的学校将学校、家庭、社会结合为一体，一边读书，一边工作。在新村中“有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等。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达北京。1920年4月7日，毛泽东在即将离开北京的时候，到八道湾周作人寓所访问了周作人。当时的周作人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骁将。 毛泽东此次同他谈话的内容未见记载，但显然同周作人当时正在介绍新村主义有关。周作人从日本回国后，不仅写了《访日本新村记》，而且还作过介绍新村的讲演。他同武者小路实笃经常通信，当时可以说是在中国介绍新村的权威。 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赴上海。5月间，他应新民学会会员彭璜之约，和同学张文亮等一起在上海试验工读生活。他们在上海民厚南里租了几间房子，进行织袜子的劳动，“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试验了一个多月，他感到“殊无把握”。 6.毛泽东为何把“五七”指示写给林彪？(2) --炎黄春秋 2005-8-3 14:05:16[点:404] (2155字) 炎黄春秋 1920年7月4日，毛泽东离沪返湘，在路过武汉时，同恽代英见了面。早在毛泽东发表 《学生之工作》时，恽代英就在武汉成立了具有新村性质的利群书社和利群毛巾厂，他的学生林育南是这些组织的积极成员。 林育南的堂兄林育英(即张浩)在家乡湖北黄冈当织布工人，熟悉织布手艺。他受到林育南的影响，也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曾一度来到武汉，参加了织布厂的工作。 毛泽东在武汉同恽代英这位志同道合者进行了长谈，听取了恽介绍兴办利群书社和利群毛巾厂的经验。回长沙后，毛泽东即发起成立了文化书社。据利群书社成员廖焕星上世纪50年代回忆： 毛主席早期在长沙曾领导青年学生作过一次反军阀的运动(驱逐张敬尧运动)，后率一队学生至北京。这队学生由京返长沙，路过武昌曾停留一个时期，以织袜为生，并与“利群”发生了关系。他们回长沙后，在毛主席领导下组织文化书社和织布厂，并从利群织布厂调去林育英同志。 育英同志就这样得亲受毛主席的教诲，而成了我党工会运动中的领导干部。利群书社与文化书社发生了更密切的关系。所以恽代英同志于1920年夏季特有湖南之行，访问了长沙、衡阳和新城的煤矿区。 关于林育英赴长沙，还有一种说法是：1921年7月，恽代英邀集林育南、林育英、唐际盛、廖焕星、李求实等24名青年在黄冈林家大湾浚新学校开会，成立了苏俄布尔什维克式的组织g存社。这24名青年中有一位叫易礼容，是湖南新民学会的会员，同时是由毛泽东创办的长沙文化书社经理。毛泽东委托他到武汉学习利群毛巾厂的经验。 他到武汉后，恽代英便邀请他也到黄冈来参加了会议。会后，他便邀请林育英、林乐浦和一位姓邓的工人到长沙筹办织布厂。在长沙，林育英结识了毛泽东。 以上两种说法差距不大，都是说林育英早在1920年或1921年就到了长沙。毛泽东早在1920年至1921年就同恽代英、张浩有交往。他对恽、张都很器重。 到了60年代，恽代英和张浩早已去世了，但是他们的学生和弟弟林彪还在。毛泽东所以把这封信写给林彪，不仅因为林彪是当时军队的负责人，还因为他把林彪引为同志和知己。 在他的记忆中，林彪是恽代英、林育南、张浩等组织的互助社的成员。 尽管1917年互助社成立时，林彪实际上只有9岁，但在毛泽东的记忆中，他已是互助社的成员了。毛在同斯诺谈话时就说，在他组织新民学会的同时，“湖北成立了另外一个团体，叫做互助社，同新民学会性质相近。 它的许多社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人。其中有它的领袖恽代英，在反革命政变中被蒋介石杀害。现在的红军大学校长林彪也是社员。还有张浩，现在负责白军工作。” 也是在1920年，毛泽东同恽代英等先后转向马克思主义。他们认识到新村主义是空想。 新村主义的主要问题有二： 一是不赞成暴力革命； 二是不认为需要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产品极大丰富这个条件即可实现新村理想。 但是，过去人们往往只在第一个问题的层面上批判这种空想社会主义，即它否定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这个必须具备的前提。 但人们往往忽略了在另一个层面上批判新村主义，即它不注意创造生产力的极大提高这一条件。忽视生产力发展这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想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同样也是空想。 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时还认为，因为中国是经济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中国革命胜利后要经过新民主主义的历史阶段，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 但随着革命的胜利，他的思想有了变化，认为，中国已经通过武装斗争，夺取了政权，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就可以实现其新村的理想了。至于生产力，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后将自然而然地为它的发展开辟道路。在1958年，他就尝试过，办起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但是失败了。 到1962年，当人民公社受到许多人的怀疑时，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却表示了对毛泽东的坚决支持。 这更使毛泽东引林彪为知音。毛泽东在总结人民公社的经验教训时，仍然没有注意生产力的发展这个条件，而认为关键是没有强调阶级斗争。 因此，他在即将到来的由他亲自策划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要在“批判资产阶级”的条件下继续进行建设公社的实验。于是，写了这封信。 至于林彪是否也有类似的理想呢？林彪早年在不多的场合也曾谈过他的社会理想。 他在中g七大的发言中曾说过：“我们奋斗的集中目的是什么呢？是要‘产’。不是私产是公产，大家发财，大家生活得好，所以要革命。” 1949年2月8日，他在同傅作义的谈话中曾将共产党人的理想概括为“建立革命的政府，发展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建立工厂，开发矿山，遍设铁路公路，遍设学校，使人民吃得好，穿得好，提高文化，讲究卫生，能过富裕自由的生活”。 显然，这同毛泽东心目中的人民公社差距甚大。到了晚年，林彪甚至私下里把“人民公社”看成是“凭空想胡来”，但表面上还装扮成毛泽东的捍卫者。 显然，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勾勒的共产主义的蓝图是脱离中国当代的实际的。 (编辑：独孤) 7.墨索里尼死于邱吉尔的“杀人灭口”？ --中国日报网站 2005-8-3 14:09:02[点:395] (2772字) 墨索里尼死于邱吉尔的“杀人灭口”？ 2004/08/30 11:52 中国日报网站 中国日报网站消息：说到意大利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的死，官方历史资料都表明他是死于意大利游击队员之手。不过英国《泰晤士报》8月28日援引一份最新的调查报告指出，送墨索里尼归西的不是意大利人，而是由英国秘密特工带领的一支二人小组，而且下达处决墨索里尼指令的不是别人，正是二战时期英国赫赫有名的战时首相邱吉尔！ 邱吉尔下令除掉墨索里尼？ 《泰晤士报》表示，墨索里尼之死的官方版本是这样的：1945年4月28日下午4点10分，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是在在意大利科摩湖畔被意大利游击队处决。处决令是绰号叫“瓦勒里奥上校”的队长瓦尔特·奥迪西奥下达的。他们的尸体随后被倒挂在米兰的广场上任人唾弃。 不过根据最新的调查报告，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伪装。实际上墨索里尼等人是在28日上午11点，而不是在下午4点被处决的。而且他也不是死在意大利游击队员的手里，而是死在了绰号为“约翰上尉”的英国特别行动特工罗伯特·马卡罗内，以及他手下绰号为“格拉科莫”的意大利游击队员席格诺·洛纳蒂两人手里。 意大利官方电视台在最近播出的一部记录片中声称，墨索里尼仓惶出逃时，身上带有一份英国首相邱吉尔的秘密信件。在这封信中，邱吉尔试图和意大利方面达成妥协，让意大利抛弃自己仍在两线苦战的德国轴心国盟友，单独和西方媾和。但问题是，邱吉尔这封信中的内容完全违背了他和美国总统罗斯福1943年在北非卡萨布兰卡会议上达成的共识。当时美英两国首脑都同意，所有轴心集团国家都必须接受无条件投降的命运。 参与制作这部记录片的美国资深记者彼得·托普金斯表示，邱吉尔试图和身为法西斯头目的墨索里尼达成妥协，是为了准备战后应对来自前苏联的“铁幕”威胁。他说：“和墨索里尼一样，邱吉尔一生都坚持其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信念，因此他早就认为和苏联的冲突将不可避免。”不过部分战后撰写墨索里尼传记的作家认为，邱吉尔和墨索里尼两人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秘密协议。 不过新近解密的部分信件使托普金斯的说法变得非常可信。根据墨索里尼1945年4月24日写下的他一生中最后一封信件，他恳求邱吉尔能“亲自出面干预”，保证他“得到公正的待遇，并获得自我辩护的机会”。 可能是为了不让自己和墨索里尼之间的秘密协议在这位法西斯头目被捕后公之于众，英国领导层最终决定除掉墨索里尼。现年83岁的前意大利共产党游击队员席格诺·洛纳蒂就站出来证实说，“约翰上尉”潜入意北部活动的特别目的，就是为了除掉墨索里尼，而且为了行动的保密性，他的行动直接向英国意大利战区的指挥官亚历山大陆军上将(后升任陆军元帅)报告。 墨索里尼手下情报部门首脑托马索·戴维的孙子也证实了英意两国首脑之间的秘密联系。他表示自己祖父在世时不仅承认邱吉尔和墨索里尼的联系，甚至还披露邱吉尔曾经许诺，要帮助意大利获得失去的领土。 行刑人回忆当年处决情形 洛纳蒂回忆说，在得知墨索里尼等人被意共游击队逮捕之后，“约翰上尉”就和他一起偷偷前往关押地点。他们得到风声，墨索里尼被捕时身边有一只手提箱，墨索里尼口口声声对游击队员说箱子里面的东西“对于意大利的未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当潜入房间之后，洛纳蒂发现墨索里尼的情妇正坐在床上，而墨索里尼本人则站在一边。这时“约翰上尉”对洛纳蒂传达了来自伦敦最高层的行动指令：除掉房间内的这两个人。之所以要处决墨索里尼的情妇，是因为她知道的秘密太多了。随后洛纳蒂对“约翰上尉”表示，他不杀女人，而后者表示他将亲自动手，并要洛纳蒂干掉墨索里尼本人。洛纳蒂在近60年后的今天回忆说，“约翰上尉”当时的想法很清楚，那就是墨索里尼必须死在意大利人的手上。 当意识到自己末日将至之后，墨索里尼请求在洛纳蒂等人的监视下，到室外呼吸一下最后的新鲜空气。墨索里尼的情妇则朝着两位行刑人黯然一笑：“看来我们都结束了。”她随后还请求“约翰上尉”朝她的胸部而不是头部开枪。最后，“约翰上尉”和洛纳蒂将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带到了科摩湖畔，让两人靠一堵篱笆站好，扣动了扳机。谈到对墨索里尼的最后印象时，洛纳蒂说：“墨索里尼的脸上浮现出了一种惊讶的神情，但他的情妇则没有。” 在处决完两人之后，“约翰上尉”从自己的背包中取出照相机，拍下了两名死者的照片，他同时还找到了墨索里尼持有的“非常重要的文件”。 托普金斯断定，虽然事件已经过去快60年，但有证据显示，“约翰上尉”行刑后拍摄的这些照片仍然保存完好。他说：“洛纳蒂曾于1981年去米兰会见英国领事，要求取得当年的这些照片。但领事以需要上级授权为由拒绝了洛纳蒂的请求。这位领事此后曾致信洛纳蒂，承诺会尽快给他答复，但此后就一直石沉大海。” “官方处决”实为“假枪毙” 在二战时期同样是盟军地下间谍的托普金斯表示，他也曾经和英国驻罗马大使馆取得联系，询问当年处决墨索里尼照片的下落。当时英国使馆官员保证说看看他们能做什么，但随后他们的答复是“没有”。不过对于照片存在的事实本身，英国人一直没有否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