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脊梁旧讨论复制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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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终止一切援外,全力救助农民！ --农夫的呼号 2005-7-22 11:52:01[点:418] (9148字)
──《农夫的呼号》之十 作者 淮生 今天在这里，我想对我们国家的政府作出一个呼吁：立即停止一切援外！请！ 建国后，毛泽东对我们这个饱经战乱、饱受列强蹂躏的国家的经济状况，他用的概括是一个词语：一穷二白。 可是，在这种国情背景下，我们国家的对外援助行动搞得热火朝天：援朝、援“非洲兄弟”、援“社会主义明灯”、援越南、援助柬埔寨红色高棉“革命”…… 援钱财、援粮食、援焦煤、援武器、援拖拉机、援衣物、援医疗、援医药、援汽油、援人血、援我们士兵的生命……援建铁路、援建公路、援建大桥、援建纺织厂、援建化肥厂…… 能够拿得出的，我们都拿了，毫无保留地拿：钱财、物资、劳务、以及我们中华同胞的生命（他们在异国，作为危险工种的劳务者、作为赴汤蹈火的参战者）…… 没有谁能够准确说出，我们国家在援外中到底耗费了多少钱财，也许是超过了今天几千亿美元，也许更多。 或许，我们从局部情况可以猜到整体，从“一管”可以窥见“全豹”：仅仅从我们对越南的援助，来作评估全貌的着眼点：在援助越南抗击西方的战争中，从中国来的经费有多少呢？ 在新加坡资政李光耀的回忆录中有记载：邓小平告诉了76年访华时的李资政：中国援出 了200亿美元，基本上属于无偿性质的。 根据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曲爱国的研究，和越南政治家黄文欢的回忆录的透露：我国是世界上在越南抗法战争期间（后来才有抗美阶段）唯一向越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在武器和装备和后勤配合方面，是按“要多少给多少”的指示办。 毛泽东是这么告诉过胡志明的：我们是一家子。要人给人，要物给物…… 作为普通的中国人，我们无法知晓我们的政府的在类似行动中的付出到底有多少个“20 0亿美元”，一些细节的帐目根本不好估计和测算。比如说，即使是在在毛辞世、我们的援外行动大有收敛的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给了红色高棉多少援助，许多专家也还是不太清楚。 只是在资料中看到了李光耀对此有一个估计：中国援了10亿美元。 当时（乃至今天），我们的国力是那么的穷，我们的人民是那么的苦。如果引用“祖国是母亲、人民是子女”比喻，那么，当子女们处在“嗷嗷待哺”的生死线上，我们的“家长 ”对子女做得异常刻薄，狠心，对外族却做到如此慷慨，如此的乐善好施…… 可是，我们换来了什么，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不该认真地反思一下吗？——就算是一个瓦片，扔到水里，我们总也能够听到一声水响吧？！ 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我们想得到的东西——没有得到经济利益，没有得到我们想得的“势力范围”，甚至连聊以自慰的“友谊”都没有得到！ 看看吧：我们援助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和“非洲兄弟”之后，我得到了怎样的回报，或者我们以后能否预期得到什么回报： §§援助阿尔巴尼亚 我们当时花了我们异常宝贵且稀缺（用我们的农产品、也就是农民的血汗钱换来的）的外汇到西方买设备，为阿尔巴尼亚援建了大量的企业，后来基本处在停产、半停产状态中，设备早成为了废铁；我帮助阿国建设的备战用的堡垒，他们开始用它喂鸡了……也就是说：我们的尽心费力的帮助，如同是打了一场水飘，无声的水飘！ 据当时的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透露：从1994年～1970年年代末，我们给了阿国90亿元人民币！（有学者根据货币含金量、购买力测算后说，它相当于现在上千亿！它还相当于给了当时人口规模200万的阿国人每人发了4,000多元的红包！） 还有：据老将军伍修权的文章《回忆与怀念》透露：阿尔巴尼亚的独裁者霍查的女婿、阿外交官──马利列──在他写文章《我眼中的中国政要》里讲叙了这么一件事：1962年，他到中国要求粮食援助，找外贸部部长李强，无果；后来还是找到刘少奇解决了问题。恰巧当时，缺粮食的中国向加拿大进口了大批小麦，几艘载满小麦的、正在大西洋驶往中国的中国轮船，接到中国高官的命令后，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国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马外交官叙说此事时，没有忘记留下一句溢美之词：帮助我国度过了缺粮危机。中国人慷慨 呀！——伍将军心痛地补充了一句：这时，中国的饥荒还没有结束，正是中国百姓大批饿死的时候！ 这样的付出，中国得到了什么呢？得到了一样，那就是：阿尔巴尼亚霍查政权对残害了无数中国人生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伟大运动”进行了大量的口头讴歌，和“ 坚定支持”！ 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现实吧：阿国积极申请加入北约的努力正在有了可以期待的结果。我们曾经的“无私奉献”换来了双方多么亲密的兄弟情谊呀！可是我们来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有一天和美国交恶，请想一想：阿国会站在哪一边？你能够指望它会念往日与中国结交的蜜月旧情而站到中国一边？——根据它的利益取舍，根据北约组织章程的规定，它肯定会像当年的毛的决策一样，去施行“一边倒”政策——但是请记住，永远不要指望它会倒向中国！ §§越南 对于越南，对于我们这个曾经的“同志加兄弟”的亲密伙伴，我们的对它超巨额的付出，联想到后来的结果，真值得所有的中国人痛哭一场！ 从1965年中国军队进入越南，历史已经跨越了帮助它抗法的任务，进入到了抗美的新阶段。我们国家除了经济援助，更多的是无偿的作战和劳务援助。我们的军人除了在一线作战之外，还在承担通信、后勤、筑路、扫雪，甚至还承担了为他们的农民挖沟、种地等等一类事情，以体现中国人民是多么地讲情谊、讲风格、讲“主义”！ 如果要列出援助清单，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援的枪11.6万支，大炮4,630门，以及工兵、通讯器材、衣物、大米、药品、汽油、机车……数不胜数，举不胜举。 仅仅说说，我们的军人是怎样为他们修路的：条件恶劣的深山里，中国农民组成的子弟兵们没有什么机械化工具。双手、肩膀，和血肉之躯就是工具！随时有中国军人在这种险恶条件的施工过程中死去！——当然，更多的死亡，还是出现在战场上。 我们有1,100位（也有资料说是2,000人）同胞阵亡于这片远离自己家乡的土地上，4,20 0人负伤。（有文章介绍说，我们农民士兵长眠于越南的陵墓，我们国内甚至在30多年里没有人去祭扫他们的墓地！——可能，因为他们是“卑贱”的农民身份的缘故吧……） 可是，我们这一切金钱、物资、鲜血和生命的付出，这种“伟大的国际主义”奉献，按说可以令天地感动、可以叫鬼神哭泣；按说，可以换一个“友谊地久天长”是没有问题的吧？ ——很遗憾！我们换来了八卦中最最糟糕的结果：否极！也就是当初国人在高呼“同志加兄弟”时绝没有想到、后来全都知道的结果——我们间的“热乎劲”几乎被一阵风刮走，我们之间很快就反目成仇、兵戎相见了！ 最叫人恶心、叫人感情上无法接受的是：在他们1978年发起的对华战争中，越南人用中国人送去的枪炮作武器，用中国人援助的成袋成袋的大米作支枪的架子，和掩体的材料，来射杀中国的军人！…… §§朝鲜 为朝鲜，我们付出了几十万中华儿女的生命（没有可供引用的、公认的精确数字），支出了63亿元的战争费用，560万吨作战物资……付出同样是无法说清的。 我已经记不清楚，即使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的阶段，我们到底为朝鲜的饥荒援助了多少次。我只对其中的几次有印象： ◆1996年5月，援朝2万吨粮食； ◆1999年6月，援助15万吨粮食，和40万吨炼焦煤； ◆2001年3月，朝在接待曾庆红到访时对我国“提供无偿援助表示感 谢”。给的什么，给了多少，不详； ◆2001年9月，朱邦造答记者时说，在中国元首访朝之际，要给朝方 提供“粮食及物资援助”，数量不详。 上面的列举援助，可能只是冰山的一角——因为稍后，我又找到了新的消息：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6月11日发表的文章说：中国对朝提供的实质的援助，要比公众所了解的还要多得多：“每年提供给朝鲜50万吨粮食，100万吨石油，250万吨煤炭”——如果该报道是真的，那就太可怕了！ 可是，扪心自问：中国人的血肉的生命，和中国人的血肉的劳动挣来的财富，换来了怎样的“中朝友谊”？ 也就是说，我们玩命地送人家东西，我们博得了人家的欢心了吗？结论是：没有！ 用中国人的血肉铸就的两国关系，在双方的利益面前，显得太脆弱了，绝不会、也没有像善良的人们想象的那样“牢不可破”！ 举个例子：当我们国家认为：与大韩民国建交符合我国利益，并采取行动后，朝鲜方面立马采取了反击行动：冰封两国关系；单方停滞高层往来；——两国首脑间的“正式访问” 因此中断了八年，以示不悦。 这些措施的制订者不是别人，是一直被中国人看作是自己的铁杆朋友、患难知交的朝鲜领导人：金日成！ 我敢断定：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更加痛苦地发现：朝鲜人恨中国人，要比恨其他人—— 包括美国人——恨得更厉害！ 正如“播下的龙种，收获了跳蚤”这个谚语所讲的下场一样：我们善心播下的所谓“友谊”，不仅会颗粒无收，还要迎接比“颗粒无收”更糟的结局！ §§“非洲兄弟” 从著名的“坦赞铁路”说起吧。 1967年，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华拉赞助，他在盛赞毛泽东是非洲人最景仰的“老者、勇者、智者”之后，赞扬“中国的工作使世界变得有希望”的溢美之词说过之后，毛很潇洒地、现场办了“公”，拍了板：“这条铁路不过投资一亿英镑，没什么了不起”！ 在座的中国官员都不敢出声。此情此境，足以烘衬领袖的吞天气魄了吧！ 中国负责修路工程的官员对此铁路的评估结论是：1,800多公里长度，近20亿人民币的投入。最后到底花费了多少，我没有资料。 不单单是钱的付出，也不单但是10年的艰苦施工。我们的同胞，78人（59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其中最小的，年仅26岁！ 他们的墓地，同葬身在越南的中国人的墓地一样：基本上，几十年间无人（包括非洲人）前来祭扫，无人安魂。 另外，我们为这些“兄弟”援建的企业——比如援坦桑尼亚的“友谊纺织厂”之类的什么厂，由于他们没有人会经营，由于坦方管理者拼命贪污，中国不断注入资金，最后还是没能救活它们。 我们“奋不顾身”地帮“兄弟”，我们得到了“友谊”了吗？ 也没有！ 我们得到了“兄弟”向我们发泄的怨愤：……中国人管我们，就该管到底！…… 现在，我们当年唤作“兄弟”的国家，他们对我们的付出、对我们这个慈悲为怀的大施主已经没有什么记忆了。《作家文摘》429期有文章说，非洲人正在把日本人当作救星，当作他们的新财神。原因是：日本把许多廉价的二手车卖给了我们当年的“兄弟”，以致于坦桑尼亚首都的大街上，清一色跑着的是日本车；日本人为了筑牢这个廉价汽车的市场，还无偿为他们修了600公里的沥青公路。并且，相比于老铁路而言，公路更便捷…… 请不要告诉我：援非、援外在政治上、在“战略”上是有好处的。是“非洲朋友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一类经典的故事。——在价值的取向上，人民的福祉与国家的富强高于一切。 即使，进联合国之类的事很重要，但是为了一个目标我们可以舍弃一切吗？再说了：谁能够证明：无视民生艰辛而去大笔地对外撒钱，是我们为了实现“进来”目标的唯一选择？！…… 如今，还有一些小国在对我们耍着惯用的伎俩：出“台湾”牌，以此来索取——或者说是“勒索”——中国，以求得经济援助。 比如3年前，有一个挨近澳洲的袖珍小国，人口只相当于北京的1/4，它开始对我们的援助很高兴。当听到台湾有可能给它更多（15亿美元）好处时，它准备与台搞大使往来。当它有觉得金元到手的可能性不大时，它又与中国抛来了媚眼。 国家的存在，国家的意志，国家的眼中，“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是一个经典，是一条国家间通行的博弈法则。 这个小国的决策者对有利于自己的利益进行了选择，它没错。它（或者别的国家）今后肯定还会这么做。但是，倒霉的，利益受损的，却是两岸的中国人。 已经从中国人的对峙中坐收渔利的国家还少吗？小国们无论是得到了大陆的物资，还是台湾的金钱，都是两岸中国人的血汗创造。 我们能够找到一个使整体中华民族利益少受损、使外人常玩的“火中取栗”的伎俩不能得逞的策略吗？——这个问题至今依然在考虑着中国领导人的智慧。 这儿，我不想在行家面前搬弄斧头。——只是在表达一个农民朴素的想法：穷苦的中国越援外，援外的中国越穷苦。 任何人企图通过说一句话：“我们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就指望能获得中国资助或奖励一次的惯例该结束了！如果他们的类似行动能屡屡得到满足，他们的依赖将没有止境，我们的国力将不堪负担！ 可以说：就凭我们总体上人均所占世界人均1/4的资源拥有水平，就凭我们人均所得仍在区区几百美元的额度、处在世界100多位的排序，再加上我们九亿农民总体上赤贫的国情而言，我们没有资格、没有实力去援助任何国家。——我说任何！ 漠视国家整体利益、损害国家未来发展的援外行动应该立即停止！ 来讲一讲我这么呼吁的理由：基于我国国情。至今，仍然操持着犁与耙、镰刀与锄头— —这类由我们两千年前的祖宗所发明的农具的中国农民，他们完全处在世界的最不发达状态，处在世界最需要救助的状态！——我们的主流社会、我们的决策阶层不能因为北京、上海等城市有发达国家那么发达了，就以为中国大体上发达了，就来漠视我们主体的国民——农民正在经受、且一直经受着的苦难！ 这是一种多么令人难熬的、深重的苦难呀！…… 大家知道，国际上像帮助像非洲国家（最）不发达群体摆脱不发达状态，像参与向全球的贫困化宣战的运动，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一直在做的事情。 可是我们的农民，他们在当今世界上属于名副其实“最不发达”的群体，可是他们的这种悲惨处境没有被外界了解，他们这种最迫切的、理应受到援助的地位都没有被确定，他们就永久丧失了接受国际救援的资格！他们经受的苦难将没有尽头！ 中国农民到底有多穷？——如果按联合国人均每天生活支出低于1美元的贫困线标准，中国的农民中至少会有5亿的人口处在这个标线的下端！ 敬告那些烦我说话的人：请你：不要试图搬出“文革”的语言来指责我在污蔑什么，抹黑什么！不要拿国务院扶贫办“我国今天还有3，000万农民没有解决温饱”一类的数据，也不要可笑地去拿统计局的数字来驳斥我！以此来论证中国农民的生活有多幸福、有多“小 康”！ 咱们凭着各自的良心对天发誓讲真话！——我们都不要做指鹿为马的人！ 如果有人怀疑我在蓄意捏造什么，那么，你也可以去这么做：去聘请世界上最严谨、最有公信力的统计师事务所，让他们直接走到田间地头，走到农舍民居，采用一手的资料，通过严格的取样，运用一切有效的统计方法，来评估今天中国农民所处的真实的经济状态，和财富拥有状态…… 有一件事值得叫人玩味：十多年前，我们的政府在为国民义务教育的投入时感到力不从心，就鼓励民间财力来资助“希望工程”。在运作10年后，到1999年12月31日止，这个“工程”共收到的钱款折成人民币是18.4亿元。 区区之数呀！ 我们穷吗？我们“穷”到在为外国人办事时，可以上千亿千亿地给他们掏钱；我们富吗？我们“富”到当办自己的事情时候，却会为18亿为难…… 在这个国际上，在这个人世间，有一条普遍的规律：在涉及利益的分配上是有排序的。 像北京市，它以前每年要发布一个公告，告诉外地人：哪怕是一个售票员、一个司机的就业岗位，它都要考虑北京人处在绝对优先的位置（当然，这是不象话的）；还有，各国的继承法都有这样的规定：对一笔财富、和利益的分配，继承者们是会要求按照与被继承者血缘关系的亲疏，进行优先次序的排位。 我们的大手笔的援外行动，叫人不理解的是：在世界许多需要救济的人中，我们为什么不优先救济我们的同胞，为什么不去拯救我们苦难的农民？ 最让人难过的还在于：我们的农民，作为世界上最穷困、严格说是最庞大的最穷困群体，不但在任何时候得不到任何方面的任何救济，就连他们运用自己血肉的劳动、运用最原始的农具创造的劳动成果，竟然常常被有权的人刮去援人！！！ 这种情况居然年复一年地存在着！ 我记得，曾经，我们的学者运用最激烈的措辞指责清朝的老佛爷的两句话：（在分配财产，或好处时）宁赠外帮，不与家奴；尽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可是，我们对以上做法，对我们以前的“英明领导”们的决策，我们该用怎么的言语来解释呀？…… 在2001年11月12日，我国的元首在会见卢旺达总统时，又给两国30周年建交送了一份厚礼：向卢国提供3,000万人民币无偿援助；豁免卢国1.1318亿人民币和270万美元的到期债务。 从电视的画面来看，这位叫保罗．卡加梅的总统一脸不肖的表情。我私下揣测：不知道他是不是对这个数额提不起精神来，内心有所不快……稍后，我又在电视里听到朱总理对这位总统解释说：您刚刚访问过的上海，是中国最繁荣、发达的地方。我们对你们，只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还不富裕…… 迄今为止，我仍然是不明白：我们的援外决策是如何敲定的，要不要通过什么法律程序方面的批准步骤。在今年初的一则新闻中，我知道了一个细节：一次，美国总统布什宣布豁免俄罗斯部分债务时，事先要得到国会的批准。 我们对朝鲜的粮食援助，要一火车皮一火车皮地拉；我们对卢旺达免债，是整亿整亿地免。 尽管我知道，作为真正的富有者，慷慨助人是美德；可是，作为一个穷苦的人，作为在一个穷国、在一个穷苦群落中的长大的一个自然人，我知道贫穷的日子是多么地难熬，所以，我对我们国家高层的这种举动是不理解的、不安的、有疑惑的。 我只知道，我们的农民要挣回每一个硬币、每一个铜板，每一毛钱，在“锄禾日当午” 的一类的原始劳动里，要付出怎样的血汗。 打比方说，有一次我们给朝鲜15万吨粮食，美国也援了17万吨。我作了一个粗略的核算：在我国平原的粮食主产区产量，以及普通农户土地的拥有规模，一家在一年里大致可以出余粮0.75吨。凑足这些粮食需要20万户农民、60万个家庭成员，要通过体力肉搏的劳动，忙上几个月才能获得，其中蕴含了巨大的劳务量；而美国人凑足那么多的粮食，几家农场主、花费极少量的劳动工时就可以轻松搞定。 “地球人”都已经知道了：为了援建阿富汗，我国要送1.5亿美元，和3000万人民币的物资，以此作为给阿临时政府的礼物。在这里，我不想对此作评论，我只想强调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的一番话：如果今后5年阿富汗得不到100多亿美元的援助，阿富汗的人民会“过得很悲惨”……可是，阿国的临时主席卡尔扎伊还不同意安南先生的这个估值！他说，至少要45 0亿，才能够让他的人民过得“不太悲惨” 为什么阿国的领导人能够如此尽力地为自己的正在遭难的人民谋利益？而建国初的我们中国人遭受的苦难比他们更深，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吧？ 还有，他们的人口才两千多万，我们的当年人口是他们的20倍，按秘书长先生的这个“ 保守”的口径测算，我们至少需要2,000亿美元才能让我们的人民过上“不太惨”的生活。 可是，当年的我们得不到一分钱的援助，这倒算了，我们认命。问题是：在这种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把自己的钱送给外人呢？凭什么？谁能解释得清楚？！ 为什么别人遭难时，要得到援助？别人贫血时，可以得到血液的输入？——而我们的人民，非但得不到，反而，我们的当家人却要作出违背常理的决定，要在我们这个贫血之躯上面去密密去扎针眼，去大剂量地抽取血液，然后，再去救助别人？！ ——难道，就因为中华民族是个“吃苦耐劳”的民族，我们的领导人就有必要“积极、主动地”为自己的人民创造这种极端的“吃苦条件”，以向世人展示中国人的这种“精神” ？！ 是不是：我们中国人能够吃苦，善于吃苦，那么，干脆就让他们吃去吧！ 为什么，苦难，普遍的贫困与苦难，如同影子一般，至今还在紧紧地跟随着中国人？ 新政权已经建立50多年了。扪心自问，环顾自身，我们仍然是一个“贫血的中国”。那些，为了塑造朝气勃发的“少年之中国”，为了实现“可爱的中国”之目标而前赴后继、为之奋斗的先贤、先烈见了此景，九泉有知，他们能瞑目吗？ 什么时候，我们真正能够成为一个富血的中国，一个红润的中国，一个健壮的中国？ ——因为，只有健壮成为了中国的常态，我们才有与别人、与他国竞争的实力，才有在竞技场胜出的可能。 在我们这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如果人民有权对自己劳动的所得进行处置，有权对此发话的话，人民同意这么做吗？ 具体地说：假定，我们的援外决策要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才能生效，人大常委会里有六成的农民代表，农民们会在这种“宁可自己饿死，也要拯救他人”的决议案里，投票赞同吗？！ 我们以前产生的决策败笔，能不能警示中国以后的决策人：作出的某个决策，人民答不答应？将来的历史会怎么评价？会不会有人挥着指头戳决策者的脊梁骨？ 终点，还是要回到起点。该落笔了。 我最后的一句话，还是要回到我文章的第一句话上来，壮着胆子对我们的权力阶层呼号一句： 终止一切对外援助，全力救助穷苦农民！请！！！ 2.平型关战斗是中g军队在抗战中战果最大的战斗 --军史研究 2005-7-22 12:02:52[点:419] (2957字) 首先说明一下：本文讨论的是单个战斗的战果，而不是由多个战斗组成的战役的战果。 平行关的主要日军是板垣的第五师团, 日军一个师团约1.5~2万多人，一个旅团的总兵力，在7800～7900间。除去旅团直属炮、工、辎重、骑兵等等单位，一个步兵联队的总兵力也就在3000左右。在抗战初期，由于日军远离后方，随军需要伴随大量的后勤补给部队，这部分人数量也相当可观。 在平行关，115师打的第21旅一部（主要是21联队之第3大队）和第五师团辎重及补给部队约4000余人，乘汽车l00余辆，附辎重大车 200余辆。一个师团的辎重及补给部队大约有2000---3000人（（另有师团直属骑、炮、辎重、工兵联队各一及后勤医院等），加上第21旅一部，大约是3000─4000余人。 但115师的独立团还在腰站与援兵打仗，骑兵营也在直接骚扰板垣师团的后卫部队，所以115师面对的敌人不止4000人。 按照经典的说法，由林彪指挥的平型关战斗歼灭日军一千余人。这是913林彪死后的说法。这种说法现在应当修改了。 实际是打死1000余人，却把打伤的2000人忽略了，而其它战斗却是把打死打伤一起算作歼敌数，当时这样做不过是为了贬低林彪。 据时任115师作战科长的王秉璋回忆： 平行关大捷歼日军1700余人（军事历史2000年第4期，P66）。 最近中央电视台在《光辉的历程》（庆祝建党80周年专题节目）中介绍平行关大捷时说歼敌2000余人，打破了日本人不可战胜的神话！我伤亡400-500人。 1954年刊登在内部读物上的由军事学院教授组编写的抗日战争八路军战史，里面说平行关歼敌3000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