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y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 --陈云说： 2005-7-13 11:23:15[点:428] (230字) 　　 　　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四方面军大批干部被zheng肃，并发生以许世友（时任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为“主mou”的所谓“抗大反革ming暴luan案”，数十名高级将领被公审判xing。 　　 　　在批张斗争中，从既定逻辑出发，西路军败局，自然被判定为“国焘路线造成的恶果”，“国焘路线的牺牲品”。 　　 　　这个根本违背事实的错误结论，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延续到80年代。 　　 　　最终解决这个历史遗案的，应当首推陈云同志，还有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同志。 　　 　　2.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产国际也愿意援助 --二百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 2005-7-13 16:02:43[点:423] (1991字) 　　 　　陈云，是西路军事件的参与者和当事人。据近年出版的《陈云年谱》（中g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记载： 　　 　　“1936年10月，中g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组成一个既代表共产国际又代表中g中央的代表团，派回中国迎接执行夺取宁夏战役计划、担负打通国际路线的红军部队……” 　　 　　（《陈云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199－200页） 　　 　　　　四十五年后，1981年11月22日，陈云同李先念谈起西路军问题，指出：“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z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 　　 　　（《陈云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282页） 　　 　　三个月后，陈云再次同李先念谈论西路军问题。李先念提到邓小平去年批给他看的一篇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文章。 　　 　　陈云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七十七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 　　 　　（同上书，第291页）陈云建议李先念准备一份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材料。 　　 　　李先念是西路军的亲历者，当年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员、三十军政治委员，西路军最后分散游击时负责军事指挥。对西路军被诬为“张国焘路线”，李先念始终不解。 　　 　　他和陈云一样，要对西路军的荣辱负责。在根本是非问题未解决之前，他能公开表示什幺呢？ 　　 　　1982年，李先念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和陈云的建议，组织干部查阅大量历史档案，于1983年写出《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指出： 　　 　　“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 　　 　　1983年1月5日，陈云看过《说明》及所附几十件电报后，委托秘书电话转告李先念办公室说，可送小平同志。再次指出： 　　 　　“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二百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 　　 　　（同上书，第318页） 　　 　　同年3月8日，陈云又就西路军问题致信李先念，说： 　　 　　“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可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 　　 　　（同上书，第318页）3月22日，邓小平在李先念写的说明和附件上批示： 　　 　　“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部存盘。”一个政党及其领导者如此正视历史，尊重历史，恰好说明这个政党及其领导者的开明大度，富有远见。 　　 　　陈云的建议，李先念的说明，邓小平的批示，在根本性质上正确地解决了西路军的历史遗案，对西路军历史问题的澄清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徐向前，这位当年红军最大一支方面军的总指挥兼西路军总指挥，是最有发言权的亲历者。几十年来为顾全大局，他面对种种误解、责难，甚至诋毁，或缄默不语，或不得不说违心话。 　　 　　从1983年开始，徐向前用三年时间写成《历史的回顾》一书，其中辟专章叙述西路军历史，痛切总结历史教训。这是一本具有权威意义的严谨可靠的历史著作，全面具体地恢复了西路军的历史真相。 　　 　　1991年，经中央批准的《毛泽东选集》新版发行，其中关于西路军的注释，作重大修改： 　　 　　“（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央和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 　　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 　　 　　以后，经中央批准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有关条目、红四方面军战史、徐向前逝世中央的讣告及徐帅生平等，都明确指出西路军过河和转战河西均奉中央和军委的命令。 　　 　　2001年11月7日，在徐向前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总书记代表党中y 　　发表讲话，指出： 　　 　　“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他（指徐向前——编者注）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指挥部队与敌 　　人血战四个多月，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 　　 　　这是中央对西路军所作的明确公正的评价，新本《中国共chan党历史》第一卷中对西路军所作的评价也正是以此为依据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3.周恩来曾对张国焘说：“这个党是你创建的，你不能离开啊！” --中国共c党有史以来的第一位主席并不是 2005-7-13 16:19:13[点:425] (1714字) 　　 　　在中g党史中，张国焘的名字只是与鄂豫皖根据地以及红四方面军相联系，而且总是戴着机h主义、逃p主义、分j主义等恶名高帽。 　　 　　历史上的张国焘究竟是个什麽样的人？他在中g的发展史中究竟起过什麽作用？ 　　 　　1、张国焘是中国g产党的创建人。 　　 　　张国焘，1897年出生，江西萍乡县人。北京大学学生。 　　 　　是中国最早接受、传播和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之一。在中国最早的共c主义者中，张国焘以为人厚道，有思想水平，极具组织能力和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著称。这四个特点决定了他坎坷不宁的人生路途和大起大落的党内经历。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以反帝、反封建为旗帜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为中g的建立和发展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就是，张国焘。 　　 　　1921年6－7月间，中国共产党先在上海后到浙江嘉定南湖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正式宣告成立。会议参加者有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来自全国各地共c主义小组的代表共13人。中g一大的三位发起人是：陈独秀、李大钊和，张国焘。 　　 　　由于种种原因，在三位发起人中，陈、李二人实际上未能参加这次会议。 　　 　　而一力召集、组织、主持并当选中g一大主席（中国共c党有史以来的第一位主席并不是毛主席，而是张主席。）的就是，时年24岁的张国焘。 　　 　　若干年后，周恩来曾对张国焘说：“这个党是你创建的，你不能离开啊！” 　　 　　在中g一大上，通过了党的纲领和章程，选出了党的三人核心领导。他们是：陈独秀（书记）、李达（宣传）和，张国焘（组织）。 　　 　　据史凭心而论，中国共c党创建人的名分，最当之无愧者应是张国焘。 　　 　　 　　2、张国焘是中g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 　　 　　1923年2月7日，张国焘主持和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京汉路矿工人大罢工。 　　 　　在党内主要负责组织和工运工作的张国焘，做了大量艰巨的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他深入一个个矿区和车站，向工人宣传马列主义，建立工人俱乐部，再把这些俱乐部联合成工人协会以至总工会，从无到有地开创了中国工人运动。 　　 　　1924年5月20日，张国焘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入狱，经全国各界呼吁救助，于同年12月25日获释。 　　 　　张国焘在此期间曾经赴苏联。是中g领导人中唯一见过列宁的人。 　　 　　张国焘几次做为共c党的代表与孙中山洽谈国民革命和国共合作事宜。 　　 　　值得一提的是，与陈独秀的全盘照办不同，张国焘对共c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 　　 　　“拥护国民党为中国革命的领导，甘做国民党的小伙计。” 　　 　　提出不同意见。不赞成放弃共c党独立地位，不赞成共产党员在组织上加入国民党。以后的历史业已证明他的不同意见是有道理的，是正确的。 　　 　　可在当时，他却屡屡遭到共产国际代表鲍罗亭、米夫以及中g中央的批评，并第一次被戴上机会主义的帽子。因为他胆敢对共产国际（实际就是斯大林）的正确领导持异议。 　　 　　1927年8月1日，张国焘以中g中央特派代表身份，在江西南昌主持武装起义，打响中g武装斗争第一枪。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此诞生。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g党史只字不提张国焘在南昌起义中的关键作用。 　　 　　1928年，中g奉共产国际之命在苏召开中g第六次代表大会。是唯一在中国境外召开的大会。这是中g党史上很有意思的一次大会。 　　 　　中g总书记陈独秀拒绝出席在苏联召开的这次大会。 　　 　　他对共产国际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归于他的做法不胜愤慨，“我有什麽错？我的错就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他们（指chan产国际）的政策。” 　　 　　他是中g领袖中第一个尝到卸磨杀驴滋味的人。 　　 　　如果他去了苏联，没准也就消失在西伯利亚了。 　　 　　六大之后，张国焘被共产国际无限期留在苏联“学习”，纠正他的“机会主义倾向”。 　　 　　这段时间，斯大林在留苏中国学生中物色和培植了对他俯首听命的王明、博古、张闻天、康生、陆定一等人来取代“不听话”的中g第一代领导人。这些人在中g党史上被戏称为“28个布尔什维克”。 　　 　　1931年，张国焘返回中国。 　　 　　4.这个所谓“密电”事件根本是一起政治栽赃陷害。 --关于密电—— 2005-7-13 16:31:52[点:431] (2279字) 　　 　　3、张国焘是中g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和指挥员。 　　 　　1931年，刚从苏联回国的中g中央政z局常委张国焘受命担任中央军分会主席赴鄂豫皖根据地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 　　 　　他和陈昌浩一起由顾顺章护送到武汉转车去根据地上任。顾在与他们二人分手之后即不慎被捕叛变。张国焘二人途中提前下车换道，让两头围捕的国民党军警扑空，无意中逃过一劫。 　　 　　其它许多中g要人就没那么幸运了。顾顺章叛变后，将中g组织人员和盘供出不算，还领着国民党军警四处搜捕和指认过去的同志。使多年积累的中g潜伏机关几乎全部被毁，大批党员被害。 　　 　　连周恩来都险遭毒手。周亲自带人将顾的在沪家属八人灭门而尽。成为当时轰动新闻。这是另话。 　　 　　张国焘到鄂豫皖后，根据地和军队的建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发展。张国焘将红军游击队加以整组，在湖北黄安（即出了 233 个解放军将领的著名将军之乡现红安县）建立了红四方面军。 　　 　　他慧眼识英，破格提拔当时仅为副军长的徐向前（解放军十大元帅之一）担任方面军总指挥，陈昌浩担任总政委。在张国焘的主持指挥下，红四方面军越战越强，根据地日益扩大。 　　 　　成为三大根据地和三支主力红军中发展最快最强的一支。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的老人们至今还记得“跟着张主席，天天打胜仗。”的歌谣。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g史书只讲中央根据地和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如何如何，鄂豫皖和红四方面军发展最辉煌的这个时期，却几乎只字不提。 　　 　　有些文献则大肆渲染鄂豫皖的所谓“滥杀”事件。 　　 　　实际上，共产国际指示的“肃反”“抓AB团”在各个根据地都有执行。相比较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央苏区以及贺龙、夏曦在湘鄂西的“滥杀”，张国焘在鄂豫皖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唯独对张国焘隐善扬恶，岂不有蓄意抹煞之嫌。 　　 　　 　　4、长征中的“密电”之谜与“另立中央”。 　　 　　与中央根据地相同，鄂豫皖根据地也成功地打破了国民党军的四次围剿。 　　 　　与中央根据地不同的是，在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堡垒战术的包围下，张国焘指挥着红四方面军不与敌人正面硬拼，而是保存力量，跳到外线机动作战。其结果也截然不同。 　　 　　当三支主力红军在长征途中会师之时，红四方面军尚有兵强马壮的五万精兵。相比之下，中央红军只剩不足万人的残部（一、三、五军团都已折损过半，打残了。）。还有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对比： 　　 　　国民党军方面指挥对湘鄂赣（即中央）根据地进行围剿的是陈诚，何应钦和蒋介石。而在鄂豫皖方面与张国焘交手的是李宗仁、白崇僖、卫立煌和杜聿明，是国民党军最为彪悍能打的几个将领。 　　 　　1935年长征期间，就在红军主力合师一股这样的大好时刻，却发生了惊天动地的所谓“另立中央”事件。 　　 　　因为这件事在中g党史上被铁口直断是张国焘的弥天大罪而且直接导致了他被批判整肃，本文有意对此略加分辨。 　　 　　关于密电－－ 　　 　　据中g党史说，张国焘自峙兵多将广，想以武力将中央红军吃掉。那麽证据何在呢？ 　　 　　据说中央派驻红四方面军左路军任参谋长的叶剑英（解放军十大元帅之一）亲眼看见了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一封密电（叶能看见的也算密电？），上称要对中央红军“武力解决”云云。 　　 　　此事之所以称作“谜”，是因为除叶一人坚称确有此电之外，其它当事人（张国焘和陈昌浩）和在场者（朱德、刘伯承和徐向前）都不知道。 　　 　　连经手电文的机要局人员也没见过。空口无凭，查无实据，这事原本也就结束了。 　　 　　可偏偏有一个人要信它，而偏偏这个人又是中g主席毛泽东。惊恐之下，他带着亲信率领的一、三军团连夜遁去。 　　 　　不仅未通告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所谓兄弟红军），就连同属红一方面军的五军团（起义投共的原国民党军赵博生、董振堂部）和十二军都撇下了。 　　 　　研判此事真伪的一个重要佐证是：据徐向前在回忆录中透露，当天下午（也就是在叶剑英连夜飞马给毛泽东送信的若干小时之前），毛泽东就单独找他询问对红军分与合的看法。 　　 　　徐表明了宜合不宜分的态度。毛没再说什麽就走了。当夜，毛泽东即分兵不告而去。 　　 　　后人问其故，毛答曰，有人打电报要武力解决我们，岂能坐以待毙？用一份莫须有的电报为自己不怎么光彩的行为正了名。 　　 　　还借此扳倒了资历声望均在自己之上的张国焘。反观张国焘，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以致为奸计所算。太厚道了吃大亏！尔后毛说： 　　 　　“吕端大事不糊涂。”叶剑英得以挂尾当上了元帅。 　　 　　今天客观的评价所有相关史料，不难看出，这个所谓“密电”事件根本是一起政治栽赃陷害。 　　 　　关于另立中央－－ 　　 　　第二天发现毛中央不知去向，发电联络又不回答。随即召开的高干联席会议上群情激忿，包括红五军团和红十二军（属红一方面军建制）的干部都纷纷指责毛中央这样做太不象话，是分裂行为，没资格再领导...... 　　 　　会议结果推选了张国焘、朱德等人组成了新临时中央。这就是中g党史上著名的“另立中央”事件。 　　 　　此后在共产国际的调解下，毛的中央做了检讨，新中央亦宣告取消。暂时压下了矛盾，重又合兵一处，继续长征。 　　 　　这其中还有一个插曲，红四方面军的前卫部队请示是否追击，张国焘和陈昌浩没有同意（有一说是徐向前阻拦，可是当家作主的并不是他。）。 　　 　　假如张、陈真有武力解决之心，岂会放弃这天赐良机？难以置信！那中g和整个中国的历史就会是另一种样子了。这个事件的始作俑者其实是毛泽东。 　　 　　而他却倒打一耙，嫁祸于张国焘。就连中央派的朱德和刘伯承等人也因在“临时中央”榜上有名而受到牵连，长期被猜疑和虚置。 　　 　　5.在新疆停留时便迫不及待地下令枪s了张国焘手下的三位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罪名是“反革命”。 --这是压断骆驼背的最后一根草！ 2005-7-13 16:37:32[点:433] (1693字) 　　 　　关于南下逃跑－－ 　　张国焘的罪z之一是南下逃跑。这个指责也是十分的牵强可笑。 　　 　　当时的局面是整个中g及其红军都在进行战略转移，换句话也就是逃跑的过程中。 　　 　　领袖们在大军四面围堵的恶劣环境下对行进方向有不同意见极为正常。说向南是逃跑，向北就不是，岂不荒唐？其实当时共产国际也是提了三个方案： 　　 　　一是向西去新疆，尔后退入苏联境内；二是向北去内蒙，伺机经外蒙（当时尚未独立）退入苏联境内； 　　 　　第三是向南在川北一带寻机建立和发展新的根据地，在中国国内坚持斗争。任何人都能看出，在这三个方案之中，南下方案应该说是最不具逃跑意义的方案！ 　　 　　据此就对张国焘冠之以逃跑主义罪名，实在不过是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伎俩而已。至于张国焘为什麽不愿向西向北而是要坚持南下，在他的潜意识中是不是还有不想去苏联再过那种寄人篱下的流亡生活的一层意思？ 　　 　　毕竟，他在那里有过几年并不愉快的经历。当然，这只是猜测而已。 　　 　　当张国焘最终放弃南下，回兵与毛合为一股时，他的政治末日就不远了。 　　 　　毛中央任命他为红军总政委，实际上剥夺了他的兵权。而后又将尾大不掉的红四方面军拆成东路军和西路军两部分（注意：此举不但犯兵家之大忌，而且与毛的寻常用兵之道相勃。） 　　 　　更将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做为西路军派过黄河，孤军深入到敌优势骑兵驻守的祁连山一带，以致全军覆没（号称用兵如神的毛泽东居然干这种自杀式的蠢事，不是十分奇怪吗？）。 　　 　　张国焘眼见自己历尽艰辛从鄂豫皖带出来的数万精兵顷刻之间便遭此噩运，心中到底会做何想法？是痛惜？是愤怒？是悔恨？还是兼而有之？我不得而知！但有一点不容质疑： 　　 　　红四方面军主力的丧师发生在毛泽东从张国焘手中取走指挥权从而号令全军之后而非之前，自然不应该由张国焘来承担责任。 　　 　　把这个责任强加给他是不公平和别有用心的。 　　 　　5、延安整风和出走脱党。 　　 　　1936年，红军长征到达陕西省北部的陕甘宁根据地。中g中央驻扎于延安。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之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根据地改名叫陕甘宁边区。 　　 　　此时的张国焘已无任何实权，只担任一个边区政府主席的虚职。同是虚职，张国焘和朱德还不一样。他是被打入另册，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人。胜券在握的毛泽东，以“整风”名义组织了对张国焘的围攻。 　　 　　大会批，小会斗。无数的罪名和帽子扣在他头上。张国焘先是痛苦不堪，继尔心灰意懒。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迫使他最终下决心出走的事： 　　 　　在苏联就企图排挤和取代张国焘等人的“28个布尔什维克”为首的王明从苏回国。 　　 　　在新疆停留时便迫不及待地下令枪杀了张国焘手下的三位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罪名是“反革命”。这是压断骆驼背的最后一根草！ 　　 　　1938年4月5日，张国焘在赴陕西中部县祭扫黄帝陵之后，掉头而去。尔后在武汉发表了他的退党声明，言辞充满了理想幻灭的沉痛： 　　 　　“这个共c党已经不是我毕生向往和为之浴血奋斗的那个党了！”。 　　 　　中国共c党的创建人张国焘就这样永远脱离了他一手创建的党，再没回头。 　　 　　张国焘出走之后，毛泽东做了一件还算是仁义之举：他将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1921年建党时期的老资格党员）礼送出陕甘宁边区，让他们夫妻父子团聚。 　　 　　张国焘的晚年在加拿大度过，夫妻融融。含饴弄孙，得以善终。 　　 　　后记－－ 　　 　　研究过中g党史的人，必定会对中g对待自己人的凶残和恶毒不胜惊谔。在历次肃反中丧生者不计其数，这里且不说它。 　　 　　单看中g如何对待陈独秀、张国焘以来的历届前领袖们。这些人是中g大业的开创者，对中g可说是有天大功劳（起码也有大苦劳）。可是中g对他们即不“饮水思源”，更不“涌泉相报”。 　　 　　而是批倒斗臭，赶尽杀绝。死了的是“机会主义”，活着的“永远开除”。张国焘不出走，绝不会得到善终。他要不死于延安，也活不过文化大革命。不信？请看一看陈昌浩。 　　 　　本文力图用各方面史料，剔除一切诬蔑不实之词，还原一个真实的张国涛。以作为对中g建党80年来为中国人民奋斗牺牲的无数仁人志士的纪念！ 　　 　　6.他们的受难，为清华园增添了荣光 --感慨良多 2005-7-15 12:46:58[点:426] (479字) 　　 　　查了一下黄万里，实在是感慨良多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三位清华学人在三个不同的学科领域，发出了很不和谐很不一致的声音。 　　 　　马寅初（一九一一年清华津贴留美生）提倡控制人口， 　　 　　梁思成（一九二三年毕业于清华学校，一九四六年任清华建筑系主任）呼吁保护古城， 　　 　　黄万里（一九五三年来清华任教）反对三门峡上马。 　　 　　结果，马校长被罢官，梁主任挨批判，黄教授戴了帽。 　　 　　马寅初（一八八二——一九八二）从容不迫，“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绝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梁思成（一九０一——一九七二）口服心不服，“拆掉北京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拆掉北京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 　　 　　黄万里（一九一一——二００一）只能无声饮泣，《念黄河》又《哀黄河》，“廷争面折迄无成，既阖三门见水清。终应愚言难蓄水，可怜血汗付沧凕”。 　　 　　7.马英九内心不为人知的18个秘密 --他不是柳下惠 2005-7-19 8:31:11[点:420] (4831字) 　　 　　台湾新闻从业者马西屏的新书《谁识马英九》近日在台湾面市。在这本书里，作者详细描写了马英九内心不为人知的十八个秘密，包括他的气质谈吐、守法自律、异于常人的细腻性格、从小到大的感情史、家族亲子关系、健康市长的运动观、不喜政治口水，以及他与李登辉、陈水扁的种种过招片断。在台北市长选战马上进入白热化的时候，这本书让民众真正进入马英九的内心世界，对马英九有了更深层次更全面的了解。作者的这本书的介绍中写道：读者或许会有如是体会——在虚伪、作秀及谩骂的政治世界中，难得有此人！ 　　本文摘录了《谁识马英九》中关于马英九感情生活的片断，与读者共享。 　　 　　他不是柳下惠 　　 　　从票选“梦中情人”、“性幻想对象”到“最佳捐精人选”，甚至被陈文茜(台湾女“立委”)点名为最想发生一夜情的马英九，从政以来一直是政坛人气最旺的女性偶像，但是他却从来不“出事”。 　　 　　马英九自嘲：“我每天工作超过十六个小时，像是透明人，受到‘全民监督’，哪有办法弄出绯闻。”他说：“我是那种狗仔队都不愿跟踪的人。” 　　 　　 　　马英九真是心如止水吗？他说看到优雅的女人仍会心动，是一种“发乎情，止乎礼”的心动。 　　 　　马英九说：“我不是柳下惠，美女坐怀我还是会乱，所以唯一能做的，是不给任何美女有坐怀的机会。” 　　 　　其实，美女坐怀会不会乱？是很有趣的问题，可惜没法实验。 　　 　　那么马英九喜欢什么类型的女人？年少时喜欢清纯可爱型，长大后觉得女人漂不漂亮并不太重要，他喜欢有智能，会思考的女人。 　　 　　本书的内容首度公开马英九的“恋爱史”。 　　 　　马英九的初恋，是场单恋。 　　 　　他读静心小学幼儿园大班，班上有位杨姓小女生，长得非常清秀，每次秀秀气气的浅笑，流露出迷人的稚气可爱，小女生梳了个小马尾辫，每天马尾辫轻轻摇晃，吸引了少年马英九偷偷的目光。 　　 　　马英九沉醉在回忆中：“有次参加一项活动后，小女生的脸庞微微渗汗，她轻轻搧着，表情美极了！” 　　 　　毕业典礼那天，马妈妈去幼儿园参加，马英九向母亲吐露心事：“妈！我有个女朋友。”并偷偷指给妈妈看。 　　 　　毕业典礼后，杨姓小女生“渐行渐远渐无音，水阔鱼沉何处问”；少年马英九“夜深风竹敲竹韵，万叶千声皆是君，故倚单枕梦中寻，梦又不成灯又尽”。欧阳修的原句本为“万叶千声皆是恨”，但在马英九的心中，那有恨，只有迷迷蒙蒙的一些思念，思念那清秀的颦笑，这种情坏，淡淡的纯纯的，很快就流逝过去。 　　 　　马英九这次的情窦初开，是不是单恋？是疑案一桩。因为杨姓小女生知不知道他的“情意”？有没有回恋他？已超过二十年法律追诉时效，无从考证。 　　 　　问马英九是否愿再见一面？马英九说：“千万不要，四十多年来心中一直留有童年美好的印象与回忆，记得她小时候的模样，不是很好吗？”凡事留有想象的空间，相见争如不见，不是吗？ 　　 　　每天“戒急用忍” 　　 　　马英九情窦再开，是女师附小三年级的事，班上有位女生笑起来好可爱，马英九顿生“好感”，当时的李荣萱老师识破马英九心思，不过老师并没说破。这种纯纯情怀，一种淡淡的喜悦、淡淡的羞涩，成为生命中美好的回忆。 　　 　　高一时马英九学会跳舞，开始有了一些比较熟的女生，一起跳舞一起办舞会，以铭传的五专女生居多。高二、高三，马英九认识了一些北一女的女生，大家一起去露营。 　　 　　高中课业虽然繁重，马英九仍然维持与女生正常的友谊，马英九说：“有来往，也有看顺眼的，就是不来电。” 　　 　　大三那年，马英九参加一个校外活动，旁边坐位政大女生，两人攀谈起来，引燃了马英九生命中第一次爱的火花，也让马英九深尝第一次失恋的苦楚。当时马英九很怅惆，也会痛，如今蓦然回首，回忆中残存年少轻狂的青涩，而痛楚早已结成小小的疤了！ 　　 　　台大毕业后，马英九参加一项活动，旁边碰巧又是位政大女生，马英九第二次坠入情网。1972年10月底，马英九入伍服预官役，先在左营海军陆战队受训，再分发到左营的后勤司令部科总库担任少尉补给官，而这段感情也逐渐褪去色彩，升华为友情了！ 　　 　　1974年8月，马英九赴美就读纽约大学，在机场偶遇妹妹马莉君的同班同学周美青，又是一个政大女生。三次恋爱，全是偶遇，全是政大女生，这是马英九的爱情宿命，所以他到政大教书，感触格外深刻。 　　 　　马英九说：“当时谈恋爱很健康，很美丽。中国人讲究缘份，要有缘也有份，有缘相遇却无份相守，又何必强求。好聚好散，缘尽却变成真挚的友情，不也很好吗？” 　　 　　姻缘天注定，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有离别，有无奈，有痛楚，有回忆，才不枉青春。 　　 　　马英九幽默说“坦白从宽”，这些事都已向太太“招供”。 　　 　　三十年烟云易逝，太上何能忘情，马英九将爱情化为友情，将激情化为温情，当年两位“政大女生”皆已为人妻为人母，现在有一些场合，大家还会碰到，还维持着朋友般的情谊。 　　 　　马英九的感情，柔美而高尚，他本应成为浪漫主义的堡垒，因为他具备深情的灵犀，艺术的感性，加上深厚中国古典文学的抒情素养，但是他太“理性”，太有法律人的坚守，终究无法成为浪漫主义者，反而成为理性主义的标竿，所以他永远是“发乎情、止乎礼”，也就是中国老祖宗早就告诉我们的“思无邪”。 　　 　　有所大学在园游会时，有个系的摊位推出一种饮料，叫做“心痛的感觉”，一杯五十元，当付了钱后，拿到一杯白开水。马英九就是白净清澈的白开水，绝不让任何有色元素渗透，至于他这种“拒绝坐怀”原则，是否会给人“心痛的感觉”？要问女生。 　　 　　马英九的哲学是：“行有行规，每一行都要遵守行规。绝对不碰财与色，是政治行规，政治人物都应遵守。” 　　 　　所以，凡是女学生到教授研究室找他，马英九一定开着窗户开着门。 　　 　　女生请他在衣服上签名，马英九一定悬腕。 　　 　　许信良说：“没上过酒家的男人不算男人。”马英九说：“君子慎独。” 　　 　　有人在等马英九“出事”，马英九幽默地说：“我每天戒急用忍，跑步、游泳、洗冷水澡，不会出事。” 　　 　　所以，他成为狗仔队最不喜欢的人物。 　　 　　经历过的“性骚扰” 　　 　　那么马英九心中最美的女人是谁？马英九说：“王清峰，因为认真做事，无私的女人最美。” 　　 　　王清峰与周美青是同班同学，当年王清峰当选十大杰出女青年，就是马英九推荐的。王清峰成立“台北妇女援救会(现为基金会)”，出任第一任理事长，为了拯救雏妓，一个弱女子力战黑社会，这种认真无私，感动了马英九。所以他又加了一句：“我台大法律系学妹沈美珍接棒，出任妇女救援会第二任理事长，投入拯救雏妓行列，也很美！” 　　 　　至于明星方面，马英九较不迷恋，这可能与马鹤凌不买电视有关，一直到马英九上大学，马家才有“电视享受”，所以马英九没有近视，也对明星“孤陋寡闻”。 　　 　　马英九只有在初中喜欢过凌波。前阵子，马英九去北投新民中学看明华园演出，马英九悄悄告诉旁边的龙应台：“孙翠凤的扮相，像极了凌波，真好看。” 　　 　　后来，又看了林青霞的电影，马英九也蛮欣赏林青霞，他说：“那个时候，大家都挺喜欢林青霞。”但要他再多说几个，马英九就答不上来了。 　　 　　此外，马英九也透露了一些从未说过的“粉红色”遭遇。 　　 　　马英九第一次遇到妓女搭讪，是与陈履安一起到美国去，在逛街时突然一个美国女人上来问：“Do you want to F×××!”单刀直入的粗鄙用词，吓了马英九一大跳。 　　 　　后来有次他到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访问。一晚，与几位朋友沿着多瑙河畔散步，结果有几位流莺正在拉客，看到他们就跑来搭讪，由于在美国的“不愉快”经验，马英九避之唯恐不及，刚好有一团台湾观光客经过，大家认出马英九，马英九暗叫好险，要是被看到与流莺一起，那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 　　 　　1997年，马英九赴莫斯科大学法律系访问，住在莫斯科红场旁的五星级饭店，有一天晚上九时回饭店，在房间附近有位盛装入时的俄国女子，用优雅而清晰的英文问：“Do you want a company tonight!” 　　 　　因为对方优雅而不粗俗，与刻板印象不同，马英九勾起了好奇心问：“How much？” 　　 　　“Three hundreds U.S. dollars.”(三百美元) 　　 　　马英九闻言，心中有股沉重的悲哀，因为白天他才问过法律系几位国际法教授，得知他们一个月薪水竟然只有二百美元，学术沉沦，令马英九微微一叹。 　　 　　马英九说他本来想告诉对方：“很抱歉，妳们的价格超过了我们行政院核定的公务人员出国旅费标准。”这就是马英九，机智、理性，又有些顽皮。 　　 　　后来他每天晚上回旅馆，都遇到不同的人，马英九才明白这是“集团化”，而且与旅馆“挂勾”。 　　 　　这么多年来，马英九当然或多或少会遇到一些“骚扰”的场面。基本上，马英九不太愿意去谈这方面的事，他不希望被骚扰，但马英九也尊重骚扰他的人。 　　 　　与妻子相濡以沫 　　 　　有一件人皆知的事，在马英九担任“总统府副局长”任内，有位担任护士工作的周小姐，有妄想症，妄想快要成为马英九夫人，所以无论打电话或写信，都以“马英九准太太”的身份自居，后来经由张老师协助，送往荣总住院治疗，可惜后来周小姐拒绝做进一步疗程。 　　 　　马英九说：“周小姐的母亲很早就过世了，我很同情她！” 　　 　　到了研考会后，换了一位高雄的女老师出现。 　　 　　有个帅哥老公，周美青却放心得很：“他太有名，谁不认识他，走到哪都有人要签名握手，他哪有机会啊！”马英九自嘲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全民都在帮太太监督他。 　　 　　不过马英九当市长后，对太太有些内疚：“因为工作实在太多太忙，陪她的时间太少。” 　　 　　马英九与周美青法律出身，都理性而独立，所以年青的激情沉淀后，结婚二十五年：“比较感性的成分慢慢褪色，理性的成分慢慢多一些，感情比较含蓄。” 　　 　　忙虽忙，马英九仍有细腻的一面，他忙到深夜返家，在途中常会转弯去买些太太喜欢吃的小点心。例如太太与女儿喜欢吃福华的苹果卷，有时就可看到马英九在福华购物的身影。 　　 　　周美青不吃奶油、不吃起司、不喝牛奶，马英九常劝太太注意钙质的吸收。周美青喜吃国外的一种寻常小点心，一般超级市场都有卖，马英九出国一定买回来，或托朋友从国外带回来，一买都是一、二百元美金。 　　 　　马英九与周美青结婚二十五年，互信与互相尊重，是相处的重要支柱，因为互信，两人从未因“女人”吵过架；因为互相尊重，马英九从不勉强太太站出来曝光。 　　 　　相较于一些官夫人，周美青宛如“隐形人”，马英九表示：我不喜欢因为自己工作的关系，让家庭生活受到干扰。我太太是一个有专业学养的职业妇女，和大部分职业妇女一样，每天大清早就要开车送孩子上学，再赶去办公室抢停车位，下班回家还要督导孩子的功课。因此，除非她愿意，我从不要求她参加我公务上的应酬，我觉得这是夫妻间彼此尊重的当然结论。我尊重我的另一半，相信我的坚持也应该是二十一世纪新好丈夫的标准。 　　 　　西蒙波娃在《第二性》结语里写道：“真实的爱必须建立在两个自由个体的认同上，他们会一起发现这个世界的价值与目标。” 　　 　　2002年的5.4，马英九在报刊发表文章论胡适精神。其实细察马英九的“柳下惠式哲学”，真有几分胡适的影子。 　　 　　胡适在处理自己与异性关系时，曾引用康德的话明志：“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都要将人道本身视为目的，而不仅是手段。”“要以人道作为最终的裁判。” 　　 　　马英九处理异性关系，也有人道思想，他知道自己没有美女坐怀的自由，所以也不给美女有坐怀的自由，“忍耐比自由更重要”，马英九用理性与道德做自己最终的裁判，他不是柳下惠，他是“从论语中走出来的人”。 　　 　　他是君子，他慎独！ 　　 　　难得有机会与马英九如此畅谈他的感情世界，他对异性的看法与想法，秘书与往常一样，进来催促下一个行程，告辞时才惊觉，偌大的市长办公室，居然不见花草盆栽，马英九真是不折不扣不“拈花惹草”的男人。 　　 　　8.马英九“不沾锅”的由来 --不近黑金 2005-7-19 8:36:29[点:420] (1101字) 　　 　　马英九“不沾锅”的由来 　　 　　巨蟹座的马英九极度保护家人，家庭生活一直保持低调，非常不希望政治入侵，也不让家人涉入他的工作。日常的工作占据了他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但父女情深，就是在短暂的访美行程中，也要尽量抽时间看望、陪伴爱女。 　　 　　父子关系“亦师亦友” 　　 　　外表温文儒雅的马英九，感情丰富、学识过人，做事很有原则，这和他从小的家庭教育关连甚深。父亲马鹤凌既是马英九的启蒙者，也是仕途上的一面镜子。马英九形容父子关系“亦师亦友”，曾私下说，今天如有少许成就，都是父亲言传身教的结果。 　　 　　还在马英九少儿时代，马鹤凌就要求儿子熟读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左传、论语等经史百家，并写得一手不输给名家的漂亮毛笔字。 　　 　　他眼中的父亲，举手投足尽是儒生风范，恪守中国传统道德，却非食古不化，对新思想、新事物仍是宽宏大度地接纳。当连战还有能力和意愿担任国民党主席时，父亲基于心里那份传统礼教思想，出来浇儿子一盆冷水，也就不足为怪。马英九对此了然于胸，一句怨言也没有。 　　 　　马英九不近黑金、不贪女色、不沾“台独”，人称“不沾锅”，在台湾政坛树立起自身清廉的形象。马鹤凌不止一次说，从儿子身上看到自己年轻时未能看到的希望，也深深期许儿子能完成自己未能完成的心愿，做大事、报效党国，而马英九的杰出表现，让他既欣慰，也感到骄傲。 　　 　　家庭生活一直保持低调 　　 　　马英九三十出头就在蒋经国身边历练，见识过宫廷的险恶，深谙洁身自爱的重要性。历史经验也告诉他，把家人扯入政治，不仅永无宁日，且常无好下场。 　　 　　妻子周美青除了选举时期帮他拉票，一直都谨守分际，闭口不谈马英九工作上的是与非。她很珍惜自己在财经专业的成就，不让自己的专业形象减分。 　　 　　他和一对女儿感情很好 　　 　　马英九和他的一对女儿感情很好。在担任“法务部长”期间，马雷厉风行查察贿选，虽然大快人心，也得罪权势之人。尽管民调施政满意度高达八成八，但仍被调离“法务部”，转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令他感慨万千。这时，大女儿马唯中安慰他：“爸，想开点，其实你已很幸运了，在古代可能会被杀头的。” 　　 　　马唯中中学毕业，选择赴父亲的母校哈佛大学深造，给了马英九很大的安慰。小女儿马元中赴美读书，他因忙于市政而无暇送行，内心不安、深深自责。他曾惭愧地说，在女儿身上下的工夫，远不如父亲当年在自己身上下的工夫。 　　 　　稍早前马英九赴美访问，在哈佛演讲后，他便急着去与思念已久的女儿马唯中见面，幕僚称赞他演讲很棒，他心不在焉地笑着说 ：“演讲不重要，女儿最重要！”爱女心切，溢于言表。 　　 　　　　 　　三位老人都走了。 　　 　　屈辱与负罪，批判与呵斥，罢官与戴帽，都由他们默默承受，默默带走。 　　　　 　　他们的受难，为清华园增添了荣光。 　　 　　9.惟英雄能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陈炯明与孙中山的恩怨 2005-7-20 11:13:04[点:423] (9553字) 　　 　　陈炯明与孙中山的恩怨 　　 　　惟英雄能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 　　 　　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陈炯明挽孙联　1925） 　　 　　六一六事件发生后，孙中山在上海发表了『致党员书』（报告陈炯明叛变），论及陈炯明时说： 　　 　　以陈炯明与文之关系而论，相从革命以来，十有余年.....及六年乱作，陈炯明来沪相见，自陈悃□，再效驰驱，文遂尽忘前嫌，复与共事.....此役则敌人以为我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具其阴毒凶狠，凡敌人不忍为者，皆为之无恤，此不但国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忧也！〔中山丛书1928， 5：39－48〕 　　 　　这里孙中山说他与陈炯明的关系，在民国六年（1917年）南下护法之前，实有“前嫌”，但是他又接着说陈炯明受他“卵翼”十余年。究竟陈炯明是多年受孙中山“卵翼”，或是后者受前者多年“卵翼”呢？孙陈间又有什么“前嫌”呢？ 　　 　　从陈炯明的观点，他和孙中山的关系经过四个阶段： 　　 　　（一）从辛亥革命到1917年7月南下护法是『革命同志』的阶段； 　　 　　（二）从1917年7月到1921年5月孙中山就任广州非常大总统时是『精诚合作』的阶段； 　　 　　（三）从1921年5月到1922年6月决裂前夕是『分道扬镳』的阶段； 　　 　　（四）六一六事件发生，救孙一命，日后反被诬指为蓄意谋害。〔参考本书“六一六事件真相”〕 　　 　　(1). 革命同志 　　 　　这阶段包括辛亥革命与二次革命（即两次讨袁）时期，孙陈间可以说是普通革命同志的关系。譬如，以黄兴来说，他是炯明在广州黄花岗起义里一同冒险犯难的革命伙伴。但是孙中山，对炯明来说，不过是身居海外，一个松散革命同盟（同盟会）里的“名誉”会长。第一次讨袁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1913年9月）脱离国民党，另组『中华革命党』，到1919年10月才回归国民党　[郭廷以1986，2：472注1]。所以，二次革命时期，孙陈根本不属同一党籍 　　 　　上文孙中山提及1917年以前的“前嫌”，实有两次，是当年众所周知的事实。第一次是有关广东都督的问题。 　　 　　1911年底，孙中山乘英国邮船抵港，广东都督胡汉民（在任不过四十二天）赴港迎接，旋即随孙北上。临时议会指责胡汉民「视广东如敝屣」，弃职不辞而去，并恳请陈炯明接任维持大局。 　　 　　副都督陈炯明接任代理都督，即积极整理财政，维持纸币，解散民军，不到三个月，美国领事便赞美炯明的政绩说广州得到平静渡日，可以说是一个奇迹。〔美1264，1912。3。11，广州〕 　　 　　孙中山偕胡汉民北上，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仅三个月。1912年4月辞职后，即亲携胡汉民南下，助胡重登都督之位。炯明退避香港，让胡复职，但心理是难得悦服的。 　　 　　胡复职后，知道他需陈之助，于5月初，派人到港迎接陈回广州，按照双方协议来分工合作。胡主持一般行政，陈主持军事，维持秩序，兼理禁除烟，赌，斗，盗四害〔广东辛亥史料1981，419〕 　　 　　孙陈间（1917年前）的第二次“前嫌”是有关陈炯明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1913年孙中山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新党章程中，有向孙个人宣誓效忠，打手指模为证的条例。 　　 　　因此，大部份主要的国民党同志如黄兴，谭人凤，李烈钧，熊克武，柏文蔚，龚振鹏，白逾桓，刘大同与炯明等均拒绝加入这样的新党。 　　 　　1914年9月7日，孙中山致函叶独醒，请叶将劝勉炯明和李烈钧入党的函件径为寄发，「以示无私」。 　　 　　函中说：『惟陈等在南洋，近闻颇有自树一帜之举，其果能受善言而改悔来归与否未可知。尊书若由此间寄发，彼等或认为弟所运动指挥，反于效力有损，故不如仍由尊处发寄，示以无私，或可动以诚恳也。兹将陈，李两君住址抄上』〔国父实录1988，3：2453〕。 　　 　　到了1915年8，9月间，炯明自欧洲返回新加坡后，先后接到叶独醒两信，即于10月中旬函叶，解释其不入新党的理由： 　　 　　顷得8月20日及9月30日两书，诵悉一是，具见爱国爱党之盛心，至为感慰。 　　 　　惟书中所言，不无传闻之误，此盖由道远情睽，不明真相所致。然党人未泯，怀挟成见，故为轩轾，亦所不免。弟与中山，本无丝毫意见，其改组新盟，实在去岁，维时居东同志，如黄，李，柏，谭，林，熊诸公，以及各省重要党人，多半以其章程誓约，有背民党宗旨，均期期以为不可，未敢盲从..... 　　 　　至章程誓约，应否改良，判诸良心已得，无须赘述，述之反近诋琪。现在国事已急，吾人只求宗旨坚定，切实向革命做去，各尽天职，至将来大功告成，党事自有一致之日，无须远虑也.....炯明启。〔革献，48：122〕 　　 　　这函中所说的「其章程誓约，有背民党宗旨」，就是指孙中山要党员向他个人宣誓效忠，及打手指模为证的规条。国民党于民国元年由同盟会改组为一个公开的政党，而今孙中山却要倒行逆施的把它改回为秘密会社式的「新党」，这对炯明与黄兴等一般国民党老同志是无法可以接受的。 　　 　　但是，据孙中山的看法，如果不加入他的新党去革命（讨袁），那就是「自树一帜」来反对他（孙）。所以炯明在覆叶独醒的函中，特别指出「现在国事已急，吾人只求宗旨坚定，切实向革命做去，至将来大功告成，党事自有一致之日」。（日后炯明在所着的《中国统一刍议》中，有批评孙中山视革命似「一若版权所有」，而「革命目的，原非排斥异己」之语〔陈炯明1927，120〕）。 　　 　　炯明写这信时，是10月15日，两个月后的12月12日，袁世凯便宣布恢复帝制了。 　　 　　(2).精诚合作 　　 　　 　　1917 年5月，北方督军团变起，黎元洪被迫退位，解散国会。海军总长程璧光首倡『护法』（即要求恢复国会与黎总统职）[章年谱1979，2：635] 　　 　　　广东省长朱庆澜电陈炯明于上海，请陈回粤商议北伐「护法」〔美2685，1917。7。2，广州〕。 　　 　　7月中，陈遂与孙中山，章炳麟，等乘海军军舰南下，号召「护法」。 　　 　　时朱庆澜与广东督军陈炳昆（桂系）不和，8月中，辞职离粤前，委任陈炯明为省长公署亲军司令，陈遂藉此名义收回省长警卫队二十营（实为年前讨袁结束后，改编的共和军旧部）。 　　 　　炯明把这二十营警卫队于1918年1月改编为『援闽护法粤军』，8月进驻漳州，炯明从此在闽南逗留两年零四个月，埋首经营『闽南护法区』，等待粤军回粤。 　　 　　时在广州的军政府为桂系所操纵，5月初时，广州非常国会取消孙中山之大元帅职，代以委员会制，设七政务总裁，孙中山愤然辞职赴沪，24日道经汕头时，曾到三河坝粤军前敌总司令部晤陈，商谈时局。 　　 　　当粤军誓师于广州东郊时，孙中山曾饯粤军将领于军政府，致词略谓： 　　 　　『军政府成立数月，毫无进展，经陈总司令竭力经营，使得有此军队，即以此军队，实行护法，再造共和，实所厚望』〔年谱1957，22〕。 　　 　　孙中山困处上海时，炯明在漳州每月汇大洋一千元，以下有五百元级，及三百元级者，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与居正，戴季陶等俱在内〔莫纪彭 1997，22〕。 　　 　　这时候，孙中山公开赞成联省自治（见本书『孙中山与联省自治』），所以1920年粤军胜利回粤，逐走桂系，陈炯明于 11月2日返抵广州，尽忘前嫌，即请孙中山回粤重组军政府，团结西南，为建立十二省联省政府的初步计划。 　　 　　12月8日，上海申报就有广州军政府各总裁拟采用美洲合众国的制度，定名为联省政府的报导。章炳麟也由上海致电陈炯明，主张军政府改名为联省政府〔申1920。12。12〕。 　　 　　(3). 分道扬镳 　　 　　 　　孙中山从离开上海到广州，于1921年5月5日就任非常大总统，前后有五个多月。在这一段时期内，他表面上一直申言赞成联省自治，所以他与陈炯明在这最重要的政见上，似已无异议。但是，孙陈不和，终必决裂的传说，早已极盛其时。 　　 　　2月中旬，上海《字林西报》驻北京的美籍记者乔柏（Rodney Gilbert）亲自南下访问。 　　 　　他有趣的对孙中山说：『我南下想采访些有关孙陈发生冲突的新闻资料，可是我失望了！』 　　 　　孙答说：『我很抱歉令你失望。我与陈炯明决裂的传说，不足置信。我不能否认我们之间有意见不同之处，但是我们能够避免「讲客气」的恶习，有事便尽量坦白的在会议席上争论。将来也许有不能解决的重要大事，以致用武，亦未可料。但是目前这些谣言，全是由北方制造出来的』。 　　 　　乔氏随后往访陈炯明，在晤谈中，陈对军政府未表示任何意见，而对于建设广东为「模范省」，以广东为推进「联省自治」运动之核心的计划，却畅怀的谈了一个小时，仍有余兴未尽之意。〔字林1921。2。16；2。17　附于美3809，1921。2。18，上海〕 　　 　　孙中山于（1921年）2月中旬便召集留在广州的国会议员，提出开非常会议，选举总统的建议。孙的理由是南方选出总统，组织正式政府，可得到列强承认，而分享关税剩余，向外发展。 　　 　　当然，他心里也知道把总裁合议制的军政府取消，代以总统独揽大权的「正式政府」，他的行动便可名正言顺的，不必再受到其他三总裁（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和陈炯明的衡制了。 　　 　　当时反对选举总统的人，除西南各省的领袖外，国民党要人如吴稚晖〔康白石1978，130〕，蒋介石〔李敖1987，172；康白石1978，28〕等亦都反对；粤军将领从军事上的观点，表示激烈反对（见『陈炯明与粤军』中『援桂之役』一段）。 　　 　　陈炯明的意见，则认为此举将破坏西南团结，孤立广东的地位，况且旧国会议员在粤者不过二百五六十人，远不足选举总统的法定人数。（依总统选举法，须有两院议员总数三分之二出席，即五百八十人，方能开总统选举会）〔李剑农1971，566〕。 　　 　　这样孙中山自己违法，又怎能口口声声喊「护法」，而指斥北方的徐世昌为「非法」总统呢？ 　　 　　北京方面知道孙中山要选举总统，必图谋向外发展。遂一面唆使桂省陆（荣廷），陈（炳昆），准备入侵广东，以先发制人。 　　 　　一面联络香港广州商人，以离间孙陈。3月27日，香港华籍高等立法议员刘铸伯到广州与陈炯明晤谈了三个小时。 　　 　　根据刘向香港总督的密报，当时北京秘密派遣两代表，向陈炯明表示愿意正式委任陈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之职，并允代付清所欠军队的薪饷。条件是陈必须与孙中山脱离关系〔英6649/44， 1921。3。30，香港〕。 　　 　　两个月后（5月17日），香港总督史塔士（R.E.Stubbs）在其致伦敦外交大臣的密电中说： 　　 　　立法议员刘铸伯企图在广州和香港筹款，组织「商人公会」，以资助陈炯明。唯一条件是陈必须答应和北京政府合作，与孙中山完全脱离关系。但是陈炯明对于此事，未作任何行动，结果令孙中山成功的选举了自己做总统。〔英6649/55，1921。5。17，香港〕 　　 　　留粤的旧国会参众两院议员，于4月7日召开紧急联合会议，即席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总统已选出的消息传出，舆论哗然，西南各省之议会，社团纷纷来电表示反对。 　　 　　孙中山本拟定于（4月）20日就职。粤军在粤各主要军官闻讯，以西南大局为重，于14日联名请求劝告孙暂缓就职，并邀请胡汉民，汪精卫二人代达各军官意见，又晋谒陈炯明，请劝孙不可遽行就职，声明若劝告不从，则决定一致驱逐国会〔华字1921。4。18〕。 　　 　　4月9日香港《华字》社论，认为孙中山选举总统一举，全是为对付陈炯明而发，其中一段说： 　　 　　则吾以为所谓总统选出后之粤局，必将与我粤人良心上之希望，绝对背驰。何以故，以所谓总统，固明明为广州总统也。质言之，所谓总统之目标在广州，所谓总统之战略在广州，其全副精神，实完全为对付陈炯明而发。。。 　　 　　彼（指孙中山）盖以为今日为彼党之劲敌者，不在北方之徐世昌，尤不在广西之陆荣廷，而在实迫处此，不主急进，而主缓进之陈炯明。 　　 　　非先去陈，即绝对无复发展之余地。然去陈固未易言也，一方面既难得军政府内部之一致，一方面又虑因此惹起舆论之攻击。 　　 　　惟挟所谓大总统的名义以临之，大权在握，独断独行，反对党魁事小，违抗元首则事大。在陈固不能不俯首听命。 　　 　　陈炯明为顾全大局，委曲求全，制止粤军将领妄动，如港督所说，『结果孙中山成功的选举了自己做总统』，也不幸正如上述社论所预测的，结果陈炯明被迫弄到「违抗元首则事大」的帽子压在头上。 　　 　　但是，正如粤军将领所惧怕的，北方资助的广西军队于6月中旬发动入侵广东〔美3918，1921。5。20，广州〕。 　　 　　炯明于6月20日亲自督师援桂，四个月后，才胜利班师回粤。 　　 　　8月中旬，粤军进驻南宁，孙中山即先后遣派汪精卫，胡汉民，居正，邹鲁等前往南宁，劝使陈炯明率师北伐，不果。 　　 　　10月15日，孙乘兵舰离广州赴梧州，决计由桂林取道湖南，进兵北伐。25日，孙由梧州乘舰抵南宁，与陈炯明会商。 　　 　　会商结果，炯明答应调遣黄大伟所部三千人随孙北伐。根据李剑农的叙述，孙在南宁时，曾对陈说： 　　 　　『吾北伐而胜，固势不能回两广；北伐而败，且尤无颜再回两广；两广请兄主持，但毋阻吾北伐，并请切实接济饷械』。〔李剑农1971，569〕 　　 　　其实，孙中山不但知道陈炯明不赞成北伐，而且也知道广东省库空缺，实无法对北伐能「切实接济饷械」的。援桂之役，粤库已共支去八百余万元。在援桂之前的三月里，香港华籍立法议员刘铸伯访问广州后，向香港总督史塔士（R.E. Stubbs）报告，说广东每年税收总共一千六百万元；但每年支出需要三千二百万元。所以入不敷出是百分之一百！〔英6649/44，1921。3。 30，香港〕 　　 　　至于『毋阻吾北伐』一语，陈炯明于11月下旬，就很坦白的告诉广州的美，日两总领事，说他极不赞成孙中山之北伐，但将不阻孙之行动，他也不助孙〔美4167，1921。11。21，广州〕。 　　 　　孙中山的北伐军在桂林滞留六个多月，入湘不成功，遂决计「改道攻赣」，把全部北伐军回师广东，再由粤北进攻江西。 　　 　　据他后来向国民党同志的报告，入湘不成功的原因，全由于陈炯明的阻碍，报告书上说： 　　 　　其一，文自桂林出师，必经湖南，而陈炯明诱惑湖南当局，多方阻碍，使不得前，其函电均为文所得； 　　 　　其二，诸军出发以来，以十三旅之中，而行军费及军械子弹，从未接济，滇黔诸军，受中央直辖者，并火食亦靳而不与，屡次电促，曾不一诺；综此二者，一为阻我前进，一为绝我归路。〔李剑农1971，569〕 　　 　　孙中山这种说法，显然是借口用来回师广东，好对付陈炯明。 　　 　　入湘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湖南严守中立，不许孙军过境。但是湖南当局的「阻碍」孙军前进，实在用不着陈炯明去「诱惑」的。 　　 　　而且，当时炯明正在广州埋首建设，施行「地方自治」的工作，乐得孙中山远征北伐，「阻碍」孙入湘，对广东没有好处。 　　 　　其实，当时湖南人民，反对北伐军入境，比湖南当局尤切。 　　 　　如李烈钧所说的，「湘省久经兵燹，元气已颓」〔华字1922。6。28〕，人民苦不堪言，当时吴佩孚的北军尚驻在岳州，北伐军一北进，北军将乘势南下，湖南复变为战场。 　　 　　所以北伐军进入湘桂边境，当地人民就拒绝接纳孙中山从广州带去的军用票，和二角银毫。 　　 　　而且，正在此时（1922年3月）李烈钧所辖的一万七千滇黔军，几乎全部随着唐继尧返云南（驱逐顾品珍），李手下的北伐军，只剩下二千多人〔美4393，1922。4。 24，广州〕。 　　 　　孙中山因此失掉了一万多人，也迫不得不改变入湘的计划，再作他图。 　　 　　孙中山突然回粤的消息，实出陈意料之外，也对广东人的「太平盛世」像打来一个雷霹。 　　 　　据英国总领事的情报，孙到梧州后，给陈「最后通牒」，要陈参加北伐，以及提供五百万元经费，如果办不到，陈必须离职。 　　 　　极力鼓动此事者是孙的心腹胡汉民。胡汉民指责陈与吴佩孚和卢永祥勾结，以反对孙和孙的新盟友张作霖。 　　 　　英国总领事又指出，当「最后通牒」到达时，由政府官员组成的代表团赴梧州与孙磋商，获得「暂时协议」（Modus vivendi）（据香港报纸的报导，这些「政府官员」该是省府政务厅长古应芬，总统府财政次长廖仲恺，及外交次长伍朝枢〔华字1922。4。15〕）。 　　 　　「协议」中指定陈须参加北伐，而广东省库交孙控制。这代表团回到广州后，孙即于4月19日率军赴肇庆，21日下令免陈本兼各职，任命伍廷芳为代理省长，魏邦平为广州卫戌司令。 　　 　　（4月22日）晨二时，陈即乘车赴石龙，当日中午一万军队随往。英国总领事觉得陈突然退让出走，出其意料之外，因二十四小时前，陈仍十分坚定，但与幕僚商议后，也许感到无法阻止孙之进入广州。〔英7997/189，1922。4。22，广州〕 　　 　　4月21日，廖仲恺，伍朝枢等认为尚有转圜的希望，力劝陈炯明往肇庆，亲向孙中山解释猜疑。 　　 　　陈已答应，临行，忽接部下密报，谓肇庆舰上，伏有刺客，企图谋害。 　　 　　陈知已无协商余地，虽尚有军队一万人，但不愿「同室操戈，糜烂桑梓」，遂于即晚（22日晨二时）赴石龙，转往惠州。〔年谱1957，29；美4393，1922。4。24，广州；美4576， 1922。6。22，广州〕 　　 　　港粤舆论，纷纷为陈抱不平。例如，吧城华侨李怀庆等于6月1日给孙中山一封公开信，请求孙退让，由陈炯明回广州，维持粤省治安，再图救国大计，言极中肯： 　　 　　自粤军返粤，以至援桂成功，不知掷几许壮士头胪，耗费吾民几多膏血，方造成此西南局面。乃不意先生误信宵小之言，为一般卑鄙龌龊，无聊无赖之政客，攘夺位置权利。 　　 　　始则阻唐联帅回滇，继则抛弃桂省，率军回粤，驱陈省长下野，先生之任性妄为，真令人梦想不到者矣。 　　 　　唐为滇黔主要，陈为两粤中坚，西南之柱石，先生之股肱也。 　　 　　先生侈谈北伐，乃自斩其手足，虽匹夫匹妇之愚，未有如先生之甚.....先生自忖以广东半省之兵，能否敌曹吴数省之众，不观奉张之入关乎？ 　　 　　其始吴氏处处佯败，节节退却，诱张氏深入重地，而后四面包围，十万奉军，竟一败而不可复振。 　　 　　先生扎大营于韶关，前锋已攻入赣境，恐曹吴之战略，又将以待奉张者待先生也。先生虽不为自力惜，当为吾粤健儿惜也。 　　 　　总之，西南大好局面，经先生拒唐逐陈，不可挽救矣。吾爱先生，正为先生计，宜速电退职，请回陈省长，维持粤省治安，徐图救国大计，则先生仍不失为识时之俊杰，爱国之伟人，四万万民众当为先生曲谅也。〔华字1922。6。16〕 　　 　　（1922年）5月中，孙中山改变以前强硬的态度，给陈炯明的电信中，多用恳挚之词，并派遣汪精卫，居正，程潜等多人到惠州劝驾，请出山北伐，陈均婉拒之。 　　 　　〔群报1922。5。24；转载于汕尾人物1994，5：466〕在覆孙之一电文中，陈曾感慨的说： 　　 　　『乃知所谓革命之结果如此，重累吾民矣。今奉孙公爱我，俾遂初服，慰奉何极』〔华字1922。5。4〕。陈对居正解释他当时对北伐的态度： 　　 　　我（竞存）的意见，重要只有两层： 　　 　　第一，我（竞存）对于北伐，始终主张积极进行，惟方法上与总统〔指孙中山〕稍有出入。 　　 　　我（竞存）以为用兵与政治当并重，故主张于未来局面政治上重要条件，当先与北方之可以言而有力者先为协定，然后用兵，否则贸然用兵，而无具体的目的，纵然军事胜利，而在政治上终无结果。 　　 　　我（竞存）意即在对于一定之目的用兵，并且以政治的方法促进用兵，决非舍用兵而单讲政治也。而外间不察，乃谓我（竞存）反对北伐，殊属误会。 　　 　　第二，我（竞存）以为粤军总司令部不可撤废.....〔上海《民国日报》1922。5。11；转载陈炯明集1998，下：861〕 　　 　　可注意的是炯明认为孙中山在1924年改组国民党前的北伐，是没有『政治目的』，仅为个人或一党一派争权夺利的武装行动。 　　 　　换句话说，以孙中山来代替黎元洪或曹锟为大总统，对陈炯明来说，不是政治『目的』，以联邦制来代替中央集权，那才是炯明最终的政治目的。 　　 　　(4). 救孙一命的后果 　　 　　陈炯明在六一六事件前后，一直对孙节节退让，不许部下妄动，本书已有叙述（参考“陈炯明与六一六事件”）。 　　 　　救孙一命，日后反被诬指为蓄意谋杀，这是什么缘故呢？ 　　 　　1922 年8月孙中山回抵上海，发表『护法总统宣言』，说陈炯明于6月15日出驻石龙，嗾使粤军第二师至夜发难放火，而烧政府，『欲陷予于绝地』，又说粤军军队抢劫省城及各地，而蹂躏人民之生命财产。 　　 　　复引咎自责，谓使人民蒙此惨祸，实由于用人之误。〔顺天1922。8。17〕〕 　　 　　上海《中华新报》对孙当时的态度，曾作一段分析： 　　 　　孙氏左右有二种潮流，一为孙洪伊之联直主义，其理由谓目下孙氏之敌，宁在西南，即唐继尧，赵恒惕，熊克武等，皆可认为反对党，如陈炯明尤为最新之仇敌。故拟乘曹锟，吴佩孚向孙表示好意之际，与之握手，另开一新局面......至反对『联省自治』一点，孙中山与吴佩孚之思想，颇为一致..... 　　 　　其二则为张继等之革命派论，谓必须推倒北洋直系，解放长江一带之人民，故西南诸省纵属可憎，而陈炯明以外，必不可目为敌人.....故于『联省自治』，非谓全然反对也。 　　 　　惟其困难之点，陈炯明亦标榜『联省自治』，陈为彼等不可不去之人物故也。〔转载顺天　1922。8。17〕 　　 　　这段分析，极为准确。孙中山在其宣言中，就把六一六事件，全归咎于陈炯明个人身上，而对『联省自治』则认为是军阀盘踞式的自治，表示反对。这样，把『叛孙，叛党，叛国』的帽子压在陈炯明的头上，连带的把陈所标榜的『联省自治』也压制下去了！ 　　 　　(5). 结语 　　 　　孙陈间恩怨的根源，不在个人感情上的关系，而是在政见上的异同。 　　 　　他们不是冒险犯难，出入生死的革命同志，实在说不出什么私人间的恩怨。 　　 　　从孙中山的观点，正如李剑农所说的，『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员，能受他们的党魁列宁的指挥，中国国民党却不能由中山指挥如意，并且生出陈炯明这种叛徒来』。 　　 　　从陈炯明的观点，正如他覆吴稚晖信中说： 　　 　　『我的毛病虽可跟人走路，但不能闭起眼睛而瞑索以行。若灼知所行之非路，必明以相告。告而不听，让其试验，不加反对可也。勉从其强拉同入迷路，每每不肯迁就，以此之故，适与孙先生自信为识途，强拉人瞑行，而又不容人献替者，恰恰相反』〔年谱1957，47〕。 　　 　　孙陈决裂后，炯明退居粤东两年多，一直抱着消极态度，不跟孙走路，让其试验，不加反对，也不宣扬他为什么与孙决裂的理由，连章炳麟也引起误会，章于1922年8 月27日给熊克武信里说： 　　 　　『竞存既已通吴（佩孚），中山亦受曹（锟）氏运动』〔章年谱　1979，649〕。　到了1924年底，港报对孙陈的复合与陈的态度，就有下面评语： 　　 　　孙陈调和.....但彻底观察，要有数疑点: 　　 　　(1) 陈孙政见上，性质上到底未必能合作。 　　 　　(2)孙文之党治主义，能否适合于今日之中国。 　　 　　(3)孙文及其党徒，是否确能救国。 　　 　　(4)孙文在粤自称非常总统，自称海陆军大元帅，及其残民以逞，是否可逃国法及公论之制裁。故吾以为竞存有志救国，自当异军特起，堂堂正正，以最鲜明之旗帜，与孙氏对抗，不当以暧昧态度，致惹引起天下之疑虑。〔华字　1924。11。6，7，8〕 　　 　　孙陈恩怨的后果，梁冰弦曾感叹的说： 　　 　　『识者都认定孙陈和则两利，分则两伤，后此偏偏大分特分，这也许是中国的运气使然！』 　　 　　10.老实和尚许世友上将并不老实 --金书龙 2005-7-20 13:32:30[点:426] (1139字) 　　 　　老实和尚许世友上将并不老实 　　 　　金书龙 　　 　　关于许上将的传说早已是散布的纷纷扬扬了，现在提起许上将大多数人都在心里把他和程咬金，牛皋一类的古来福将划个等号，在人们印象里许上将就是憨直可爱的，文化不高，而又忠心耿耿的农民将军。 　　 　　许世友最有名的传说是在抗大时要组织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回乡打游击，结果没走成反被捆成了粽子般押赴了刑场。 　　 　　主席喊了声刀下留人，老许嚷着要带枪见主席面谈，主席演了出捉放曹，许上将跟着演了出负荆请罪，于是许上将一跃从张国焘的残渣余孽升为了主席的忠诚干将。 这出戏好就好在讲的十分生动，许老先是宁死不屈，然后在主席劝导下感激涕零，一头跪倒，三呼万岁。 　　 　　写这个故事的人既突出了主席的开阔胸襟，也成就了许上将正直的美德，文章一出当然是皆大欢喜。反正错误都是张国焘的。 　　 　　主席是关心四方面军的，而西方面军的将士全是受了蒙骗的，简单有力，令人信服。 　　 　　可许上将有回喝多了，有手下就问您当年真带枪上子弹去见主席了？许上将一摇头，一本正经的说:“俺有多大胆阿，敢带枪去见主席。”酒后吐真言， 这事显然是演义而当不得真了。 　　 　　要说许上将真正变聪名了还是学了学谢富治，最后把一手提拔自己的张国焘狠狠揣了几脚，这才过关成了主席山头上的人。 　　 　　再有现在宣传许世友和他的政委张春桥不和，动不动就对张春桥冷嘲热讽，拍桌子瞪眼。其实这许老智商还真么这么低，不喜欢四人帮是有的，要说反四人帮，主席在的时候他不敢，主席死了也没见他动静。 　　 　　倒是小平同志上台后，世友同志还是热捧了一下的。世友同志当时看好的是英明的华主席，在政治局会上先是放声歌颂，可当看到总设计师小平同志渐渐东风压倒西风的时候，世友同志可是对英明领袖没说过半句支持的话。 　　 　　看来许上将还是很知道进退的。 　　 　　现在还有人把许世友说成是反林彪的，还说林彪比较怕许世友。 　　 　　其实许世友有个女儿当年是恋上了林立果的，可林立果还真没看上老许的女儿。老许知道后还很是暴跳如雷了一翻的，恨的是没攀上这门亲。 　　 　　林彪怕不怕许和尚我是无从得知。不过林立果可能还是比较怕被许和尚抓去成亲倒是真的。 　　 　　许上将当年能毅然决然换庄到主席这边，我想对未来的林主席大约也不会是无的放矢的。如此看来说许上将不通事故实在是不通。 　　 　　许上将曾经逢人就说自己是练过功夫的，半隐半现的带出过自己功夫之高能挂到高墙不落下来，虽然严重违反了物理定律，可也没听许上将以后出来更正过一下。 　　 　　当然战场上是不能吹牛的，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许和尚指挥上就露了原形，在许上将的传统教条传插战术思想指挥下部队死伤惨重，虽然最后惨胜，可也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技术含量十分的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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