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徐帅及其红四方面军的几个问题 --历史有假设吗？没有！ 2005-7-13 10:45:47[点:427] (2356字) 　　 　　关于徐帅及其红四方面军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南下徐帅各打五十大板，其实更多的是对中央的不满。 　　我比较赞同。 　　 　　但我还想说说我的看法，徐对中央的不满，其实早已从鄂豫皖根据地时期已经开始了。不过，此时和彼时的不满，只是所针对的问题不同而已。 　　 　　“那时我们就觉得，这种频繁的干部委派制度有问题”这是徐当时已经认识到的。是不是只有这句话，便可以证明徐对中央不满呢？不是的。 　　 　　徐以新刚到鄂豫皖时，也有这么一段回忆“经陈昌浩介绍，认识了总指挥徐向前，并向他就中央的情况，作了汇报，徐向前自始至终听着，一言不发。 　　 　　汇报完了，徐只是说，欢迎你来这里工作。再也没有说什么了。”徐除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外，他这个人的内心世界，是不轻易的向外表露的，也不是我们轻易能理解了的。 　　 　　只能由我们过来人和后来者，去体会，去认识，去思考。 　　 　　二、关于南下，《历史的回顾》里，徐帅说他犯了终身抱愧的错误。那是他个人的看法和认识，到目前为止，史学家，也还包括我们这些太过普通的军迷，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对他有过重甚至是比较轻微的指责或批判（延安和文革时期除外）。 　　 　　因为他这个行为，从组织上，从感情上，都做的恰到好处。徐的直接上级是谁，又是什么人物，他当然很清楚。张国焘是总政委，他是代表中央的，上面还有总司令朱德。 　　 　　党的组织原则，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这三者是互为关系，密不可分的。但下级服从上级，是基础，是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和基础，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从感情上，也正如他说，这支队伍从300来人，发展到8万多人的队伍，不容易，是我亲眼看着长大的，付出了不少心血。这句话从许继慎、曾中声口里讲不出，从张国焘、陈昌浩口里更讲不出。 　　 　　只有他最合适和最有资格这么讲，可以这样说，他对红四方面军这个整体（而不是某个人）的感情是十分深厚的。 　　 　　除了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外，促使他最终随军南下了。我想，从他个人角度讲，从纯军事角度讲，这和他战略眼光认识的某种欠缺或认识问题的严重性不足有关。 　　 　　对于南下和北上之争，他是一直主张北上的。并给张国焘作过分析。南打有南打的困难，北打有北打的困难。 　　 　　南下虽然能解决暂时的粮食问题。但要翻雪山，主要还有南下回旋余地小，最终还的北上。徐对张国焘所说的这段话，意思已经很清楚了。 　　 　　但徐在认识军事南下的后果的严重性时，笔者认为，他的估计和认识还是有些不足。这也是他和雄才大略的毛有差距的地方。 　　 　　毛曰：南下是绝路！。我想，那时的徐向前，他的内心世界是不是这样想呢： 　　 　　“问题没有你认识的那么严重吧”我想，当时中央红军比较糟糕的状态，又因徐毛接触时间比较短，徐对毛也不太熟悉。 　　 　　以徐这样身份的人，去真正认识和佩服一个人，还是要一段时间的。再有，正如第一个问题所说，他对中央也是有看法或是不满的。 　　 　　结果，南下后，不仅战略上是错误的，上天都与红四方面军和张国焘作对，遇上了百年不遇的寒冬。吃了不少苦头以后，才再次北上。 　　 　　当然，南下北上之争，不仅仅是简单的战略分歧之争，同时也是激烈的党内政治斗争的结果。 　　 　　 　　三、寒江雪说南下另立非法中央，是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必然要付出的代价，这句话是很不妥的。 　　 　　上层的斗争，导致红四方面军南下，受苦受难最深的，还是红四方面军中，那些普通士兵和将军。他们不能认识，可能也根本认识不到，也不熟悉，更不可能真正了解上层党内斗争的残酷性和复杂性。 　　 　　那时跟着张跑，也是跟着党走。南下另立中央，别说普通士兵不曾想到，就是陈昌浩和徐向前听了，也发呆也发愣。 　　 　　至于说，是不是伪中央，当时共产国际裁决的时候，也没有这样讲。伪中央和非法中央，是我们后来认识和定性的。 　　 　　三过草地的红四方面军，他们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到达延安后又受到太多的屈辱。 　　 　　想想那些红四方面军将领和高级将领，站在抗大讲台上被洗脑，被殴打。相当长的时间内，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西路军则更不别说。就是留在河东的两个军，也非常的被动。 　　 　　看看《王宏坤的回忆录》，了解了解韩先楚的回忆，我们会窥斑见豹。才能领会这些人为什么要出走。 　　 　　西路军一直往西打，发展了；西路军一直往东打，凯旋了。别说林彪和罗瑞卿这些个小儿科，不敢对红四方面军的人怎么样，就是毛也要伤很多脑筋。 　　 　　历史有假设吗？没有！ 　　 　　四、西路军结局，有些网友说，所以造成这样的结果，是由于时局的牵动即西安事变的影响。 　　 　　这样说的目的，无非时解释毛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我认为这样的解释比较牵强。 　　 　　要知道，那时的西路军是当时红军中最强大的军队，是红军重要组成部分。 　　 　　有必要为那个还不甚明朗的时局，付出那么大的牺牲吗？况且既便要这样做，电报里也应该有所表明，而不是那样的生硬，甚至加压力扣帽子。 　　 　　说了这么多，还时要回到，网友xupeiqin的这个主题上来。南下的错误是严重的，但红四方面军这支重要力量的行动，牵制了大量的白军力量，客观上起了支持和掩护中央军和其它部队的作用。 　　 　　徐帅和广大的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为中国革命付出的热血、辛劳和汗水泪水，是谁也抹煞不了的。 　　 　　中央军的北上能如此的或者说相对的轻松到达陕北。与南下的红四方面军有关。 　　 　　一部红四方面军的西征转战史； 　　 　　一部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史，是一部苦难的历史，是一部不断同白军打大仗和恶战的历史； 　　 　　一部不断给予敌人予以重大杀伤的历史。 　　 　　一部史诗般的历史。他们的作用和功绩，是同时期其它任何部队所无法比拟的。 　　 　　结论，收获的时节，他们授衔和排位之低，当然也是不公平和不能接受的。 　　 　　2.西路军历史何以尘封半个世纪？ --阅尽春色 2005-7-13 11:05:05[点:422] (3050字) 　　 　　从新本《中国共产党历史》看红军西路军历史真相 　　 　　陈铁健 　　 　　陈云、李先念及新本《中国共产党历史》对西路军的评价 　　 　　○陈云：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引自《陈云年谱》（下），第282页 　　 　　○李先念：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引自 　　 　　《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 　　 　　○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英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军的广大干部、战士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持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干部、战士所表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的。 　　——引自新本《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511—512页 　　 　　绵延两千里的河西走廊里，湮埋着六十多年前一段惨烈悲壮的西路军历史。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事件参与者陈云、李先念等同志的直接干预，并得到邓小平同志的坚定支持，使得对这段历史研究的环境逐渐改善。 　　 　　近年来，随着众多亲历者的关注，不少学者的深入研究，以及大量史料的发掘，特别是新近出版的《陈云年谱》和新本《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该书对西路军的评价，见本版右上角的黑体字《陈云、李先念及新本＜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西路军的评价》——编者），使这段长期成为“禁区”的西路军历史真相逐渐呈现于人们面前。 　　 　　西路军历史何以尘封半个世纪？ 　　 　　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其一，它是由于战略指导错误酿成的备受屈辱的历史。西路军二万一千八百人在河西走廊几乎全军覆灭。其中战死者七千多人，被俘九千多人。被俘后惨遭杀害者五千六百多人，回到家乡者二千多人，经营救回到延安者四千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二千多人。 　　 　　其二，它长期被当作张国焘路线遭受鞭挞。西路军幸存者大多命运坎坷，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特别是在“文革”中，许多西路军人员在备受摧残之后，死于非命。 　　 　　例如，1967年61岁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陈昌浩被迫害致死，罪名竟是“张国焘忠实走狗”。 　　 　　如何认识西路军历史的真相？ 　　 　　从1935年一、四方面军第一次会师，到1936年第二次会师，一年多的时间里，中g中央的既定战略方针是指挥红军北上，打通与苏联的联系，获取军事物资援助，解决战略依托问题。 　　 　　1935年11月，斯大林关于不反对中g红军主力从外蒙古或新疆靠近苏联的意见，由从莫斯科归国的张浩传达给陕北中g中央。 　　 　　1936年2月14日，张浩、张闻天将此意电告转战在川陕的朱德、张国焘。至此中个党内军内对此皆无异议。 　　 　　6月张国焘取消另立中央，同意北上，是其分裂主义破产的标志。故而毛泽东说，陕北方面与张国焘之间已无政治上战略上的分歧，双方应以协作团结为目标。 　　 　　此后，双方虽在具体军事部署上有些歧意，但已不属于路线之争。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组成的中革军委主席团，其成员包括毛泽东、彭德怀、朱德、张国焘等人。 　　 　　朱德、张国焘以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依照中央和军委决定，对全军作战进行组织指挥。 　　 　　对于这段历史，新本《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指出：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时候，中g中央和中革军委把宁夏战役作为政治上、军事上打开新局面的决定的一环，抓紧进行部署。 　　 　　1936年10月11日发布的《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全军争取用一个月时间进行休整，并做好渡过黄河等各种准备，然后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夺取宁夏。 　　 　　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于10月25日渡过黄河；随后，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和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为了加强对各部红军的统一指挥，中革军委于10月28日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为参谋长，准备组织海（原）打（拉池）战役，重点打击胡宗南部。 　　 　　后因敌强我弱，指挥判断失误等种种原因，致使战役计划未能落实。 　　 　　胡宗南部于10月底至11月打通增援宁夏的道路，隔断了河东红军主力和河 　　西部队的联系。这样，红军夺取宁夏的计划被迫中止执行。 　　 　　西渡黄河的红军2．18万人迅速击破敌人阻击，占领了一条山的大部村寨和五佛寺一线。10月30日，中革军委指示河西部队暂时控制一条山、五佛寺地区休息待机，准备在击破南线敌人后继续北取宁夏。 　　 　　11月初，红四方面军指挥部认为该地人烟稀少，粮缺水咸，加上连日激战，大部队不便久停，便致电红军总部及中革军委请示河西部队的行动方针，并建议“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我方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 　　 　　11月3日，中革军委电令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 　　 　　11月5日，朱德、张国焘致电河西部队，指令其以消灭马步芳部为主要任务，“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地（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 　　 　　河西部队于11月6日向中革军委提出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7日又向中革军委建议组织党的西北前敌委员会和 　　军委西北分会。 　　 　　11月8日，毛泽东、周恩来电示：“徐、陈向凉州进，作战时集中兵力打敌一旅，各个击破之。” 　　 　　11月9日，徐向前、陈昌浩率河西部队开始西进。 　　 　　11月11日，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令河西部队称西路 　　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 　　 　　对于深入河西走廊的红军西路军，蒋介石指使马步芳、马步青等部进行围追“兜剿”。西路军广大干部、战士坚决执行中央命令，不怕牺牲，浴血奋战，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和友军的行动，配合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路军由于无根据地作依托，又无兵员、物资的补充，孤军作战，虽然毙伤俘敌约2．5万余人，但在敌众我寡的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最终失败。 　　 　　1937年3月14日，在国民党军队围困中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报告，其余的部队分成三个支队，在由李卓然、李先念等组成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转入祁连山区打游击。 　　 　　中央和中革军委除在西路军西进过程中给以指示外，当西路军处于困境时，还通过政治谈判等，力图争取马步芳、马步青停止对西路军的攻击和追击。 　　 　　1937年2月下旬，组成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的援西军前往增援。 　　 　　援西军在3月5日开进，第5天即停止于镇原、平凉地区。同日，毛泽东电告周恩来：军事援助停止，“全力用政治方法解决”。 　　 　　西路军不知援西军停进，继续与敌军血战。西路军失败后，中央利用统战关系，全力营救被俘人员和收容失散人员，使数千名西路军干部、战士先后回到陕甘宁地区。李先念率领的西路军左支队，历尽艰险，于1937年4月底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 　　 　　这时部队还有400余人，得到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接应，进入新疆。 　　 　　他们在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分批返回延安。 　　 　　3.如何认识西路军的历史教训？ --阅尽春色 2005-7-13 11:07:45[点:424] (631字) 　　 　　如何认识西路军的历史教训？ 　　 　　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教训，徐向前、李先念都有精辟分析。概括言之，第一，缺乏战略性的久远安排。西路军孤军外线作战，自始至终任务多变，时进时退，欲进又止，旷日持久，迟疑徘徊，卒陷绝境。 　　 　　徐向前指出，西路军应该配合河东主力红军行动，问题在于如何配合？他说，假如西路军渡河后照直往西打，取得苏援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东指，结果远非如此。指导思想和方法不同，结局会大不一样。 　　 　　徐向前当时就是这种意见，但未被采纳。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的陈昌浩为此曾经准备召开会议，对徐向前的“右倾”“开展斗争”。因遭到曾传六、李先念委员的反对而作罢。 　　 　　第二，西路军受制于任务、地形、作战形式和骑兵为主的作战对象，毫无主动权。第三，缺乏战场上的机断专行。徐向前指出，一方面上级统得过死，未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由权。 　　 　　有些指令（如两次建立根据地的指令）根本行不通却硬要下面贯彻。尤其是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部署，既不向西路军通报又要求西路军配合，令人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 　　 　　援西军迟迟不能组建；其停止也未及时向西路军通报。 　　 　　另一方面，陈昌浩曾追随张国焘南下，此次真诚执行中央路线，但对上级指示盲目服从，不敢根据实际情况临机处置，患得患失，当断不断，并且压制正确意见。 　　 　　徐向前则自云：虽向上级和陈昌浩提过不同意见，但受到指责后便缩手缩脚，无意坚持了。两位战场最高将领的心态如此，岂能不影响作战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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