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脊梁旧讨论复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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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视剧《长征》不公平，好像是一方面军的长征，四方面军成了反面！其实四方面军的长征更为壮观！ --老乡 2005-7-9 15:20:04[点:451] (1字)
2.西路军 --陈昌浩 2005-7-10 11:51:15[点:436] (90字) 西路军的损失是毛、周等一手造成的，一是将四方面军视为异已，借刀杀人； 二是为保全河东主力，作为战略上的一枚棋子。 黑锅由陈昌浩等人来背，真冤！ 3. 张国焘的“经典名言” --延安 2005-7-10 11:54:49[点:440] (314字) “我回忆以往，觉得我过去不赞成这个政策或那个政策，反对这个措施或那个措施，为这件事或那件事奔忙，都不免是枝枝节节之事。 我讨厌斗争和权力那些东西。觉得只是一些可笑的玩意儿。 我觉得世界上什么事总有它黑暗的一面，政治就包含着罪恶，革命也不一定就圣洁。 至于那些为了某种政治需要。不惜抛弃道义的行为，更是可鄙。 我当时还没有决定脱离我自己所造成的圈子，但已经体会到这黑暗面的威胁，使我意识到共产主义的基本缺陷太大，这极端反动的专制独裁会毁灭一切理想。” 摘自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 这是理念的变化，是信仰的变化。这样的人，不要说党性原则，连最起码的人格都不具备。 4.看看张国焘同日给西路军徐向前和陈昌浩发出的电报，就知道西路军不败也没道理。 --西路军 2005-7-10 11:56:45[点:438] (277字) 看看张国焘同日给西路军徐向前和陈昌浩发出的电报，就知道西路军不败也没道理。 该电报原文如下： 甲、希望你们能够依照中央三月二日指示发展自我批评从克服错误中求得胜利。 乙、你们上次谈到你们所受的损失和失败应由军委负，责那是错误的。 丙谈和平不可靠红军主力应当西移这是对于统一战线的成就有不正确的估计。 丁、要求军委把红四方面军之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归还建制的观点也是错误的。 戊、希望你们坚决拥护中央，在中央领导之下团结的象一个人一样。克服困难，战胜敌人。不要从自己手里失去了党和红军的光荣呀！ 5.说说前面那个“红四军”的帖子 --随便说两句 2005-7-10 12:01:48[点:436] (1153字) 首先是西路军。当然，吃了败仗，徐的责任是没法推脱的。 我也承认他只身回延安似乎不好，不过这样还是比被人全部包饺子好。 老毛都说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再一个责任就是没有自主决断。 但是整个的失败责任，恐怕他，或者加上陈昌浩都不是最主要责任人，本来部队任务飘忽不定也是正常的，因为战场形势就是变化莫测的，但是，再怎么变，总得是为了胜利吧，可是这里，在河西走廊，西路军顶多是个用来保帅的卒子，用全部红军一半的力量，是不是值得？ 中间的指挥过程也很微妙，老毛不会不懂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道理，他指挥嫡系的时候决不会用什么政治错误认识这种话来影响军事决策。 如果陈徐没有听中央的，他们或许可以杀出一条血路，但是以后还是会消亡掉的。 因为这支枪成了不听“党”指挥的了。 可以说这个结局是1，4方面军之争的必然结果。 这种悲剧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见怪不怪了。 再一个百仗崖之战。 当然这不是个胜仗，但是也决不是所说的败仗。 结果是势均力敌，无功而反罢了。 这种事情在战争中再常见不过。况且当时川军也不是所认为的乌合之众。 刘湘跟老蒋都亲自去了成都，川军后援不断。红军没有根据地，一旦打成相持局面就没有希望了。再说了，即使百丈之战顺利了，最后那个拿下成都吃大米的计划也不可能。这个根本就是战略决定了的。 第三个就是所谓在山东乏善可陈。 徐在山东仅呆了一年，看《历史的回顾》里面也多是描述政策和故事，很难看出什么政绩上的评价，最后也只是提到山东纵队人数翻了几翻。 不过根据我看到的其他资料的评价，对徐还是相当高的。因为时间比较短，要成就象模象样的事业也难，但是成就还是比较突出的。人数发展是一个吧，其实相比来看倒不见得是最突出的，质量提高这个很难量化。 我只想说的是，看看后来四野有多少是原山东纵队的就知道了。完全可以跟原115师的人马匹敌，而且质量也不弱。这个基础可以说就是徐打的。 政权建设，培养骨干这是大发展的基础，徐是有一套思想的，他在山东的一套跟在红军时期其实差不多。 我的看法是，徐在山东，成绩还是明显的，但是也不是巨大，毕竟只有一年。原因，我看还是跟中央对他有点戒心有关系。 总体说来，据我所读一些资料得到的感受就是，徐善于带兵，即把弱旅变成精兵。作战勇敢，战斗作风跟彭德怀比较象（个人性格也有点象，徐从来都跟毛时期的中央核心保持了一定距离，却不像彭那样出头，这大概也就是其政治能力比较弱的一个原因），比较敢碰硬肯硬骨头，但是战术方面相对粗糙一点。 只是后期舞台有限，赢了阎老西还是有很多人不买帐。只是，一旦把他的机会跟成绩相比，就知道水平如何了。 6.徐向前的三句名言 --红卫兵 2005-7-10 12:03:07[点:441] (253字) 一、“天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这句话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句经典话语 二、“军事上的努力，挽救不了政治错误带来的损失，这血的教训是深刻的。” 这句话是红四方面军南下后，经过“天芦、名雅、邛崃”战役失利的总结性话语。 会议后不久红四方面军即重新北上过草地。 三、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乱了军队，还要不要支柱！还要不要国家！ 这句话是“文革”时期，代表正义的经典名言。 这个搞政治不行的人，说出来的话，比一些职业政治家的水平都高。 7.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 --美帝苏修 2005-7-10 12:12:12[点:435] (8601字) 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 徐向前 作风就是战斗力。一个革命政党，要有好的党风，才能团结群众，实现自己的纲领、路线。同样地，一支革命军队，也必须有好的战斗作风，才能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是在党的领导下从长期战争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战斗作风好，打仗过得硬，是这支部队的特点和优点之一，也是它能压倒一切敌人和困难而不被敌人和困难所屈服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想把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概括为五个字：很、硬、快、猛、活。 首先是很。 这个“很”字，是首要的、根本性的东西，贯穿于红四方面军的全部战斗活动中，不论打小仗或大仗，游击战或运动战，进攻或防御，正面突击或迂回包围，分散袭敌、扰敌或集中主力歼敌，内线转战或外线出击，一言以蔽之，部队从上到下，自始至终都有一股很劲：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不消灭敌人，决不罢休。 那时，部队作战一不为钱，二不为官，一心一意消灭敌人。指战员不是怕打仗而是盼打仗，巴不得天天有仗打，天天捉俘虏、缴获武器弹药。如果一两个月不和敌人交锋，下面急得像开锅似的，意见一大堆，领导上要做许多思想工作。相反，战斗任务一下达，几乎用不着费唇舌，下面就忙活起来，人人生龙活虎，个个摩拳擦掌，把枪支、子弹、草鞋、干粮袋弄的好好的，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谁都知道战争不是儿戏，而是敌我双方的生死搏斗。打仗，不仅要吃大苦，耐大劳，而且要流血，要死人。战役战斗的准备和进展过程中，连续行军和连续作战，顶酷暑，冒严寒，喝不上水，吃不上饭，几天几夜睡不上觉，是家常便饭。每个战役战斗的胜利，我们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伤亡。 然而，部队硬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了彻底消灭敌人，解放受苦受难的工农大众，什么饥寒呀，苦累呀，危险呀，伤病呀，流血牺牲呀，通通不在话下。“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不消灭敌人，不是英勇的红四方面军！”是广大指战员的响亮的战斗口号。只要枪声一响，指挥员把驳壳枪一举，喊声：“同志们，跟我来！”战士们就奋不顾身，前仆后继，扑向敌人，直至把敌人摧垮和消灭。大家把在战场上的英勇牺牲叫做“革命到底”，认为这是一个红军指战员的神圣归宿，因而也是最大的光荣。 部队有了这么股狠劲，从而形成了近战歼敌的优良传统。当时，敌众我寡，敌优我劣，敌强我弱。不仅战略上如此，且战役战斗也往往如此。每次敌人“会剿”、“围剿”的兵力，均数倍、十数倍于我。敌人有飞机、大炮自动火机器和充足的弹药，我们没有。我们只有步枪、擗把子、大刀和马尾手留弹；从敌人手里缴来些迫击炮和轻重机枪，但缺乏弹药，坏了又无法修理。在这种情况下，我军靠什么战胜敌人呢？主要是靠士气，靠勇敢，靠有股非要消灭敌人不可的狠劲，靠短兵相接，刺刀见红，手留弹开花。这就是近战。或攻或防，或迂回或突击，不接近敌人不打，三百米不打，二百米不打，单等几十米以内再打。一锤子打下去，敌人倒下去一大片，惊慌失措，锐气顿挫。这样才能有效发挥优势，减杀敌人的优势，迅速克敌制胜。红四方面军历次战役战斗的胜利，充分证明了近战手段的强大威力。我们的火力火器不行，远远落后于敌人，如果不实行近战歼灭敌，所谓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便是空谈。而要近战歼敌，杀出部队的威风来，关键在于一个“很”字。两军对垒势不两立，你死我活必须很字当头，力争多多消灭敌人。消灭敌人，是保存自己的最基本的手段。“宋襄之仁”和“菩萨心肠”乃自取灭亡之道，为我军所鄙弃。只有对于放下武器的敌人，我们才施以“仁政”，宽大处理。 很得战斗作风，建立在红军指战员高度阶级觉悟的基础之上。没有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和对敌人的无比憎恨，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和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打仗是狠不起来的。在这里，经常的政治教育和阶级教育起着主导作用，它是培养这种战斗作风的基础一环。 第二是硬。 部队作战，不但要很，而且要硬。程咬金的三斧头很是很，但砍完就“撒气马”。没有后劲，过不得硬，是不行的。尤其在战役战斗的严重、惨烈、危急时刻，部队一定要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气概，真正拿得出，挺的住，过得硬。这股硬劲，有时能起到反败为胜，化险为夷，扭转整个战局的重大作用。红四方面军历经许多艰险危难的严峻考验，树立了过硬的战斗作风。 我们的胜利，确确实实来之不易。一部红四方面军的壮大历史，就是不断同敌人打硬仗、恶战，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历史。那个时候，我们叫做“硬着头皮打”。 事实证明，我军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作战，虽然主要采取“避强击弱”的作战方针，但打的却多是硬仗、恶战，轻而易举取胜的战例是不大多见的。这是因为： （一）根据地范围有限，又处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敌人的“会剿”、“围剿”一次比一次规模大，时间久；投入的精锐部队也一次比一次众多。红军回旋余地不大，要想完全避免同强敌、众敌作战，几乎是不可能的。 （二）敌我力量的悬殊，使红军的劣势地位短期之内无法改变，因而即便是敌人的弱军（与其强军相对而言）同我们作战，也往往有恃无恐，其嚣张气焰和拼死决斗的程度，相当可观。国民党正规军如此，杂牌军如此，反动民团也如此。同我作战的敌军，几乎没有成建制倒挂戈的事件发生；我拔掉某些根据地边缘地带的反动民团寨子，也不容易，原因就在这里。 （三）虽然各路敌军“围剿”根据地时，互存戒备心，各保实力，给我以可乘之隙，但在对付红军这一点上，他们毕竟有共同的厉害关系。我捡某一点或某一路的弱敌去打，有时会遇到他路敌人迅速来援的情况。我军必须连续作战，进而打破敌人的保卫和夹击。“围点打援”时，援敌来势凶猛，人数众多，要吞掉他们，更是需要花费力气的事。 （四）特别在我军反“围剿”失利被迫转战的情况下，敌人疯狂围追堵截，有些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险战斗，避也避不开，非打不可。所以说，我们那时打的许多仗，的确是硬着头皮干的。形势所迫，斗争需要，不这样干怎么行呢！如果部队只想捡省劲的打，一见到硬敌、众敌就望而生畏，远走高飞，不抓住战机，尽一切可能去夺取胜利，那就势必走向消极备战和逃跑主义。要打破“围剿”和壮大红军是不可能的，想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当然也是不可能的。 每个战役战斗无不是敌我双方的拼力竞赛。谁胜谁负，除了主观指导正确与否、战术运用正确与否等条件外，部队能不能在节骨眼上过得硬，熬得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们在敌众我寡或敌我力量大体均衡的条件下进行战役战斗，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形：关系双方主动地位的一个口子的突破，一个制高点的夺取，一个防御阵地的坚持守，要经过反复多次的剧烈而残酷的冲杀和拼搏。这是叫劲的时刻。谁能咬紧牙关，压倒对方，谁就会取得先机之利，推动战局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另一种情形是，由于战场形势千变万化、敌我力量悬殊或我方出现某种失误等原因，部队突然面临攸关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例如，黄安战役“围点打援”时，我嶂山阵地被敌突进，危及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安全，使战局面临逆转的极大危险；漫川关战斗中，我军遭敌包围在深山峡谷地带，险遭全军覆灭的命运。在这千钧一发的危及时刻，部队顶得住，冲得出，结果转危为安；否则，将不堪设想。再一种情形则是敌我双方旗鼓相当，鏖战到筋疲力尽的地步，看来已无战胜对方的希望。然而，这也正是需要坚持“最后五分钟”的时刻。坚持下来的就容易取胜，反之，则功亏一篑，甚至招致完全失败的结局。 我们当时强调部队在鏖战的最后关头，一定要坚持最后五分钟的毅力，以便把敌人熬垮，趁势歼灭之。假如失去这种机会，等他们缓过劲来在打，你想消灭它，谈何容易！这些情形说明，过硬的战斗作风，对于我军来说，并非可有可无，而是绝不可少。 培养部队的过硬作风，关键在干部。我常说，只有不能打仗的官，没有不能打仗的兵。兵是干部带出来的，有什么样的干部就有什么样的兵。假如干部惯于打滑头仗，他能带出部队的过硬作风来，才是见鬼的事呢！ 我刚到卾豫边带兵打仗时，敌人的机器强嘟嘟嘟嘟一响，不少同志赶紧爬在地上，动都不敢动。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照样站在那里指挥战斗，子弹嗖嗖从身边穿过，我不予理睬。搞上几次部队就不怕机枪了。杨平口战斗，是卾豫皖红军第一次打大仗——红一师的千把人伏击川军的一个团。 能不能把敌人吃掉是个未知数，大家没有把握。战斗打响后，我和政委李荣桂、参谋长刘英，提着驳壳枪带头冲锋，哪里吃紧到哪里去。这一仗，将敌人全歼灭，对指战员鼓舞甚大。再打类似的歼灭战，部队就有了信心和办法。红一军、红四军时期，象许继慎、周维炯、蔡申熙、刘英等同志，都是敢于和善于打硬仗的干部，对形成部队的过硬的战斗作风，起了重大的作用。 当然，不顾需要与可能、不讲战术的死打硬拼，是主观主义、盲动主义、拼命主义在战争问题上的表现，必须给予坚决反对。 第三是快。 “兵贵神速”。时间就是力量，就是胜利，就是军队的生命。古今中外的军事家，无不重视时间对于军队和战争的意义。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我军，更是这样。我们在战争实践中练就了“走”和“打”的两套本领，凭着它去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这两套本领的施展，都离不开一个“快”字。 毛泽东在总结红军作战经验时，曾对运动战作过通俗的解释：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一条是打，一条是走。走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时间，做打的文章。 敌人的“会剿”、“围剿”来了，四面围攻，分进合击败，张牙舞爪，凶得很。我们打不赢他们，首先就得走。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同敌人“捉谜藏”。那时候部队行装简单，每人都是有副铁脚板，地理条件熟悉，又有群众掩护。 命令一下，干粮带一背，一天一夜走上一二百里地，不成问题。敌人当然不如我们，走走停停，拖泥带水，所以尽管他们处于主动进攻地位，兵力、装备占绝对优势，但因丧失了时间，达不到围歼主力红军的目的。结果其主动和优势便至少减杀了一半。我军赢得了时间，飘忽自如，拖着敌人转来转去，直到把他们拖到疲惫不堪的程度，进行反攻，聚而歼之。 由此可见，红军的走对于打破敌人的优势和主动地位，改变自己的劣势和被动地位，关系是何等的重大。我们愈是走的主动，走的隐蔽，走的神速，便愈能达到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歼敌致胜的目的。这类情形，明显见之于粉碎罗李、卾豫、徐夏三次“会剿”和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中。 反第四次“围剿”失利后，我军被迫长途转战，争取时间的意义尤为突出。前有敌堵，后有敌追，我们边打边走，边走边打，分秒必争，和敌人比速度抢时间。敌人走大路，我们翻山越岭走小路，慢一点就有被敌人包围、消灭的危险。当时，我们真是拼上命去和敌人竞赛，所以才终于甩掉了敌人，取得了在川北立脚建立根据地的时机。可以说，我军西征转战的胜利，一不靠天，二不靠地，靠的是双行如疾风的飞毛腿、铁脚板。 我军的打，更离不开快的特长。 速战速决，是运动战的基本要求，也是红四方面军对敌作战中坚持的重要原则。从游击战阶段到运动战阶段，从小规模的战斗到大规模的战役，从内线防御到外线进攻，概莫能外。这是因为持久对我们不利，各种条件不允许我们在战役战斗中和敌人长期对垒，持久消耗。对付敌人，我军一般在周密计划、充分准备的基础上，集中兵力，出敌不意，突然进击，争取几个小时或一两天内干净利落的解决战斗。 如杨平口战斗、东西香火岭战斗、双桥战斗、英上战斗等，皆是如此。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如潢光战役歼灭敌八个团，仅用了五天时间，同样是速战速决。只有黄安战役、苏家埠战役费时最久，各四十余天。这两个战役是在特定条件下的“围点打援”，故不同于一般的速决战。对点上的敌人采取持久围困的办法，而对来援之敌，则抓紧时间，趁其立足未稳，速战速决，予以消灭。苏家埠战役歼灭援敌两万多人，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围点打援”，是一种战役的局部持久同战役的全局速决相结合的打法，仍属速决战的范畴。 战役战斗的速决原则，要求我军每战必须果决神速，雷厉风行，以快制敌：集结兵力要快，开进战场要快，兵力展开要快，抢占有利地形要快，扫清外围据点要快，断敌退路要快，突破缺口要快，分割穿插要快，扩张战果要快，追歼逃敌要快。总之，尽一切可能保持战役战斗的突然性，从而夺取各个环节上的先机之利，达到迅速全歼敌人的目的。 事实证明，这是我军以劣敌优、以寡击众的有效手段。从一定意义上说，时间也就是兵力。几十分钟和几个小时的争取，有时比几营几团的兵力都顶用；反之，几十分钟和几个小时的丧失，用几营几团的兵力也无法补救。商潢战役中，我军获悉大量援敌出动的情报后，当机立断，连夜冒雪急行军，抵杜傅店地区筑好工事，严阵以待。 我们兵力虽少，但争取了几个小时的准备时间，因而争取了打援的主动地位（战场选择、兵力部署、构筑阵地、精神准备等），一举将数万敌人打的溃不成军。枣阳新集之战，我军丧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乌头观制高点被敌人抢占，我们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也未能扭转被动的战局，最后不得不突围而走。战争中的得失胜负，取决于军队行动快慢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 夜战是红四方面军歼敌致胜的重要法宝之一。为什么要搞夜战？就是为了以快制敌，速战速决。夜间敌人龟缩驻地，耳目不灵，便于我集中兵力，神速行动，秘密接近敌人；夜间敌人往往疏于戒备，高枕而眠，便于我出敌不意，奇袭突破；夜间敌人视野有限，优势火器火力难以发扬，便于我发挥近战特长，迅速解决战斗；夜间敌人不易弄清红军的兵力，枪声一响，草木皆兵，也便于我收到以少胜多之效。 红四方面军打的不少快速歼灭战的胜仗，都是采取夜战手段奏效的。我们进行夜战，一般说来，多是远距离的奔袭、奇袭，上半夜急行军，下半夜发起攻击。行动神速，正是保证夜袭成功的前提条件。 战时的快速作风，靠严格要求，点滴抓起，平素养成。我们主要是通过日常生活、训练、行军宿营、执行命令、完成任务等活动，树立指战员的坚强时间观念和令行禁止的紧张作风，反对稀稀啦啦，慢慢腾腾，马马虎虎，军队不象个军队的样子。习惯成自然。部队平时养成快的作风，战时就能发挥作用。 第四是猛。 进若锋矢、战若雷霆的勇敢作风，也是红四方面军的特点之一。 部队的勇猛作风，首先是威慑敌人的强大精神威力。战争双方不仅是敌我双方物质力量的较量，同时又是精神力量的较量。物质的因素固然重要，固然必不可少，而精神的因素一定意义上来说，却更重要，更必不可少。“两军相遇勇者胜”。 战争实践告诉我们这是真理。一支军心涣散、萎靡不振、缺乏战斗勇气的军队，装备再好，人数再多，也不堪一击。我军当时装备差，人数少，然而却迭摧强敌，屡战屡胜。 道理就在于红军指战员是大无畏的勇者，上下一心，同仇敌忾，视死如归，首先是精神上压倒敌人。部队打起仗来，眼睛都红了，人人人奋勇，个个争先，高喊着“杀”声，猛虎般的扑向敌人。 前面的同志倒下，后面的同志继续上；一次冲锋不成功，两次、三次、四次------敌人往往被这种先声夺取人的勇猛气势吓破胆，仓慌无主，不战自乱，以致完全失去抵抗的勇气和能力。有时我们一个战士、一个班、一个排，能俘虏获数倍于自己的敌人，缴获一大堆武器弹药，原因就在这里。 部队的勇猛作风，又是战役战斗中的强大突击力、摧毁力。进攻时猛打猛冲，排山倒海；防御时以十当百，众志成城；迂回分割时，猛进猛插，宛如行蛇利刃；追歼灭逃敌时猛打猛追，摧枯拉朽一般。那时一口气追下去，就是三五十里，有的跑的吐血。 孙子兵法里所谓“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就是指的这种力量。懂得这种力量的重要性并不难，做起来却不容易。突破口选择不当，碰到根本就啃不动的“硬核桃”上，勇猛只能增大自己的伤亡；兵力分散，形不成拳头，勇猛便无从发挥其有效的突击、摧毁作用；疲兵屡战，部队的精力体力消耗过大，勇猛则“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围住敌人便仓促发起攻击，勇猛自然难收速决战、歼灭战之效。 所以，要使出部队的勇猛作风在战争中真正发挥其有效力量，归根结底，有赖于各级指挥员的正确组织，正确运用，正确指挥。部队越是勇猛善战，指挥员越应慎重从事，把它确实用到点子上去，以避免无畏的牺牲和消耗。 形成部队的勇猛作风，首先靠强有力的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要使部队具有明确的斗争目标和胜利信心，保持高度的士气，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一往无前，打击敌人。 其次是干部和党员起模范带头作用。那时一仗打下来，基层干部和党员的伤亡比例占的相当大，因为他们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新兵初上战场，难免有怯战心理，但有了干部和党员的带动，打上几仗，会很快成长，变成勇猛无敌的战士。 再次部队的及时休整也极为重要。须充分利用战役战斗的间隙时间，休整队伍，恢复体力，养精蓄锐，以利再战。第四次反“围剿”前，我军几月内连续作战，疲惫已极，但张国焘无视休整的必要性，坚持所谓不停顿的进攻，是很不应该。又叫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办不到。 第五是活。 活，即灵活机动性。他是指战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在战争中的充分发挥，是人的主观能力适应战场条件及其变化的表现，因而也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重要一环。红四方面军的很、硬、快、猛，是同灵活机动的战斗作风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我军的灵活机动性，主要表现为：充分利用客观形势的有利因素及各路敌军之间的矛盾，避实击虚，避强击弱，出敌不意，各个击破；兵力使用从实际出发，或集中击敌，或分散扰敌，兵力集中时注意发挥各部队的优势和特长，分散作战时不忘全局的任务和要求；根据不同的作战阶段、作战对象、作战条件去规定任务，部署兵力，灵活运用战术，变换战术，机动歼敌，不拘泥于机械死板的条条和框框；充分发挥各级指挥员和士兵在战场上的主观能动作用，灵活机动，协同配合，巧妙制敌；等等。 这些东西的形成，并非偶然。 我们的部队是打游击起家的。灵活机动作战的特点，早在游击战争阶段，即已产生和具备。当时提出的“集中作战，分散游击”、“敌情不明，不与作战”、“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等战术原则，就明显反映了这一点。 游击队经常分散作战，因时因地制宜，用各种方式去迷惑、诱击和袭扰敌人，掌握了一套声东击西、飘忽制敌、会打、会跑、会藏的本领。特务队更是神通广大，经常钻到白色据点里，把土豪劣绅收拾掉，带上没收的钱财、武器，平平安安地转回来。 部队后来扩展了，仗打的更多更大了，发展到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阶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排斥或否定过去灵活作战的特点，只不过是在新的条件下使之更加充实完备，以适应更高的作战要求罢了。 部队的领导骨干，也不外乎是那批经过游击战争的老同志。他们带出来的干部战士，继承和发展灵活机动的战斗作风，是顺理成章的事，一点也不奇怪。 古往今来，不论进行何种战争，交战双方都要求各自的军队灵活作战，机动制敌。如果参战一方死滞呆板，作茧自缚，则势必置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下文就是失败。 灵活机动的必要性，不但是由交战双方为取得胜利，均想方设法采取各种手段去力争主动、力避被动所致，同时也为千变万化、扑朔迷离的战场形势所使然。 我军以若敌强，打的是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我们进行每个战役战斗，拼火力拼不过敌人，耗时间、耗物资也耗不过敌人。要争取主动和优势地位，达到速决歼敌的目的，除了情报准确、决心果断、士气高昂、运动神速、近战夜战、群众支援等条件外，最重要的便是如何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指战员的能动作用，因时因地因敌而灵活机动作战的问题。 因而，灵活机动性，既是战争规律的一般要求，又是我军劣势地位的特别需要。离开了它，部队便无法发展壮大，担负起胜利进行革命战争的伟大斗争任务。 我们的军队是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战争中的高度灵活机动性，又是人民军队的本质所决定的。毛泽东同志说：“灵活性就是具体表现主动性的东西。”这种表现人的主动性的东西，只有在人民军队进行的革命战争中，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集中和发挥。 战争的正义性，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广大指战员为为人民利益而战的革命热忱，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官兵之间的平等关系，各部队之间的密切配合，建立在自觉基础上的革命纪律，等等因素，为充分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形成我军灵活机动的战斗作风，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条件。 因而，高度的灵活机动性，也是人民军队必然具有的一个重要特征。一切反动的军队都望尘莫及，难以匹比。 红四方面军在这段历史时期形成的战斗作风，大体就是这些东西，不是哪一个人的发明创造，而是卾豫皖革命根据地群众斗争实践的产物，是广大军民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宝贵结晶。 历史证明，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不仅对完成建军作战任务，起到了有效的作用，而且在后来的战争岁月里进一步发扬光大，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也发挥了积极的影响。 8.徐帅——两行热泪写就的冤屈和忠诚 --革命业绩山河照，耿耿怀丹心日月明 2005-7-10 12:19:34[点:436] (819字) 徐帅——两行热泪写就的冤屈和忠诚 毛主席的一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人多势众的实力强大的红四方面军，随张国焘南下归来时8万折了一半，还有4万精锐，再加上张国焘、徐向前之徐海东部25军6千精锐部队，这对当时任何一个最高领导，都是芒刺在身，不奇怪。 “西征”就在这种情况下，在毛主席他老人家一手导演下，2万1千8百最善战的红军精锐部队就这样玩完了，尽管这样，就是剩下一半的红四方面军在延安抗大也没有安份过，许世友、詹才芳、王建安、王近山等等，差点闹出大事。 可以想象，如果让徐向前的两个军回来，毛主席是无论如何不好收拾这摊，除徐向前、陈昌浩之外，那黄超、李特、李先念等都是出类拔萃的忠心耿耿的张国焘的追随者。 逝去的西路军冤魂！也罢也罢，不回来也罢，免了不必要的更大的内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