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院刊》 1982年4期 　　 　　 “直言无隐” 　　康熙《起居注册》载：康熙二十二年闰六月二十三日，部院以折本请旨后，康熙对内阁学士阿兰泰，佛伦等人说：“一切政事，皆国计民生所关，最为重大，必处置极当，乃获实效。朕每详览奏章，内有所疑，或折五六本七八本咨询尔等者，务欲得至当耳。今尔等不各以所见直陈，一切附会迎合朕意，则于事何益哉！朕从来不惮改过，惟善是从。即如乾清门听政时，虽朕意已定之事，但视何人之言为是，朕即择而行之，此尔等所共知也。” 　　阿兰泰说“臣等蒙皇上拔用，惟是识见浅陋，不达事体，如果确有所见，不陈诸皇上，而于谁言也？” 　　康熙说“尔等俱自笔帖式递迁为大僚，云不达事体可乎？但恐开罪于人，故尔等缄默不言耳。闻尔衙门满洲大学士等每当票拟及与学士议事时，某某如此票拟，某某如此持论，惟恐尔衙门中书辈漏泄，至部院大臣怀憾。汉大臣亦然。”然后，康熙谆谆告诫：“内阁最为机要之地，尔等亦议政之臣，宜各抒胸臆，直言无隐，但求事当于理。互相商酌，即小有得失，亦复何伤？朕焉有因议事而加罪者乎？且人资禀不齐，不可云事事尽知。此人所知而彼不知者有之，彼人所知而此不知者亦有之，譬如京官不知外州县之事，八旗人员惟知本旗之事，不知别旗之事。必云彼尽知之，己所知者置而不言，不可也。尔等其益勉之！” 　　康熙二十二年。三藩已平，生产恢复，正当所谓“无下少安，四方无事”，“君臣一体，共乐升平”之时。然而，年方三十岁的康熙帝，既未耽干安乐，忘乎所以，更未被臣工们阿谀逢迎之词所惑，而是居安思危，清醒地认识到“今虽较前差善，而弊尚未除”，“部院无事无弊，大臣无人无私，外省之弊较内更多”，“屡下严旨，加意剔厘”，力戒一切附台迎合，勉励臣工直言无隐，遇事互相商酌，以求实效，共襄郅治。康熙作为一个封建帝王，能有这等认识，并且着力做去，确是难能可贵的。 　　 “据实秉公” 　　康熙对史书的修纂非常重视，认为“史为永垂后世之书，关系重大，必据实秉公，持论得正，始无偏诐之失，可以传信后世。为此，他经常训诫修史官员要一秉“大公至正”之心，务祛“偏私之见”。 　　康熙《起居注册》二十二年二月初一日载，康熙面谕翰林院及内阁诸臣曰“记住起居事迹，将以垂之史册，所关甚要”，既不能“在朕前原未陈奏，乃在外称如何上奏，如何奉旨，私自缘饰开写，送起居注馆”，也不能“因与己相善，特美其辞，与己不相善，故抑其辞”。如以所无之事诬饰记注者，将严惩焉！” 　　十一月初十日。康熙在问大学士李露、王熙等询问明史的修纂情况时，诫谕道：““观今人于已作之文，他人稍改字句，便不快意，有此理乎?凡所作之文，岂有一字一句不可更改者？当虚心彼此互相推究，安得遂以已作执为尽善耶？”“若不稍加更定，恐文章一道流于偏私矣！尔等将此语传谕修史各官知之。’ 　　“秉笔直书”，按理是史官当循之准則，但要真正做到，却很不容易。其原因之一，住住因此而触犯皇帝和当朝权要。所以刘知几在《史通》中不无感慨地说：“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夫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正因如此，康熙能够认识到修史要“据实秉公”，持论得“正”，并加以提倡，这在当时也有其积极意义，不能不说是康熙的高明和开明之处。而康熙对史官要求祛除“偏私之见”，要‘虚心彼此互相椎究”等，也具有普遍意义，值得今人深思井引以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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