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初创时的一些回忆 　　杜 宣 　　 　　 　　1937年大约11底，我由九江乘轮船去武汉，在汉口旧日租界太和街，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找到陈家康，他当时任博古的秘书。这是家康在撤离上海时写信约我到武汉见面的。当时我收到林基路来信，说他和周扬夫妇、陈因素、李云扬等由上海去延安，要我赶去。所以我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找家康时，要求他帮我解决去延安的问题。家康表示去延安没问题，要我先住下来。 　　这时我又找到吴晓邦，他邀我参加新成立的拓荒剧团，说这剧团是第二战区办的，要去西北，目的地也是延安。从晓邦那里又遇见了韦布，他俩都是我留日同学。韦布和我在北京一道搞过戏剧活动。我在拓荒剧团中遇见周德佑、田冲，胡丹沸等同志，都是一批热血青年，他们十分热情欢迎我参加。就在这时，我忽然收到陈同生的条子，说他住在阳翰笙家，要速谋一晤，我看见这条子，真是喜出望外，因我一直想见到同生。我六月间回国时，听说他关在南京监狱中，本来打算去探望他的，后来听说他已出狱去延安了，想不到他却在武汉，我立即去找了他。看到他经过几年苦狱的折磨，比从前更瘦了，但精神还是像从前一样焕发，语言还是和从前一样锋和。我们自然谈了别后的彼此情况，最后我告诉他想去延安。他却说，延安不要去了，到新四军去。接着他说，党决定把长征后留在南方的红军集合起来，这事已和国民党谈好，成立新编第四军，由叶挺、项英任正副军长，李一氓任秘书长。几天前，一氓由延安出来和他谈到打算找点知识青年来组织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同生认为新四军新成立，正需要人。当时我表示，只要革命需要，去哪儿都是一样。同生为人热情、办事也十分干脆。第二天就约好了我和李一氓见面。一氓因对我在东京搞的一些左翼文艺活动有些了解，所以他高兴得很，要我在武汉尽量多约一些文艺青年去。并要我次日找他的秘书王白丁(徐平羽)进一步细谈。当晚我就将此事告诉吴晓邦、韦布，他们听了很兴奋，决心参加新四军搞战地服务团的建团工作。第二天我和吴晓邦、韦布一道去找王自丁，见面谈了几句话后，发现我们1932年在上海搞学生运动时就相识了。这意外的会见，增加了我假谈话的内容。白丁说，军部暂时设在南昌，部队很快要集中了，所以服务团要快点成立。因为军部就要成立起来了，最好能尽快找到一些能演戏、唱歌的青年。 　　这以后，我每天就是找适当的人来参加服务团。首先我找拓荒剧团的周德佑等人商量，如他们能参加就最理想了，因为他们都有演戏唱歌的经验，马上就可以开始工作。但是他们商量后，认为他们一走，便会影响和第二战区的统战关系。这就问题大了，但答应以后可以个别的来参加。 　　这样一来，只能零星地通过私人关系找人了。于是我找了在武汉大学读书的秦昌康、在武昌上中学的我的妹妹桂冰吾，吴晓邦带来他的学生沈光，韦布和他新结婚的夫人周敏，又通过张光年的介绍找来了南京戏剧专科学校毕业的李增援和黄若海。我们还想再找点人，但军部来电催我们快点去南昌，于是我们就乘轮船到九江，再改乘南浔铁路火车到南昌。 　　军部驻扎在南昌市内三眼井，这栋房子原来是保皇党领袖人物张勋的公馆。是一栋大而无当的洋房，花园也很大，有假山、鱼池，但一眼就看得出这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官僚住宅。洋房后面有一排中式平房，我们就住在这里。 　　这时军部的人还未到齐，由副参谋长周子昆主持工作。政洽部也未成立起来，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符科长，一个是张千事。我们的工作均向副参谋长周子昆请示。他和我谈了服务团的工作范围，他说服务团除了演戏、唱歌、办壁报、写标语、出油印报外，还要做组织群众的工作，必要时还要做战场的救护工作。 　　由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大批难民、流亡学生、伤兵都云集南昌，形势逼迫我们非马上开始工作不可。我又先后吸收了南昌的青年周志中、胡珍水等人参加，从武汉也陆续来了吴福海等同志。 　　在大除夕这天晚上，服务团在军部举行第一次庆祝晚会，开始时由周子昆代表军部首长讲话。晚会中以吴晓邦表演的《义勇军进行曲》和《春天里来百花香》两出独舞，、倾倒了全场的观众，因为与会的同志多为老红军，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样式的舞蹈。此外，就是周敏唱的《救国军歌》也博得了全场的喝彩声。另外我尚能记起的还有吴福海的踢哒舞和口琴独奏。 　　服务团的同志均来自五湖四海，服装也五花八门，有的穿西装，有的穿长袍、旗袍，还有的穿学生装，就是没有穿中山装的。因为当时国民党的官僚均穿中山装，大家十分厌恶，所以没有人愿意穿中山装。这时我们已开始做慰劳伤兵和难民的工作，由于没有制服，集体出去，穿得五颜六色，很不像样。大家一直很想穿军装。一天周子昆告诉我，军装已经领来了，每个人可以到军需处去领取；但是穿上军装了，就要有军人的样子，因此，必需受一些军事动作的训练。这以后，我们每早听起身号起床，跑步到花园中去，接受立正、稍息、正步走等一系列军事训练。 　　大家穿上棉军衣后，都很兴奋，虽然有些人的衣服很不合身，也不计较。只是有的女同志感到戴上军帽不好看，有意把军帽戴在后脑上，让前面头发露出一些，各显风姿。有的同志，穿上军装后，立刻去拍照留念。 　　发军装后又发了证章。当时司令部的证章是圆形深红色底子，上半圆上有孤形排列的“陆军新编第四军司．令部”十个字。服务团的也是圆形，但是白色底子，上面半圆孤形上排列“陆军新编第四军”，中间横列“战地服务团”几个字。臂章则是统一的；一个战士持枪冲锋，并有“抗敌”二字。 　　有一天周子昆找我到他办公室，问我会不会拍照。我说，一般可以，只是不精。他说，我们很多红军战士，没有经过正规军事训练，现在要抓正规化军事训练 要拍些标准的军事动作的照片，发到各支队去。他要我领钱去买一架照相机和相应设备。跑遍了南昌市，买到了一架德国制的“禄来考尔”，并买了一些零件和洗晒照片的工具和药水。没有暗房，．我和秦昌康两人就将一张方桌靠墙放，三面用黑布遮住，再将红色颜料涂在煤油灯罩上，作为红灯使用。我们在这个所谓暗房中工作，的确是十分艰苦的。这个小暗房，白天要漏光，不能使用，只有黑夜无光时才能开始工作。蹲在用黑布围得不通风、不透气的桌子底下，药水味道薰得人头昏目眩，最多半小时就要钻出来伸伸腰、透透气再进去工作。但当时我们却可以搞通宵，并不以为苦。 　　叶挺军长要来了，周子昆通知我和他一道带好照相机，去牛行车站接他。火车一进站，周子昆立刻迎了上去，我拿起照相机准备拍叶挺下车和周子昆见面的镜头。但当我在反光镜中找到了叶周二人，正准备调整距离拍摄时，他们两人又走开了。站上人多，他们走得又快，由于我的技术生疏，所以没有拍成照片。至今想起来，还不能不引为憾事。 　　为了扩大影响，上级布置服务团准备一次正式公演。这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全国各地都充满了激动人心的誓死抗敌的悲壮情绪，一切艺术的内容都是为了团结抗日。但是作家都在斗争之中，没有时间来精雕细刻，所以挑选合适的剧日，花了点时间。有的内容是好的，艺术上太差，有的艺术上还可以，但内容不够饱满。最后选用了三个独幕剧，加上吴晓邦的两个舞蹈，作为第一次公演的节目。三个独幕剧，我只记得一个是李增援编尉、我导演的《一家人》，其他两个剧名、编剧再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一个是李增援导演的，另一个由黄若海导演。韦布任舞台监督，我们每人均在戏里担任了角色，幕后大家还要做搬道具、搭布景的工作：演出地点是南昌市的警察大礼堂，这是当年南昌最好的剧场了。司令部首长是否来看演出，已不记得了。只记得周子昆叫我在演出前，代表服务团向观众作简单的讲话。这次演出，是成功的，博得了全体观众热烈的掌声。效果最好的，还是吴晓邦跳的舞蹈，观众大开眼界，赞不绝口，说：“新四军中真有人材。” 　　司令部的首长项英副军长、张云逸参谋长、赖传珠参谋处长都陆续来到南昌。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也由赣南来到了南昌。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穿了一身新的青灰色布制服，脚上穿着布草鞋，腰里系了根皮带、挂了支手枪，手里拿根甘蔗在大嚼。 　　几乎每个周末都开晚会，除了司令部的同志外，还有一些和我们有关系的救亡团体中的同志来参加。当时在晚会中最活跃的人物是杨瑞年和吴福海等同志。司令部首长和一般同志完全一样，被点了名的，一律出场表演，什么也不会的也得出场出出洋相，惹得满堂大笑。这是我们集体娱乐和自我娱乐融在一起的传统。 　　服务团人员也不断从各方云集而来，从延安来了胡明和另一同志，朱克靖团长也来了。丘东平、陈予鹄和《大公报》记者马骏、严玉华夫妇也来了。服务团差不多有了lOO余人。三眼井的房子已经容纳不下，于是服务团就搬到附近新租的民房中住。 　　服务团组织也宣布了。朱克靖任团长，由胡明和我分任秘书，他管行政总务组织工作，我管宣传文艺工作。大约是4月阆，叶挺军长率领了一批人员到皖南去了。大约是五月左右，整个司令部和服务团都向皖南挺进了。我因工作调动，没有去皖南。 　　这真是一个风雷激荡的年代，不知发生过多少可歌可泣的事情。只是事隔半个多世纪，往事如烟，前尘若梦，许多事已不能记忆起了。现在写的，只不过是个人记忆中残存的往事。自然难窥全豹，错漏之处亦所不免，尚祈当年的战友，看后不吝赐教．则幸甚矣。 　　 　　1989年9月14日•中秋节

原文1989年9月14日 发表于江苏文学艺术网  浏览：2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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