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宋代词人辛弃疾的这一句话说出了古往今来身负社稷重任的名臣们的终怀夙愿。但对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而言，这个愿望注定要在他身上落空。 　　 　　他所接手的事业，不是南王冯云山运筹中如日初生的起义军，也不是东王杨秀清治理下欣欣向荣的太平天国，而是经历了天京之变腥风血雨后的残山剩水。天朝的子民信仰动摇人心涣散，天朝的敌人清军在与他们作战七八年后变得愈来愈狡猾老练，在加上原本在敌友间踌躇，终于发现与自己崇拜的根本是两个神的西方侵略者，也露出了更为狰狞的面目。李秀成所有的辉煌也只能是日落前最后的灿烂。太平号巨轮已受重创，正一尺一尺地下沉，他是不肯弃船而去的水手，含泪让海水淹没了自己。这样的结局若能得后人尊一声“失败的英雄”多少也算个安慰奖。可是，他的生命结束于一百三十多年前一场傍晚的酷刑，他的名声却在一百多年后仍受着无情的凌迟。 　　 　　几支秃笔一本帐簿，九日疾书五六万言，不管他有多少动心忍性，委婉曲折的秘计藏在“忠王自述”的字里行间，俯拾皆是的卑言谀词仍使读者触目惊心。李秀成的一生象一支雄阔悲壮的乐曲，由他领导的天京保卫战已将它推到高潮，听众的情绪被调动，眼中蓄满的热泪只待在最后一个高昂的音符中夺眶而出。突然，变奏出现了。人人都会有从云霄一脚踏空，堕入泥沼的感觉。白纸黑字，青史昭昭，李秀成与同样殉国的战友们的命运从此判若云泥，承受着千般推测万种评论。褒贬之下的个人形象，如一张照片连同它的底片。至少，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他有了一个永不寂寞的“身后名”。 　　 　　虽然象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那样，纯净教义，拘捕异端，并将之送上火刑柱的机构已不复存在，但“历史审判席”并非完全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它是报上书中连篇累牍的口诛笔伐，它的裁决是历史的终审，它能让已死的人再死一次，所谓“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它让一切敢于提出异议的人也逃不了株连的命运。这就是头顶上曾经盘旋着政治风云的史学界，单纯地相信所有的历史人物都可以用一枚硬币来区分——正面和反面。 　　 　　李秀成虽有广西同乡罗尔纲先生为他不辍辩护，一篇“李秀成伪降考”是平生苦作，一本《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从青春注到白首，但是不幸遇上学棍戚本禹，运笔如刀，一贯以学术讨论夹杂道德拷问。一篇“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挑起了一九六四年秋至一九六五春夏间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的报刊大讨论，最终把他定性为叛徒。至此，无人相信他文中的那些卑婉言词是洒在毒蛋糕上的糖霜，诱使曾国藩相信他的话——放弃追杀幼天王，阻截太平军余部以及掘取天京窖藏金银。一时间，“忠王不忠”的言论甚嚣尘上，至今中小学教材中仍采纳他属“变节”的观点。尤其是出版于一九七二年的一本普及性历史读物《陈玉成》，更以抬高英王压低忠王的手法抹煞他的功绩，恶意攻击中所用辱蔑之词几近谩骂。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学术界奉旨作文的现象从中可见一斑。 　　 　　习惯于用传统道德构成的标准像框来诠释历史人物的研究者，一定会发现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的棘手之处。鲁迅先生曾称，中国历来缺少“抚哭叛徒的吊客”，实际上是无人有担此称号的勇气。那么最好的解决办法或是不留情面地把他批成个彻头彻尾的叛徒，不让爱恨有任何交织的可能，或是根本否认他是个叛徒。 　　 　　在前者的眼中，以阶级成分而论，李秀成若不是出身还好，属于“种山帮工就食”的贫下中农，差一点就成了象北王韦昌辉一样“混进革命队伍的坏分子”。但是他在苏福省推行的是保护地主阶级的投降主义政策；以纳王郜云官为首的苏州叛变集团几乎囊括了他手下全部主要将领；天京沦陷前，他出于私谊保释密谋降清的松王陈德风和妻舅宋永祺；直至突围后随身携带的细软也成了罪证之一——别人浴血奋战，他却背着金银财宝逃跑。被俘后的自供更为他的一生打上了个虽不光彩但顺理成章的句号。至于他曾临难让马于幼天王，舍身断后掩护幼天王脱险等情况则可以忽略不记。 　　 　　也有人觉得他的变化太不合情理，撰文论到他曾放弃过“七可降三可逃”的机会，特别是苏州失陷后他不听其弟侍王李世贤的劝阻，毅然返京救主，无人不以为实属自蹈死地，难道身陷囹圄突然贪生怕死了？性格逻辑的天平实在倾斜得可疑。鉴于清将素有冒功领赏的劣习，“口供”便有可能是曾国藩用来糊弄清主的赝品。 　　 　　一九五六年，年子敏先生把“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与“忠王亲笔答辞”两种文件送司法部法医研究所笔迹专家审定，认为不是同一个人所写，叛变的说法不攻自破。针对这种看法，罗尔纲从两方面加以鉴定，一是笔迹，包括语汇，用词，语气等，二是内容，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洋洋万言，得出结论——确是亲笔。至今无人再疑，文中大量词句亦为治太平天国史及清史的专家所引用。但这并未使问题简单，反而复杂了。即，他为何不能象英王陈玉成那样，掷一句响当当的“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慷慨就义，却情意切切地向曾国藩说“中堂厚德，铭刻不忘，今世已误，来生愿图报”这种敌我不分的话呢？ 　　 　　李秀成的复杂源自背景与环境的复杂。一个二十七岁才参军的人，不可能要求他象十六岁便入营，只受天王所编的三字经启蒙的陈玉成那样单纯。在众多不辨鲁鱼的天朝高级将领中，他是为数不多的可以用文字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官员之一。三年私塾既为他铺垫了薄弱的文化基础，也为他打下了一层“四书”“五经”铺就的思想底色。天王自西方改造来的不伦不类的上帝耶酥之说究竟能获得他几分认同呢？在他眼中，“依古制而惠四方”比开拓一个“新天新地新世界”来得实际。久历戎行亦使他有一种清醒的现实感，明白人心向背比开疆拓土更能决定天国的存亡。 　　 　　然而他并不主张用强硬的手段，粗暴地进行改朝换代。太平军兵锋所至，向来灭佛毁寺。但在占领苏州之初，有队人马往剿木渎，纵火焚烧了著名的灵岩梵刹，忠王闻之大怒，“以为不当毁名胜”，立斩肇事者儆众。东征时，与清兵战得天昏地暗，凯旋后，李秀成却派人寻得敌将张国梁的尸首择地而葬。攻陷杭州后，他会厚葬巡抚王有龄，义释总兵米朝兴，布政使林福祥也不足为怪。天王洪秀全斥清将为“妖”，但在李秀成看来， “变妖为人”比“杀尽妖魔”更好。所以才会有不同营垒的将帅在烽火乍熄的杭州城里静夜深谈的一幕。即使战场上你死我活不可避免，他的用兵风格也不是一味杀戮而是多设计谋。 　　 　　他向往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境界，在东征苏常兵不血刃之地，安民文告不无自豪地形容为“垂手进城，拱手受地”。但这并不表明他与洪秀全所制定的大政方向已背道而驰，却反映了他的举措较为合理务实。敌方获取的情报中也关于有他个性的描述，“年四十余，喜写字，人甚和气”。因此，当他受曾国荃刀锥相加时，可以岿然不动，面对曾国藩和颜悦色的询问，也会坦然相对，态度合作。 　　 　　有人以“自述”所列招降太平军的“十要”为据，指责他已沦入为虎作伥的地步了。其实若深入分析这些方案，就会发现它们并无实效。例如，恳求清廷对太平军中两广之人“停刀勿杀”，岂不是保存实力？以母为质要挟侍王李世贤投降，也不可能，茫茫人海，其母何在？至于听王陈炳文不久降清其实早有预谋，并非招降的效果。“招降十要”连曾国藩也未骗过，有些历史学家倒信以为真。而对于真正关键的问题，如太平军突围后的北去路线及幼天王是否尚在人间，李秀成或是一字不提，或是隐瞒真相。与之相比，早年降清的韦志俊则迫不及待地挥刀砍向了并肩作战过的兄弟，后来投降的纳王郜云官更是以慕王谭绍光的首级作为向新主献媚的见面礼。 　　 　　陷于酷暑中的囚笼，身带严刑后的伤痛，李秀成不会不觉得死是一种彻底的解脱。可是，他却忍辱偷生，仅仅为了一线希望—不是自己苟活的希望而是天国衰而复振的希望。毕竟，幼天王仍在，太平军尚有万余。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使得他铤而走险。先是以生命，继之名声。 　　 　　塞林格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说，为一个崇高的信念，卑贱地活着比英勇地去死更高尚。而李秀成，两者都做到了。他的付出不可谓不大。可是这位深谙“兵不厌诈”的名将悲剧性地重演了姜维诈降的失败。虽有后人努力拨开重重文字的迷雾追寻到隐秘的真相，他的一番苦心孤诣，终不能见谅于一些有道德洁癖的人。他们一再坚持“自述”是李秀成一生洗不脱的污点。即使有罗尔纲为他辩护，也不过是一个寂寞的声音，缺乏衷心的回音。甚至连他也低气不足地叹息：“（李秀成）不幸国破身虏，学姜维用假投降计，有亏革命气节教育，青史无情，难免批判，亦可慨已夫！”可是若将军奏凯而归，谁会对他以“诡道”取胜多加诟病呢？“成王败寇”于人心，何等根深蒂固！教训应该是，纵然大义当头，个人清操仍重于国家大义，以免弄巧成拙，身名俱灭。可是，过于洁身自爱的人不正是责任感淡漠的人吗？ 　　 　　百年以来对李秀成的大毁大誉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幻而潮起朝落，个人形象亦大幅度地变动于忠奸的两极。客观的史实竟无一个固定的史评与之对应，这是历史的悲哀还是历史的魅力所在？不禁揣想，在未来更宽容的道德评判中，人们会不会赋予他一个更公允的看法呢？ 　　 　　向醉太平故事，尤慕忠王其人， 　　撰此不平之作，以祭失败英雄。 　　 　　200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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