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中期，中国留学日本的学生比较多。1935年，不完全统计，仅在东京就约有5000多人。其中有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青年在国内进行地下革命牛争，由于党、团组织遭受民党反动派破坏，在当地继续进行革命活动有困难，而转移到日本，在留日学生中开展革命活动，并在当时被称为“马克思主义东方图书馆”的东京，进一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先后参加东京“左联”，组织“世界语学会”、“新文字学会”、“中华留日剧人协会”、“东京诗歌社”、“美术协会”和“文化座谈会”(简称“文谈”)等群众组织出版过《东流》、《留东新闻》、《杂文》(后改为《质文》)等进步刊物。1935年9月，中国共产党上海文委东京支部成立，支部书记是林基路(即林为梁，后与陈潭秋、毛泽民一起在新疆牺牲，为三烈十之一)组织委员陈洪潮(后陈健)，宣传委员官亦民(后梁威林)支部成立后，陆续吸收r党员，并加强领导，在留日学生中开展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学术问题研究和革命斗争，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 　　党支部特别加强对“文谈”的领导，以培训革命骨于，派梁威林、李云扬等具体领导这个组织二“文谈”是许多半秘密的革命群众团体中人数最多的一个，约有80人，也是组织较健全，学习较正规的。成员分为小组，每小组五至七人，设小组长和辅导员。以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为主:按哲学、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三门马克思主义理论循序学习。初学入门较浅、易学易懂的书籍、参考书。再学较深的，包括马列的原著。二门都学完后，由各人选学其中的一门，马列原著更多，进一步专门学习、研究。小组讨论，每月至少两次。通过系统学习、研究，使成员的革命理论水平较快地提高。在两年时间，培养出一批有一定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的革命骨干。 　　开展学术研究活动 　　“文谈”与各个革命群众团体联系，特别与“社会科学座谈会”、“现代问题座谈会”、“国际问题座谈会”联合举办各种座谈会、报告会，以提高主井步留日学生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举办过“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座谈会。“西安事变”发生后，各小组都进行热烈的讨论、辩论。举办过“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报告会，大家听报告、讨论后，对这个问题有了进一步正确的、深刻的认识。还举办了“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讨论会，澄清了一些基本观点。同时，还邀请郭沫若作“中日文化之交流”的报告会。这次报告会混进了几个反动分子，在报告进行中，他们在会场后面呼喊两句反动口号，并向郭沫若掷苹果，即离场溜走。鲁迅先生逝世，革命群众团体举行鲁迅先生追悼会，请郭沫若和日本进步人士、鲁迅先生生前的朋友参加他们发表丁热情洋溢的赞美鲁迅先生的讲话，使留学生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此外，党支部还组织我们去观看(列宁在}一月》等苏联电影，大家认为这是难得的受教育的好机会。我们经常开展朗诵进步话剧台词、诗歌，唱革命歌曲等活动，如有些同志看过话剧<日出》后，常诵“太阳出来了，可是太阳不是我们的”，并常唱“眼不见太阳，赶做工，不管雨雪风”和有关工人歌“煤炭涂黑我们的脸，火酒烧焦了心窝”，还念书中的词句:“给茅寮以和平，给宫殿以斗争”，还唱《毕 　　业歌》.K义勇军进行曲》、<国际歌》以及有关抗日救亡歌曲。记得在房州避暑时，我们分别租几只帆船出海，漂在大海上，大家放声高唱《国际歌》，真高兴啊!这些也使我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一场激烈的斗争 　　“西安事变”爆发后，我国抗日救亡运动、革命形势有了发展。党支部根据积极建立和 　　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以“文谈”和“社会科学座谈会”等革命群众团体的成员为主，争取、团结广大留日爱国学生，组成广泛的留日学生的统一战线首先，在各大学成立中 　　国学生同学会，取得领导权，再由各同学会派出代表组成东京留日学生的统一战线组织—“中华留日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但留日学生中极少数国民党反动分子，因在各个同 　　学会和“学联”没有领导权，而不甘心.他们在国民党政府的留日学生监督处指使下，企图另立组织“巾华留日同学会”，以分裂留日学生组织，对抗已成立的、合法的、统一的“学联”组织。于是，他们定于1937年2月14日召开成立大会。为团结广大同学，党支部动员各革命群众团体的成员和爱国学生200多人参加大会。本来准备劝告他们不要另立机构，应团结合作。但他们不听。他们的成员在场的只有20多人，看形势，不敢出来主持开会。我们推出卓如为大会主席，一上台便被他们用拐杖打了，我们即自卫还击，当时，我和好几位同志正坐在他们后面，他们在前面打人，我们立即拿起椅子在后面自卫。也有些同志由后面冲上前面反击，把他们赶出会场。林基路即上台主持继续开会，决定派代表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交涉。这时，警察进入会场，制止我们开会。林基路即宣布，我们到大使馆去。大家手挽手，列队去大使馆。在马路上，被警察驱散，大家即乘的士去，有些上了的士，却被警察拉下来。但他们在街上转一转再上车。几十部的士200多人很快便冲入大使馆内请愿，大家围拢起来，要求大使许世英出来见面，解决我们提出的要求。我们提出:“要惩办打人凶手;承认‘中华留日学生联合会’为我国留学生的统一、合法组织;保障留学生读书、集会、结社的自由”等等。许世英开始诸多解释、推卸、拖拉，不肯答复。但由于我们坚持牛争，他不答应，我们坚决不撤走。由下午3时坚持到近7时，终于迫使许世英答应了我们这些要求。虽然，后来一条也没有实现，但在这场斗争中进步学生取得了胜利，并受到了锻炼。 　　事后，那些反动的留日学生发了传单，攻击我们，指骂我们为共产党人，进行所谓“不法的、捣乱的活动”。我们即予以反击，用13个革命群众团体署名、盖印，发出传单，阐明我们的正义行动，号召留日学生团结起来，以“学联”为留学生的唯一合法组织，指出对方的分裂、破坏活动。并进一步巩固我们的组织和“学联”组织。在留学生中更扩大宣传教育，使许多同学认清形势，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狱中斗争 　　一场激烈斗争后不久。有一天上午，我和一起居住的杨芝(原名刘立峰，曾任上海市公用局党委书记)正要出门，公寓的屋主要我们等一等。我们估计事情不好。这时两个警察随即来到，把我们抓去警署。我们马上用台山活又快又简短地对话。到了警署，在入拘留所之前，再一次统一口供。凡问到我们的身份，与革命群众组织的关系，有什么活动，绝对不说。我们到了监狱，身上所有钱物、钥匙，连皮带都被拿走，空无一物的衫裤还要检杳，把所有衫裤上的边里全部摸过。在牢里，白天，我伸伸脚也不准，一伸，监管的即大声叫“刘”。我们被嫌疑、被审问的原因是我们在房间开小组讨论会比较多，来往的人复杂。但无论警察怎样查间我们小组讨论会人员的关系如何，有什么活动。我们只说，与同学读书，看书报、画报，下棋，谈天，有时去打桌球、打麻将，没有别的。我们还被抄家，房间里的东西，特别是书报都被极细致的检查。这些书籍虽大部分是马列主义理论书，但多是由书店买来的，出版时已检查，打了很多“x"，即删了不少内容。也有大学的普通课本。由于审问不出什么，只好放了我们。我们出狱后，如往日一样，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和有关形势与任务问题。 　　在东京，我是“文谈”的小组长，不久，去房州避暑，我是学习生活之家的一个家长。按照党支部和“文谈”的要求，我们认真学习，积极工作，坚持革命活动，不断锻炼、进步。 　　在我们读书学习研究活动中，先后也有好几位同志被捕。在我们活动中，‘常有便衣警 　　察跟踪监视。有时，我们知道被跟踪，即入麻将室或桌球室或咖啡店。有时，我们正在小组讨论，两三个便衣警察突然来到，我们即停止讨论，改作看报、看画报、下棋等等、但他们仍长时间不走，甚至用马列的名词、术语试探我们。我们说不懂。待我们都散走了，他们才走。说明我们是在监视下，坚持活动的。 　　回国抗战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开始时，我们正在党支部领导下，在房州避暑，“文谈”成员分成好几个学习生活之家，有家长，有辅导员。上午学习，下午到海边游泳和打球等体育运动。这时，我们着重开展女题讨论，分析国内形势，估计可能全面抗战，我们也做好充分思想准备，必要时回国参加抗战。但党支部接到上海党的密信指示，要党支部坚持到最后才离日本回国。过了相当一段时间，在支委陈健带领下，党员和“文谈”成员30多人，原定8月18日乘法国轮船回国，因该轮船去上海接法国侨民返国我们无法乘该船回国。只好在神户中华会馆，打地铺住了几天，候船回国。日本一批警察也打地铺在门口内监管我们。这时，我们随时有被迫害的危险。24日，才乘英国商船回国。我们在党支部领导下，轮船刚离开日本海域，即在船上演讲，宣传抗战，并捐款支援前线。即听到谣言，说有日本间碟，要下毒入食水，我们提高警惕。直到9月1日，我们才经香港回到广州。立即投入抗战热潮之中。不久，成立“留日学生抗敌后援会”，开展抗战宣传。以后，分别去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有的去南京留日学生训练班受训，有的参军，也有的留下来参加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外省的多回家乡参加抗战。这些同志为国家作出了较大的贡献。有些同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壮烈牺牲 　　回想60多年前，在日本东京，我国部分留日学生在中共上海文委东京支部领导下，参加革命群众组织，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开展各项学术研究活动，参加革命斗争，受到深 　　刻的教育和锻炼，令我终生难忘。(作者系广州市外语学校原校长，广州留东同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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