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绘画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像一颗璀灿明珠在华夏民族文化宝库中大放异彩，在世界艺林中傲视四方。然“五四”之后，不少志士仁人对它的前途命运心存疑惑，纷纭之激烈论争和多方位探索实践此起彼伏。星转月移，历史之风雨湿洗冲走了无数哗众取宠于一时的水上浮萍，沉积下延续民族传统精神的肥硕莲藕，中国绘画艺术愈发茁壮成长。历史记载下那些为中国绘画之发展披荆斩棘、奋力耕耘者，而其中引人注目的有当代画坛重要代表人物风格独具的绘画大师，承前启后的艺术教育家郑乃珖先生，他以自己八十多年的艺术历程印证出中国绘画继往开来之强大生命力。因此对他的艺术、思想、贡献诸方面予以研究剖析，是甚有必要且具现实意义的事情。 　　    郑乃珖，号沙堤璞夫，壁啸、晚年又号壁寿翁，1911年2月出生于福建福州西郊上街乡堤村一个书香门弟。父亲郑世椿除精通歧黄之术外，亦雅好丹青翰墨；祖父郑菊三与近代大文学家、画家林琴南同窗多年，同科举孝廉，他为人正义痛恨晚清官场腐败，终生不仕以乡村教育为己任，名重桑梓。在这良好家庭环境影响下，郑先生自幼学习诗文书画，金石篆刻，他刻苦临摹留散乡间的历代名家画谱、碑贴，领略祠堂、道观、寺庙中壁画、彩塑之特色，触类旁及，融汇贯通，渐登传统艺术之殿堂。然要求得到更新更多知识之欲望日盛，在父母的支持下来到文明商埠上海滩，进我国最先施行正规艺术教育的“上海美专”深造，每日闻鸡鸣起身，伴星月而归，孜孜不倦广为涉猎素描、色彩、透视、构图及中外画史画论，获益匪浅。不久因家道中落，父、兄相继病逝，寡母程氏以女红及典当家产难以维持高额学资；郑先生被迫中断学业，走向社会这个大课堂。幸运的是他此时已较好掌握传统、现代诸谋生绘技，更难得的是与张大千、刘海粟、钱瘦铁诸画坛骁将精英有所过往，在切磋挥写中接受了那时最精华的艺术营养。上海深造实在是果敢之抉择，成为他艺术历程之重要里程碑，为日后发展突破奠定了牢固坚实的基础。困窘之家境促使郑先生常年奔波于闽、沪、粤、港、台及南洋新加坡、马来亚闯世界，当过职业画家、剧团舞美、学校劳美教员。在谋生及艺术追求双重带动下，勤于笔耕、作品常见于海内外各种画展，并接连举办个展卖画，人物、山水、花鸟、走兽等题材作品符合不同层次藏家需求，逐渐崭露头角，郑先生还有幸得到鲁迅、郭沫若、李叔同等一代文化巨家题词嘉勉，更坚定了自己终身不渝追求艺术真缔的信念。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郑先生毅然离开闯荡数年的香港，只身北上来到古都长安。此举利弊参半，互有得失，滞港或许疲于生计奔命而成碌碌画匠亦未可知，或许与他的画友张大千、赵少昂、杨善琛一样乘地利之便接近世界艺坛，名利双收。然定位长安，先在西北美协国画研究室为专业画师，后调西北艺专（西安美术学院前身）国画系任教；对于郑先生艺术精神质的飞跃确是不争之事实。大西北具有特殊的涵育力，它与温润秀丽的东南海疆相反，干燥雄浑，茫茫之沙漠和海涛般的峰峦包孕着神秘与力量。郑先生常站在巍巍华岳之颠，遥望着天际中逶迤而来一条巨龙，它是中华民族的母亲--黄河，甘美的乳汁滋润着炎黄儿女数千年文明史。那些石器彩陶、青铜鼎皿，兵马佣阵，石雕碑板……是这般葳蕤、这般壮丽与神圣，怎不叫人留连忘返，心潮澎湃！长安画坛从来都在中国绘画史上举足轻重，阎立本、吴道子、王维、李思训、李成、关仝、范宽这一连串闪光的名字，同中国绘画的发展紧密相联。此时汇聚在这里的有早年以“乡村写生”名噪一时，深受冯玉祥器重的赵望云及其弟子方济众、梁黄胄等；有以石鲁为代表从陕甘宁边区艰苦岁月中磨炼出来的革命美术工作者；还有郑乃珖、何海霞等从各省来的绘技稔熟，传统功力深厚的画家，可谓群贤华至，少长咸集。他们志同道合，“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使心血结晶“长安画派”独秀一方，备受世人青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精英皆非秦人陕藉，秉持不同的天性，唯性根质朴雄强者在长安文化厚土中成就为伟岸大器。古人云：“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绵绵之志者，无赫赫之功。”岁月倥偬，弹指寒暑二十余易，郑先生从中年步入老年，青丝变白发，人生精力最充沛，思想最成熟的也是这个阶段，他在这里播下希望的种子，迎来金色的收获季节。 　　    因历史的原因，郑先生自然难逃“文革”之浩劫，学校教学停止，个人艺术实践中断。尤其是七十年代初，他应周总理之邀赴京为北京饭店等宾馆作布置画，在“四人帮”掀起的“批黑画”恶浪中首当其冲。绘作“僵花”被指谪为丑化执政党思想僵化，十二只寒鸦则成攻击“五七道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艺术成政治争斗之牺牲品，艺术家在强权梏梗下只能束手待毙。在备受折磨摧残下郑先生愤而退返家乡福州。亲情乡谊逐渐慰藉、滋润着他那残损的心灵，挺起被压弯的腰杆，满怀信心地继续艺术历程的跋涉。随着新时期的到来，改革开放春风更使他焕发青春，先是受命筹组福州画院、恢复美协事务，致力振兴八闽画坛。继而应邀参加政协、人大会议参政议政，为文化之发展、精神文明之建设呕心沥血，并数度远涉重洋，弘扬国粹，可谓老当益壮。 　　    提起郑先生之艺术贡献，理论界、收藏界和画界同仁总爱津津乐道他的工笔重彩花鸟画，确认他的精典创造早与近、当代工笔重彩花鸟画复兴史紧密不可分离。论画必联史，不必远溯史前之彩陶、春秋之青铜器、漆器、秦汉之壁画渊源，单五代、两宋时此道就已达到世界绘艺的颠峰。既有“黄筌富丽、徐熙野逸”之开宗创派，亦有黄居莱、赵昌、赵佶、崔白等名家辈出，佳作如林，那种精细不苟的审物精神与浓丽典雅，形似逼真的造型语汇令人叹为观止。元代以后，随着写意文人画的勃兴，土大夫阶层崇尚逸笔草草，轻视严谨造型，工笔渐入式微。虽有元代钱选、王渊、明代边景昭、吕纪、陈洪绥、清代恽寿平、邹一桂等争奇斗胜，尚难走出低谷。《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世间万物自有其发展现律，人为风气只能流行一时，工笔重彩花鸟画到现代经张大千、于非闇、刘奎龄、陈之佛、陈子奋等大师努力，终再现生机，滋荣发展。前人作画多追求“工”的极至，且太“宫”了，宫庭化，矜持作态的富贵气，难以准确传达大自然之生命力。郑先生独僻蹊径，深挖“生活”之宝藏，他在林泉花木之间观察形象细致入微，且匠心独运地将山花野卉，蔬果海鲜这些前人不予注目的景物搬上画面，使其登上大雅之堂，并赋予种种诗的情趣。宋代大诗人、画家苏东坡有“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之名句，学贯古今中外的林语堂甚至认为：“对于中华民族，诗教几乎代替了宗教”，诗在诸多方面起了对民众的教化作用，诗画结合因而也成判断绘画作品高低的重要因素。郑先生强调用诗的妙想构思画，用诗的情感态度作画。如果说写意画多通过画面的题诗与跋语来深化诗境，那么工笔重彩画更注重通过画中的可视情态既“形”来引发观者对诗意的联想。离“形”之“神”为空，有“神”之“形”乃生，只有形神兼备，方可状物传神，对此郑先生既有真知灼识，更不乏经验体证。其笔下之花皆竞萌，意若露，若霁，若风中舞，若迎朝阳；禽则竞生，意若觅、若翔、若嬉、若妆，宏幅微篇，均生机盎然。孔雀、牡丹虽朱浓紫丽，灿烂堂皇，而非宫阙富贵之意；田间花草虽片英折枝，恬活怡性，却无隐士野逸之情，透现出一番宽舒和宁远的美，旷达豁然的爱。“五四”之后，中国画坛之人物、山水“生活派”与“中西合壁”、“传统”、“民间”诸派并起，花鸟画之“生活派”亦有，个中翘楚、当属郑先生。 　　    唐代张彦远曰：“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宋人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亦指出：“凡画，气韵本乎游心，神采生于用笔”都强调“笔”的重要性。郑先生溶真、草、篆、隶、行书法用笔于勾勒白描中。在线条的长短、粗细、刚柔、强弱、轻重、徐疾、干湿、浓淡、扬抑、顿挫等形式变化达到腕运沉稳如铅丸走坡，灵动似飞燕掠空，可谓笔轻劲能扛鼎，毫柔力透纸背。恰到好处地既表现了物相“质”与“气”，也表现了物相的“形”与“神”。大千世界姹紫嫣红，五彩缤纷，令人眼花潦乱。郑先生对此作透彻之研究，认为赋彩无非二大类。一为写生色彩学，即色光、色调、冷暖、环境色、光源色诸要素。另为装饰色彩学，重在主观色彩，如色相、色度、印象、味觉、节奏、旋律、象征与崇拜等。意象造型之中国绘画虽属此范畴，然谢赫之“随类赋彩”界定了色彩的次要地位和浅层次性质。郑先生强调“随心赋彩”，全凭画家心境情绪而定。他或略施丹粉稍事渲染，以令淡雅；或丹青饱沾叠色渍染，以求浓艳，红花可以墨写，绿竹尽可朱涂，色本无情人有情，以情用色色相生。 　　    如果说郑先生工笔重彩花鸟画是清音袅袅之江南丝竹，那么山水画则是华彩迷幻的交响乐，珠璧辉映，各有春秋。郑先生早年走遍风光灵秀的南国大地，身心沐受着青山碧水的柔美薰陶，中年后又长期客居长安讲学，多次偕画友率弟子登华岳，赶祁连，越秦巴、穿戈壁……大西北山水浑穆阳刚精神更让他神迷。南北文化传统有幸泽惠于一身，使他胸襟更为开阔，艺术见地自非一般。他曾在画论中曰：“中国山水画着意于概括自然山水之整体风貌，运用独特之笔墨线条，收千里于咫尺，抒发画家之主观感受，以形写神，追求人与自然之浑融合一，具显著表现性”。言简意骇，发人深思。对于郑先生来说山水是有灵、有神、有道的东西；在山、水、云中可以洞见宇宙无限的生命，直窥其中神秘奇妙有着不可言诠的态势；他借笔墨所表现的是山川、生命、历史的大运动，故每每登山而忘情，望岳而兴发，胸中苍润廓然之气腾腾欲动，创造激情犹如涌泉喷洒、火山迸发。由于他功底深厚，所以工写皆擅、艺术语汇丰富、所作青绿重彩金壁辉煌，气势磅礴，浅降淡彩清丽典雅，空灵静谧，泼墨泼彩酣畅淋漓，浑然天趣。犹从远古岩刻、汉瓦魏碑拓片斑剥肌理中摄取神理。自创“网状龟裂皴”、“刷擦皴”来勾勒山脉、烘染氛围，其特殊韵味与董源之披麻皴，李唐之斧劈皴，袁江之骷髅皴、傅抱石之乱柴皴异曲同工，是传统精神与现代审美情趣之有机结合。诚如杜甫《丹青引》所云：“意匠惨淡经营中”，郑先生创作心态谨严，每幅作品皆缜密思考，反复推敲，不以锦绣而加意揣摩，不以渔樵而随手敷衍。他善于总体着眼腾挪跌宕，从细微处入手曲尽其妙，常与人不经意处显新意，在方寸间有过人之胆略。纵观郑先生那些史诗般山水画作，令人引发情思之激荡，谁都能从画面强烈地领受到祖国河山大地蕴藏的历史情怀和人格力量，艺术家首要者当是心灵素养和含量的“深厚”与“广大”，唯有如此的心胸和胆识，才会有大气格之作品。郑先生是一位追寻“大美”通境的艺术大师，博大而精微是他山水画作品的精神所在。 　　    作为风格独具的绘画大师，郑先生在艺术教育上的卓越贡献同样有口皆碑。清寒家门出身的他理解满足学生求知之渴望，待彼辈如子侄，尽其所能解疑释惑，他认真编写的教材、教案，绘制的范图，由表及里，深入浅出；被广为交流推崇，至今仍被不少艺术院校奉为圭臬。可以说他的不少经典杰作正是教学研究之丰硕成果，学生从采风、酝酿、构图、制作到完稿皆全过程了解，并从中熟悉艺术创作规律。但他力诫亦步亦趋，鼓励发挥个性，故其门下桃李芬菲，蜚声中外之俊彦英才辈出。郑先生兢兢业业授人以“艺”，更满腔热情传人以“德”，而中国画论正是把道德品质在首位，以人生文化推论艺术境界。所谓“士先器而后艺”、“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言传必身教，凡是与郑先生有过交往的人，都从他那纯真笃厚的学者风度，谦虚诚恳的君子气质中体会到一种凛然正气。他襟怀坦荡，十分厌恶趋炎附势、尔虞我诈之恶习；自奉淡泊，却将稿酬百万港币捐赠社会公益事业，其高风亮节形象在物欲横流之当下倍感光彩照人。 　　    郑先生著作等身，除已出版有《郑乃珖画集》、《郑乃珖花鸟画集》等专著三十余集外，还大量发表作品于海内外媒体中，至联合国及欧美亚澳数十国展出，为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紫光阁、中国美术馆等众多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所珍藏。这些作品绝非闭门造车、冥思苦想之物，而似清人恽南田“作扁豆一枝，游棚下三月”般辛苦得来。观世上成功之艺术家皆离不开天才与勤奋，齐白石有“天道酬勤”之说，张大千强调“三分天才，七分努力”更是由衷感慨。郑先生他认为开宗创派绝非固守模式，一成不变，艺术之生命贵在不断创造，永无停顿。塑我毁我，不进则退是艺术家面临的最严峻、最残酷问题，比比皆是随着年龄之递增，思维渐趋滞板保守，艺术僵化失去活力者。令人欣喜的是郑先生在耄耋之年仍在不断变法，在炉火纯青之作中充溢着一股强烈的生命跃动感。他那吞吐八荒、纳天入怀的博大胸襟，使人们有理由确信其艺术道路会越走越宽广，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历史穿透力。

原文2003年 发表于佛山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  浏览：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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