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相濡以沫——第三次婚姻 　　 　　 　　从1927年参加革命，到坚持八年抗战，由于长期战斗在第一线，多次负伤，徐向前 　　身体损害很大。1945年4月，徐向前再次积劳成疾，因患肋膜炎，住进延安柳树店和平 　　医院治疗，高烧不止，病情持续了两个多月，他躺在病床上，渡过了一个又一个危险关 　　头，病情一天天向好的方面转化，直到当年冬天才出院，身体仍然很衰弱。 　　这时，他遇见了他在武汉军校任教时女生队的学员黄杰。 　　黄杰是一位久经考验的革命老战士，湖北江陵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 　　共松滋县第一任县委书记，组织领导过九岭岗暴动，后长期在上海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工 　　作。 　　1946年5月，任延安第二保育院院长。 　　当时徐向前和黄杰都已入不惑之年。黄杰看到当年英姿勃勃的教官如今一副大病初 　　愈的样子，一股怜惜之情涌上心头。而徐向前望着眼前细眉细眼、干净利落、风韵犹存 　　的黄杰，也不由想起自己的当年，心中产生了“想要有个家”的强烈归属感。 　　1946年“五四”青年节。是徐向前和黄杰结婚的日子。关于“婚礼”的情况，当时 　　给徐向前担任警卫的张双优有如下的叙述： 　　“那天是个假日，我陪首长走到苏部长家，有位女同志已先在那里，正和苏部长的 　　爱人说话。后来，他们四人打扑克。 　　苏部长的警卫员小王忽然问我知不知道首长今天来这里有什么事？我说不就是休息 　　来玩玩呗！他唉呀一声：‘你们首长今天是来结婚的呀！那位女同志是保育院的黄院 　　长。’我赶紧给家里的同志打电话，让他们快做准备。内心里直埋怨首长，这么大的事 　　也不言一声。当我跟随首长他们两人步行回到家里，见到大伙正在打扫屋子，首长笑着 　　说了一声“‘嗨！小鬼’。” 　　“婚礼”就这么简单，这么平平常常，都已不是初婚的徐向前和黄杰不愿声张。而 　　真正两心相许的美满婚姻是不在乎婚礼的形式的。 　　他们结婚的时候，正是抗日战争已经结束，解放战争还未开始的时期，革命形势朝 　　着有利于我党的方向发展。徐向前以为他现在有能力、有可能给妻子一个安定的家了， 　　他们婚后很快有了一个孩子，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程训宣被害35年之后，相似的命运险 　　些落在他的老伴黄杰的身上。 　　1968年10月，徐向前已被斥为“二月逆流”打入另册。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九天，突然发来会议“简报”。在第一期“简报” 　　上，竟编造谎言，说黄杰是“叛徒”。 　　历史悲剧的重演真叫这位领兵的老帅哭笑不得。他了解黄杰，信任黄杰。她1928年 　　入党，是一位久经艰苦斗争考验的老共产党员。50多年来，她忠心耿耿，为共产主义事 　　业奋斗不息，历史清白无污，现在居然得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难道这就是所谓“要革 　　革过命的人的命”吗？ 　　徐向前和黄杰面对这一突然打击，冷静而又伤感。两位革命家，找谁去说，向什么 　　人去讲呢？他和她只好闭门长叹。 　　徐向前激怒而又不平地对黄杰说：“我们结婚这么多年，彼此都了解，他们说你是 　　‘叛徒’，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黄杰心中明白，在这个时候遭到诬陷，与有人要打倒徐向前有关。她不加思索，坚 　　定而又心酸地说：“我绝不是叛徒，免得你连我，我连你，说不清楚！” 　　男儿有泪不轻弹。徐向前听了黄杰的这句话，想到几十年的老夫老妻居然被逼迫得 　　说出了“离婚”两个字，不由老泪纵横。他想到俩人结婚不久，解放战争爆发。他渴望 　　战斗，身体稍好一点就要求上前线，全然忘记了自己做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撇下刚生 　　下孩子不久的黄杰，到晋冀鲁豫军区赴职。如果不是黄杰理解他，恪尽妻责，尽心竭力 　　地照顾他的身体，千方百计地支持他的工作，他是很难完成解放山西的光荣任务的。解 　　放以后，黄杰在纺织部工作，从不以老革命自居，一直乘公共汽车上下班，保持着艰苦 　　朴素的革命本色。 　　这么好的妻子，徐向前怎么会舍得同她分离呢！ 　　徐向前一生讲求实际，他现在依然坚信：真理不能说成谬误，红的不能变成黑的。 　　他默默不语，观望着事态的发展。 　　在公开发表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上，还严厉指责了“二月逆流”反对“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黄永胜在总参谋部亲自部署批判几位老帅，并发动老帅 　　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组织揭发批判，要求和老帅划清界限。徐向前办公室的党支部写 　　了报告，请示批判徐向前和黄杰。周总理看到报告后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并 　　当即转呈毛主席。1969年1月3日，毛泽东亲笔作了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 　　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和他们搞好关系。”关键时刻，毛主席保护了徐向前和 　　黄杰等老革命，避免了悲剧的重演。可是林彪却在毛泽东批示的一旁别有用心地加批： 　　“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希望徐向前同志搞好健康，不要制造新的障碍。” 　　1969年10月，徐向前被“疏散”到河南开封，过着半囚禁式的生活，整天呆在房子 　　里，哪里也不能去，基本上失去了自由。他身边除了工作人员外，没有一个亲人。他的 　　老伴黄杰在纺织工业部接受“审查”。直到1971年4月8日，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批陈整 　　风汇报会，军队中几位老帅，才陆续由外地被接回北京，夫妻得以团聚。 　　徐向前和黄杰相濡以沫几十年，携手并进，患难与共，共同度过了一个个艰难时刻， 　　成为令人羡慕的终生伴侣。 　　做为一名普通的男性，徐向前不算一个尽职尽责的好丈夫，尽管他也许想做到这一 　　点。只有当他成为元帅的时候，他才使三位为他做出过巨大牺牲的普通女性随他的英名 　　一起永驻人间。可以说，他对他的三位妻子都是忠诚的，他付出过，他也得到了。 　　 　　三、奇特的性格之谜 　　文雅、谦和、细致、坚韧，几乎所有见到徐向前的人都会得到一种与预想截然相反 　　的印象，他们说：“徐帅像个教书先生。”好奇的人们细细地思索其性格历程，不由得 　　生发出诸多感慨来…… 　　 　　3．1　书生与武将 　　人们都知道徐向前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军人。可所有见过他的人，又一致认定他是一 　　个知识分子类型的人，常常用“教书先生”或“小学校长”这样的词来形容他。的确， 　　徐向前的外在形象和性格特征，很难使人与他所建立的丰功伟业联想到一起。然而，这 　　种性格与职业的反差，正是徐向前作为元帅所独具的个性魅力之所在。那么他是如何将 　　“书生”与“武将”这两种不同类型人物的性格特征统一于一身的呢？ 　　每个人性格的形成，都同自己的成长历程与双亲性格的濡染分不开。徐向前也不例 　　外。 　　徐向前小时候，父亲多在外谋生，他整天跟着母亲屋里屋外转。 　　他的母亲姓赵，名金銮，生于1862年，长在离徐家不远的槐阴村，家境与徐门相当。 　　她中等个，眼近视，裹小脚，话不多，明事理，性格温和，办事稳重。她不是徐向前父 　　亲的原配。在她之前，徐父曾娶一妻，两三年后病故，没有留下子女。赵氏并没有因为 　　是填房而降低她在徐家的地位，相反，由于她的善良和纯正，博得了长辈的喜爱。婆婆 　　信任她，放手让她操持家务，她成了家庭生活的实际组织者。她信奉佛教，家里的阁楼 　　上，供着一尊木雕观音，天天吃斋念佛。她怜贫惜老，施舍僧侣。冬天，街上来了乞讨 　　的人。她总是把他让到屋里，给吃、给喝、给施舍，净手素斋，不吝布施。母亲这种行 　　为，影响了徐向前。他幼小的心灵还理解不了那些难以捉摸的盲目崇信的意义。他是从 　　人与人的关系中认识母亲的。他朦胧地意识到，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爱护，平等相处。 　　母亲在他的心田种下了博爱的种子。 　　母亲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徐向前在母亲身边长大，伴随着母亲劳动，潜移默化地养 　　成了他的劳动观念。七八岁以后母亲便开始安排他和哥哥劳动，规定他俩早起必须拾一 　　箩头粪回来。北方冬天的五更时分，人称“鬼龇牙的时辰”，冷得透骨彻心。好强的银 　　存（徐向前的乳名），要完成母亲定的数额就得早起床，要得到母亲的赞扬还得走在哥 　　哥的前面。有时手脚都冻麻木了，要是拾不满一箩头，就不敢早回家。等回到家里时， 　　母亲见他冻得缩成一团，很心疼。又给脱鞋，又给暖手，可就是不说降低定额的话。徐 　　向前到成年后才体会到，母亲这样做，也是一种对孩子的爱，而且是真正的爱。这对他 　　吃苦而劳的坚强性格的形成，是一个直接的因素。 　　到了夏天，母亲安排他去割草，挖野菜，采榆、杏、桑、槐、杨、柳叶。受生活的 　　逼迫，他小时候吃过许多种野菜和树叶。这对他后来从事千难万苦的革命事业倒很有好 　　处。战争年代，长征途中，他这些生活经验帮他度过了许多难关。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 　　时，粮食极度缺乏，他带头采野菜充饥。 　　母亲的教育，使徐向前学会了许多适应社会的实际生存能力。他会做各种家务事， 　　会做力所能及的农活，还学会了各种编织手艺。在他当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时候，家 　　里还用着他编的笊篱。 　　毛泽东曾给他的挚友、同学邹蕴真写信说：世界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 　　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他母亲属于第三种人。徐向前的母亲也属于第三种 　　人。 　　在母亲的影响下，徐向前不仅勤劳、善良、能吃苦、讲求实际，而且严于律己，宽 　　以待人。这一性格特征的形成，使他成年以后能忍人所不能忍，承受住了巨大的精神压 　　力。 　　母亲是慈爱而又严厉的。父亲同样严格而慈祥。在徐向前带兵打仗以后，他也继承 　　了父母的这种教育方式。 　　徐向前的父亲徐懋淮，生于1857年。因家境艰难，从小在外祖母家就学。13岁丧父。 　　近20岁时通过了清朝科举制度的最低一级，获得了能在县学、府学读书的生员学位。一 　　般称秀才。生员有应乡试的资格，乡试合格称举人。可是由于家境不济，他一直没有通 　　过乡试，到老还是个“穷秀才”。 　　“我父亲是个晚清秀才，教了一辈子书。”“为人耿直，不阿不欺，办事公道。” 　　这是徐向前心目中父亲的形象。 　　徐向前的父亲学字“次江”，号“遇丰年”。次江这个学名很少有人称呼，“遇丰 　　年”倒是村里人经常叫的。村里有大小事情，如打架斗殴难解、家庭纠纷不平时，都愿 　　意找遇丰年评说；有分门立户、割地买房的事，也要找他作中证。 　　村人信任他，不完全是因为他有一点学问，主要是他热心于村里的公共事业。村里 　　设立学堂，他到处奔走去请先生，学堂的房子坏了，他也率先出力维修。 　　父亲的行为，是家风的体现，给徐向前以很大影响。他模仿着父亲以平等的态度对 　　待周围的人，不阿强凌弱，不媚富欺贫。但是，徐向前也不是对父亲所有的行为都效法 　　的。父亲在外对人很友善，在家尽管与母亲感情很好，但放不下男人对女人的威严。徐 　　向前总是站在母亲一边。维护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徐家的日常生活，虽然由母亲安排， 　　但家庭经济的掌握和支配权是在父亲手里，母亲手中很少存过一文钱，徐向前对此颇不 　　平。他当了小学教师之后，每月有20块白洋的薪水，父亲要求他如数交给自己，不能给 　　母亲。可他看到母亲手里年年不进一文，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一回，他领到薪水，偷偷 　　地交给了母亲3块钱。父亲问他怎么只有17块，他只好撒谎说，一个同事成亲，那3块送 　　礼了。这大概是徐向前从小到大唯一对父权的一次“反叛”。 　　徐向前是幸运的。他没有生活在一个封建专制的家庭里，这使他很少产生逆反心理， 　　性格中缺少反抗精神。就是他后来参加革命，也不是为了反剥削反压迫，而是为了“救 　　国救民”的革命理想。他这种本份、听话、顺从的“好孩子”性格，使他上黄埔军校后 　　很容易便接受了“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的格言，并恪守终生。 　　父亲看儿子，总是把眼光放在年龄的前面，给设计一条路，让他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徐懋淮虽然没有给儿子的未来“定向”，但他心里清楚：儿子有了学问才会有前途。 　　徐向前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他读《百家姓》、《千字文》、《庄农杂志》之类的 　　书，并让他描红摹字，临帖抄仿。这不仅是对徐向前，对徐向前的哥哥、妹妹以及后来 　　对徐向前的大女儿松枝，都是这样的。由于父亲的严格教导，给徐向前打了一个基础。 　　入村塾读书时，学习成绩不错，先生经常称赞他。徐向前说：“我小时候并不聪明，学 　　习不落后，主要是父亲给了我启蒙教育。” 　　徐向前在村里读了三年私塾后，被送到东冶镇沱阳高等小学校去读书。小学里设有 　　语文、算数、英语、历史、地理、理化和修身等课程，比较正规。每日有体操，每周末 　　有一次“学生军”大操典。从学习内容到学校活动反映了辛亥革命后的新气象。徐向前 　　在这里住读，知道了许多自己以前不知道的东西，开阔了眼界，不断获得新的知识。 　　沱阳高小以师资质量高、学风好、成绩优而著称，培养了数代英才。他们培养的 　　“学生军”在亥革命中发挥过作用。 　　抗战爆发后，这里又成了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徐向前很爱这个学校。那些新的课 　　程吸引着他，每门课都向他展示了一个新的领域，有的还向他打开了认识另一部分世界 　　的窗口。这些新的东西刺激着他的求知欲。 　　但徐向前在沱阳学校只读了两年就转学了。因为他父亲认为他会写白话文，写不好 　　八股文，怕他作文退步，又要他回村读私塾。这对他打击很大，第一次感到父亲的思想 　　太旧，不合潮流。面对乏味的四书五经，想到沱阳小学热火朝天的生活和朝气蓬勃的同 　　学，他也第一次为自己生活的倒退产生了自卑感。更不幸的是，由于家庭经济状况继续 　　恶化，父亲决定只供哥哥一个人上学，要他在家干活。这一年他才15岁。 　　生活从高潮坠入低谷，心情的压抑是可想而知的。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这种自卑感 　　和压抑感差不多整整拌随了他一生。 　　父母看他失学后心情忧闷，决心给他找门手艺活，一来学点技术，二是挣点钱。母 　　亲觉得木匠在农村很吃香，提议要他学木匠。父亲不同意，几经周折，在河北阜平县一 　　家远亲的书店找到了活，让他当学徒，直到他考入省立师范学校。 　　后来，徐向前回忆这段学徒生活时说：“两年多，我亲身感受了店员徒工生活的苦 　　难，应该说，这也是上学，我在这个‘学校’里受的教育，比正规学校要深刻、实际得 　　多。”生活的磨练使他变得沉默寡言而早熟。他在黄埔军校学习时就不肯多语，常常一 　　个人静坐，读书、思考。因此，在军校中，他被看成是一个腼腆的学生。 　　少年时代又读书又劳动的生活，使徐向前兼具知识分子和劳动者的性格特征。成年 　　后弃教从军的经历，使他身上劳动者的本色转化为一名军人必备的优良素质。先书生后 　　武将的生命历程，构成了他性格的二重组合，使他有勇更有谋，最终成为一位具有浓郁 　　知识分子性格特征的军事家。 　　曾经有一位记者这样描述他：“徐向前，山西五台人，性缓，善说话，象一位小学 　　校长，他跟肖克一样注重实干。” 　　著名的东北籍爱国人士杜重远先生也有一段有趣的描写：“我到招待所把名片递入 　　后，即有人请我进去。此时周恩来、彭德怀、林彪、肖克、徐向前诸先生都在内。周君 　　一一介绍。我在未见他们之前，以为众家英雄必是方面大耳，竖眼立眉，牛头的鼻子、 　　火盆的大嘴，或像剧院里的花脸张飞似的。不料相见之下，一个个都彬彬有礼，状似一 　　群教书先生。” 　　显而易见，徐向前的家庭出身和教养，养成了他谦虚、诚恳、谨慎、严易近人的性 　　格特点，所以他更象或者更容易使人联想到一位诲人不倦的教书先生。 　　3．2　性格中的方圆 　　有人说，毛泽东的性格带有湖南辣椒的味道，对任何事情从不持中立或消极态度。 　　而徐向前则恰好相反。在不少重大问题上，由于他的妥协，使他晚年追悔莫及。那么， 　　为这位战功赫赫、威震敌胆的元帅，为什么性格中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的一面呢？对此 　　似乎从来没有人专门探讨过，人们都小心翼翼地避开这个敏感问题，从而使之成为一悬 　　案。 　　聂荣臻元帅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过这样一件事情：那是在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 　　在川西会师之后。“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晚饭，吃了很 　　多胡豆。 　　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吃完了晚饭还没天黑，陈昌浩说： 　　‘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留下后，他问我，你 　　对遵议会议态度怎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样？我说，遵议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 　　会议我也早已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他们认为，林彪已经 　　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谈话时徐向前同志也在场， 　　但他在一边，在地图上划标号，正在计划作战方面的事，他没有作声。就是陈昌浩一个 　　人在那里高谈阔论。 　　……”（《聂荣臻回忆录》）显然张国焘等分裂红军的活动，并没有背着徐向前。 　　那么徐向前究竟是支持还是反对呢？ 　　事隔不久，鉴于张国焘公然对抗中央的北进方针，劝说、命令均无效，党中央率一、 　　三军团单独北进。临行前，毛泽东来到徐向前的住处，问道：“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 　　么样？” 　　想看看徐向前的态度。徐向前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 　　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听了他模棱两可的四答，毛泽东没再说什么，连夜率三军团不 　　告而别，向俄界同一军团集中。 　　对于中央的北上方针，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徐向前完全拥护，陈昌浩也同意。 　　他们原来就有过这种设想。徐向前满心希望中央不再发生分歧，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和 　　开路先锋，他一直在考虑怎样为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打开通路。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时， 　　红四方面军有八万之众，红一方面军只有二万人马。张国焘借此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 　　问题”、“一方面军的损失和减员应由中央负责”等论调，想要取毛泽东等的领导地位 　　而代之。这些，徐向前并非不知道。但他被两军会师的欢乐所激动，对于两军会合后出 　　现的复杂局面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他是个单纯的军事家，不愿为政治斗争分心。两军会 　　合后，他的主要想法是要离开四方面军，到中央做点具体工作。他与张国焘、陈昌浩虽 　　共事好几年，但在许多问题上合不来，心情一直不愉快，很压抑。但他没想到张国焘会 　　公然对抗中央的北进方针，陈昌浩又紧随其后。让他带一部分人马离开张国焘，使他辛 　　苦创立起来的红四方面军分裂，是他所不忍看到的。加之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些教条 　　主义者指责四方面军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 　　跑主义”。甚至写文章公开批评。这使身负重任的总指挥徐向前不能不心有余悸，不敢 　　贸然追随中央红军。这就是徐向前犹豫不决的主要原因。 　　当徐向前还在幻想能有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时，传来了中央红军单独北进的消 　　息。徐向前回忆说：“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 　　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 　　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何畏当时在红军大学，他跑来问：“是不是有命 　　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 　　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 　　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的很。前面有人不 　　明真象，打电话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 　　我怎么办？我说：哪里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 　　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 　　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 　　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 　　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 　　应该说，张、毛两方面的矛盾和斗争，徐向前是知道的。 　　而且他也知道张国焘这个人“有能力，但品质不好”，“借口肃反，剪除异己，建 　　立个人统治”。（《历史的回顾》）面对人多势众的张国焘，中央红军无疑处于“伴君 　　如伴虎”的危险境地。可徐向前一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这就使他在纷繁复杂 　　的政治斗争面前显得格外天真，对于这“突然”的变故感到“毫无思想准备”，以致束 　　手无策。 　　徐向前是个天才的革命家和军事家，但不是政治家，他缺乏政治家特有的敏锐、胆 　　识和韬略。这从他对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反应便可看出。 　　1931年9月中旬，张国焘开始在红四方面军中“肃反”。 　　十师参谋主任柯柏元、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等二十余人相继被捕。对于这突如其来 　　的变故，忙于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徐向前感到迷惑不解。陈昌浩告诉他：“八月初，我们 　　在后方破获了一个反革命团体，叫AB团（“AB”二字，是英文“反布尔什维克”一词的 　　缩写），成员多是岳维峻的旧部。他们准备九月十五日暴动，要炸毁医院，抢走岳维峻。 　　在一些县委、区委里也发现了改组派，牵涉到我们的部队呢。现在逮捕的都是改组派、 　　反革命”。徐向前听了将信将疑：在苏区和红军中前一两年也搞过肃反，也抓过一些人， 　　大多是地主恶霸的狗腿子，或是敌人派来的探子。而现在抓的，大都是在一起打游击的， 　　平时没有什么异常表现，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改组派？说这些人是反革命吧，过 　　去长期在一起战斗、生活，确实都是些好同志；说不是反革命吧，又拿不出证据来。他 　　心中虽然有疑团，但还是抱着相信党、相信群众的信念，即使他的爱人程训宣无辜被抓， 　　他也没有说过一个“不”字。 　　徐向前在一些政治问题上反映迟钝，不仅是在战争年代，解放后还是如此。在十年 　　动乱中，徐向前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一样，历经风险和坎坷。从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 　　报》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被打倒。 　　这一系列事件，徐向前都感到茫然。急风暴雨，许多事他来不及细想，更想不到会 　　愈演愈烈，搞得不可收拾，一闹就是10年。 　　1966年11月13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来京人员大会。会场里人山人海， 　　群情激奋。周恩来、陶铸接见学生后退席，陈毅、徐向前、贺龙、叶剑英先后讲话。陈 　　毅比较实锐，他说，今天来体育场，就是要泼冷水。“泼冷水是不好的，可是有时候有 　　的同志头脑很热，太热了，给他一条冷水的毛巾擦一擦有好处。”徐向前主要讲战备问 　　题，他说： 　　“我们的陆、海、空军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做 　　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一刻也不要忘记我们周围还存在着强大的敌人，我们必须 　　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不容丝毫的松懈。”叶剑英最后讲话指出，“真理是真理，跨过 　　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学毛著，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 　　信。不要光注意背书，不会行动，那样就会变成教条了”。或许是因为陈毅、叶剑英的 　　讲话较为直率、尖刻，针对性较强；而徐向前的讲话多少与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大气候”相一致吧。会后不久，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怂恿、支持下，大街上公开刷出 　　“陈、叶讲话必须批判”的大标语，而徐向前则被任命为“全军文革组长”。 　　不错，徐向前的确在一些政治问题上表现出“滞后”反应，但这种“滞后”反应说 　　到底只是他求同存异，忍辱求全的一种策略，是他与人为善、避免矛盾的长者风度的一 　　种表现，而且在一些关键时刻，他也决不是任人摆布的。 　　中央红军北上之后，张国焘召开另立中央的会议时，有人示意要徐向前发言，他坐 　　在一个角落里，表情严肃，“吧嗒吧嗒”地猛抽烟，一言不发。纷繁复杂的党内斗争， 　　使他心里乱如麻团。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浪中，他第一次碰上了最棘手的局面。他一时 　　理不出头绪，只好用沉默来对待这一切。 　　会后，张国焘找他谈话，他明确表示不赞成张国焘的做法。他说：“党内有分歧， 　　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 　　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使是中央 　　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有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 　　徐向前仗义执言，张国焘无言以对。他不擅权术，对张国焘的许多行为感到难以理解。 　　但他光明磊落、不发牢骚、注重实干，张国焘也不得不敬畏他三分，没敢对他下毒手。 　　对于“肃反”，他虽然感到“糊涂”，但还是据理力争，保护了陈锡联、陈海松、 　　周希汉等同志。但对张国焘想要蓄意谋害的“异己”分子，他却无能为力。反三路围攻 　　大肃反时，张国焘的主要予头是指向小河口会议期间批评过他的曾中生、旷继勋、余笃 　　三等一批领导骨干。徐向前听说曾中生被捕的消息后，极为震惊，打电话问陈昌浩：逮 　　捕曾中生有什么根据？我对曾中生是了解的，党中央也了解他，绝对不是反革命，不能 　　这样对待他！”陈昌浩支吉搪塞说：“这是张主席决定的，不过是‘审查审查’罢了。” 　　并于长征途中将曾中生秘密杀害了。 　　“肃反”开始，徐向前还能参加一些会议，还有某些发言权，随着运动的深入，保 　　卫局抓人越来越多，徐向前在会上提出不同意见，引起了张国焘的不满，后来就干脆只 　　让他负责部队训练和作战指挥。徐向前意识到对自己不信任，只好每到一地找一个僻静 　　的庙宇、祠堂，作为临时指挥所，把地图挂好，专心了解敌情，分析情况，部署作战行 　　动。毕竟张国焘是中央派来的，又留过学，文化水平高。他不能也不敢或者说不愿彻底 　　怀疑张国焘的所做所为，他只能自卑于自己的不能理解。“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的信念 　　支配了他，文人“外圆内方”的普遍心理特征使他自我压抑，他养成了充耳不闻的习惯。 　　曾中生、旷继勋等曾作过他的上级的高级将领的无辜被害，使他寒心，他不愿做政治斗 　　争的牺牲品，革命需要他做的事还很多，他只好装聋作哑，埋头于具体工作。陈昌浩和 　　聂荣臻谈话，他虽在场，却如“徐庶进曹营”，原因不言自明。这不是简单的“保存实 　　力”，也不是明哲保身，实在是事出无奈。 　　张国焘不但不许他在政治上插手，而且在军事上也一意孤行，处处牵制他，以致置 　　红军于被动的地位，使身为总指挥的徐向前几乎成了军委主席张国焘手中的一个棋子。 　　有一次，为了一个战术问题，徐向前在电话里和张国焘讲了五、六个小时，硬是讲不通， 　　最后，张国焘竟不耐烦地喝问：“你们听不听我的意见？听，就按我的意见人，不听就 　　算了。”这样，徐向前和陈昌浩只好按张国焘的意见办，结果部队劳而无功。 　　不久，张国焘又故技重演。放下电话，徐向前直叹气，说： 　　“可惜呀，可惜！眼看到手的一块‘肥肉’吃不到了呀！”站在他身边的李先念说：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你叫我们往哪里打，就往那里打，我们听总指挥的！” 　　徐向前说： 　　“好！我们来了机断专行，这回就是犯了错误也不听他的，错了我负责！”当即集 　　合兵力，经过苦战，打了胜仗，取得反六路围攻的胜利。类似的“反抗”，在徐向前来 　　说，并不多。这不是因为他天性“随和”，而是严酷的战争环境要求军人绝对服从。他 　　不仅这样要求下级，也这样要求自己：理解的要服从，不理解的也要服从。他非常看重 　　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一致。许继慎被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常讲张国焘是老右倾机 　　会主义，引起张国焘的厌恶。徐向前虽然也对张国焘有看法，但还是劝许继慎不要这样 　　讲，讲了于事无补，反而影响团结。为了顾全大局，徐向前对张国焘的宽容和忍耐达到 　　了极点。或许正因为他性格中有这种中立乃至消极的成分，所以得以见容于张国焘和江 　　青这些“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野心家。 　　文革期间，徐向前出任全军文革组长，虽是毛泽东的决定，却是江青提议的。在江 　　青看来，徐向前年老体弱，因多年有病对干部情况不熟悉，一定不会多管闲事。而作为 　　全军文革顾问的江青，就可以借重徐向前的名义，唯所欲为。她没有料到，徐向前既是 　　一个随和的人，也是一个认真的人，对党交给的任务决不敷衍了事。他拿出了当年躺在 　　担架上指挥战斗的革命精神，上任伊始，决定狠抓军队的稳定。这显然和林彪、江青一 　　伙的想法格格不入，从而埋下了日后被打倒的祸根。 　　在军事指挥上，徐向前以灵活多变而著称。但在政治上却缺乏政治家的韬略，不擅 　　变通。出任全军文革小组长后，他除了开会，还要接见“造反派”。不论白天、晚上， 　　一纠缠就是好几个小时，害得他的头疼病经常发作，疲劳不堪，火气也大，说话有时 　　“出格”。常常为一个人的问题，或一句话不符合“造反派”的口味，被纠缠不休，周 　　总理对他说：“你和他们打交道，要掌握8个字，就是‘多听少说，多问少答’。” 　　穷于应付的徐向前，最终还是被打倒。 　　因为沉默寡言而逃过了张国焘的魔掌的徐向前，为什么到晚年反而变“外圆内方” 　　而为针锋相对了呢？请看下一节： 　　3．3　“闯宫”与拍案 　　海伦曾经这样描述徐向前“他看上去显得忧郁、沉静、态度谦逊、拘谨、言语不多， 　　偶尔露出一种孩子式的微笑。”这是中年时代言行谨慎的徐向前留给人们的一般印象。 　　人到老年的徐向前，出任全军文革组长后，“一度闯宫，两次拍案”，干了三件大事， 　　捅了三次马蜂窝，令熟悉他性格的人大为吃惊。这一“突变”意味着什么，又说明了什 　　么呢？ 　　徐向前上任前后，各地的“造反派”无法无天，到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 　　机关、抢劫武器弹药……军队指挥失灵，无法担负战备任务。徐向前请示林彪、江青， 　　不是说休息了就是刚吃了药，总是不予理睬。徐向前心急如焚。 　　1967年1月24日晚饭后，徐向前实在憋不住了，决定要“闯宫”——坐车直趋林彪 　　住地毛家湾。当时，林彪、陈伯达正在交谈。徐向前不宣而至，林彪很不高兴。徐向前 　　开门见山，向林彪讲了目前军队的混乱状况，说：军队要稳定，这样乱下去不行，要搞 　　几条规定，如不能成立战斗组织、不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准夺权等等。身为十大元 　　帅之一的林彪也深知部队稳定的重要性，况且他主持军委工作，军队乱了他也交代不了， 　　于是连连点头称是，并当即口述了稳定军队的“九条”。“九条”经军委讨论通过后， 　　又送到钩鱼台请中央文革再加讨论，改为“七条”。因为林彪参与制定，江青不便反对， 　　但她很不满意。在中央文革讨论时，她坐在一个角落里阴着脸，冷言冷语地说：“向前 　　同志老了，不能工作了！” 　　后来七条送到毛主席那里审批，毛主席增加一条严格管教子女的内容，七条遂变成 　　了八条。1月28日，徐向前陪同林彪到中南海送毛主席审定，毛主席完全同意。林彪很 　　高兴，对毛主席说：“主席，你批了这个文件，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啊！” 　　这就是徐向前“闯宫”，促成军委“八条命令”下达的整个过程。在这前后，徐向 　　前一反常态，和叶剑英等老帅一起两次拍案而起，后被诬蔑为“二月逆流”。 　　第一次是1月20日上午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军委碰头会，江青阴阳怪气地明知故问： 　　“总政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正在这时肖华来了，讲述了因昨天白天的 　　会议内容被泄露，晚上被抄家，逃到西山避难的经过。一直被蒙在鼓里的徐向前愤怒地 　　拍起了桌子，茶杯盖子“当”一声摔到了地上。昨天散会时他明确要求“会议内容要严 　　格保密，不准外传”，特别是关于有人批肖华的事情。叶剑英也气愤地说： 　　“肖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他也边说边拍桌子，将手骨都拍 　　伤了。这就是当时所谓“大闹京西宾馆”的事件。 　　第二次是二月中旬。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吸收有关负责人参加。 　　会上，以一些老同志为一方，以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为另一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连续数日争得面红耳赤，每次都不欢而散。2月11日下午，叶剑英质问陈伯达、康生、 　　张春桥：“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还嫌不够，还一定 　　要把军队搞乱啊！”徐向前激愤地敲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这 　　样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如果不要，我们这些人干脆回家种地去！”积压在老帅胸中 　　的愤懑情绪迸发了。 　　两位老帅慷慨陈词，康生、陈伯达等人望而生畏。不久，谭震林、陈毅、李先念等 　　人也发了火。江青得知后暴跳如雷。这次事件后来被称之为“大闹怀仁堂”。 　　其实，一向以“沉稳、内向、含蓄”著称的徐向前，本身就是个血气方刚的人，只 　　是他“少年老成”，惯于克制自己。 　　红四军反三路围攻期间，张国焘借口部队“不纯”，进行“大肃反”，名单由他和 　　陈昌浩及保卫局掌握，说抓谁就抓谁。有许多英勇作战的指战员被诬为“反革命”，被 　　抓被杀。有的部队一个山头守不住，指挥员就成了“反革命”，关押起来，严刑副供， 　　株连一大片，杀头的杀头，罚苦工的罚苦工。红九军二十三团政治委员陈海松年仅20岁， 　　作战勇敢，是个优秀干部，也被保卫局列入黑名单，要抓起来。徐向前得知后气愤地给 　　陈昌浩打电话：“同志，你们想干什么？我们的部队从鄂豫皖打到四川，是拼命过来的， 　　哪来那么多‘反革命’嘛！ 　　现在弄得人心惶惶，仗还打不打呀！命还要不要呀？”由于他的力争，保护了陈海 　　松等人。 　　但是，在那个非常时期，内忧外患的徐向前不得不从大局出发，克制自己的个性， 　　尽力团结同志，特别是搞好领导阶层内部的团结，以求一致对外。1935年8月初，中央 　　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了扩大会议。会后，徐向前从张国焘和陈昌浩的谈话中 　　听出，会上又发生过不愉快的争执，张国焘对中央领导很不满意。徐向前说：“这些事 　　情我管不了，现在的问题是部队在这里没有粮食吃，吃黄麻吃得嘴都肿了，我们不能呆 　　在这里挨饿，得赶快走。等找到有粮吃的地方，你们再争吵去！”作为一名军事指挥员， 　　政治上的纷争他插不上手，也不想插手。他更多的是关心战事和战士，关心如何消灭敌 　　人保存自己。眼看许多革命战友闯过了敌人的枪林弹雨，却没有躲过自己人的明枪暗箭， 　　他痛心而无奈。当时，就是朱德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帅，在被迫同张国焘南下之后， 　　也几乎过着被张“软禁”的生活，险些被害。朱总司令后来回忆起这段历史的时候说： 　　“那段时间张国焘造反。我们当时的处境很困难。但碰上困难有什么办法呢？坚持吧！” 　　“他那几天想叫下边互相打架，下边有人要打架，我反对。我对他说： 　　我们现在是如何支持下去，下面再打架，就活不下去了。要不要命？我们都要命。 　　我威胁他，打架被制止了。”“这时他又搞了个‘中央’，我说：要搞，你搞你的，我 　　不赞成。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不能反中央。 　　一直和他斗，我们人少，但理直气壮。我们的办法是，他搞他的，我们做我们的工 　　作，只要革命，总会到一块的。” 　　（《徐向前传》）徐向前和朱德一样，“求大同，存小异”，为避免“内讧”，忍 　　屈含冤，坚持革命。 　　当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铺天盖地而来之时，徐向前和许多同志一样，对这场突如 　　其来的“革命”，缺乏思想准备。 　　加上他长期卧床养病，本来就对政治变故不敏感的徐向前就更搞不懂了。但他搞了 　　一辈子军事，懂得军队不能乱，涉及到国家安危。他被迫“闯宫”，只是出于作为一名 　　“保家卫国”的军人，捍卫自己天职的良心。 　　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为躲避“造反派”的揪斗和人身污辱而东躲西藏，原全军文革组 　　长刘志坚被无缘无故地打为“叛徒”，满怀赤诚之心的老帅先后被打倒……这一系列的 　　反常事件使他震惊，也使他警醒。“肃反”时张国焘的丑恶表演浮现在他的眼前；因一 　　再迁就陈昌浩的错误主张而导致悲壮西征的惨痛教训涌上他的心头。当年的顾忌已经不 　　存在，多年的隐痛和愧疚使他不能再沉默下去，他拍案而起。 　　“突变”的不是徐向前的性格，环境和场景变了，时代不同了。徐向前还是徐向前，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他的血管里奔涌着军人的血液，也有书生的血统。 　　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挑唆下，不明真相的毛泽东暴怒了。1967年2月18日深 　　夜至19日拂晓，毛泽东召开会议，盛怒之下大发雷霆：“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 　　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邓上台，我同林彪南下，再上井岗山打游 　　击。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 　　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会议确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他们。在 　　残酷的迫害，无情的打击下，徐向前再次缄默了。他对政治事件的一贯“滞后”反应， 　　使他不可能对文革有全面清醒的认识。 　　几十年血雨腥风，他打破了张国焘代表中央“一贯正确”的神话，但没有打破由对 　　毛泽东的崇信和热爱而自我编织的“神话”。 　　 　　3．4　“我得了五个鸡蛋” 　　“疾风知劲草”。毛泽东在斗争中识别了林彪，也理解了包括徐向前在内的一大批 　　老一辈革命家。他逐步起用一些老革命家，亲自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并为“二月逆流” 　　平了反。 　　特别是请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并在中南海接见了各位老帅。 　　毛主席握着徐帅的手，满怀深情地连声说：“好人！好人！” 　　徐向前一生饱经忧患，给人留下了严肃、庄重、寡言的深刻印象。其实他是一个很 　　爱笑，也很会笑的人，他是一个很幽默的人。他在做报告的时候，常以风趣而又通俗易 　　懂的语言逗得战士们哄堂大笑，并在笑声中轻松愉快地接受了他讲的道理。 　　1969年4月1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在选举“九大” 　　代表时，中央碰头会议成员作为当然代表，而与“二月逆流”有关的几位老共产党员， 　　经毛泽东提名，下面非选不可，才当上了代表。大会在选举中央委员时，林彪、江青一 　　伙又践踏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玩弄阴谋诡计，对几位老革命家，采取各组分配票 　　数，指定人投票，以达到控制不准超过得票半数太多的目的。1500名代表的大会，徐向 　　前得票最少，只有808票。徐向前回家后自嘲地对黄杰说：“我得了五个鸡蛋”。在那 　　个时刻，还能有如此聪慧的幽默，该是何等的大智大慧和坦荡襟怀。 　　粉碎“四人帮”之后，徐向前才正式出来工作。1978年3月，他出任国务院副总理 　　兼国防部长。在世界各国的国防部长中，他资格最老，被称为当代世界老一代军事家中 　　仅有的国防部长。两年后，他激流勇退，主动向中共中央请求辞去一切职务。在1980年 　　8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他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以后又辞去了国防部长。他 　　的让位、让贤早已不是第一次，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他决不逞强而延误工作。 　　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以一个真正革命者的胸怀，实现了自己年轻时的革命理想：“一 　　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 　　徐向前是一个复杂的书生，也是一个单纯的军人。他做事严肃认真，以致严厉逼人， 　　令人生畏，却又十分幽默风趣，含蓄，和蔼、平易近人。他有城府，精明、寡言，也很 　　坦率、外露，让人觉得简单得一目了解。他的多元化的性格，充分展示了他人格的力量。 　　 　　四、无敌仁者之谜 　　徐向前身为军人，杀伐决断，战功赫赫。可他又被称为“仁者”。充满血腥的战场 　　上，何“仁”之有？但他偏偏因为“仁”而无敌，所向披靡。这其中奥妙何在？要解开 　　这个谜，不能不从他的军事思想谈起。 　　 　　4．1　仁者乎，忍者乎？ 　　做为军事指挥员，徐向前集爱兵之深与用兵之狠为一身，显示了一个人，特别是军 　　人的两面性。究竟“爱”是他的真心，还是“狠”是他的本性？颇为令人费解。 　　晋中战役时，八纵队因连续行军作战，生活补给又差，部队十分疲劳，加上烈日下 　　在山地运动，速度很慢。纵队司令王新亭曾电话请求，让部队稍事休息，说大家实在走 　　不动了。 　　徐向前知道王新亭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轻易提出这种要求的，但仍然答复说：“不 　　行！走不动，爬也要爬到指定的位置上！” 　　又一次战斗中，坚守战略要地董村的四十一团伤亡严重，有一个连只剩下九个人， 　　仍英勇抗击。太岳军区司令员刘忠报告：部队已经坚持了好几天，十分疲劳，伤亡又大， 　　请示能不能后撤稍作休整。徐向前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行！再疲劳也要打，把钉子钉 　　在哪里，坚持最后五分钟，坚持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 　　多么严厉甚至残忍的命令！然而正因为徐向前的这股子“狠”劲，才培养和锻炼出 　　一支又一支敢于和善于打硬仗、恶仗的队伍。他的脾气，部属都熟悉：他一锤定音，令 　　行如山，绝不轻易改变。可有时他又似乎格外的宽容。临汾战役发起之初，二十三旅攻 　　下尧庙宫后，徐向前曾令他们从城南攻击。 　　旅长黄定基当时派六十七团三营，首先以掩盖交通壕逼近。由于部队通宵作业，先 　　头七连进入阵地后，连哨兵也疲乏得睡着了，被敌人偷袭，一度失去阵地。为此，黄定 　　基心想，肯定要挨批评了。不料徐司令员把他叫到指挥所去，不但没有怨他，反而分析 　　自己兵力部署不当。他的一番话，使黄定基大受启发，从中学到了用兵之“道”。 　　“教之严，爱之深”。1948年，运城战役之后，一个士兵因为不愿离开家乡，开了 　　小差，以后又回到了部队。他的连长对他采取了不能容忍的污辱性惩罚。徐向前知道后， 　　很生气，指示政治部抓住典型，对部队进行一次纪律教育、爱兵教育。那位连长受了处 　　分。 　　徐向前深深懂得，只有爱兵，才能用兵，是所谓“士为知已者死”的道理。他更懂 　　得不能盲目用兵，要会用兵，才能得到战士的衷心拥护。临汾战役时，一个连长瞎指挥， 　　叫战士去爆破，却不组织火力掩护。徐向前批评了他不负责任的错误，痛心地说：一个 　　人长大成兵，是很不容易的。叫战士拿命去同敌人拼，那决不是勇敢，而是愚蠢和罪恶！ 　　徐向前清醒地认识到，炮弹可以加工制造，人是没法加工制造的，死一个少一个。 　　要减少非正常性战斗减员，就要提高干部的指挥能力。战场上少死人，是爱兵的最实际 　　表现，这样才能成为最受战士爱戴的指挥员。 　　为了提高干部的军事素养，他不仅手把手地教，而且想方设法举办各种速成干部训 　　练班，如“晋冀豫军政学校”就是在他的建议和主持下成立的，为打击日寇培养了大批 　　优秀游击队干部。解放后，徐向前依然爱兵爱将，惜才爱才。1981年，他提出“干部一 　　定要经院校培养，不经过院校培养，不能提为干部。”当时这样提出问题，有些人感到 　　似乎生硬了一些。刚开始实行的时候，部队基层干部出现了一些缺额，部队中不少人， 　　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嗷嗷叫了一阵子。徐向前听到了这些反映，仍强调机关干部下 　　基层，咬紧牙关顶住，硬是不松口。经过几年的努力，形成了制度，形成了习惯，再也 　　没有人叫了。徐向前的“硬”和“狠”再一次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要想解释徐向前的“仁”与“忍”，恐怕还得听他自己说。 　　有一次，几个年轻的参谋和他聊天，问他对《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怎么看。他说： 　　“刘备光讲仁爱，对部下、士兵似乎很体贴爱护，可是原则性不强，打东吴最后一仗， 　　他感情用事，部署失当，结果被陆逊火烧连营，差点连自己也当了俘虏。这些历史故事， 　　对我们也是有所启发的。我们作战，对敌人固然要狠，对自己的部队有时也要‘狠’， 　　为的是不丢失战机。 　　我们的领导机关，宁可让下边埋怨，怪我们不关心体贴部队的困难，也不能因为部 　　队疲劳叫苦就心软，动摇决心。我们疲劳，敌人也疲劳，就看谁能坚持最后五分钟。这 　　个道理，等打完仗，他们就会懂得了。” 　　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或许本身就无法用一般的“仁爱”与“残忍”去衡量所谓是 　　与非。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就应该既会“爱兵”，也会“用兵”，才可能使自己立 　　于不败之地。在这里，“仁”的意义扩大了，升华了。 　　 　　4．2　名字的魅力 　　1948年7月，晋中战役胜利后，解放军开始收缴俘虏。在一间满是日本兵的大屋里， 　　为首的日军官，拦住冲进去的战士问道：“你的太君的徐向前？”这位战士大声说： 　　“是的！”日军官转头一声呼叫，满屋敌人立即乖乖投降。这些都是抗战胜利后，阎锡 　　山“挽留”的原“日军山西派遣军”的官兵。若不是亲眼所见，缴获日军的战士简直不 　　敢相信，一个人的名字会有这么大的威摄力。 　　无独有偶。1939年6月，徐向前奉命去山东，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他在山东 　　只呆了一年，却引起了军界、政界、舆论界的重视。在以后的数年间，国民党统帅部一 　　直把山东八路军称为“徐向前部”。 　　“徐向前”这个普通而又响亮的名字，魅力究竟何在？ 　　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徐向前随红四师到广州花县。 　　这一带的地主豪绅，兴风作浪，驱使民团每天围攻红四师，呼叫着，放冷枪。派出 　　部队去打，他们跑了，过一会又转回来。 　　象一群讨厌的苍蝇，日夜围着花县城，闹得人心惶惶，吃饭、睡觉都不安宁。任第 　　十四团党代表的徐向前主动请战，带领一个连，出了县城。正巧，一群民团又围攻上来， 　　徐向前对战士们说：“追！对付这群东西，要像打狗一样，一步不退，猛追！”说罢， 　　带头冲向前去。民团惊慌而逃。徐向前率领战士紧紧追赶，一直追到城郊象山脚下，在 　　这里，徐向前和他武汉军校时的同事程子华相遇了。程子华说：“民团太讨嫌了，像疯 　　狗一样，比正规部队都难打。”徐向前说：“你就用打狗的办法打它！”战士们以为他 　　说玩笑话，他去认真地解释说： 　　“你们在乡下，没见过讨饭的人打狗嘛！有的人，拿个棍子，边打边退，那狗总是 　　追咬不放。也有的人，举着棍子，迎上去，追着狗打，狗就逃跑了。”一番通俗的比喻， 　　把战士们说开了窍。傍晚，民团又来进攻，红军战士穷追猛打，终于把疯狗似的民团治 　　服了。两天过去，当红军从花县出发去东江，沿途村庄的民团，不但不敢再扰乱，还在 　　村边插上木牌，写着“欢迎来境，欢送过境”的大字。从此，在红四师中“徐象谦”的 　　名字，连同“打狗战术”，在许多人中传颂着。徐向前这位不爱多语的党代表，以他的 　　勇气、才能和智慧，崭露头角，赢得了广大干部和战士的信任。 　　强将手下无弱兵。哪里的战斗任务最艰巨，哪里的情况最危急，徐向前就出现在哪 　　里。有时，敌人的子弹在他身边“嗖嗖”地叫，飞到他的脚边，掀起一股股尘土，他仍 　　从容不迫地进行指挥。有一次他的右胳膊中弹流血，就用左手指着敌人对想要帮助他的 　　战士喊：坚决把敌人压下去！在指挥员以身作则的带动下，他指挥的部队军纪极为严明。 　　四川军阀最重保存实力，惯打滑头仗。溃败时，官兵往往把枪支。弹药、银元、衣物等 　　沿途丢弃，让对方去拣，以便自己争取时间逃命。在反三路围攻的一次战役中，敌人又 　　玩出这一花招。 　　但是，这一招对徐向前的队伍毫无用处。各追击部队根据徐总指挥的命令，一律不 　　去打扫战场，猛追快进，消灭敌人。川军从未见到过如此凶猛的追击战术，大批大批当 　　了俘虏。红军一鼓作气，沿途共俘敌6000余人。 　　徐向前智勇双全且颇有谋略，他率领的部队又勇猛善战，怎能不令敌人闻风丧胆？ 　　然而更使敌人望而生畏的还是他的“人山”战术。 　　徐向前无论走到哪里，都首先了解当地的敌情、民情、出产以及地形地貌，注意发 　　动群众，使队伍能够立脚生根。他从不打无准备之仗，特别是指挥大型战役，不仅多方 　　搜集情报，而且织组部队进行战前大练兵，努力做到“知己知彼”。 　　兵家打仗，向来注重“天时、地利、人和”，而“人”又是其中最重要的。徐向前 　　深谙此道。 　　抗战初期，徐向前到山西做统战工作，汤恩伯问他和刘伯承：“贵部政治工作（注： 　　指争取群众）出色，鄙部欲效法，不知从何做起？”刘伯承直言对答：“就是不要脱离 　　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徐向前说：“把老百姓看作是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还能去 　　干坏事吗？”汤恩伯苦涩地说：“有理，有理！” 　　后来，在同阎锡山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会谈时，徐向前又针对晋军士气低落的 　　状况说：“敌军锐气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部队没士气。部队还是得有政治工作，多讲 　　一些‘大日本皇军’可以战胜的道理，把官兵的士气振奋起来。”他是这样说的，也是 　　这样做的，几乎每次重大军事行动前都要亲自做战前动员，战后又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徐向前从戎十余载，多在山区转战，莲花山、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太行山， 　　差不多都踏遍了。他从小生长在五台山下，他熟悉山地人剽悍纯朴的性情，也热爱掩护 　　过他、养育过他的大山。他对山地的作战指挥可说已纯熟自如。由于战争的需要，1938 　　年4月底，徐向前率“路东纵队”向冀南挺进。这里，除了孤独的尧山之外，平沙无垠， 　　林木稀落。面对强大的敌人，没有山地的依托和隐蔽，很难以游击的形式在这里进行持 　　久抗战。 　　然而，正如李先念所说，徐向前“具有惊人的军事胆略，从不知恐惧为何物”。他 　　找当地的干部、群众谈话，亲自调查冀南的民情、民俗，并和其他领导人一起研究如何 　　开展平原游击战争问题。一位干部对他说：“我们总不能只靠山，山高林密，总不如群 　　众好！”这位干部的话给了他很大的启发：要坚持抗战，要生存和发展，就要在平原上 　　造“人山”。5月21日，《群众》周刊刊出了他写的《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在这篇 　　文章中，他明确提出了平原建造“人山”的思想：河北是人口较稠密的区域，假如我们 　　能在河北平原上，把广大的人民群众动员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的人民造成游击队的 　　“人山”，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 　　“得人心者得天下”。徐向前以其宽厚的“仁者”之心赢得了民心和军心，也使 　　“徐向前”这个名字拥有多层含义，散发出威慑敌胆的独特魅力。 　　 　　4．3　穿皮鞋的红军指挥员 　　海伦在采访徐向前的时候，注意到他“穿着一双外国鞋”，并且说“据我所知，红 　　军指挥员中只有他一个人穿皮鞋”。关于这双皮鞋的来历，没有人深究，或许是刚从甘 　　肃回到延安的徐向前带回的“纪念品”吧。但这双皮鞋却使徐向前更显得与众不同，而 　　且也引起人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似乎徐向前的部队总是较其他的部队更富有一些。 　　美国另一著名作家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描述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情景时 　　说，张国焘象对待穷亲戚那样对待中央中央指挥员，因为四方面军不仅人数众多，而且 　　供给也较充足。另外，《彭德怀自述》一书中，也记叙了当时张国焘为了拉拢彭德怀， 　　派人给他送去几斤牛肉干、几升大米和二、三百元银洋的事。（《见彭德怀自述》） 　　1938年，美国少校军长尔逊一行在河北南宫会见了徐向前。分手时，徐向前赠送他 　　们路费50元，每人1双草鞋，一个水壶，还给他们做了衣服。这在当时算是比较“奢侈” 　　的招待了。徐向前还对他们说：“延安太苦了，这里好一些，以后有什么困难就来找 　　我”。 　　1941年元旦前夕，徐向前从山东回到延安，特意给中央带了50万元法币。因为他知 　　道，到了延安，除了精神安慰之外，并没有多少物质的东西供人们享受。陕甘宁边区被 　　日本人封锁着，也被国民党封锁着，经济是极端困难的，财政还要靠各根据地支援。 　　临汾决战前，鉴于坑道作业劳动强度很大，他指示要保证每人每天有两顿饭能吃上 　　肉，会吸烟的人，每天发给50支装备烟半包。这真令其他部队指战员咋舌。 　　更令人称奇的是，率领西路军浴血奋战之后，虎口余生的徐向前从身上拿出10多个 　　金戒指交给了彭德怀，说：“这是组织分给我作路费用的，那段路已走完了，派不上什 　　么用场了，全部交公。” 　　在一个以“小米加步枪”闻名于世的革命队伍中，似乎徐向前的队伍总是格外幸运。 　　难道是上帝被他的“仁爱”之心所感动，独独垂青于他所领导的部队？或者他有什么独 　　特的经济头脑和经济能力？ 　　其实，徐向前并没有搞生产和经济的经验。他虽然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但他没有 　　成为一名职业农民。学生、店员、老师、军人，是他走过的生活道路。但他懂得经济保 　　障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打仗，没有后勤工作寸步难行。他经常对人谈起斯大 　　林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有时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是在做后勤工作。 　　基于这种认识，徐向前每在一处建立根据地，除了战略上的考虑，必定还要考察当 　　地的经济状况。当年红四方面军忍痛放弃川陕根据地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当地人民和红 　　军都面临饥荒、疫病的严重威胁。而每次战斗，他也非常注意向敌人索取部队的给养。 　　徐向前牢牢记着他的家乡有这样一首民谣：“男人是扒扒，女子是匣匣，不怕扒扒 　　没齿子，就怕匣匣没底子”。在革命队伍中，徐向前既做“扒扒”，也做“匣匣”。母 　　亲那种“可以损己而利人”的高尚品质被他继承下来。在生活上，他体贴下属，关怀同 　　志。长征途中，他很少骑马，而是让给年幼的警卫员和女同志，还把自己仅有的半袋大 　　米送给生病的同志。一、四方面军会合前，他动员部队捻毛线，织毛衣毛袜，打草鞋， 　　捐献粮食、药品、衣物，还嘱吒李先念一定要先帮助兄弟部队解决吃饭问题。而他们自 　　己在翻越秦岭时还身着单衣，饥寒劳累，艰苦异常。 　　没有什么上帝，也没有什么“特异”，有的只是徐向前爱部队、爱战士的仁者之心 　　和智者之心。 　　 　　4．4　仁者无敌 　　爱自己的战士是容易的，难的是有时还要爱自己的敌人。 　　徐向前被称之为“仁者”，不仅因为他懂得并且擅于爱自己的同志，更因为他懂得 　　并且擅于爱自己的敌人。那么他为什么要爱敌人，又是如何爱敌人的呢？ 　　徐向前在就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时，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纵观整个战局，非常 　　重视改造战俘，以补充自己的兵员。对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更是十分关心，甚至亲自 　　做感化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在他的积极努力下，曾在阎锡山的碉堡建设局担任 　　太原城防碉堡建设科科长的邢蔚，为解放太原做出了积极贡献，并于太原战役后加入中 　　国人民解放军；阎锡山第六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兼晋南地方武装总指挥梁培璜，受到宽 　　大政策的感召，帮助解放军做分化、瓦解阎军的工作；阎锡山的绥靖公署副主任兼野战 　　军总司令赵承绶被俘后，徐向前以故友之情耐心而亲切地疏导他，使他进步很快，并在 　　总攻太原时提供了重要资料。 　　徐向前是一个务实的人，他对敌人也以诚相待，从而化敌为友，或许因为他是一个 　　具有博爱之心的人，或许因为他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无论如何，都显示了他 　　做为一个军事家的雄才大略。抗战时期，冀南有一个反动的会门组织“六离会”，受汉 　　奸操纵，专事破坏抗日活动，在南宫以东的李家庄杀害津浦支队政委王育民等30余人。 　　徐向前决定以武力解决之。部队开始行动前，徐向前在干部会上说：“打六离会不能像 　　打日本人那样铁匠打石匠——实打实的干。要知道，六离会的人大多是本地的老百姓， 　　有被迫的，有受骗的，他们的亲戚朋友都是我们抗日团结的对象，打死一个得罪一家， 　　就会削弱抗日力量。所以，我们的方针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用武力把他们镇住就行了， 　　要多做反正的工作，多做瓦解的工作。”徐向前的政治攻势十分有效，绝大多数信徒洗 　　手为民，主动交出武器，揭发为首者的罪行，六离会顷刻溃散。 　　徐向前高瞻远瞩，大仁大智，以“仁者”之心化干戈为玉帛，从而使他所领导的军 　　队所向披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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