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初九，李鸿章亲临苏州督战。而苏州城内的太平军，除了谭绍光以外，几乎都觉得战局无望，因而与程学启搭上了线，居间的是程学启的部将郑国魁，他是李鸿章的小同乡，但与籍隶湖北的“纳王”郜永宽有旧。密使往还之后，约定十月十九那天，由戈登攻城，等谭绍光出城迎战，城内便闭门不纳，先击溃了谭绍光再说。 　　 　　第二天戈登会同淮军，如约攻破齐门及娄门之处的石垒，李秀成与谭绍光不敌，然而城内想闭门不纳，却不曾办到。第二天，郜永宽部下又放弃齐门外的炮垒。见此光景，李秀成知道军心已变，大势已去，为了保全苏州的生灵，预备弃城，但谭绍光不从，李秀成唯有痛哭而去。 　　 　　郜永宽曾受李秀成的提拔，见他一走，益无顾忌，遣使约定程学启，在阳澄湖中单骑相会。在座的还有戈登及郑国魁。程学启要求郜永宽杀李秀成、谭绍光，事成许他二品官职。郜永宽不忍杀李秀成，只允图谋他的把兄弟谭绍光。 　　 　　条件谈妥，程学启与郜永宽拜了把子，焚香设誓，如果背盟，程学启赌咒，必死于炮，郜永宽赌咒，死于乱兵之中。 　　 　　盟约中列名的，除了郜永宽以外，还有七个人：“康王”汪安钧；“比王”伍贵文；“宁王”周文佳；“天将”汪有为、范起发、张大洲、汪怀武。这份盟约，而且由戈登签字作证。 　　 　　这番行动虽机密，谭绍光已微有所闻，作了这先下手为强的打算，特地邀请这八个人赴宴。这一宴当然是“鸿门宴”，席间，郜永宽指使汪安钧拔刀相刺，其馀诸人，一拥而上，由汪有为割下谭绍光的脑袋。同时发兵捕捉谭绍光嫡系的部将，杀了一千多人，到了夜里就开齐门投降了。 　　 　　程学启得报，不敢轻入，先派“魁字营”，也就是郑国魁的两营先进城。第二天，郜永宽遣派专人，将谭绍光的首级，送到淮军大营，李鸿章、程学启找了好些投降的长毛验看，一致证实无误，程学启方始放心大胆地带了八营人，由娄门进城。 　　 　　进城一看，长毛还多得很，盘踞西半城阊、胥、盘、齐四门。而照盟约如果权宜授给二品武职，马上就出现了八个总兵。官大兵多，必然难制，程学启便打算背盟了。 　　 　　相见之下，少不得有一番热烈的慰劳。郜永宽要求将部众编立为二十营，划半城以守，程学启无不满口答应。暗底下却到大营，摒人密语，要求李鸿章处决郜永宽等“四王四天将”。 　　 　　李鸿章既惊且诧，“方忠，”他说，“你少读书，不明史书，自古以来，杀降不祥！” 　　 　　“我亦知道杀降不祥，而且我还跟郜永宽赌了咒的。不过贼势过大，郜永宽至今不肯剃头，居心何在？难说得很。万一有变，凭城拒守，我知道他们的存粮，可以支持五年。即令能够攻下来，也得好几年的功夫，不说我们的弟兄，城里的百姓不知道要死多少？现在拿八个人的性命来保全几百万生灵，有何不可？” 　　 　　“嘉兴、常州还在长毛手里。如果我们杀了这八个人，你想，那两个地方的长毛会作何想法？” 　　 　　“这是另一回事。”程学启说，“杀降不祥、背盟不义，然而为了大局，不得不这样子做。人责鬼谴，都应在我身上。大人如果不听我的话，以后一切请大人自己去搞，我不能再管了！” 　　 　　说这样要挟的话，便再无商量的馀地，李鸿章只好这样答道：“既然如此，让你去做。不过，你不能坏我的事。” 　　 　　“决不会坏事。不过，要大人出面，装一装样子。”接着便秘密献议，定下了杀降的步骤与办法。 　　…… 　　其时城内的太平军，在李鸿章、程学启说来，有二十万之多，这个虚头很大，但至少也有三、四万人。无奈蛇无头而不行，所以在程学启重兵戒备威胁之下，绝大部分被缴了械，一小部分起而反抗，亦无非白白送命。这样扰攘终宵，到了第二天上午，局势总算称定下来。 　　 　　而在李鸿章的大营，却起了风波。戈登得到消息，怒不可遏，带了一把手枪去找李鸿章拚命。戈什哈看他手中有枪，面带杀气，赶紧通知李鸿章躲开，戈登咆哮如雷，多少人劝不住。后来又坚持要看郜永宽的遗体，随营的洋务委员无奈，将挂在旗杆上号令示众的郜永宽的脑袋，取了下来，戈登一见，痛哭流涕。当天就拉着他的队伍回昆山了。 　　 　　还有一个比戈登更伤心的，就是郑国魁。戈登不过当程学启与郜永宽焚香结盟时，签名作证，而郑国魁则是最初搭线招降郜永宽的经手人，他的感觉岂止“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直如亲手杀了朋友，良心上所受的责备，无可言喻。最使他难过的是，还如吃了哑巴亏，有苦难言。戈登可以暴跳如雷，发泄怒气，他却不能像人家那样，大骂李鸿章、程学启无信无义，行同禽兽。这样在哀无所诉的万般委屈之下，唯有涕泣绝食。 　　…… 　　这些情形，李鸿章在事前已有所闻，曾经委托他的“洋员”，也是英国人的马格里，向声明不受节制的戈登苦劝息怒。 　　 　　疏通尚无结果，柏郎带着翻译官到苏州找李鸿章问罪来了：“我国国会议员指责，大英帝国的军队，与如此野蛮的中国军队合作，对英国来说是奇耻大辱。”柏郎怒气冲冲地说，“我是代表英国君主与英国国会来跟你讲理的。” 　　 　　李鸿章最怕的是总理衙门受不住外国公使的压力，降旨责备或治罪，对于柏郎的兴师问罪，虽有怯意，毕竟还不难应付，很沉着地问道：“我错在什么地方，要讲理？” 　　 　　“你不该杀害投降的太平军，而况是用无耻的诱骗方法。” 　　 　　“我有我杀降的道理。为了顾全大局，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些道理你未必懂，我亦不必跟你细说。” 　　 　　“牵涉到英军的名誉，我不能不提出抗议。”柏郎又说，“这件事非常严重，必须你用书面认错，才有挽回的办法。” 　　 　　李鸿章听翻译官传译了以后，十分生气，不过他到底是厉害脚色，声色不动地笑笑答道：“这是中国的军政，与外国无干。我不能为你认错。” 　　 　　“怎么说与外国无干？戈登在这件事上有保证的责任。” 　　 　　“戈登是客师，不错。然而我要请问，他是由谁给饷，由谁节制？” 　　 　　这话似乎振振有词，然而柏郎亦非弱者，透过他所带的翻译官梅辉立，告诉李鸿章说：“戈登本来就已声明，不愿再受你的节制，也就不会再向你要饷，现在你亦如此说法，那很好，让戈登自由行动好了。” 　　 　　戈登从苏州回昆山时，带走了郜永宽的义子郜胜镳，还有一千多从金田起事就“从龙”的“老长毛”，也投在他那里，并有谣传，戈登要从李鸿章手里夺回上海附近各县，交还太平军。这虽是虚声恫吓，但狗急尚且跳墙，如果挤得人家不能下场，则弄假成真，激出常胜军的兵变，亦非意外。（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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