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子对《邪樱》的评论，是和我交谈后作出的，我们有一些共识，不过也有不少分歧——象桃子“剑侠复兴”以及“国学底子”的那两段，就绝对和我无关，其实我们当初对《邪樱》的看法，并非“好啊好啊，作品就应该这样写”，而是说“这部作品甚有意思……”，这“意思”就在作者掌握流行元素的能力，桃子对文笔的要求一向偏低，他当初甚至认为《天网》这样的作品的文笔合格。而《邪樱》在文字方面硬伤的确甚多，可是在一些小的地方又的确做得很好——而且往往又点在了恰当的地方，在盛夏最合适的生意，一般来说是卖冰淇淋而不是卖南极旅游券。 　　 　　我认为，归根结底，作家是注意力商品的生产者，他的文字与其滴水不漏，还不如奇峰突起，实际上，能够做到奇峰突起，只是一种少数人的天赋——这里必须又要提到读者的选择问题，我很怀疑一个作家对他人作品的理解，是否就一定比读者群的集体意识来得深刻 ，根据我的观察，基本上成为群落的读者们，是用一种类似嗅觉的方法来选择作品的，他们可以从一本书中读出与自己皮脂腺分泌物相类似的气味。从而迷上这本书——这点反而总是不被文字工作者们理解，当初《魔戒》脱销的时候，就有某著名作家说，“……这不是流行，这是磕药以后的噩梦。”文字工作者们往往反而是对流行最不敏锐的群体。 　　 　　实际上，追逐流行从本质上来说，是文字工作者的重要目标之一，文学本身是施者与受者共同创造的一个过程，在追求带动读者的效果这一点上，从西赛罗和狄摩西尼的时代起就早已被视为核心，est enim grata in eloquendo novitas et emutatio——新鲜和变化令人愉悦，是古文学家们的归纳。 　　 　　带动读者的效果——也即上面提到过的气味有时候被简单归纳为流行元素。桃子的意图很简单，他想研究“什么样的作品肯定会受欢迎”——这句看起来平常，其实却往往被人——尤其是文字工作者们所指责，似乎一旦有了这方面的追求或者探索，就违背了“孤独的守望”，侮辱了文学的崇高性一般，因此我特地在此翻译一下： 　　 　　我和桃子共同的意见在于，文学的意义首先不在于表达些什么或者承载些什么，而是在于愉悦和审美。而愉悦和审美的要素，虚无飘渺还是有迹可寻，这是一个问题，关于这点，世界上相当多的文学家们都有跌眼镜或者马后炮的经历，不过弗洛伊德曾经指出：“作家所做的事情与儿童游戏中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他所创造的是一个虚幻的世界，但又把它当作真实世界看待……作家如何达到这一效果，至今还是一个最为隐蔽的秘密。 　　 　　他随后给出了他认为可能的回答——也许作家是通过变换和伪装的手法将‘白日梦’所具有的‘以自我为核心的特质变弱’，令人更容易接受。——弗洛伊德不是一个职业作家，以某前辈的理解来看，或者他也不具有“说这种话的立场”也说不定，那么我换一个，席勒在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分界的时候，用“尽可能地模仿现实”和“表现或显示理想”来进行区分，而他尤其指出，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中，“感情本身是自然的，感情的对象可以是非自然的”——这里基本上已经为后来的奇幻确立了基调。 　　 　　我在谈《邪樱》的时候牵扯到这些，可能有点狐假虎威或者盲目拔高之嫌，但其实我想说的不过是，作家在写作的时候，有意地注重“白日梦”与“激情和理想”——虽然也许是非常肤浅的激情和理想——的组合，并不能说是一种罪过。作者们经常会用作者的立场来贬低读者们的反应，但，的确没有人能够客观评价自己的工作，这是管理学上颠扑不破的真理，注意到这点的作者一般有几种方法来为自己的作品寻找参考坐标，其中一个是请“老前辈”们指教，另外的就是找来表达能力比较清楚的读者提供意见，或者，最后一种办法，是将自己的作品分解，然后用自己的眼睛看清楚分解后类似的部分在其他作品中所起到的效果。 　　 　　桃子不过是采取了最后一种方法而已——顺便说一句，在我看来，这几种方法各有所短，“老前辈”的看法，有时候起承载平台的作用，有时候却不过是一个桎梏，因为他已经对“如何写作”有了固定的看法，形成了一个套子式的标准，凡是套不进去的，他就往往要求后进把这些枝桠剪掉……而读者的意见，又往往被腺体气味所迷惑，在短期——看到作者稿子后的一段时间（往往比交稿期要长，笑）扭曲了实际的观感，最后一种方法的不确定性太大——各种元素的调合本身就是一个令人迷惑而充满未知的过程。 　　 　　桃子因此而鼓励《邪樱》写下去——因为他希望自己的作品里面的某些因素可以得以参照。这没有什么好诟病的，正如他时刻都在虚心听取“老前辈”们的意见一样。反而老前辈们的态度“别和那种东西搅和在一起，老老实实把自己的功课做完”就稍嫌霸道和套子尺寸过小——作为年轻作家，桃子也好，凝翠崖也好，尝试的锐气才是他们最重要的财富，我倒宁愿鼓励他去尝试写各种东西，再找到自己的途径——口上说，“小伙子你要坚守自己的寂寞道路”然后对所有“出格”的尝试都持批判态度，充其量不过是培养出某前辈二代或者是某前辈加强版二代——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可以期待的。 　　 　　其实，上面说的不过是桃子对邪樱的态度，而我的就稍微复杂和隐晦一些——我在考虑，这种“快餐”型的写作方法，究竟是不是一种写作道德上的缺失？ 　　 　　考虑的结果是这样的——自从有人类组织以来，平均主义的做法就以各种形式体现，如果有一种方法是低成本而高收益，但宏观来看又明显不适合提倡的——那么人类就会使用各种壁垒，其中主要是道德壁垒来夸大其负面作用，从而起到限制它的作用。比如娼妓的存在以及相应道德评判——这种壁垒导致了市场进入困难从而达到系统平衡。 　　 　　要说的是，这种壁垒是弹性的，而平衡也并非可以永远保持，在非线性大系统的数学模型里，一个平衡的崩溃总会带来另外一个系统平衡的建立，个体的无序以及总体的有序的的对立统一，是宏观上的动态平衡模式，用马克思主义一点的观点来分析的话，所有生产关系的进步，都是伴随着某种道德观念的破灭的。 　　 　　那么到今天，快餐文字的兴起，令传统文学也开始发展出限制它的道德观念——Hospitaller说“今日文学不再壁垒分明，因为此番它有个再好不过的藉口：创作者藉“多元”自立门户，佯称市民性格为公民通病。各类文体轮廓尽失，打散后又复重新揪合，既混沌又分明的呈现在百八种文类中。而我们也占据了百八种之一……”，在我看来，文学的崇高性，并不是板上钉钉的，印刷品的“大爆炸”，不过是百余年来的事情——这是文学的寒武纪，变革必然出现，我只是在猜测它将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实际上比较小规模的变革，武侠小说在数十年前已经来了一次。正如那时一样，《邪樱》现在所面对负面态度，也两级分化为小白们的不爽与“正统”们的蔑视。 　　 　　《邪樱》让我看到了一些东西，也许它仍丑陋而幼嫩，我的估计也可能有所错误，不过这不要紧，我看到的另一面的评判也绝对不是建立在客观的评价上——我们对艺术的反应往往特别跟期望的实现与否密切相关。实际上艺术史上的任何一种创新，都伴随着阵营之间的分裂甚至彼此敌对和蔑视，卡拉瓦乔从理想主义派那里，勃拉姆斯从瓦格纳的追随者那里，莎士比亚从追随亚里斯多德的法国古典主义者那里，都得到过类似的待遇。利立浦特和不来夫斯古的战争在不停地进行着——你可以蔑视，而作为读者的我选择观察，就是这么简单。 　　 　　　　　　　　　　　　　　　 天照发表于2003-03-20 11:4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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