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的歌曲，多得如同杨花柳絮，曼舞游移，飘落了，也就淡漠了，再也无从想起。惟有两句歌词，砂中的金子似的，在眼前闪着光，轻抚的琴弦一般，春雨沙沙，入耳入心： 　　 　　　 我不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为了谁…… 　　 　　　 为了别人做事情，付出热血青春的，格外令我感动。我出生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睁眼看世界，世界就一片凄惨，日本关东军的军靴，正异常残酷地践踏东三省，我生而为亡省奴。那以前，在关内的东北流亡学生悲咽着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衰老的爹娘。唱着唱着，他们回来抗日了。清华学子，与胡乔木同志一起从事地下工作的张甲洲，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回到家乡巴彦，组织抗日游击队，后来听母亲说，他到过我们屯子发动群众，站在大车上讲演，声泪俱下，控诉日本侵略罪行，号召有枪出枪，有人出人，团结抗日。他是县城东张家油坊的人。为了抗日，他的父亲、妻子、妹妹、女儿，不得不逃亡他乡，隐姓埋名，颠沛流离。他本人后来在富锦战斗中牺牲。在我幼小心灵中，他是英雄，就因他舍家为国，宁死不屈。他是我听说的第一个共产党人。 　　 　　　 1949年春，我考入县城中学。迎接新生的，是校长。那时校长级别甚至高于县长。他面色白皙，留着背发，着新四军灰制服，身材颀长，气宇轩昂，从圣地延安来的，不到30岁的老干部。东北解放不久，人们对老八路格外敬重。听说是诗人，他就立刻成了学生们的心中偶像。老干部都是工农出身，部队里锻炼得性格豪放粗犷，说话“大口条”（关东口音），而他却是文质彬彬，一口普通话。后来听说他是出身优裕的知识分子党员。出身高，能用一腔热血为穷苦人奋斗，这在当时难能可贵。他为学生们讲阶级，讲剥削，讲解放，讲人生观，教学生们唱“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黑暗，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力量，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从他那里，学生们爱上了同志这个词。同志这个词一出口，心就发热，身上就有力量，性格就觉坚强。“同志”蕴涵共同理想，共同的阳光事业，共同的命运。从校长身上，同学们知道了信念的可贵。信念是“的”，现实是“弓”，而生命历程是“箭”。没有“的”，“弓”和“箭”就失去价值。于是从校长身边出发，一些同学参军参政，走向抗美援朝战场；一些同学怀着知识报国之志，升入上级学校。 　　 　　　 我从家乡的平原，到了小兴安岭密林深处，找饭，也找诗。同时，也多了一份崇敬之情，崇敬“阿爸基”。阿爸基为朝鲜族语，父辈。他是陕西人，说话像鲜族，棉裤挺大，也像，就得了这么个外号。他是延安来的老干部，有一件旧军大衣。后来就没了，只剩件小棉袄了。有人说大衣铺在受伤的林业工人担架上了，有人说有工人家属从山东来，马爬犁在风雪中飞，孩子冻得脸发青，阿爸基把大衣给孩子盖上了。那时候运木材用爬犁，需要浇冰道。他就与工人一起浇。滴水成冰，棉衣成了冰盔冰甲。新驭手翘拇指夸他，说阿爸基，你冰道浇得好！一天他走了几十里山路，来到森林中一座工棚子。林子里天黑得早，人也睡得早。他进屋一看，吊在梁上的煤油保险灯太亮，立刻把灯光捻小。他想挤个地方睡下，却没一点空闲，他就倚在炉旁的木柴上，睡得挺香。人们埋怨说，贪这么大黑，来干啥呀老头！他从怀里掏出一包辣椒面，说老伴给我捎来的，给你们送来尝尝。 　　 　　　 他也发火，谁浪费木材，他就批评，说你怎么不知道心疼！ 　　 　　　 三年苦难时期，他老伴采山菜，养了一口猪，要给他改善一下生活，他却背着老伴将猪送给职工食堂了，他说职工好久就勒裤带了，他们年轻，是长身体的时候，还得干重活。 　　 　　　 阿爸基叫张子良，当时担任东北森工总局局长。在延安时，在党中央工作。 　　 　　　 这故事说得太老了一些？也许是的。但老的也有许多好的。基因挺老，没它不行。月亮地球太阳更老，不是没它更不行吗？ 　　 　　　 新时期的新老党员，有许多感人至深的。40岁的女同学任长霞，使全中国为之动容，使许多父老泣不成声。她为弱势群体争法律权益，拼死摧毁黑恶势力。她伸出女儿般的手，去摸抚农妇受伤有坑的头，那情感是圣洁的，永远触动人类善良的心田。共产党人敢爱敢恨，有哭有笑，可立功，可犯错，能坚持，能改正，会欢喜，会悲愤，但永远、永远，与冷漠无缘。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道峻峭高耸的分水岭。它一向把纷繁复杂的个人、团体乃至社会的价值取向，区分得清清楚楚，所谓泾渭分明。以千百万这样的党员做脊梁，中国共产党人，能不与人民休戚相关，命运与共，骨肉相连！

原文2005-06/28 发表于黑龙江日报  浏览：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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