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夏委，哈尔滨市委特派员姜同志派我去下江一带做组织和宣传工作。我从哈尔滨乘船来到富锦，有个关系没找，就又到萝北，想过江到苏联去。没有过去，又返回致富锦找张进思，并说：“这是单线联系。保密，千万保密！”我找张进思有介绍信，是用软纸暗写的，在纸面上看不着字，缝在衣襟里带着，敌人搜不去。我找到张进思时，他当面把我批评一顿，说：“你咋这么长时间才来找我呢？”我此行的目的，就是想到伪保安第七旅做华变工作。张进思说“你这个性格不行，还是到独立师去吧！”我就这样来到独立师。 　　1937年6、7月份，独立师派我做了一种特殊的工作，就是往苏联送一个同志。我把这个同志从绥滨送国境以后，回到富锦得向张进思报告。这天早晨，我从富锦下船，“左胳膊搭条毛毯，右手提个皮包”，那里边是东西。就是用这个道具，做接头的暗号。来接头的人是大学生。我把这些东西都给他了。这个道具的作用就是证明，使张进思知道我完成任务归来了。 　　我回到独立师，齐致中师长和金正国政委叫我去找张进思请贤，请他派些有文化的人到队伍里来。那时队伍里缺乏朋文化的人才，就我这两下子还算圣人呢。师党委研究说：“最好还是你回去，跟张进思研究一下，咱们队伍缺乏这种人才，是不是叫他们上队几个？” 　　遵照师党委的指示，我第一交次化装，穿上西服，到学校里去了。这天，我下午进的城，富锦中学是一个学生值勤，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叫他去通知张进思。就说我来了。我和张进思见面后，说明了情况。他说：“我们研究一下，过十天你再来，我们好有所准备，叫队伍迎接我们。”又说：“谁出去，怎么个出法？我们得好好研究一下。”晚间我住在于树屏的校长室里，我和张进展是单线联系，于树屏也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回事。第二天早晨，我出的城。 　　第二次，又过十天，我和师长勤务员丛树林头道林子出发，带着齐致中师长给我们的二百块钱和二十两大烟土。那个时候，富锦县大烟土很盛行，我们队伍收烟刀。走时，师长告诉我，在路上一定要特别注意。我穿着西装、风衣，戴顶战斗帽。打扮的挺绅士，因为那时越绅士，敌人越不敢碰。如有盘问的，我就说我是中学教员，到那老张会掩护我，承认我是他们的教员。丛树林扮装学生，他没有文化。我告诉他，到哪儿有什么风波，不让他说话，谁要盘问，由我来对答。到砚台山上一个瓜地，那个小家伙要吃瓜。我心想，没走多远，他就吃瓜，那就吃吧。来到瓜地里，老瓜头给我们摘了半筐瓜。这瓜还挺甜、挺好，我们吃了几个。吃完以后，我一摸兜，没有零钱。这怎么办呢？我和老瓜头说：“给你在烟土行不？”老瓜头说：“那更好啦！”于是，我从尼股兜里掏出一大包大烟土，给老瓜头拭掰了一块，有鸡蛋那么大。小丛看看说：“唉呀，你咋给他掰那些呢，那也太多了，有二两？”他又掰了一小点，我觉得太少了，便说：咱俩吃那么些瓜，就给这么点儿？”小丛说：“那也不少啊！”给了老瓜头以后，他乐地说：“唉呀，先生，吃几个瓜，还给什么钱呢，不要啦！”我说：“你老辛苦劳碌一年，种了几个瓜也不容易，我们哪能白吃呢！” 　　中午，我们来到砚台山子。他又饿了，要吃饭。那时，砚台山子很热，大烟市场上，哈尔滨的，哪的，割烟刀的很多，我们到一家小馆，吃一点饼、喝的汤，可能是鸡蛋汤。算帐时，我一摸兜，发现烟土包破了，我又叫他换的油纸。扒掉的那坟纸，沾的那那些大烟，就够我们俩人的吃饭钱了。 　　走到晚五点多钟，我们两进了富锦南门。到城里找一家饭馆，挑个雅坐。桌上有菜谱。我说：“小丛你看着吧，都吃什么菜？”可他不认字，我念给他听，叫他要菜，他要了十个菜。我说：“别要啦，咱们吃蒸饺，喝清酒。”我们一边喝，一边吃，主要是磨蹭时间，不是特地来吃饭。这时，时间就一点、一点地到了七点来钟。开付完钱以后，我们急忙走出了饭馆，怕时间长了，引起饭店人的怀疑：“这两个小子是干什么的，吃这么多钱的饭菜？”万一告密，那不就麻烦了吗？出了饭店，我俩又来到一个杂货铺，买了一些糖果点心。到中学时，我回头看看没有尾巴。这是我们地工人员的习惯，要有尾巴，就不能进，不能连累家人。我回头看看，没有跟踪的，才走进去了。还是那个学生值勤，我叫他把张进思找来。这次我们俩唠到半夜还多呐！他说：我们打算出动产，原因是什么呢？第一是我们也呆不了啦；第二，我们这些中学教员出去，对于满洲还是有很在的影响的，这种影响还是不小的，叫鬼子知道中国人的利害！可不巧的是：我老婆要生孩子，就这几天啦，得把家迁走以后，我们才能出去。所以，你再过十天再来，那时，我们怎么的也出去。客观情况决定，也只得如此。我把二百块钱和二十两大烟土都给他了，记得还有一条料子裤子。当晚我和小丛住在中学，张进思回家去了。第二天早晨，我和小丛洗完脸，吃点饭，便出了南门，到长屯就看到我们的队伍了。到师部见到齐师长，我汇报了这次进城请贤的情况。齐师长说：“昨晚我们的队完全布置在城下，寻思你们一们这一次能出来呢。等到两点多钟，你们没出来，我们就撤回到长发屯了。” 　　时间很快，又十天。这次是我自己去的，真是“三顾茅芦”。祁师长说：“这次我不能陪，咱们没有炮弹了，我得带一个旅去依兰县取炮弹。”他把队伍交给师参谋李景荫、付官长薛华和我，叫我们三个人带队。这时，我们有一个旅，还有一个机枪连，他把炮兵带走了，我们把队伍布置在长发屯，我两点多钟进的城。进城以后，看看没有跟踪的，就直接到富锦中学去了。此刻，张进思正在那等着呢。我们见到以后，他跟我说：“完全准备好了，现在马上出城。”他安排我跟于树屏走南门；有一个叫陈模的，是张进思的妹夫，有一个叫张乐然的，他们俩走西门。他说：“我呢，自己坐马车出城，有三、四百套学生服，还有一台收音机，得把这些东西带出去，先寄存在城外老乡家，然后队伍再去取。”那天，我跟于树屏五、六点钟就出城了，到三岔路口，就是去东长发屯和西长发屯那个呼口，便看到了我们的队伍，李景荫、薛华都在那等着呢！我们见到以后，他他们介绍了于树屏。薛华拉过马来，陪于树屏到师部去了。又等半个小时，陈模、张乐然也来了。这两个人都是中学教员。张乐然画的特别好，北满省委要求这种人才到省委去。那个张进思北满省委冯仲云早就有打算，叫他出来以后，到北满省当宣传部长。这都有所打算，所以，才费这么大的力量把他们接出来。早就有这么个计划，他们都是人才。我们接到陈模和张乐然后，也送到司令部去了。这时，就等张进思了。等到八点多钟，天都黑了。我们想：“出什么事了呢？”正在着急的时候，我们尖兵报告：从西边长发屯那边来一个人。我们说：“看一看，谁？”这个人越走越近，越走越近。张进思挺大个个子，比咱们高有一头。走到近前一看，唉呀，来啦！他和李景荫就拥抱起来了。久别重逢，怎能不高兴呢！他俩早就认识，李景荫是头到林子警察署长，是张时思策反他起义哔变过来了。他们早就有交情，不是一般关系，所以，一见很亲热。张进民和我讲：“我早就出城啦，到西长发屯了，见到你们机枪连长了。他叫我在那等着，说一会儿他们就能来。”他不等，就步行来了。薛付官长牵过马来，叫他骑着走。“他不骑，非要走着唠嗑。他说：“我和李景荫、小郭谈谈，就不骑马啦，你们把马带回司令部去吧！”我们三个一边走着，一边谈着一切情况的经过。那是一条挺宽的大道，他在中间，李景荫在左边，我在右边，边走边唠，一边唠一边走，走有二里多地吧，来到一条沟塘，走上小毛道，上面是一片苞米地，我们顺道往上走，正走的时候，对面敌人在苞米地开枪了。我们俩人急忙掏出枪来，打了几枪。李景荫喊冲锋、杀！我也喊冲锋、杀呀！敌人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他们七哧咔嚓地踩着苞米地跑了，我们回头一看，呀！老张倒在地下，中弹负伤了！我们架着他，经过一片豆子地，把他掩藏在高粮地里，李景荫问张进思：“你怎么样，？”张进思说：“够呛啊”子弹是从小肚子穿进去的，把皮带都掐折了。李景荫说：“你不紧，我们找队伍去。”我就直接地往东长屯跑，有五、六里地吧，到司令部，我的话也说不出来啦。大家一看这个惊慌的的样子，认为一定是出事了。我喘了一喘和薛华说：“赶快调部队吧，老张负伤了！”我们带着马队，跑出东长发。前面三岔路口外是个窑，大户，不让我们过，拿枪打我们。我们绕到一个小屯子，到一个老乡家借块门板，来到现场，一见张进思同志已经牺牲了。我们用门板把他的尸体抬到司令部，于树屏、陈模、张乐然一见痛哭流涕，非常悲痛。我们又找个马车，买口大花头棺材，把张进思的尸首成殓起来，拉到头道林子后防根据地去了。师长不在，李景荫、薛华，我们三个人商量一下，决定埋葬。我们在西三排给他选择的墓地。我说：“进思呀，我给你找个风水地，虽然我不能阴阳先生，我看这个地方挺好——这有个同包，前边是水，一条小河在那淌。你就在这吧，望着那长流水，我们就这样把张塌思同志埋葬了！ 　　师长从依兰取炮弹回来，惊闻噩耗，悲痛欲绝。当时，祁师长在长发屯召集我们全师指战员给张进思同志开个追悼会。师长祁致中讲了话。于树屏、张乐然、陈模的情绪不高，我跟于树屏说：“把我的战马给你！”我骑的那匹的大青儿马子，一扬手高，波鱼皮的鞍子，九眼环珠的蹬，很讲究，还有半拉毛毯，都送给了于树屏。我说：“薛副官长，你把手枪给陈模吧！”薛华把他心爱的手枪赠给了陈模。以后，我就到八军去了，离开了独立师。 　　1937年冬，我在北满省委受训时，冯仲云和我讲过：1936年他的近视眼镜外县配不了，是张进思同志派人到哈尔滨给他配制的。又说：“我早就想调他到省委做宣传工作，不料，他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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