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终生难忘的爱人张进思相处的日子，仅仅只有三年。这短短的幸福、愉快的几年家庭生活，已成历史。为了减少痛苦和悲伤，我曾决心把这四十多年的往事忘掉，可又怎么能忘得了呢！ 　　代课教师 　　1933年，我在富锦黎明女中二年级读书。这年7月的一天，我们女中请来一位代课教师。校长李景奇介绍说：他是北平的大学生，宛平人，名叫张进思。 　　这位老师很有学问，数理化、国文、英语，他都能教，哪能位老师缺课，他都能代。他给我们上第一堂课的时候，就给予我一个良好的印象：他那高大魁梧的身材、落落大方的气魄、神彩焕发的表情，加之那俊秀而方正的脸堂，非常引人注目。讲起课来，深入浅出，旁征博引，不但明白透彻，而且绘声绘色，使人听得津津有味，所以，同学都爱听他的课，感到这位“宛平来客”不简单。 　　张进思老师只给我们代一冬课，转年去男中任教。从此，他再也没为我们学校。没料想，这天金秀珍老师找我，要介绍我和张进思对象。这年我才十九岁，地婚姻问题还没考虑。金老师这一提，我感到很突然，但，没拒绝。我感到张进思很有才华，虽然不太熟悉，可以好感，没有坏的看法。回家问老人，我妈妈说： 　　“不知底细，一个外来人，能行吗？” 　　我表示同意，妈妈也没阻拦。我当时想，能找这么个丈夫也不错，学点舍他都能教给，另外，他还有工作，能挣钱，将来经济生活，也有个依靠。从此，在我的心灵深处，对他产生了爱情。 　　婚后三年 　　1934年5月，我和张进思结婚了，建立起来一个小家庭。这年他二十七岁，我二十岁，他象大哥哥一样，处处关心和热爱我，使我天天浸沉在幸福和美满之中。 　　这年，我和外来的教师于树屏、王文郁三家住在一座三间房里，雇个厨师做饭。这样，三家起一把火，解脱了我们三个媳妇，都能出去工作，不围着锅台转，当然，我闪既欢迎又高兴，都主他想的周到，称他是“模范丈夫”。 　　天长日久，我发现：我们三户一家的男人，说话有时很奇怪——什么他是“老灰”，要建立“阵地”；又什么“你们所谓的满洲国”等等一些别人不说的话。 　　他在日常生活中，常谈论：“人为什么要活着，怎么活下去？是好死不如歹活着？还是歹活着不如好死？是被敌人随意奴役和杀害，还是起来反抗斗争？” 　　他常说：“敌人统治的日子，不好过呀！没有国，就没有家，我们不能当亡国奴！” 　　又什么“所谓的满洲国，是他妈骗人的鬼话；别忘了，我们是中国人；总有一天，汉奴走狗一刀会！” 　　有时还逗着小孩说：“儿子呀，现在你爸爸、妈妈和老老年护你，多幸福呀！你将来会怎样？是当小奴才任人宰割，还是起来反抗斗争？”又说；“没有真正的祖国，就没有真正的家庭幸福。” 　　他老讲什么“斗争斗争”，使我不仅问道：“究竟怎么斗争啊？”他说：“办法多着呢，将来你会知道的。” 　　我每听到他一些不平凡的谈吐，心中就很不平静，心里话：“这不是思想犯吗？” 　　我们结婚后，不知为什么，他陆续请来一批北平的大学生，到富锦中学教课。他先给这些人寄路费，来了以后，他又给这些人安排住房和家属工作，成了“大管家”。我听他们说：“先把学校的主科夺过来，占领这个阵地。” 　　一年多的时间，富中都成了他的人。他教物理、清华外语系的于树屏（于九公）教英语、工学院的王文郁教史地、清华教学秒的曾昭芳教数学、最后来的法学院的周西帆（周秉才）教国文，他妹夫陈勋管总务。这些人到齐以后，他高兴地说：“我们有了这个阵地，工作就顺利多了。” 　　我和曾兆芳爱人张玉明、周西帆的爱人周秉志，他都安排到小学当教员。后来才知道，他和于树屏都是中共党员，他们“千里来相会”是有目的的…… 　　有一次张进思去佳木斯参加教育会议，结识了罗北小学校长李德美，通过他介绍去一批小学教员：有我的好同学张莹璠、于树屏的弟弟于九耕、霍德舒的儿子霍汉生、刚从哈尔滨监狱出来的王秉正（王道风等四人，都在一个小学当教员。张进思说：“如能在当地再抓几个靠近我们的人，就更好了——我们在罗北也要建立一个阵地。” 　　1934年秋，张进思接到一封来信，说是老冯来的。信中说：生个小女孩，他妈妈住院了，要托我给代养。我同意了，买好了奶瓶。可是小孩一直没送来。信里又说：要买“无线电零件”和“康熙字典”原来冯就是冯仲云，那都是暗号，要求代养小孩是假借通信的理由防备敌人检查。据说“无线电零件”就是通迅器材；“康熙字典“是武器，以后才知道。 　　1936年1月， 生晶儿以后，家就搬到南二道街单住。家为什么要从“三户一家”中搬出来，我不知道，可看出搬到这个僻静的地方以后，“不速之客“多了。 　　这年秋季的一天晚饭后，进思和我抱着晶儿去商务会院里看电影。走一段路时，他说有事，就先回家了，让我看完再回去，他来接我。这是野台子电影，晶儿到哪就睡觉了。我抱着很累，所以，没等演完，我就抱着晶儿回家了。到家叫门，他急急勿勿地打开门同见是我，便长出一口气，说：“岂有此理！”这是他常说的一句口头语，里面夹杂着不满和惊慌，但他没生气。 　　进屋以后，瞧见有个我不认识的人，他也没给我介绍，我只好不说话。再一看，地上有许多蒲包、西瓜和乱草，还有一堆小手枪，只见他俩把两个蒲包落在一起，中间夹层放几只小手枪，然后，把两层蒲包边罗在一起卷过来，里面放进一个大西瓜，上面蒙上图案色纸，牢牢地用绳子捆上。我问干啥？他说求学生家长往“新城镇”捎。 　　我很困倦，放下孩子就躺下睡着了。一觉醒来，屋里静悄悄的，主人、客人、西瓜都不见了，就地下剩点乱草。第二天，他一天没回家。晚上回来，我问他到哪去了？他说送客人上船，后回学校了，并摆手说：“胆小鬼！”不让我在往下问。 　　在这不久，我抱着孩子去妈妈家，因饭晚，黑天才回来。进屋以后，发现地上放着两个装木工工具的大长箱子，张进思和另一个人正往一个箱子里放长枪，一个箱子里放子弹。我问他干什么？他说托学生家长往“悦来镇”捎。怎么搬走的，我睡着了，不知道。他又一夜末归。第二天回来我问，他还是那句话：“胆小鬼！” 　　这年不怎么回事，我们家常来“不速之客”。这些“客人”很奇怪，他们到门口就进屋，每次来这样的“客人”张进思都热情招待，叫我给做饭吃，走时，还给拿衣服和钱款等东西。“客人”说的话也很个别，什么“没路费了”“回不了家啦 ”，又什么“雇车运东西…… 　　如此对待“客人”，长久下去，谁开付得起呢？第二年春天，张进思想了一个生财之道——叫我大哥去小西屯的我二嫂家，种了几亩大烟，秋后收入很多钱。他就用这些钱来接济“客人”和做其他费用。 　　后来才知道，这些“客人”都是“红胳膊箍”和独立师的交通员。 　　还有一个穿警察服的人来过我家。张进思和他说些什么话，我一句也没听见，因他进屋时，张进思叫我去打水、买烟了。后来，才知道他是警察署长李景荫，叛变到独立师当参谋去了。 　　1937年，夏季的一天早饭前，张进思和于树屏、陈模几个人高量，派谁去码头接站。说有一个从绥滨来的客人，“胳膊上搭条红毛毯子”。最后决定叫他们的好学生王明义去接站，不几天，真接到了这个人，还拾一黑皮包，里面装有他本的照片，后来才知道，他就是独立师的郭革一，和张进思单线联系。 　　那天，我们家又来一位客人。他穿着一身旧衣服，刚剃光头，头皮白刷刷的，脸被烈日晒得很黑。那风尘仆仆的样子，一看就知道他是从野外来的，他说和张进思是同学，在我家吃过几次饭。张进思前几天拿回两盒精密制图仪器，叫我交给了他。这个人叫什么名字，那时不能过问，现在我也不知道。 　　张进思这个大仁大义，宽宏大量，对妻子的活动，一点也不限制，我和他结婚以后，曾插班考入哈市女中读一年书，回来在启化小学当一年多教员，又考理《三江报》当几个月记者，以后报社迁到佳木斯，我没去，又到宝清当二、三个教员。虽然我离开他几次，他都没有意见，还很支持我，并欢迎我求学上进。 　　1937年8月17日晚，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时刻。这天晚上，不知为什么，他回来很晚，我做好饭了，干等他也不回来吃。傍晚时，他闷闷不乐地回来了，坐在茶几旁的桌椅上，请我坐在他的对面，情绪很反常，我走过来，他问我说：“我和你说一件事，你怕不怕？” 　　我有点莫名其妙，心不由跳起来，胆却地回答说：“不怕，你说吧！” 　　他说：“我是，‘红胳膊箍’要走了，！” 　　我问：“往哪走，啥时候走啊？” 　　他说：“这月28日，到独立师去，离城百里之外，头道林子。那边派人接我。” 　　我问：“你一个人走吗？” 　　他说：“不，以后你会知道的。”又问我：“你怎么办呢？” 　　我说：“一起走呗！” 　　他说：“也可以，不过你予产期已过，还难产，到野外生小孩，怕影响我和别人的工作，就得等你生完小孩以后，交给你妈妈，我来接你，你看行不行？” 　　我同意地回答说：“行，我等你来接我。” 　　最后他说：“你要记着：最晚9月末，我们一定打回富锦县城。”又说：“你先去哈尔滨医院生小孩，往一个月，养好身体，找个房子。先在哈尔滨隐藏几天，如果有风声要紧，你就拿着霍大哥的信去吉林，他亲家母家去。” 　　我问：“什么时候去呢？” 　　他说：“明天就走！” 　　我问：“晚几天不行吗？” 　　他说：“都安排好了，明天有人送你们走，到船上就知道了。” 　　我为不出差，毫无改变他的安排。 　　他说：“我们抗日救国，一定会胜利，祖国一定要解放，那时我们再家庭团聚，但，也有可能，此去凶多吉少，确实听到我牺牲了，是你的光荣，也是你的灾难；你还年轻，就另找一个可心人，带好两个小孩子。” 　　我说：“不管在任何情况下，我决不另找人，一定带好两个孩子。” 　　他给末出生的小孩起个名字，叫“霆生”，说是死里逃生的意思。 　　他说：“实在管不了你们，真担心哪！”他说着站起身来，走到床边吻吻睡在床上的一周岁半的晶儿。然后，我们又给两个孩子起大名。为了使名字有特点，防止和别人重名，失散以后，将来好找，便把他的“进思”两字拆开，起一两个名字。头一个字是把繁体的“进”字，去掉“走之”，剩下佳木斯的“佳”字，两人合用；第二字是把“思”字拆开，变成一个“田”字和一个“心”字，一人用一个半，连起来就是“佳田”、佳心”，大孩子叫“佳田”，没出生的二孩子叫“佳心”。 　　后事安排好了以后，我们俩就开翻箱倒柜灭迹。凡是有我们俩名字的图章、文件和照片，以及带有“富锦”字样的高标纸等，一律烧掉。烧完，装完箱子，天已亮了。时值：8月18日清晨。 　　家破人亡 　　为抗日救国，为中华民族解放，从这一天开始，结束了我们婚后三年的家庭幸福生活；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我们就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流离失所，我就成了无家可归的“不法难民“。这时，我还不知道张进思原来是巴彦抗日游击队总指挥张甲洲！ 　　8月18日清晨，我们俩也没吃早饭，他先长个马车，把东西运上船；后又找一个马车，把我和妈妈、孩子一起送到码头。我走出家门回头一看，家已破乱不堪，亲人开始离散，顿时觉得一阵心酸，由于我强烈的抑制自己，所以才没有流出泪来。 　　一路之上，我们默默无语，痛苦难言。来到码头船室一看，他找的那个老太太没来。原来他怕我在船上分娩，特地请一位会接生的老太太护送。料没想到，她害怕没敢来。这可昨办？他急中生智，又急忙去把陈模的爱人——他的大妹妹淑康找来了。此时，淑康刚起床，连头发也顾不得梳，踏拉着鞋就跑来了，刚好检票，好险没把人急死。 　　走进船仓，他拿出一瓶密桃，用小勺喂孩子。片刻，船上一声汽笛响，送客的人们都纷纷下船了。他和孩子商量，： 　　“叫你妈妈喂你，爸爸下船，给你买个大西瓜”孩子同意了，他把蜜桃和小勺交给我。当时，天气有点凉，他拿出一件外衣，披在我的身上，然后，转身大步走下船去了。这时，船已开始撤跳板，我看着他那高大健壮的身影，头也不回地急忙穿过码头的人群，再也看不见了，看不见……没成想此次分离，竟成了永别！ 　　轮船缓缓地离开江岸，开往江心。船外雾气茫茫，天水一色，岸边上送别的人群，愈看愈小。此刻，孩子不见爸爸买西瓜回来，便连声大喊大叫起来：“回家呀，找爸爸，要西瓜！” 　　他满船仓奔跑，拼命在喊叫。我呆了。脑袋象空了一样。妈妈哄不好孩子，护送我们的淑康从另一角落走过来，帮且哄孩子。这孩子象疯了一样，在船上哭闹两昼夜，总是要回家，找爸爸，要西瓜！可是，给他西瓜也不要，非要找爸爸。 　　船到佳木斯，把箱子卸下去，由张进思的好学生王善述帮助，转运到桦南县（湖南营）我二哥家里，我们继续前往。 　　船上除有淑康护送我们三代母子逃难之外，还有张进思的另一个好学生王明凯。轮船逆水航行，孩子仍哭闹不止——要回家，找爸爸，要西瓜！ 　　我是心乱如麻，度日如年，经过两昼夜的航行，终于到达哈尔滨。下船时，雨过路湿，因临产之前，身子特重，我几乎不能走路，免强一步一挪地走过跳板，找个马车，来到道里“满赤医院”。经妇科大夫检查，确诊：胎位不正，难产。医生意见：马上入院，一是剖腹，母子平安；二是穿胪，牺牲小孩，保大人。真是“祸不单行”啊，我苦于无人商量，打不定主意，想来想去，这两种办法我都不同意。医生说：“先吃药看看，再不生，两个办法，你还一个也不同意，那就出院吧！” 　　我更名改姓和妈妈、孩子住在医院里。淑康已返回富锦，因她爱人陈模要和张进思一同出走。王明凯隐藏在哈尔滨马家沟康德学院学日语，暗中照顾我们。 　　住在医院里，晶儿依然哭闹—— 　　要回家，找爸爸，要西瓜！可给他西瓜，吃两口就摔掉了，叫姥姥抱着满街走，到处找爸爸！上江边、到公园、去影院、狂商店，什么热闹也不看，一个劲地走。孩子的脸被烈日晒曝皮了，口上也生疮啦，姥姥的脚也磨出了大泡，可这孩子还哄不好——吃饭不坐下，睡觉不上床，得抱着走着睡，真闹死人了！ 　　8月21日夜，经过著名妇产科杨医生施用高超医术，使我顺利分娩，生个男孩，特大重十一斤。 　　我马上叫王明凯给他爸爸发拍电报。告诉他：顺利生男孩。他及时回信说：电报收悉。你照顾好自己，一切准备好，待时出发。这封信既简单，又冷淡，象遇到冰块一样。 　　住院，四外消息不通，怎么办呢？我订了一份《国际协报》，专看28日前后的消息。 　　8月30日，在《国际协报》要闻栏里登着：在佳木斯、富锦一带，出现张股匪，匪首就擒，残部窜逃山中，正追击…… 　　我想不能是别人，大祸临头了——法庭上酷刑、刑场上的枪声，拔动着我的心弦。我想：真不如在战场上牺牲了，不遭罪。 　　虽然我的心情不安起来，但学要假装镇静。自己安慰自己：“不会的，敌人的报纸信不得！” 　　有一名护士姓付，我们俩相处很好，我托她在道里公园附近租一间房子，准备满月出院去住。8月30日，我吃午饭的时候，她坐在我的床边说：“听说从下江一个姓张的胡子头老婆，到哈尔滨医院生小孩。宪兵队去产妇科病检查了……” 　　同病室的患者都问：“查着了吗？” 　　护士说：“没有！” 　　此时，病室哄了起来——有人说查不着，又有人说跑不掉，乱哄哄一阵。我问：“这个病栋来查吗？” 　　她说：“这是内科病床，因你难产特急，特批你到内科闲床上。” 　　“噢！……”我松了一口气。 　　从这天开始，有一鬼子，光关头，穿一套黄呢子协和服，脚穿大黑马靴，在走廊里来回渡步，查看每个病房的名牌，凝视每个过路人。他第天上班来，下班走，特别遵守出勤制度，护士小声告诉我：“他就宪兵队的，天天来查。” 　　我登记的是“张刘氏，往址是“佳木斯”。这也露马脚，我马上警惕起来，整天不敢出门，怕他们认出来，有事叫妈妈去办。于是，我决定：早出院，去吉林市，把房子退掉。此时，身体还很虚弱，不能走远路，干着急。免强等到产后十三天。9月4日（星期一）早晨，我去康德学院找到王明凯，叫他给起火车票，托运东西，送我们去吉林市。 　　在那个宪兵末出勤之前，我和妈妈各抱一个孩子，乘汽车到到火车站，登上了去长春的炎车。 　　到长春换车时，王明凯去亲属家串门。三点的火车过来了，可他还不回来。正等着急的时候，忽然来一个穿兰毕叽衣服，梳着背头的青年，拍一下人的肩膀，叫我到候车室的一角没人处。 　　他问：“你认识我吗？” 　　我说：“不认识。” 　　他说：“我是王明凯的表哥，姓于，在长春医大学习。张老师走啦，你不知道吧！”说完，他大步走出了候车室。 　　我们坐五点的火车，到了吉林市，住在旅店里。 　　第二天，我拿着霍大哥的介绍信，找到了他亲家的母冯老太太家。冯老太太家的丈夫也是“抗日队”，没有消息。我们同命相怜，这位好心肠的老妈妈，大胆为我做保人，去警察所给我们娘几个落户。住在吉林市巴虎门外，牛家胡同9号。 　　住在这里很不安全，警察经常来查问。一个年轻女人，没有丈夫，带两个小孩，和外界没来往，觉得可疑。房东老太太心不托底，天天撵我们搬家。我想：“这个地方不能久留，要远远地搬走。”于是，便求冯老太太的四女儿冯淑云代我找个房子，在河南街附近，白山书院胡同4号。我搬去了，她大胆为我打保票，落下户口。 　　灾难接重而来。两个孩子陆续出麻诊，都病的死去活来。两个孩子病好时，钱也快花光了。 　　12月未的一天，我们正在危难的时候，霍大哥来了——他的脸和头满是伤疤。原来，张进思走后，鬼子就把他抓进了监狱。 　　我们逃走，鬼子为何要抓他呢？因为我们有一种特殊的友好关系。 　　霍德舒是吉林九台人，早在集贤领有一片荒，被一个姓赵的地主给开起来了。去年他到富锦初级法院告状要地，结果，官司打输了；今年，他到依兰中级法院上诉，继续打官司，结果，打赢了。从此二人结下了莫逆之交。 　　打完官司，张进思和霍德舒来到富锦，住在万升久旅馆。因他没有证件，所以，每天晚上警察来查店簿时，他都躲出去，等警察走了，他再回来。 　　霍德舒很进义气，根据张进思的打算，便把他介绍给芦龙阁。芦龙阁，字润清，在县公暑当财务股长，很爱才，并和霍德舒服有点亲属关系。二人见面后，谈的很投缘，便把他介绍到富锦中学当教员。 　　张进思就这样在霍大哥的帮助下，潜入了富锦教育界。以后，他和霍大哥常来往。霍大哥常去我们家吃饭、喝酒，二个相处的象亲兄弟一样。没料想，他们的交往特务早有注意，这次我们出逃，特务要拿他实问。 　　特务头子广野问他：“你把刘的一张妻，送哪的有？” 　　霍大哥不说，他们就严刑拷打——用皮鞭抽，用辣椒水灌，还把马掌烧的红了烙他的脑袋。霍大哥认死不说，提刑不过就撞头，想一死了之。心里话： 　　“认死也不能出卖朋友的妻子，打吧，有个死，啥都够了。” 　　鬼子见这个老头，软硬不吃，便把他放了。实际这是鬼子的“怀柔政策”，放长线钩大鱼，将他例在“要视查人”的名单里了。 　　霍大哥为我们母子吃尽了苦头，使我万分感激而又心疼！可关于张进思的消息，他也不知道，只听人传说：有人说死了，还有人说活着！但，他说的吞吞吐吐，更使我放心不下。 　　我们在吉林住一年多。在这期间，我们接到几次霍大哥的汇款。但，进思的消息，却只字不提。 　　1938年秋，我外祖母病重，想念我妈妈。二哥刘作新把我们四口人，接去桦南住在他家（外祖母没儿子，住在二哥家）。 　　二哥和杨家兄弟合开个小铺，资本不多。警察知道我去的消息，认为来历不明，但，他们不找我，偏去二哥的铺子去挤钱，不给两个就问个没完。天长日久，杨家兄弟怕麻烦，便把我二哥清除来了，给点白面，布匹就算完事了。 　　二哥失业了，成了当日穷。七口之家，没有生活来源，我在他家里避难，又没有个头绪。二哥急病了。外祖母病故，二嫂生个小孩。这年冬天，家里困难重重，饥寒交迫，真是一言难尽…… 　　我们变更了通讯地址，就得告诉霍大哥，可还不敢，怕露了马脚。但，不告诉我还不行，以后怎么联系呢？进思可上哪去找我们去呢？ 　　思想斗争发好几天，晚间也睡不好觉。那天，我终于硬着头皮，给霍大哥寄去一封信。结果，真的出了事，中了鬼子“要视查人”的诡计一一通过他查到了我们。 　　1939年2月，霍大哥来到我二哥家里。他说：“张进思死活没消息，总也没有信。”这时，他在罗北县和鲍喜尧合开个小药铺。我给他寄去的信被鲍喜尧发现了。原来他是鬼子安在霍大哥身旁的耳目，在暗中监视他的行动。 　　我就这样暴露了。鬼子通过翻译李英一叫霍大哥把我们接回富锦，声称：不杀不押，保证安全。霍大哥此行就是来接我们的。 　　被敌人发现了，这还有好吗？我想偷偷地跑掉。妈妈说：“这两个孩子太小，我可怎么办哪？”没办法，我们只好活也得在一起，死也得在一起了。于是，决定跟霍大哥回富锦，凭命由天了…… 　　我们回到富锦，住在王文郁家。鬼子先把我按在青年训练所工作。每月补助生活费三十元，如果，张进思要不回来，就停发工资。还不发给国境证明书，没有出入境的自由，听电话、钉报纸、写现金传票，闲着看书、读报。发工资时，鬼子高乔对我说： 　　“你的十元，孩子的十元，吃饭的用。”又说：“有事的，白天办，晚上哪边哪边的不要去；去了，脑袋的没啦，死了死了的有！” 　　我们有个邻居，叫刘忠良，他是退伍国兵，在训练所当教练。那天他对我说： 　　“你是‘要视查人’哪！ 　　“啥叫‘要视查人哪？”我问。 　　“看管你呗！”他说。 　　“噢！”这我才知道，鬼子抓我“不杀不押”的目的，原来是想用这个“诱饵”把张进思这条“大鱼”钩上来。我心里话：“死也不能叫你们的阴谋得逞！” 　　1941年春天，青年训练所停办，鬼子又叫我去协和会事部事务室当文书，秘件禁目折封，还给三十元生活费，仍不给国境证明书，没有出入境的自由，没有找职业的自由。 　　我这个有“重大政治问题的嫌疑犯”，整天在敌人窝里想着进思临别时的话： 　　“带好两个孩子 ，等我来接你！” 　　盼哪！盼哪！望眼欲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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