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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军人物志__抗日英雄、清华英烈张甲洲纪念馆
中国红军人物志

我的导师

王明义

  1934年3月——1937年8月。在这一千二百几十个日夜的过程中,是他——我的导师张进思老师,使我有了认识,使我有了民族气节,使我走上了革命道路。
  师生之间那些频繁接触的往事,有的象轻烟一样,使我没有办法去捕捉,又那么令人神往,而他那对青年的呕心沥血的教诲,他那矢志不渝的革命意志,他那热情关怀青年成长的精神,却深深地刻在我灵魂深处。
  1934年春节过后,我一个乡村十三岁只读过三年私塾,会背几句“子曰学而时习之”与“孟子见梁惠王”的少年,借元宵节去富锦看灯的机会,偶闻富锦中学招收新生的消息,就同哥哥王明凯来到这个富锦一带的最高学府。我们哥俩喘喘来到这所二层砖瓦建筑的大门前,观望一会,又忐忑不安地走进了教导处。
  进得门来,看到一位中等身材的瘦削的西装壮年人。他上下打量一番我们衣着蠢笨的兄弟俩,说:
  “你们要报名?”
  “是!”我哥哥上前说。
  这时,从卧室走出一位老师来,他也穿一身西装,魁梧的身材,胖胖的脸堂,闪亮的双目——上下打量着我们兄弟俩,然后说:“树屏,让他俩把名字写上吧!”
  我们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成了中学生。后来才知道,先前的那位是教务主任于树屏,后来的那平是校长张进思。以前校长是付德恩,教务主任是张进思,于树屏是英语教师。
  这两位教师很能干。他们到富锦时,这所学校已经解散,是他们重新召集旧有学生,又办了起来。那时,大多数旧有学生都是资本家和地主的了弟,因为年代动乱,谁也不愿上学。张进思针对这种学知短缺的情况,便招收“补习班”解决了学生名额不足的问题。招来的文化水平低的学生,先在补习班里补习高小课程,然后再转为正式中学生。当时,最高年级(三年级)叫做第四班,共二十多名学生,第七班(一年级)二十九名学生,补习班不到四十人。全校学生不多,只有百人以上。虽然学生少,也算有了学校的模,可以上课了。
  我们这个补习班,后来编为第七班。以后,又以递年于1955年、1936年招收两个补习班,编为第八班。不要小瞧这个补习班,实际是三个革命的摇篮——使没有指望升学的穷人子弟也能成为中学生,并走上革命道路。
  张进思老师教全校的数学课,他很健谈,讲课条理清晰,生动形象,同学们都喜欢他上他的课,我们补习班开始上课时,他说:“你们有的没有读完高小,有的只读过几年私塾,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只要你们努力学习,半年就可以把高小课程补完,达到中学一年级的水平。”又说:“有志不在年高。知识的彼岸,就是光明的前途。学贵有恒,有志者事竟成。”还对四、五六班的同学讲,不要岐视补习班的同学。
  这些话,我们听了之后,很受鼓舞。每逢上数学课,我们都非常激动的听着,课后都认真完成作业,长进很快。
  到二年级,他又教我们代数、几何。记得1975年暑假大考,他印了十二大张考题。我们在下面答题,张进思老师坐在讲桌上也做这些题。当时,正值7月暑期,师生共同挥汗答卷的动人景象,现在仍旧可以描绘出来。
  那几年,日寇不理采教育事业,当地士绅也不关心教育事业,所以,日本侵略者进富锦时,把我们学校大楼当成了兵营,学生到商务会东侧的一栋平房里上课。以后,又两次搬家:从庆升厚的小楼,迁迁到第一小学后国的两栋房里,但,学校没有被挤跨,张进思老师千方百计地克服一切困难,坚持办学,继续上课,他经常向我们讲:“我们是青年人,要有勇气,在困难面前,不能妥协,更不能投降,应当奋斗下去!”
  记得六班的级训的是“奋斗”,我们七班的级训是“勇敢”。
  那时,《三江报》在富锦发行,报馆在商务会西侧的一栋房子里。《三江报》门前有一块广告板,每天张帖当日的《三江报》。我们学校有“文艺研究会”,记得还有印有“文艺研究会”字样的专用稿纸,各班能撰稿的学生,都吸收为会员,文研会出刊对开一大张手抄小报,也用一块广告板披露在临街路旁,与《三江报》抗衡,小报内容很丰富,有社论式的文章,专谈青年人应该怎样向上做人,有杂文,辩论事非,有随笔,写对时事的观感,也有常识性的东西,吸引不少过路人,当时这两报,曾风传一时,我们这张手抄“小报”共出刊一百多期。总编是赵鸿江,抄写员有于玺源、王鸿良,都是学生。
  张进思老师不断组织我们办小报,平时,还经常如开讲演会和辩论会,借些对我们进行思想教育。
  讲演会,由各年级的学生自选,什么都可以,记得首次讲演会,我第一个登台,讲题是《做什么样的青年?》,内容主要是谈青年人应该勇敢,应该奋斗,在困难面前,不妥协,不投降。我讲完之后,张老师带头热烈鼓掌,并把我的讲稿要去,头题刊登在“小报”的社论栏内的右上角。
  辩论会的题目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还很意思,如《狱监里押的是穷人多?还是富人多?》、《人应该怎样活着,是好死不如歹活着?还是歹活着不如好死?》通过辩论,活跃了同学们的思想,登清了是非,开阔了眼界,识别了假、丑、恶。那时,我们都愿参加辩论会,有时争得面红耳赤。张老师那种不拘旧套,勇于创新,用各种形式激励青年上进的作法与不倦的精神,的确使许多青年,尤其是我们初中时代的少年,受到很大感染,给我们留下十分美了的印象。
  我们富中还有个校庆日,为庆祝这个节日,张老师早早就组织学生整理自己的成绩。全校张灯结彩。整个活动。张老师都叫学生活动,增强了我们爱校的思想感情,也大大促进了我们的学业。张老师为什么要念念不忘地热情搞“校庆”,我想可能就是这个目的。
  此外,我们学校还有一个例行的“恳亲会”。我参加了一九三四年的恳亲会。这是年末的一天,学校学生家长都请来,同全校师生坐在一起,畅叙一年来的学习成绩,家庭和学校对学生的希望、要求,以及家长对学校的意见等等,大家畅所欲言,越来越亲切。张进思老师还即兴编了一首
  《怒亲会》之歌。我记得最后两名是:
  “前进更前进,
  家长师生情意浓。”
  这一年风传有一颗慧星要与地球相撞,而且要撞在中国的上海。张老师对学生们说:
  “这是谣言,不可能出现的事性;就是真的,也不必害怕,撞掉了一块也许能更强大起来。”
  以后回味这句话,体会他为鼓午大家,应该有信心赶走困难,赶走日本侵略者。
  1935年暑期,张老师以聘请教师为名,去北平一次。他回来之后,带回不少小说,用以建立一图书馆,馆长由学生赵鸿江担任。主要的书籍有:老舍的《二马》、《赵子日》、《老张的哲学》;冰心的《寄小读者》、《繁星》、《离家的一年》;鲁迅的《阿Q正传》、《两地书》等等。这些书把张恨水的《啼笑姻缘》、《似水流年》等等言情小说顶了。我是头一次读到“五四”以来的新作品,每天课余时间,都和许多同学埋头于书本之中,在小小图书馆星贪梦地猎取自己要知道的东西。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张老师把一些家庭贫苦、思想纯正的同学例为“工读生”,即一边劳动,一边读书。他辞退了两名堂役。打铃由工读生担任;办公室的洒扫、取送东西、发文件等等的一些杂物活,也都由工读生担任。凡工读生每月都补助生活费三元,免学费。左肩佩戴“工读生”袖章。我记得工读生有王善述、史鸿范、王鸿良、张彦卿和我等人。
  这年下学期,张老师又建立勤学牌,一共十个,每天以先到者为序,到十名为止,鼓励早读。总之,他千方百鼓励学生学好本领。
  1936年5月间,日本侵略军又把我们学校挤到一小学后院的民房里。张老师没有洩气,决心不让鬼子把学校挤跨。搬迁时,他领着全校同学,清除垃圾,整理庭院,平整操场。他自己没有办公的地方,就把院内的一个木岗楼搬到校院西侧当校长室。这时,学校来一个日本教师教日语。张老师有了这个条件,就更加紧学习日语,每天从家到学校,一边走着,一边捧着书念,一天左脚采在阴沟板缝里,都把脚脖子崴错环了。不出两个月,居然同日本人谈一般常用的话了,可见他的学习是多么用功啊!
  张老师不仅想方设法地辅导学生学得知识,不断扩大知识面,而且还非常注重思想教育和学生的出路,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家境比较困难的学生,更加十分关怀。在那个殖民地的社会里,一个初中毕业生,找出路是相当困难的。那时,王善述、史洪范和我,家庭生活都很困难,针对这个情况,张老师就指导我们报考不要学费的佳木斯师范学校。记得1937年2月末,我们考取师范学校后,要出发的时候,他亲自送我们,并找一辆拉货的汽四捎脚。因为开国很急促,他把我们重达七、八十斤的行李,一个个抓起来,扔到离地面两米多高的货车上。车开动了,他才招手回去。这个动人的送行场面,至今仍清晰地记在心间。
  1936年暑假后,因为敌人觉察到了他的一些行动,便将他调到县公暑当教育股长,实际是把他监视起来了。听说,他到那里之后,有时写什么东西,扔纸楼里的废纸,日本人都要拾起来看一看:写些什么,他时常到富中来。我们叫他张股长,他不愿意听,便亲切对我们说:
  “不要叫股长,要叫老师,只有称呼老师,我心里才舒服些。”
  说明他的处境,使他不前快。
  张进思老师在任教育股长期间,曾组织过全县中、小学“学业成绩展览会”和讲演比赛马会。记得在1936年期末的一次讲演会上,我还被评为一等,荣获一个大奖状。‘
  我们1937年3月开始在佳木斯师范学习。这时,张老师还和我们有书信来往。可见他对我们青年学生的成长是多么关心哪!
  同年7月,发生芦沟桥事变,全面抗战开始以后,佳木斯师范的校舍被日本侵略军占去当兵营去了。我们被迫分散在几个小学上课,又提前放假了。
  我回到富锦,因没房住,就寄宿在中学的学生宿舍里。这时张老师不知为什么,他叫在第一小学当教员王明凯(我的哥哥)把他的爱人刘向书护送出了富锦。
  刘向书正怀孕,三、五天就要分娩,为何急于迁居?当时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过几天张老师同我说:
  “这两天有个人绥滨来,他下船时,左臂上搭一条毛毯,右手拎一个黑皮包,你去接他。接到后,把毛毯拿到自己家去;假如怕家里怀疑,就送到王善述的姐姐家去。”并告诉我要保密。大约7月中旬的一天早晨,我等了两天之后,居然接到了这位同志,完成张老师交给我的地下工作任务。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原来是独立师的交通员,名叫郭革一。此时,我才确信无疑:张老师是“红胳膊箍”(人们对游击队员的称呼)。那时,背地里有些人传说张老师是“红胳膊箍”,我半信半疑,这回可全信了。
  过几天,张老师又找我,给我十元钱,让我到街里买几套老百姓穿的白上衣,青裤子。又过几天,张老师又找我,问:
  “你能不能找到中国地图?”
  我说:“我家有一本中国地图和一本世界地图。”
  他说:“都给我拿来吧!”
  这两本地图,我都送给了他。
  8月下旬的一天,张老师同我说:“明天我就要走了,你还要继续念书,以后我们有见面的机会。”这时,鬼子已下令调他到佳木斯协合会当理事,我以为他要上班呢!后来才知道,他是要出走,我们到宿舍的门口,时已黄昏。最后他说“我党政军有事情,不多说了,”他那丰满的大手,紧紧地握着我十六岁的少年的红活园实的小手。这里有多少感情——是激动,是希望,是信心,是别离的怅惘,是留连五年地下工作的富锦城?还是冲出牢笼的喜悦,是对戎马生活的渴望?还是解放祖国的壮志?
  就是张老师同我说话的这天下午,他召集全县城的中小学师生,在县公署门前广场上开一个告别会,我没有在场,听说,他讲的主要是:“嘱咐同学好好念书,将来要成为有用的人才——做精忠报国的岳飞,不当丧权辱国的秦会。
  谁知就在第二天晚上,他和于树屏,陈模、张东然老师出城投奔独立师的路上,不幸遭遇敌人,被地主武装的罪恶子弹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真是:
  壮志未酬身先死,
  留得英名万古传。
  虽然张老师牺牲了,但他的精神仍然鼓舞着后人。9月初,我们到佳木斯师范上课的时候,还听人们传达室诵着富锦中、小学老师出去抗日轶话。
  我记得青年时代谈过的一部叫作《毁灭》的小说的末尾说:
  “一粒麦子不掉在地下死了,仍旧是一粒;掉在地下活了,就会生出许多籽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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