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小时候给人家放过牛，读了半年多私塾，由于农活忙，辍学了。后来靠发愤自学得来点文化。有这么个故事。有一天我爷爷在碾房里推碾子，一个找我爷爷，问中药的“砂仁”怎么写；？我爷爷谦虚地说：“我就念那么几天书，字都忘光了，找别人吧！”那个人说：“我着急进城抓药，等不得，你好歹写上吧。”我爷爷想了半天，在他的药方上歪歪扭扭地写了两个字：“杀人”。那个人赶到九台县城的一家药铺，把药方递上去抓药，把掌柜吓了一跳，忙说：“你这个‘杀人’我铺里没有，上警察署抓人去吧！”那个人楞住了，掌柜比划着，取笑地说：“你这个白字先生，把‘砂仁’写成‘杀人’啦！”那个人忙解释：“不是我写的，是求人写的。”回来当我爷爷一学，众人笑的前仰后合，把我爷爷闹个半红脸，尴尬地笑了。此事以后传为笑谈，而我爷爷经这件小事的刺激，从此发愤自学了。 　　我爷爷经过几年的刻苦自学，练得一手好笔字，精通珠算和帐目，尤其是读了许多古典文学作品，最喜爱的是《水浒》、《三国演义》、《精忠说岳》、连《三国演义》中的金圣叹的小批都背诵下来了。他从《水浒》中学来了反抗权势，专打不平的造返精神；从《三国演义》中学来了对朋友的“义”；从《精忠说岳》中学来了对国家、民族的“忠”。这些传说的优秀品质，在他今后的生活和斗争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发挥。 　　爷爷哥六个，他排行老三，性情刚烈，不怕硬，好打不平，哥兄弟都很敬畏他。他二十五岁的那年年跟前，有一天，爷爷正在厨房往处挑猪食，听见外面有呼嚎叫骂声，一看是警察敲诈勒索来了，爷爷顿时火冒三丈，上去一扁担把那个警察打翻在地。他以为打死了，闯了大祸，连夜跑到吉林市我大姑奶家躲起来了，过年也没敢回家。从此，爷爷一堵气，闯了北大荒，由家里家外，亲戚朋友凑些钱，落到集贤县，买了一方荒，开荒种地，想走发家致富道路。哪曾想，这段路走不多远就堵死了。一个性赵的恶霸，赖占我爷爷的地。为了治这口气，爷爷跟他打了八年官司，饱尝官府的黑暗，人世的辛酸。在这期间，认识了我张大爷，就是张进恩。 　　他们俩是邂逅相遇，成了至交，成了生死不渝的战友。 　　那是一九三三年春天的事。我爷爷为打官司在依兰（当时叫“三姓”）蹲小店，张大爷为抗日潜伏在这个小店，住在我爷爷的隔壁。我爷爷说：张大爷高个儿，大饼子脸，穿一件半旧的青士布上衣，谈吐文雅，举止大方，经常有人访他，但很少与店内人来往，有时与我爷爷碰面，善意地点点头。我爷爷素来就爱慕读书人，对这个年轻人，除爱慕之外，还有几分敬意，总想我找机会跟他攀谈几句。这个机会终于到了。端午节前店里吃头一顿豆角，张大爷找几个朋友议事。正是吃午饭的时候，就把他们留下了。在饭桌上，店掌柜的发话了，不满意地说：“张先生，你太知好歹了，欠了一个多月的店钱饭费不还，又找人吃饭，这钱，你想还不？”说得张大爷面红耳赤，当时，他筷子一放，不吃了“我爷爷一拍桌子站起来，指着掌柜的鼻子，骂道：“你狗眼看人，把张先生看成什么人？秦琼还有卖马的时候呢，不就是为了几个店钱吗，写在我的帐上好了！”掌柜一看，有人肯替他付店钱饭费，口气变了，又解释，又道欠，这场小风波算平息了，但这顿午餐也不欢而散了。那天晚上，张大爷过我爷爷的房间里道谢。两人一见如故，攀谈起来了，从个人的处境谈到世态人情，从家事谈到国事（当然张大爷是不能公开他的真实身份的），谈得十分投合。我爷爷问：“你现在依靠什么生活？” 　　“给报社写点稿，得点稿费，免强糊口吧。” 　　“靠读文度日不是长欠久这地，凭你的人品才学，怎么不找一个固定职业干呢？”我爷爷关切地问，张大爷苦笑地说：“我初到此地，举目无亲，哪有人肯帮这个忙？”“富锦中学较长是我的同乡，我给他写封信，推荐你去教学怎样？” 　　“这很好，就请你费心啦。”张大爷的脸上露出喜色，他巴不得得个合法身份，潜入地下，重整旗鼓，开展抗日斗争。 　　从此我爷爷和张大爷成了朋友，张大爷帮我爷爷写呈状，把官司打赢了以后，便带着我爷爷亲笔写的介绍信，来到了富锦。走时，我爷爷说：“富锦万升久旅店有我的行李，你先用着。”随手又塞给他盘钱，他也没推辞，感激地收下了，这天张大爷安排好住处，随即去中学。不凑巧，中学刚放暑假，只有一名事务老师在办公室里收拾修理脚踏风琴，张大爷走到跟前：“请问：校长在校吗？”“不在”那个事务老师侧着头，打量一下张大爷，反问一句：“你找他有什么事？” 　　“有人推荐我到贵校教学。” 　　“校长到佳木斯讲习去了，回来再说吧。”那个事务老师说完又摆弄那架破风琴了。张大爷转了话题，试探地追问一句：“请问：贵校现在还缺教师吗？” 　　“不缺！”那位先生有点不耐烦了。张大爷有点失望，尴尬地坐在靠门的椅子上，边看着他笨拙的动作，边想自己的事。这样沉默片刻，那位事务老师说了声：“破玩艺！”赌气地把风琴一推，站起来拍打拍打手。张大爷象发现了什么，站起身向前走两步，毛遂自荐地说：“我试试看怎样？”那位老师重又打量一下张大爷，似乎有意地试试他的本领，点点头说：“可以”，张大爷蹲下来，麻溜利落地卸下装上，不大一会修理完毕，站起身从头至尾按一遍琴键，每一个键都并发出清脆悦耳的琴声。风琴修好了，那位事务老师高兴而赞许地说声：“谢谢，看来你是擅长音乐的了？” 　　“只不过是一种爱好！”张大爷谦虚地笑一笑。 　　那位事务老师真上忙人，转身又收拾理化教具和仪器，但不知怎样安放。张大爷又帮他的忙，熟练而准确把教具和仪器安放得井然有序。那位事务老师一看张大爷伸手不凡，算折服了，惊奇地问：“您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在清华大学读几天书。”由于张大爷的谦虚，越发博得那位老师的尊重。他敬佩地说：“太客气了。我们学校正缺高中理化教师，等校长回来我推荐您！他情不自禁地放了口。张大爷觉得有必要求真，便说“那就拜托了，可是刚才你不是说贵校不缺教师吗？”那位事务老师觉得刚才说话有些失礼，尴尬地笑笑说：“那——那不是不缺庸人，缺人才呀！”就这样，张大爷没拿我爷的荐书，而凭自己出众的才华，毛遂自荐地获取了合法身份，潜入富锦中学。从此，他经富锦中学为根据地，集聚力量，开展地下革命活动。 　　我爷爷在三姓结束了土地官司以后，回到了庆丰久旅店。张大爷见他很可靠，便培养他当了交通员，使庆丰久旅店成了交通站。从此，两位朋友的战斗友谊日渐亲密、深厚。我爷爷比张大爷大十多岁，但事事都找张大爷商量，向他请教。而张大爷求爷爷办事（任务），爷爷都是竭尽全力地去办。记得解放后在我参军之前，爹爹讲过的一件事：伪满时，有一个冬天，爷爷受张大爷的委托，以回萝北看儿孙为名，在黑龙江边送两个青年过江。爷爷很少讲他自己的事，但是他头的伤疤，却明显地摆着。我小的时候，常常搂着爷爷的脖子，好奇地抚摸着爷爷头上光滑的凸的伤疤。问爷爷是怎么回事？爷爷捋着胡子，笑一笑说：“狗咬的！”狗怎么咬在头上了？还是后来爹爹给我讲清了爷爷头上伤疤的来历。 　　1937年（康德四年），张大爷由地下转入公开武装斗争的前夕，我爷爷跟张大爷接触更频繁了，积极筹备着迎接新的战斗。爷爷要跟张大爷去，拿枪跟鬼子干！张大爷劝阻我爷爷：“老哥哥，你这么大岁数了，打仗不是您的事。”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不到五十岁，怎么不能打仗？”我爷爷有些急躁了。 　　张大爷忙解释说：“老哥哥，你别误会。我还有件要紧的事托会给您。” 　　“什么事，你尽管说，就是豁出我这条老命也给你办好！” 　　“我走后，我的妻儿托付给您把他们送到安全地方，以后，我派人接你。” 　　张大爷走后，我爷爷把张奶母子三人（佳田大叔才一岁半）和他娘家妈妈安置在长春我外祖母家隐藏下来。第二天，爷爷被捕入狱。在富锦县公暑特甸股头子广野所经营的阎王店里斗争了四十九天。 　　审讯时，广野指使翻译问：“霍德舒，你和张进思是什么关系？” 　　“朋友”！ 　　“他干什么去了？” 　　“到佳木斯讲习去了！” 　　“张进思的家属哪去了？” 　　“不知道！” 　　“胡说！”一个特务受广野指使，拿着个硬壳本子洋洋得意、指手划脚地插进去，审问我爷爷：某某天，你与张进思在松花江饭店的单间饮酒议事；某某天，在张进思家的大门前，你两又谈些什么？ 　　“不记得了！”我爷爷果断地回答。 　　“你看——这是什么？”那个物务抓住铁证似的，把那个硬壳本翻开，举给我爷爷看。本子上清楚画着我爷爷与张大爷在饭店与门前谈话的方位。狗特务真下了一番功夫，但我爷爷早已横下一条心，沉默，不理采。狗特务以为他的“铁证”有些灵验，奸笑着，压低声音，从牙缝里挤出：“你两到底谈些什么？” 　　“家常！” 　　“叭嘎！张进思的干什么走了？他的家属哪去了？“特务头子广野亲自出阵了。 　　“不知道！”我爷爷斩丁截铁地回答。 　　广野是个有名的中国通，也是一个心毒手辣，但又狡猾的狗特务。他看硬的不行，使软的，便皮笑肉不笑地说：“霍德舒，你是个聪明人，你的说出来，我保你没事的有！” 　　我爷爷早有思想准备，仍然是：“不知道” 　　广野火了，一摆手，上来两个前胸不长毛的鬼子把我爷爷拉下去，广野在我爷爷身上用尽了他的刑罚（除了畏狼狗之外）。什么吊打、上大挂、坐老虎凳、跪钉板、灌凉水、辣椒水等等，都没有制服我爷爷。广野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也被这个普通的中国老头所惊服，不得不承认：“霍德野的骨头真硬！” 　　最令我痛心，而又难以忘却的是：跪钉板、灌凉水和辣椒水！鬼子把我爷爷的长裤脱掉，穿着短裤，强迫爷爷跪在钉子帽朝上钉着的钉板上，两肩坐着两个肥胖的鬼子；疼痛象锥子一样扎着爷爷的心，鲜血染红钉板；爷爷咬着牙，不哼一声，但是痛昏了。当两个鬼子把爷爷拖起来时，钉帽是刮着一块块带血的肉疙瘩！ 　　我爷爷并不是那么老实就刑，而是反抗的。有一次，两个鬼子把我爷爷拉到井沿灌凉水，他们把我爷爷按倒仰面绑在大木板上，一个鬼子把住我爷爷的脑袋，一个鬼子提着水壶，呛着往爷爷鼻吼灌凉水。凉水越发越激起爷爷对敌人憎恨的怒火，趁鬼子打水之机，狠狠地蹬了一脚，差点没把那个鬼子踹下井去。这两个鬼子角狼一样扑向我爷爷，拳打脚踢，摧残一阵之后，觉得井沿不安全，又把我爷爷拉回小屋里。门旁立着一把劈些的大斧子，爷爷端相几次，要想动手劈死这两个鬼子，但又一琢磨，不合算——那时我家在罗北，不算爷爷还有五口人，劈死两年鬼子，全家人的命都得搭上，不能动手。我爷爷的表情，这两个鬼子似乎有点察觉。把斧子拿走了。他们又以双倍仇恨，疯狂地给我爷爷灌辣椒水，使我爷爷的头根都往外浸血。 　　四十九天的严刑拷打，严重地摧残着我爷爷的肉体和神经，但我爷爷的信念始终如一，坚贞不屈，咬紧牙关，不吐一个字，就是死，也决不出买卖祖国、民族、革命和同志。一天晚上，爷爷的脑神经一时错乱了，好象听到隔壁狱中有叮当作响的脚步声。“敌人又抓人了！”爷爷悲愤至极，要以身殉国，用鲜血和生命抗议和控诉日本法西斯的暴行，我爷爷摸到了狱中的“瘪拉搭）（俄语：炉火），照着我爷爷当时没有死，但是致残了。解放后不久，他小脑溢血，瘫痪了八年，1959年春天，死在长春我姑母家里。 　　我敬爱的爷爷，更珍爱他与张大爷的纯贞和生死不渝的战斗友谊。假如，我张大爷有在天之灵的话，一定会为他的老哥哥而感到自豪！这两位革命老人的战斗友谊胜过三国时的刘、关、张。他们是以民族利益，革命利益为基础的新型的同志式的革命友谊，是值得我们晚辈后代效仿和继承的！ 　　安息吧！敬爱的爷爷，您的革命精神和高贵品质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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