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甲洲和我们创建起来巴彦抗日游击队以后，我就去安达一带活动，所以，写该队的情况，我只能谈谈这支抗日战歌的序曲。 　　我县拜泉人，1926年从本县初中毕业后，翌年5月间，去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建筑学科一年级学习。“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留日学生基于爱热忱，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表示了极大的愤怒，许多留日学生纷纷举行抗日集会和示威游行。南京政府收复失地。同时，有些日本人对中国留日学生表现出敌视情绪，所以，我们不能安心学习，当时，中国驻日使馆，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便发出通告：要求中国留学生，迅速离日回国，并发给路费。 　　 1931年10月间，我由日本东京回到北平，住在西护国寺内留日归国学生招待所，参加了“中国留日学生抗日救国团”。以后，我被推选为该团的领导人之一，曾参加了北平各大、专院校抗日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学生抗日行动计划与宣传抗日的内容。不久，我又参加领导了12月10日大批平学生去南京请愿的抗日示威活动。12月间，我参加了“反帝大同盟”（中共领导的群众抗日团体）。在此期间，我先后认识了黑龙江籍的留平学生于九公，（清华）、刘靖（辅仁）、夏尚志（法学院）、李崇实、张文藻（北师大）、丁济阳、刘克成、李文郁、林枫（工学院）、刘乃风、张清林（中大）等同乡。林枫也叫郑柏桥，他当时领导学生抗日运动，很活跃。 　　1932年4月末，根据东北的斗急形势，经招待所内的反帝大同盟小组的推荐，林枫代表北平地下党组织找我在工学院谈话，他当面跟我讲：根据抗日斗争的需要，决定让你回东北，做组织抗日队伍的工作，要做好准备，近日出发。我表示同意，并立刻整待发。 　　出发之前，张甲洲（由东北回来联系抗日工作，据说是中共北海交通员）和于九公在招待所内同我初次见面。张甲洲介绍了黑龙江的政治形势，说巴彦人民抗日热情很高，又靠近山区，对组织抗日队伍和开展游击活动很有利等。他很健谈，说了和很多方面的情况。 　　4月末的一天，按约定时间，在北平火车站集合后，我才知道同行的张甲洲、于九公、张文藻、张清林、夏尚志、李克成，加上我，共七人。我们由北平乘火车到天津，转乘轮船赴营口。在营口下船之前，张甲洲和张文藻说： 　　“你把手枪都交给我带着！” 　　张甲洲自己带两支匣枪下船接受检查，安全通过。从这件事上看，我认定张甲洲是党员，其他同学的政治面貌，我当时不清楚。1963年我参谒东北烈士馆时，看到了展出的张甲洲的照片，注明是中共党员，抗日烈士。同时，也看到了张文遗像，也列为抗日烈士。 　　经过几天的行程，我们到达了哈尔滨。住在东永德旅馆。通过张甲洲的联系，满洲省委在旅馆里接见我们两次。分配张甲洲、于九公、张文藻、张清林和我等五人去巴彦组织游击队，夏尚志、李克成暂时留哈待命，另有任用。 　　我们接受任务后，使来到呼兰白奎堡于九公家，老于家用马车，把我们四人送到巴彦北张家油坊张甲洲家，于九公在家做北满的交通站工作。 　　1932年5月初，我们在张甲洲家开始酝酿组织抗日队伍的工作，主要是利用张甲洲的社会关系，联合各方面的武装力量。巴彦县城保安团长王家善是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我在东京留学时，认识了他。通过同学之间的来往，又结识了他部下的一些官兵。熟识以后，我们就动员他们起义抗日。经过二十多天的动员工作，最后争取了团长王家善和百多官兵，都同意抗日；并做好了一些准备工作。 　　1932年5月末，在张甲洲家附近，截断来往交通，集合了巴彦县城保安团中起义抗日的官兵共二百多人。大家集合起来以后，由张甲洲宣布军纪的编制，都带上红袖标，打起了“东北人民抗日义勇军”的大旗。张甲洲为总指挥，负责政治、军事的全面领导；王家善为副指挥，负责军事，参谋指导，编两个中队，孙庆尧（中学校长）我和张清林在队部搞政治工作，张文藻当文书兼交通。 　　我们这支抗日队伍拉起来后，使巴彦县城的敌伪组织大为震惊，轰动了全县，他们把我军称为“红匪”，派出大批军警来围剿，妄图消灭我军。我军组织成后就东山边进行游击，宣传动员群众人民起来抗日救国。 　　1932年6月中旬，我军宿营在东山边的一个屯子时，夜间突然遭受敌伪军队的袭击。我军边战斗，边撤退，我们行动迟缓一点，没有撵上部队，与陪队失去了联去联系。 　　我脱离了张甲洲所领的巴彦抗日游击队后，便徒步走向安达方面。 　　我在安达老虎岗找到了李克成（满洲省派来组织游击队）。在县委特支黄咏秋的领导下，在拜泉组织一支“东北人民抗日自卫军”，编成一个营，在西荒展开了抗日游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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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1/8/13 11:2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