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秋，我和张甲洲初次相识。那时，我入党不久，参加清华大学党支部工作。他也在此时考入了清华。 　　张甲洲初到清华时，顾衡和我正在大地社主编《现代中学生》杂志，清华公开发行。张甲洲对这个刊物是很爱护的，他热情的和我谈了他对《现代中学生》的看法和意见。我记者曾约他写稿，他用什么笔名，以及写什么文章，也记不清了。那时的编辑工作，顾衡负责较多。 　　不久，《现代中学生》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通令全国，查禁出版，共出刊六、七期。为了抗国民党的禁令，改名《现代学生》，又出了一期，国民党的查禁，对我们打击很大，在经济方面受很大损失。不能照样出版了，我们便把发行关系，交给了清华支部，由张立森（张钦益）接着继续编辑出版，多次改名，又发行多期。张甲洲对这项工作，当时也是参与了的。 　　我和张甲洲相处一个阶段后，便将他的思想情况，向支部做了汇报。不久，支部书记徐子佩介绍张甲洲参加了支部，与我们一同过组织生活。我和顾衡参加支部时，举行了对党旗宣誓的仪式。张甲洲参加支部生活，并没有举行仪式，说明他是转组织关系来的。最近我见到当时曾任支部书记的徐子佩（河南省科协主任），他说张甲洲是从北大转来的组织关系，不是在清华入党的。 　　我那时的工作是担任清华大学的农场主任兼清华与燕京大学合办的农业学校教导主任。农业学校发生学潮，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两派学生尖锐对立，僵持不下。右派学生对我进攻甚烈。我取得支部的同意，于1930年11月，暂离清华。到山东济南女子师范学校教了两个多月书。1931年，我又回到清华工作，直到同年6月，由于思想左倾，我被清华大学解聘免职。 　　我两次来清华，一直与张甲洲同志过支部生活。那时，我们支部有张立森（张钦益）、徐子佩、顾衡、胡鼎新（胡乔木）、张甲洲，徐子佩是支部书记。 　　不久，反立三路线的运动开始。当时，王明主持下的中央的所为“反立三路线”，不是反立三路线的左，而是反立三路线的所谓“右”，说立三路线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右倾错误时，扣了我们一顶帽子，张甲洲对这个规点批评得特别透彻，反复说明区委书记的看法不正确，大家一致同意他的观点和分析。这一件事，张甲洲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张甲洲勇敢，直爽，办事果断。有一件事使我至今不能忘怀。当时农校的党和团的工作，都扫清华领导。农校学生李光武等人与农村青年常玉明有工作关系（可能已发展他入团），在农村和清华的革命斗争日益尖锐时，发现常玉明与特务来往密切。我们在清华支部会上，曾谈及这个问题。后来，常玉明失踪了。有一次我问张甲洲：常玉明的问题究竟怎么样了？我是担心他落入特务手中，被特务掌握。张甲洲当时表现很难过，郑重地对我说： 　　“他没有落入特务手里，但今后你不要提他了……” 　　对些，当时我不好再问下去，因为这是当时地下党的纪律：不需要知道的事，不多问。以后，亦再没有听到常玉明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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