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谅兄生平，组织上已有专文表彰。余因有同乡同学之谊，常相过从，对他的足资矜式之学行，有必要作一番追忆，为日後各方之留念。 　　叔谅兄生当国家多难，自幼即受兄长之薰陶，其爱国热忱，常发自内心，其所作为类皆切合实际。他求学於宁波效实中学时，毕业前夕适值五四运动。１９１８ 年五月间，北洋军阀政府即开始同日本秘密签订《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出卖祖国，留日和京沪青年学生群起反对。效实中学早期毕业生叶桂宜，原在东京留学，激於义愤，返回祖国开展爱国反日联络活动。叔谅兄和同学叶树新等闻讯，即与师生商议，召开效实中学师生大会，邀叶桂宜到会宣讲汉奸卖国罪状。会后叔谅兄即将讲演记录编成宣传文告，田发宁波各中学，并联合各中学成立学生团，进行拒约反日斗争。直到 １９１９年 ５月４日，爱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展开。效实学生於上一年的反日运动基础上，又轰轰烈烈地开展。除发起组织宁波全市学生会外，并联合工商界查禁日货并没收焚毁之於通衢中，声势浩大，震动沪杭。其後上海发生五卅事件，全国又掀起反帝爱国运动，此时叔谅兄已任教效实中学，彼即以教师身份，领导学生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创办《爱国青年》刊物以团结青年，集中力量，以内除军阀，外抗强敌为目标。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以后，国势日削，革命斗争日益激烈，单纯的爱国行动，不足以有所建树，乃放奔《爱国青年》的主编工作，而从事於学术的探讨，一方联络在外有识之土，组织四明学会，编辑《明铎》学术性刊物；一方筹设四明图书馆，以振兴宁波文化教育，欲以实际行动，提高人民素质，为团结奋斗而努力。不久，他以学贯中西，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奋力编写《五卅事件》《世界大战史》、《中国近代史》等书，激发青年爱国救亡，奋起抗战。到ｌ９３７年“七·七”抗战前夕，他与同学王鞠侯等供职浙江图书馆，又大力推行普及社会教育，并创办《文澜学报》等以提高学术文化．又以抗战军兴，联络浙江大学、西湖博物馆等文化单位，编刊《抗战导报》呼吁全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迨战局危急，浙江图书馆的珍贵藏书，文澜阁四库全书等，叔谅兄视为国宝，誓不能落入敌手，竭尽心力，辗转运入内地，但尚有大量图书文献，因一时以运输工具及运费无着落，忧心如焚，东西奔走，於敌机狂轰乱炸之际，筹划组织运输员工，抢运至安全地带。这种不顾安危的爱国精神，曾有人传入後方，闻者无不肃然起敬！ 　　叔谅兄一生，亶究文史，家学渊源外，又承名师数泽。他对竺师可桢之治学及办学精神，推崇备至，并亲撰《一代宗师竺可桢》用示崇仰，其与柳师诒徵，人称史学有薪传之谊，并对图书俱有特殊爱好，除详见《劬师从游脞记》者外，扰平日见闻，略为申述：他对柳师之治学论史，无不称道其“博学返约，事义俱臻”。尝谓：“柳师之造诣可谓博大精深，决非当代论近代史学者之主观分派，只看皮相，并囿其旧作，辙目为信古派之说者所能深明者也”。尤其对柳师之于明史的修改，与清史的编纂等，提出种种建议；以及《中国文化史》、《国史要义》等著作的论证，均可窥见其底蕴；目其史识、史义，“每兴时俱进，多所创见”，不仅“循事理为今合”，“且与当代气息相呼吸”，视诸同事所见，实远过之。他不仅崇仰之，且深体而力行之。他对近人张舜徽教授研究宋代学术思想史，也尝称许其取材博大精深，立论公允创新，他在《杭州历史丛编》序文中指出：他（指张舜徵）广征博引，…··引征翔实，从而得出结论，说：宋代学者的治学，具有博大的气度，且多为后代学者开辟新的途径，非若虚妄主观之辈，一座宋世学术，即目为理学流派，不足为训。这些都可说明，叔谅兄在“酌古准今，彰往策来”的历史研究中，无不虚心谨慎，多方审订，求同存异，尤贵创新。总之，他对史学的研究方法和观点，解放前亦如其师柳诒徵，多属爱国主义者和进化论者之见解。解放後，则与时俱进，接受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後，对历史睢物主义辩证睢物主义，乃有所认识。他在《浙江古代史》序文中曾提出：“人地相系的关系，与社会各种发展因素的作用”，他说“峻岭湍流，足以激发聪明才智，山海险阻，适为多种经营各业精进的条件，而人民大众又充分发挥主观能动，勤劳勇敢，改造自然，发展生产，创造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促进社会进步”。於此可见，他已通过实践，不断地克服错误，取得比较接近客观真理的思维方法，又不断锻炼自己，接近於一个完整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他对地方史自有所论述，在实际工作中，亦有所贡献。举凡筹编《浙江通志》、《杭州市志》》、《宁波市志》、《慈溪志》、《余姚志》等的工作曾向有关方面，提供资料和建议，并望今后对浙江地方史能作断代或专史的研究，裨益浙省四化建设，及宣扬爱国主义教育。他非常殷切地寄希望于后起的史学家，并策勉和激励青年爱国爱乡。盖其赤诚之心，常溢於言表。著名史学家周谷城先生曾题诗赞柳师诒徵，有云：“治学好精神”“后生不能忘”。叔谅兄殆亦可以当之而无愧。 　　叔谅兄为人，生活淡泊，正直不苟，尊师尚友，谦逊自持。他在《劬师从游脞记》有云：“余往年治书，实属妄值声华，不知虚心请益，罕有为肄业时之请教如此者……。其间虽二度承乏学府，对中西近代史兼好而并任之，奈课多读少，窃自笑似竭译为渔。每仅杂涉近代资料性工作，极少系统力学，以培其本。……今衰老追维，愧负实多”。此种谦逊自责，而不自满的治学态度，殊足令人称颂！他在抗日战争中期，辞去浙大之任职，西行入蜀，以兄命相从，于其帷幕中，惟恐有负师友之瞩望；虽有“籍此多知当世之务正亦治史者事”之劝慰，但仍引为终身憾事，而常耿耿於怀。１９４３年国家危亡之际，陪都重庆曾有制礼作乐之举，并有欲聘柳师诒征筹设礼乐馆事，柳师耻之，责有微言，告其弟子曰：“吾豈叔孙通平？”叔谅兄深体其意，多方设法予以摆脱。其後又为柳师托病推卸对国民党党团性质之讲课。他在南高同窗共学的级友计有三十八人，如向达、王庸、缪凤林等早作古外，抗日战争后尚存张晓峰、胡焕庸、王驾吾、陆维剑等，其中张晓峰，原与之同编《史地学报》，其后又同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译，二人可称莫逆之交，但在解放战争中，张背离竺师可桢、柳师诒徵，弃学从政，有违初衷，陈则深感遗憾。而对胡焕庸、王驾吾等能坚守专业，孜孜不倦地钻研，数十年如一日，而各有专蓍，享有盛名，则感无比钦佩。１９８３年春，在给余一信中，曾称：“南通王老驾吾学兄，与维钊同级，……至今有４６年的教龄，亶究文史，述作蔚然，近年着力《墨子新诂》巨著，其与弟交久而益亲，1970年，过从或书问往还无虚日。……於１２月２０日晚，以心力衰竭卒以不治。我自其初病，曾为其奔走救治，并嘱过侄（即陈过，为杭名医）去会诊二次，已见好转，忽一日病变而溘逝。……人生本如驹光过隙，死生原为常事，但感情所系，往往有不能自己者，自从王鞠侯等先後以癌作古，浙图旧同事夏朴山，又继张慕驽而先我捐馆，维剑作古，始感迟暮，今丧驾老，更有无多老泪哭故人之痛了。”　　　　　　　　　　　　　　叔谅兄平日对人诚恳，富於感情，於此可见一般。 　　叔谅兄尚有一特点值得一提。他的一生，可以说学到老做到老。在耄耋之年，仍孜孜不倦地阅读文史新著，搜罗文献资料，同时笔耕不辍地作文史劄记及序跋文稿，临终前夕，还念念不忘两篇文稿之不能如期完成。１９８３年１月５日，曾赐函一通，内有一段文字，足以说明其学到老的精神，他说：“解放初期，我对政治学习很认真，自检讨一切看法，以‘向前看勿向後看’以自策，而近年体力不济，有所放松。自迁家（由龙游路迁至庆丰新村）来此幽静郊区，颇爱山光峰影，略减访客，但仍不时有事寻上门来。（大部分仍为本外埠若干单位来寻求我可能有的资料，这些资料，积零为整，化时不少。…·至今新寓已任二月，所读写作，竟无甚成就，岁序聿更，怅慮系之……。”就我所知，他最后又完成《万斯同年谱》、《晚近浙江文献述概》等文稿，以及批阅《慈溪市志》人物稿等工作，他近一年来的岁月里，常以颤颤的手，写着细小的字，撰作文稿，最后竟以深夜赶写一稿，感受风寒而不起，友好闻之，莫不痛悼之至！

原文1996年3月1日 发表于陈训慈先生纪念文集  浏览：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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