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人很重感情，但是男儿有泪不轻弹，追念父祖时，一想到就会含泪不禁，今天提笔为文悼念叔谅老伯，不禁又泪从中来，先祖父柳翼谋先生治史学又兼图书馆学，而叔谅先生正能承其衣钵。 　　　我初见叔谅先生，大概是在１９４６年，这年冬天翼谋先生因胜利复员，谋复南京龙蟠里国学图书馆，受扼逆中风，叔谅先生请金颂盤医师来馆中救治。 　　　但是事买上也许小时候在南京早见过，另外常听祖父谈起叔谅先生和张其昀老伯同考南京高等师范，以身体不合格，将被摒奔不取，祖父爱他们才华，以自身去就力争，终於收录他们二人入学之事。等到我後来身患肺疾，祖父又时时以他们二人青年时代身体虽不好，但至今仍能成就的事勖勉我，所以我对叔谅先生特别熟悉而注意，叔谅先生对祖父也特别敬爱。翼谋先生自１９０８年就任两江师范学堂教习而来，繵联至南京高师，乃至东南大学，所教学生届数不少，但是后来成就最多的乃是１９１９年及１９２０二届。如缪凤林、张其昀、胡焕庸、陈叔谅诸先生是１９１９年，王驾吾、郑鹤声、向达、张世禄、陆维钊诸先生是１９２０年。后来我问起定生姑母，他说这大概是五四运动以后，学风兴起，所以各地优秀学子，纷纷来学。张其昀先生在台湾编中文大辞典，有翼谋先生成材甚重语，而弟子以郑鹤声、王驾吾、缪凤林、张其昀为最，就都是这两届的学生。其实当初用父门下先有“缪、陈、张”三杰之号，定生姑母也常说郑鹤声先生是後起之秀。看来得名较后。而驾吾先生偏於文学，所以祖父史学之传当先有“缪、陈、张”之号。 　　十九世纪以来西方文化日入东方，东西方文化如何折中取舍，中国固有之文化有何值得演进赓续之外，翼谋先生自１９１９年起在东南大学讲中国文化史，希能有所阐述。先祖曾强调学子须既讲读书又讲做人，所以书中对清初诸儒顾炎武等至为推崇，冀国人有以自立。 　　数十年来直至我１９８６年７月最後一次在杭州见陈先生，始终觉得陈先生能坚持祖父的传授。儒雅恂恂，无丝毫嚣张之气。而至今犹使我不忘。 　　祖父做《中国文化史》，先论述而後引证，故书中引证甚多。不知者至称为“资料派”。其实祖父在论司马光作《通鉴》之时，已叙述其作史方法，先收集资料以为长编，只为作书之初步，张其昀先生一生著书二百部，写论文二千篇，而听张先生自述，祖父告诫他仍是“守约”二字。所以博乃是约的第一步，而真博必约，真约亦必博。其中识见当在资料之分析与归纳。重在无徵不信，不能随便乱说。 　　叔谅先生守翼谋先生之传，一生勤慎於资料之检寻保藏。他和翼谋先生师弟间通信很多，大都心传口授之语，他和我的通信自八十年代以后，为了编写先祖《劬堂学记》，也有几十封。九十年代初，他整理故物，将祖父最重要的遗札先寄了几件给我，如一封谈抗日战争爆发时，如何坚守图书馆岗位，做好抗战宣传工作，一封论清儒治学之得失，均是治学与做人之指南针，可知其能得其眼藏，非只如收陈年旧帐簿也。 　　１９８７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何满子先生约我编翼谋先生纪念文集，我遍激祖父门生故旧，请赐鸿文，诸先生推爱，无不迅速秉笔。而叔谅先生以近九十高龄，所写特长，凡二万余言，非惟详尽，且见精微。如论翼谋先生与马一浮先生治学之异同等，此皆为编写当代学术史之重要意见。此亦可见先生治学，非只保存资料之功也。 　　纪念文集既成，叔谅先生又创议，诸弟子亦当各附专传。此实为学记之体裁，先生之命，自当勉力，然年辈既晚，所知有限，欲加访觅，艰难尤多。翼谋先生曾留有一门下大弟子专攻名录。因按录以循，以为钱堃新先生写传，至长途干里，至贵州寻访其家属，始得其遗稿。而叔谅先生自写资料寄来，又复累累二万言。列述从先祖治学及生平事业受先祖之影响。如在浙图馆长任内，仿先祖意志，编印馆自收罗印布本省文献及办《文澜学报》，１９３６年开浙江文献展览会，１９３７年运文澜阁四库书至贵阳，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时在《中央日报》发表文章提出对日本政府索赔事，皆师生同气，一以贯之。建国后在浙江省文管会任内编目及开太平天国展览会，亦一如既往，盛况空前。 　　　然先祖纪念文集正续编，虽遵先生之命，早已完成，然始终未能出版，实对先生愧负，而今日又执笔为支付先生纪念文集，以是不禁泪从中来，而不能自己也。 　　　先生纪念先祖文名《劬师从游腔记》，先生自述之文，原稿已寄回，此两文旨先生末年巨著，若能刊布，当可胜余所言。心中所思甚多，不能—一，前曾在《新民晚报》撰一联輓先生，今谨书之文末：“四部熟精研，不愧承劬堂风范，湖山今依旧，更谁绍浙水文宗”。

原文1996年3月1日 发表于陈训慈先生纪念文集  浏览：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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