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 述 　　　 　　泉州市是全国著名侨乡，有600多万祖籍泉州的华侨、华人分布在世界五大洲的110多个国家、地区，其中90居住在东南亚各国。泉州市有归侨、侨眷300多万人，占福建省归侨、侨眷总数的50以上，占全市总人口的53.9。1990年全市139个乡镇中，75是重点侨乡。 　　泉州华侨出国的历史悠久。唐代泉州沿海一带地狭民稠，田不足耕。人民在围垦海滩，向大海要粮的同时，开始沿着海路外出谋生。宋元时期，泉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启航点和东方大海港，泉州人出洋兴贩贸迁蔚然成风。明清实行“海禁”，泉州港随之衰落，使大量依赖海上贸易维生的泉州人不得不冒险向外拓展，以至在国外垦荒辟地，作久留之计。至鸦片战争爆发前夕，居留海外的泉籍华侨估计已逾30万人。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南洋群岛各埠的开发和“契约华工”制度的发展，以及家乡的战乱、天灾人祸，使泉州人大量移居东南亚和世界各地。不断的再移民，又使海外泉州人分布的地域范围进一步扩展。 　　泉州人到达侨居地后，与当地居民并肩劳动，拓荒垦殖，修桥造路，建立村镇，兴办文化教育和其他社会福利事业，为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尽了一些力量。在开发、建设侨居地的过程中，少数乡亲通过长期积累和勤奋经营，在侨居地进入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价段，企业得到发展。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外泉籍乡亲中已涌现了少数资力雄厚的企业家和大企业。泉籍乡亲与侨居地国家和人民荣辱与共，他们积极参与、支持当地人民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为居住国的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当侨居地获得独立创建国家之后，他们绝大多数先后参加居住国国籍，成为居住国公民。 　　海外华侨关心祖国的兴亡安危。与历次民主革命运动中，无数华侨爱国志士与祖国人民一道出钱出力，毁家纾难，前仆后继，英勇献身，在中国革命史和闽南革命史上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篇章。辛亥革命时期，不少泉籍华侨在侨居地加入中国同盟会，出资出力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光复厦门、泉州之役，不但经费来自华侨，主要组织者和大部分领导人也是来自国外的泉籍华侨。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10月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多数执委是泉属各县籍华侨。南侨总会发动和领导东南亚广大华侨支援和参加祖国抗战。抗战胜利后，中国国民党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一大批泉籍华侨从东南亚各国回到闽西、闽南、闽中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共领导的游击队，为福建省和泉州的解放作出重大的贡献。 　　泉籍华侨一贯关心祖国和家乡的经济建设事业。从19世纪70年代起，就在家乡泉州和厦门、漳州、福州，以至上海等地投资办企业，自民国初年到1949年8月泉州解放前夕，举凡开辟公路、组织汽车运输公司和电灯公司等与城市发展有关的公共事业，几乎都是泉籍华侨投资倡办或独资创办的。泉州商业和金融业兴盛，市场活跃，又是与充裕的侨汇分不开的。新中国诞生以迄1966年，泉州地区多数国营企业的前身都或多或少有华侨投资的成份。1980～1990年，华侨又在泉州投资1800多万美元设立70多家企业。 　　泉籍华侨捐资家乡公益事业可上溯到明代后期，至19世纪后期逐渐增多。进入20世纪，除太平洋战争期间中外交通隔绝外，返乡举办公益事业的人士从未间断。1979～1990年，华侨和海外乡亲捐资泉州各项公益事业达7.9亿多元人民币，其中对文化、教育事业的捐赠尤为突出。对卫生、体育、交通、水电设施、市政建设、宗教祠庙、赈灾慈善、扶贫敬老和侨联会所，也都慷慨解囊，为泉州市及其所属各县（区、市）文教事业的发展，以及增进社会福利作出重大贡献。造福桑梓，影响深远。 　　清政府自同治年间（1862～1874）起，就在国外设领事保护华侨。其后，劝捐、护侨、争取华侨投资、沟通侨汇、华侨教育等项侨务工作逐渐展开，并在厦门设立保商局以保护福建华侨。但清末吏治腐败，敲诈勒索归侨、侨眷事件不断发生，侨务工作成效甚微。民国元年（1912年）8月，福建暨南局在厦门成立，并在泉州设立晋江分局。由于民国初期社会动乱，侨务机构经常更迭，侨务工作难以正常开展。民国23年12月，福建省设立厦门侨务局。厦门沦陷后，厦门侨务局于民国27年11月迁设泉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泉州地区先后设立晋江专署侨务科（局）、归国华侨联合（谊）会。认真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侨务工作方针和政策，在维护华侨、归侨、侨眷权益方面做出了大量工作。但由于受“左”的影响和干扰，也曾有过某些失误。“文化大革命”后，特别是1978年以后，经过拨乱反正，恢复侨务机构，落实各项侨务政策，加强保护华侨、归侨、侨眷权益工作，侨务工作已走上健康发展轨道。 　　 　　出 国 　　 　　 　　　 　　唐天宝十二年（753年），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成功。据《唐大和尚东征传》载，随行弟子中有“泉州超功寺僧昙静”。 　　唐代中期，随着泉州对外贸易的发展，大历（766～779年）中泉州涌现“市井十洲人”，“还珠入贡频”的兴盛景观，对泉州人的成批移民出国起了促进作用。据考古资料，在唐代因华侨众多而被称为“小中国”的桑多邦（闽南人称为“山猪墓”）发现有唐代泉州出产的黑瓷与白瓷。在文莱，也发现过安溪的唐瓷，从而证明文莱已有泉籍华侨。咸通十四年（873年），泉州僧人释智宣出国取经，在印度侨居25年，于天祐四年（907年）回国。 　　乾隆《泉州府志》载：唐末五代初王潮、王审知兄弟及其后裔王延杉据闽期间，发展生产，大兴海舶。到了“闽国”晚期，“弊政百出”。泉州地区人民成批逃往国外谋生。 　　北宋泉州人出国，见诸国内外资料的有：《宋会要》载有泉州海商邵保往返占城的事迹。据《高丽史》及中国史籍记载，大中祥符八年至元祐六年（1015～1091年），前往高丽的泉州人有林仁福、陈文轨、庐遵等19批次，其中注明人数的有7批500多人。其中欧阳征、陈亿、刘载等人留在高丽为官。《参天台五台山记》载，熙宁三年（1070年）已有泉州人往日本。日本的史料录存的泉州客商、纲首李充的“公凭”载：李充及同船计67人，于崇宁元年（1102年）贩丝瓷往日本，滞留两年后回国，翌年再往。 　　南宋时期，泉州人口继续增长，人稠地瘠，且造船业发达，为泉州人远航提供有利条件。此后，侨居国外者渐多。（宋）《夷坚志》载：泉人王元懋，“少时祗役僧寺，其师教以南蕃诸国书，尽能晓习。尝随舶诣占城国，王嘉其兼番汉书，延为馆客，及嫁以女。居十年归来”。南宋后期，暹罗素可泰王曾慕名招来中国工匠，仅晋江磁灶吴氏族人就有多人“泛海传艺”。1972年，文莱穆斯林公墓发现一块南宋墓碑，上刻“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景定甲子（1264年）男应、甲立”，为宋代泉州人侨居国外的物证。宋代三佛齐与泉州之间关系密切，有不少泉州人定居印尼三佛齐，从事农业生产。宋末战乱，“泉州地区居民纷纷外逃出洋”。或仕占城，或婿交趾，或别流远国到柬埔寨和泰国等地。 　　元朝致力于拓展海外贸易，泉州列居东方大港，泉州人出国较前兴盛。据《岛夷志略》载：元代，泉州对外交往已达99个国家和地区。其时，泉州与爪哇之间有船舶通往，流离其地的泉州人颇众。《岛夷志略》古里地闷条载：“昔泉之吴宅（今属洛江区河市镇），发舶稍众，百有余人，到彼贸易。即毕，死者十之八九，间有一二而多羸弱乏力驾舟随风回舶。”同书还记载有泉州人“往麻逸国、酥禄。 　　元末战乱和明初“海禁”，泉州港逐渐衰落。明初，泉州只“通琉球”。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赐琉球国“闽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来朝贡”。据《久米村蔡氏家谱》载：始祖讳崇，福建泉州府南安县人。“大明洪武二十五年，备三十六姓之例奉敕来铎中山。中山蔡姓，自此始也”。这些是泉州人移民琉球的具体例证。其后，明朝廷再赐姓的尚有泉州林姓，其中林易庵于成化二年（1466年），率长子林琛引琉球入贡，林易庵以年迈请准回乡养老。有些向来依港市贸易为生的泉州人，不得不向海外发展，其中假道琉球往日本、高丽（今朝鲜）及南洋各地的，为数不少。《瀛涯胜览》也记载：杜坂，“此处约千余家，以二头目为主，中国广东及漳、泉州人多逃居于此”。同书还记载：“旧港，即古名三佛齐国”，“国人多广东、漳泉逃居此地”。据（英）W•J•凯特《中国人在荷属东印度的经济地位》一书记述：明初，在今印尼的杜板、锦石、旧港、泗水、饶洞、日葛礁及西婆罗洲等地已有华人居住区，以福建闽南人占多数，并已开始了伊斯兰化的过程。据推算，明初，印尼各地的华侨最多时估计总数至少有2万多户、5万多人，整个东南亚地区华侨总数不少于10万人，其中泉籍华侨人数约有四五万人。 　　自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起，倭寇屡犯泉州，战乱频仍，灾荒饥馑，农民破产，逃生海外日多。如《石狮蔡氏宗谱》载：“兵燹后，阖族苦于倭寇，纷纷外逃出洋”。安溪县龙门地区因倭寇入侵被迫出洋的有七八百人。《海国图志》载：“嘉靖间，闽粤人多至满剌加”。《瀛涯胜览》冯承钧注也提到：“嘉靖间，漳、泉及潮人多至马刺加、渤泥、暹罗”，《明会要》载：嘉靖间，张链居三佛齐，“列肆为番舶长”，“漳、泉人多附之”。“嘉靖而后，国用不足，屡行加派”。加上灾荒所迫，泉州地区出洋人数就更多了。安溪《尚卿苦竹林吴氏族谱》和《金谷河图郑氏族谱》，永春《岵山陈氏族谱》和桃城《鹏翔郑氏族谱》均记载了族人在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往日本、吕宋等地的情况。至万历年间（1573～1619年），“漳、泉民贩吕宋者，或折阅破产及犯压冬禁不得归，流寓土夷，筑庐舍，操佣贾杂为生活；或娶妇长子孙者有之，人口以数万计”。仅晋江金井坑西村，万历三十四年前后，飘洋过海前往吕宋的即达150多人。见之于安海黄、陈、颜三胜族谱，自万历三十五年至崇祯十二年(1607～1639年)卒葬吕宋者即有13人。嘉靖、隆庆年间，金门居民也开始向海外移居。 　　明朝后期，东南亚华人区不断扩展。16世纪中期，安海颜姓即有5人卒葬顺搭（即万丹）。其他，如乌戎卡鲁、马鲁古、马辰、望加锡、巴城（雅加达）、三宝垄等都有不少泉籍华侨。而前往日本的人数，也续有增加。南安石井人郑芝龙，万历四十年（1612年）往长崎，当时日本有华侨3万多人，泉州人李旦为平户华侨领袖，与其弟李华宇同为平户最有势力的海商。芝龙的岳父翁翌煌也是泉州人，他的结拜兄弟中如排在前列的船主杨天生、张宏即分别为晋江、南安人。 　　清代泉州人出国高潮迭起。清初的“海禁”和“迁界”造成人民流离失所的惨剧。涉海船户、渔民、商贾，或随郑成功东渡台湾，或辗转流寓南洋，就连山区德化县也有徐奇勋因往南洋经营致富。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军入台湾，实现祖国统一。而原来随郑成功渡台的泉籍官兵不愿回内地者， 相继乘船赴小吕宋或爪哇、马六甲各处。翌年，“海禁”解除，此后，从安海、后渚经厦门、澳门、广州往国外的泉州人，见于各侨乡族谱的记载，不胜枚举，如永春《东山鲁国颜氏族谱》、南安石井《曾氏族谱》、《洪氏族谱》以及安海10姓11部族（房）谱，均有族人往吕宋、暹罗、巴城、安南、日本、文莱、柔佛的记载。 　　乾隆元年（1736年），朝廷虽再次实行“海禁”，仍有不少泉州人私下出洋谋生。庄为玑等《福建晋江专区华侨史调查的几个问题》一文的附表载：乾隆年间（1736～1795年），仅晋江县侨乡族谱记载前往泰国、越南、柬埔寨三国就有46人。 　　鸦片战争后，殖民者开始在厦门、金门干拐卖华工的罪恶勾当，人口贩子深入泉属各县“招募”华工。泉州地区的劳动人民成为西方殖民者拐卖出国的“契约华工“的主要来源。据《华工出国史料》第三辑及冲绳县《历代宝案》载，1852年，美国“猪仔”船罗伯特•包恩号从厦门运出410名（一说475名）遭难“契约华工”中，载明祖籍为晋江、惠安、南安、安溪、永春五县的泉州人共207名。在殖民者支持、纵容下，东南亚华人私会党控制的华商“客馆”经营贩卖“契约华工”的规模更远远超过西方殖民者的拐卖华工活动。 此外，因农民起义失败逃亡国外和遭受自然灾害被迫出洋谋生的，以及传统的牵亲引戚前往国处的自由移民，也有相当数量。例如咸丰三年（1853年），以永春林俊为首的红钱会起义失败后，林俊的儿子观麟、观柔和部属姚元章等一起逃往悉尼。同年，惠安县邱二娘和安溪县陈圣领导的农民起义失败后，也有一些人逃往南洋。同治四年（1865年），永春人民反征收“厘金”火烧税馆事件发生后，因统治者残酷镇压，导致人民大批出国。光绪十八年（1892年），德化陈拱领导的反盐税农民起义失败，陈拱的家乡浔中丁溪“父老相率渡洋者不下数十家”。陈拱的军师德化赤水陈政楷兄弟和先锋陈政合同时出走马来亚。辛亥革命前夕，新马地区“三生馆”领袖戴炎、蔡水应及拳师魏木器都是逃亡国外的泉州“三合会”会员。泉州南门外亭店村杨嘉钟及其宗亲牵引出洋前往菲律宾的，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年）有600多人；泉州新门外树兜村蒋备球及其族亲往印尼泗水的，至民国初达千人以上。 　　清末民初，泉州沿海地区封建械斗盛行，导致田园荒芜，村民纷纷外逃出洋。晋江林股械斗中，前仓村24户中有16户18人先后往印尼、菲律宾等地。民国3年（1914年）春涝、秋旱；民国5年大旱，水井、河流干涸；民国6年，台风暴雨成灾；紧接着护国军、靖国军、粤军、北洋军此来彼往，战火纷飞，抓丁、抓夫、派款、派饷，人民饱受苦难，纷纷携眷飘洋过海谋生。 　　民国7年以后，泉属各县民军蜂起，各霸一方，互相攻掠争战；日为军，夜为匪，兵匪一体，敲诈勒索，烧杀枪掠，弄得鸡犬不宁，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造成泉州历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出国潮。据民国10年9月9日《奋兴报》载：“吾永（春）……近来政变，地方骚乱，匪徒蜂起，遂相率遁逃，挈妻携孥，偏安海外，此吾邑年来所以十室九空也”。同年，安溪湖头后坑陈氏，反抗民军骚扰，打死匪首陈梧桐，因怕报复，全村200多人逃往新加坡。民国12年4月，晋江金井坑西村，因陈国辉匪徒骚扰，全村400多人有300余人四处逃难，其中不少逃往海外。民国14年7月～11月，“永（春）德（化）民众苦于军匪，相率渡洋……达6千余人（《崇道报》载《永春18年来大事记》）。民国15年，泉州地区因民军混战出国人数估计近20万人，净增数超过13万人） 　　民国16年国内大革命失败后，泉州各属有不少人被迫出国。此后，也有不少人为逃避抓丁前往国外，如石狮钞坑村民因逃避抓壮丁，一天中前往菲律宾的竟达40多人。 　　民国23年，南洋橡胶和锡价格上涨，海峡殖民地急需劳工，以及国内农村经济破产和抓壮丁的影响，泉州地区出国人数迅速增多。民国23～27年，泉州地区出国人数估计净增近10万人。其中永春县出国的青壮年达二三万人， 岵山乡因青壮年男子出国，几乎成为“女人国”。 　　民国27年5月厦门沦陷后，大部分华侨出国改从泉州经上海转赴南洋各地，交通不方便，加上南洋各口岸限制华侨入口，造成泉州地区华侨出国人数锐减。 　　民国28年，泉属各县从泉州口岸出国人数，据《福建华侨档案史料》所载数字净增3426人。此后，泉籍华侨回国的急剧增多。据民国34年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编印的《侨务工作十三年》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一年半时间里，有135万多名华侨回国，其中福建华侨40多万人。估计这一时期泉籍华侨回国人数在25万人以上。民国34年秋至民国35年，东南亚各国战争创伤未复，一时无法吸收新移民，出国人数仍然少于回国人数。 　　民国36年起，泉州地区出现了出国高潮衷落后的短暂出国高峰。据厦门侨务局统计，民国36～38年9月，从厦门出国人数净增84625人。另据林真《战后闽籍华侨复员东南亚问题概述》一文统计：民国36～38年，闽籍华桥复员东南亚人数19682人。而据泉属各县（市、区）有关侨情调查资料估计，民国36～38年间，泉州地区出国人数达25万人左右，其中部分经香港移居到世界各地。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发展，社会安定，就业人数不断增加，人民生活改善，从根本上消除了促进劳动人民大量出国的因素；加上东南亚各国先后独立，并采取进一步限制华侨入境的政策，泉州地区移居国外的人数大幅度下降。但作为中国著名侨乡，出国人数仍然不少。尤其晋江县出国人数40多年来一直居泉州各县、市首位。另方面，1949年10月至1951年，华侨青年回国学习和参加祖国建设人数至少在5万人以上。据福建侨务委员会1951年公布的材料，晋江专区各县、市（缺金门县数字）旅外华侨有120多万人。 　　1950～1990年，泉州人移居国外曾出现三次高峰：第一次在1956～1962年，共有4万多人经香港转赴国外定居。其中1956年、1957年、1962年出国的人数较多，年达6600多人。同期，回国定居的也有4万多人，出国与回国的人数大体持平。第二次高峰从1972年持续至1979年，以1978年出国（境）18839人最多，占全省出国（境）人数的70，其中部分滞留香港、澳门。第三次高峰出现在1985年以后，每年移居国外的均在4000人以上。其特点是大量以自费留学或旅游、探亲出国后，转为定居；以投资移民形式出国的人数亦颇众。 　　 　　 　　分 布 　　 　　 　　　 　　自唐代开始，泉州人因商贸、谋生、避乱、游历前往今菲律宾、文莱、印尼、越南、日本、印度等国家和地区。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设置市舶司后，泉州海商前往的国家渐多。至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已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此后，又有不少的泉州人在泰国、柬埔寨定居。元代，泉州海商前往的国家、地区进一步增多。至元末明初，旅居海外的泉籍华侨估计已达四五万人。 　　明代中后期，葡萄牙殖民者在闽南沿海劫掠劳动人民运到印度果阿卖为奴隶。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葡萄牙殖民者窃踞澳门后，一直以它作为从事“凌棘居民”、“掠卖人口”的据点。有些被掠卖的闽南人被转运非洲的阿尔及尔和莫桑比克当奴隶，这是泉州人移居非州之始。16世纪初，随着西班牙殖民者在漳州月港、菲律宾和墨西哥之间“大帆船贸易”的兴起，泉籍华工、华商随船前往墨西哥、秘鲁，有的并在当地的纺织工场做工。之又将泉籍华侨居住地扩展到南美洲。 　　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开始有泉州人定居新加坡；道光年间（1821～1850年），已有永春人侨居老挝的闽楼（芒隆）。至鸦片战争爆发前夕，旅居海外的泉籍华侨估计总数已达30多万人，分布在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越南、文莱（包括捞越、北婆罗洲）、柬埔寨、日本、南朝鲜、老挝、琉球、缅甸、锡兰（期里兰卡）、帝汶、印度、墨西哥、南非、毛里求斯等21个国家和地区。 　　鸦片战争后，被西方殖民者招募或拐卖的“契约华工”，有的幸存下来，在契约期满后再移民；也有些华侨开始从东南亚向欧美移民；加上泉籍海员受雇于远洋轮船等因素影响，泉籍华侨逐渐扩散到世界各地。至宣统三年（1911年），估计海外泉籍华侨总数已超过80万人。分布在印尼、马来亚、北婆罗洲（沙巴）、沙捞越、纳闽、新加坡、菲律宾、泰国、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文莱、帝汶、日本、南朝鲜、锡兰（斯里兰卡）、印度、伊朗、埃及、留尼汪、毛里求斯、塞舌亚、马达加斯加、南非、刚果、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斐济、新喀里多尼亚、西萨摩亚、大溪地、檀香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拿马、古巴、牙买加、马提尼克、瓜德罗普、安提瓜和巴布达、多米尼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荷属西印度群岛、秘鲁、智利、巴西、委内瑞拉、圭亚那、苏里南、哥伦比亚、荷兰、法国、英国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种分布状态，自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40年代没有多大变化，仅增加德国、苏联等几个国家，但出国人数却有较大增长。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东南亚各国纷纷独立，中国政府鼓励海外华侨加入居住国国籍，90以上的东南亚各国华侨先后成为外籍华人，仅与祖籍地保存若干亲缘关系。 　　50年代以来，由于东南亚国家华商经济的发展，商务、投资活动的日益国际化，居住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泉州人出现了再移民的热潮；而从70年代中期开始，印支难民潮的出现，使大量泉籍印支华人，包括大量多代土生华人流向世界各地，使泉籍华侨、华人分布的国家、地区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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