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机关大院深处 ，一片绿树掩映下的平房院落里，记者见到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创始人之一--王鲁光。宽敞的客厅里，他虽然坐在轮椅上，却难掩他身上将门虎子的气息，他是大将王树声之子，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在他和战友的精心培育下，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从一个婴儿成长为壮实的青年 　　。2004年3月15日，这个青年就要过他的20岁生日了。 　　 　　回首往事，王鲁光感慨万分，不只是为这份伟大的事业，还有和邓朴方的深厚友情，如陈年老酒，历久弥香。 　　 　　王鲁光说，新时期的中国残疾人事业离不开邓朴方，是邓朴方让他找到了人生奋斗的目标。邓朴方就读北大技术物理专业，王鲁光就读清华光学仪器专业。由于身体的原因，他们有缘相识、相知。 　　 　　他和邓朴方的友情在他缓缓的叙述中轻轻流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过去和现在也在叙述中清晰。 　　 　　世事沉浮遇知音 　　 　　本来政界人员的孩子和军界人员的孩子是互不往来的，早先他住在中南海，我住军营。1972年10月，朴方第二次住进301医院，我于1972年年底受伤住进了301医院，这样我们就成了病友。 　　 　　在这之前，朴方伤残的身体一直得不到有效的治疗。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是在条件非常简陋的清河救济院里熬过来的，在那里他只能用难以下咽的饭菜维持生命。冬天，喝酒可以去寒，但是没有钱买，朴方和他的病友们一起靠编铁丝垃圾筐挣钱买酒。指头磨破了，手上缠上胶布，接着编。朴方编铁丝笼子的技巧非常高，后来在301医院，还为我编过一个铁丝鸟笼，到现在还在我家里保存着。苦难使朴方更先体会到人必须得像人一样活着，政治可以将一个人排挤在某个圈子之外，但是一个人做人的权利应该受到尊重。人就应该讲人道，人不讲人道，难道讲狗道吗？这是多年后朴方振聋发聩的发问。 　　 　　朴方记忆力惊人，学识非常渊博，政治、历史、文学他什么书都读，他尤其对党的历史非常精通。他有着北大的风格，是开拓型的、思想型的，我是清华风格，是操作型的、实证型的。我们在一起，几乎无所不谈，谈着谈着后来就到无话可说，一个看着一个的地步。 　　 　　1976年1月，送总理走的那天，长安街两边奔涌着泪水的海洋，总理的灵车经过301医院的门口，但我们俩只能闷在医院里，我们非常想出去，可是我们不能出去，当时四人帮将矛头指向邓小平，如果出去，后果不堪设想。当时我们的心情都沉浸在悲痛和迷茫之中。我们拿出一瓶平时舍不得喝的茅台酒，边哭边喝，一直将一瓶酒喝完。 　　 　　倡议成立基金会 　　 　　1979年，朴方病情恶化。1980年，国际医学界的几位权威骨科医生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开始关注邓朴方的病情。1980年月底，朴方躺在担架上要被抬上飞机，前往加拿大接受手术。三次极度危险的大手术终于挽救了他的生命。 　　 　　朴方是钢筋铁骨，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指身体上的，一个是指精神上的。脊柱前边两个大动脉，不能挤压，非常危险，所以他做的是脊柱固定，用钢板的螺丝钉固定，直到现在，他不能弯腰，也不能洗澡，他只是靠信念和理想活着的人。我们都是靠理想和信念活着的人。 　　 　　1981年2月，做完几次大手术后仍然躺着无法起来的邓朴方坚决要求回国。在国外，他第一次体验到人类共同的东西--人道关怀，亲身体验到了先进的残疾人康复系统。 　　 　　朴方回国后，就给我打来电话，说要在我国搞一个残疾人康复中心，当时的我一点概念也没有…… 　　 　　慢慢地，在朴方身边聚集了包括我在内的一批朋友，开始了创业之路。1983年3月15日，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我们发起成立了中国康复中心筹备工作小组。前半年的工作地点就设在现在接受采访时的客厅里，那时的客厅没有扩展，比现在小，也比现在破旧。我们希望得到社会和政府的帮助。 　　 　　同年春天，邓朴方和我一起拜访了当时在社会各界影响颇大的八老：李维汉、胡子昂、季方、赵朴初、黄鼎臣、华罗庚、吴作人、张邦英，其中有好几位老人我们数次登门拜访。 　　 　　我们对残疾人事业的虔诚和热情终于感动了几个老人。最后，这八位社会贤达联名给民政部写信倡议成立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赵朴初老人当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是中国慈善事业的先驱。1983年召开的六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上，由赵朴初倡议，宗教组、社会福利组提出了有关残疾人福利的两个提案。后来他还发起整个宗教界给残疾人事业捐字捐画。从此以后，赵朴初让秘书准备了一个小箱子，专门存放残疾人事业的文件，随时抽空翻阅。 　　 　　还有朱学范副委员长，中国第一任邮电部长。当时我们拜访他时，他主动提出给我们搞附捐邮票。在国外有过，在中国还没有过。每发行一枚，能拿2分钱。 　　 　　还有廖承志，廖公，在海内外影响非常大，病重期间，朴方和我去拜访探视，他非常支持并同意做名誉理事长。遗憾的是他不久就去世了。没来得及请他签字，这是我们的一大遗憾。 　　 　　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当时得到了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卫生部部长崔月犁的具体指导和支持，国管局、中央办公厅、军委办公厅和许多中央领导的鼎力相助。 　　 　　当时，要成立基金会可供借鉴的经验不多，我们从国内惟一的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获得许多宝贵的经验。 　　 　　筹备过程苦中有甜 　　 　　1983年8月，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筹备组成立，然后由民政部派来四位干部，其余的都是靠熟人介绍来帮忙的朋友，除了民政部的四位干部在民政部领工资外，其他人员一概没有工资，连补助都没有。 　　 　　国管局在建国门富建胡同拨了一套房子，家具、地毯都是中办和军办给的。1983年9月，我们将办公地点从我家中搬到了富建胡同这套旧房子里。我们每天使用的交通工具是残摩，后来国管局又给我们一辆老上海车。 　　 　　启动资金是一位爱国华侨捐的5，000元港币，还捐赠了一辆面包车、一台复印机。后来又有了一笔大额捐款，就是首钢捐的100万人民币。 　　 　　但是大家谁都不能动这些钱，连去餐厅吃一顿饭的念头都没有。中午的饭是大家早晨上班时各自从家里带来的。那时候我任筹备组的秘书长。 　　 　　（叙述到这里，记者打断了一下王鲁光，问他：据一位从民政部过来的老同志回忆，1983年的中秋节，朴方从家里拿了酒，你拿了水果，有人拿来煤油炉，你们上街买了肉和菜，自己动手做饭，筹备组的成员就这样过了第一个祥和而快乐的中秋节。富建胡同这套房子冬天非常冷，朴方在北屋，冷得实在没办法，朴方自己掏钱让人帮着买了一个电褥子铺在床上取暖。这些是真的吗？王鲁光不断地点头。） 　　 　　梅花香自苦寒来 　　 　　1983年11月，国务院批复了民政部、卫生部的请示报告，并拨款2600万元建设康复中心。 　　 　　1984年3月15日，由于社会各界的支持，在中国政府的批准下，一个全国性的为残疾人服务的社会福利团体--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正式成立。 　　 　　那天我流泪了。20年来，我哭过两次，一次是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之时，一次就是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建成之时。 　　 　　为了体现真正的人道主义，朴方决意革除当时社会对残疾人的称呼--残废人。从国外的荷马到中国的孙膑、司马迁乃至现代的阿炳，那些在人类历史上作出巨大贡献的伟人、名人，怎能说他们是废人呢？我们花了两天的工夫，讨论了好几个词，最后从众生平等、尊重人、以人为本的角度，客观地称这个群体为残疾人。 　　 　　我主持了会徽的设计，整体形状是一朵梅花。梅花香自苦寒来，会徽象征着残疾人自强、自立的精神；五瓣相连的梅花，同时也象征着集体的力量，团结的力量；中间是一个大写的人字，以人为本是我们坚守的中心思想。 　　 　　1988年建成的康复中心是中国第一个康复中心，也是世界一流的康复中心，日本人说我们是抄他们的，德国人说是抄他们的。事实上，我们谁也没抄，而是博采众长，形成了中国自己的特色。可是许多康复设施非常先进的国家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 　　 　　80年代初，朴方将康复这个概念和有关康复的设想带到中国时，许多人的头脑里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几乎是空白的，医学界对它的理解也几乎是空白的。可是十多年后，康复的概念已经渗透了医学界，许多一定级别的医院都有了康复科。成千上万需要康复的残疾人有了人生的希望，有了走向社会的希望，有了战胜自身障碍的希望。 　　 　　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些人道主义精神的拓荒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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