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被监护的白马庙监狱囚室隔壁住着一个被卫兵称作教授的光头先生。由于看管甚严，彼此错开，回避，始终不得接触。但父亲始终回忆认为那就是杨献珍。 　　 　　 　　1967年5月18日，杨献珍被造反派从哲学研究所揪回中央党校，送进私设的牢房。第二天，他被推上批斗台，康生的老婆曹轶欧亲自操纵批斗大会。杨献珍此时已71岁，年迈体衰，哪里经得起折腾？但是批斗者们高声朗读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语录，将杨掀翻在地驾起“喷气式飞机”，又强令他下跪向革命人民请罪，如此还嫌不够味，还要叫他在地上学狗爬。曹轶欧不愧是酷吏康生的老婆，她假惺惺地批评批斗者：“这是谁叫干的？70多岁的老人了，怎么让人家学狗爬？”转过身便又是另一副嘴脸，鼓动造反派们杀向杨家，翻箱倒柜地抄家，不久又把杨献珍从所住的“红霞公寓”扫地出门。 　　　　1967年9月23日夜晚，杨献珍被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押上囚车，不知此去何方。到了目的地才看明白，是进了一所军队的监狱。从此，他开始了漫长的铁牢生活。 　　　　在监狱里，他提出要看报纸、看文件。他说：“我是中共中央委员，是全国政协常委，我要学中央文件！”看守人员回答他：“你屁也不是，你是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 　　　　“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杨献珍只感到一颗真诚的心难以被人理解，不仅仅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就连秀才遇着秀才也说不清有理无理了！他在牢房里拼命写申诉材料，《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申诉》、《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申诉》、《关于……》，但是这些申诉却成了他新的“罪证”。 　　　　年近七旬的老人啊！那份坚毅、那份忍耐、那份等待，似乎是全部化作了一股生命之流，支撑着他，既使是噩耗频传： 　　　　孙定国受到陈伯达的当面唾骂，不堪屈辱，跳入冰窟窿；黎明被迫投井自尽…… 　　　　“合二而一”的队伍，像滚雪球一样地在扩大。全国最大的“合二而一”分子杨献珍被撤职，调出中央党校，从副校长降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副所长。 　　　　1966年的夏天，本已久久动荡的中国，似是更加的变本加厉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数千年的祖国文化遗产开始遭到一场空前的浩劫。 　　　　杨献珍似乎是被恶梦缠身了，怎么也挣脱不出来。从批判“合二而一”开始，他就是老“运动员”了，在这场风暴中又要扮演哪个推不脱的重要角色呢？ 　　　　1967年5月18日，中央党校的造反派把杨献珍从哲学所揪回党校，关押在私设的五十二号楼临时监房里，并由曹轶欧多次主持批斗会对他进行批斗。 　　　　一次，造反派批斗杨献珍。这时，康生已给杨献珍定了性： 　　　　“反动的‘合二而一’鼓吹者”，“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大叛徒”、“三反分子”……远比1964年厉害多了。大礼堂的墙壁上，贴着什么“打倒反动分子杨献珍”、“打倒反动透顶的‘合二而一’论”、“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献珍”、“杨献珍不低头，就叫他灭亡！”等等。训练有素的积极分子们围着杨献珍，质问、批判、吼叫和口号声交织在一起，震耳欲聋。批斗会，在一片“打倒”的口号声中结束。 　　　　当汽车把杨献珍送回住所时，一群小“红卫兵”又把汽车围了起来，他们让另外一个老人和杨献珍跪在地上，用棍子敲打着。年逾古稀的杨献珍被用“喷气式”折磨了半天，已经支持不住了。当时，烈日当空，火辣辣的太阳，连过路人都晒得汗流浃背，而两位老人却在太阳底下罚跪。 　　　　1967年23日晚10时，康生的计划终于收网了：他借中央名义下令逮捕杨献珍。随即送往北京郊区一所军区的监狱关押。此时的杨献珍已是71岁高龄。 　　　　杨献珍两次坐了国民党的牢，不过7年。他没有想到，一个正直的忠实的共产党员，在全国解放以后，竟又坐牢达8年之久。从1967年5月18日被囚禁，到1975年5月19日被释放，前后整整8年。出狱后，他又被流放了3年多。 　　　　在狱中，他回顾自己所走过的历程。从参加革命起，两次被投入国民党的监牢，在那里与同志们一道向敌人展开了长期复杂的斗争，并在铁窗中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坚定了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在战争岁月，他把妻小送往延安，个人在抗日前方过着戎马生涯。解放后，他为办党校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不遗余力，问心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 　　　　在监狱里，饮食卫生条件受到限制，加上高龄，他患了严重的颈椎结核，病情发展到胸腔。在胸腔内形成了大的脓肿灶，压迫食道，连喝水都感到吞咽困难，生命垂危。这一消息被周恩来知道后，立刻指示安排住院治疗。这才使杨献珍转危为安，死里逃生。治愈后他又返回监狱。 　　　　在狱中，在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他凭着惊人的记忆力，继续写着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合二而一”、“综合基础论”等问题的申诉，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 　　　　1971年1月，中央党校革命大批判写作组发表了一篇“万言谤文”：《哲学战线上的一场严重斗争》，以为这是对杨献珍毁灭性的一击。 　　　　1975年5月19日，在杨献珍监禁8年，年近8旬之际，又被流放到陕西潼关。5月20日，到潼关的第二天，押送他前来的中央专案人员突然宣布：他被开除出党。原来中央专案组第一办公室作了《关于叛徒、里通外国分子杨献珍的审查结论》，决定正式开除杨献珍出党。他拒绝签字，并连续给毛泽东写了三封申诉书。直至此时，他还坚信中共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是会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的，而他的不白之冤只是暂时的。 　　　　8年的与世隔绝，3年的流放，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持着他度过这风雨如晦的岁月？或许杨献珍自己的话说得最清楚—— 　　　　“过去在国民党的监狱里，精神是旺盛的。有一次‘带镣长街行’，脸上毫无愧色，心里是骄傲的、自豪的。后来呢，虽然给我这个共产党员戴了那么多帽子，我还是毫无愧色。入党以来，我没有作过任何一件不敢向党交待的事情，没有背着党作过任何一件不利于党、不利于人民、不利于民族的事情。” 　　　　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为“六十一人案”正式平反。杨献珍终于结束了长达10余年的监禁生活，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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