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月间，天津南开大学的学生在调查该校前党委书记高仰云（时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的问题时，发现三十年代中他曾坐过国民党的牢，于是他们着手追查高的历史。因听说高在牢里生病时，前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党委书记杨献珍曾喂过他饭。而杨是一九六四年被毛泽东点名批判下台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便去北京，找到了杨献珍。经过“七审杨献珍”，他们从他那里得到了他们曾填写“自首书”、刊登“反共启事”出狱的情况及一同出狱的人名：薄一波（一九六六年时的职务是国务院副总理，下同）、刘澜涛（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胡锡奎（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安子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楚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刘锡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廖鲁言（农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周仲英（国家经委副主任）、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赵林（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刘有光（七机部副部长兼部党委第二书记）、王德（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王其梅（西藏工委书记）、侯振亚（福建省委书记）等，全是刘少奇系统的干部。这对打倒刘少奇无疑提供了一个重量级的炸弹。尽管杨献珍再三对他们说，他们当时是假自首，是根据党组织的决定那么做的，中共中央早已作过结论，红卫兵却不理会那一套。坏蛋抓得越多越光荣，他们根本不相信毛泽东会同意共产党员向敌人假投降。所以薄一波等人一定是叛徒无疑。十一月初，他们发出《告全国人民书》，到处宣传他们揪出了一个大叛徒集团。在给周恩来的信里，他们写道：“这是个庞大的叛徒集团。他们多属高干，职位很高，权力很大，涉及面很广，根子很硬，危害甚大，建议党中央立即成立专案组。我们要协助党中央把这个叛徒集团铲除净尽！”（1 ） 　　 　　　　红卫兵绝未料到，他们出动几千人次、奔波一百多万公里而终于调查清楚的“叛徒集团”，对周恩来根本不是新闻。收到南开大学红卫兵的报告，他并没有予以重视。当时，几乎所有的高级干部都是红卫兵“炮打”的对象，他没有时间一一向他们解释。 　　 　　　　要是前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不死，事情就会简单得多。因为这个案子是他一手操办的。一九三六年春，他作为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向新上任的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提出一个问题：日本可能占领北京，而北京的监狱（北平军人反省院）中关押着一批党的骨干，如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若日本人占领平、津，他们可能会被杀害。而当时的国民党当局宣布，在押的共产党只要写一份自首书，表示放弃共产主义，出狱后不再从事中共的活动，便可释放。柯建议，让他们按国民党的要求，办个手续出狱。为了营救这批同志，刘少奇同意向中央请示，并通过秘密管道通知狱中党支部。柯庆施通知北平市委负责人李葆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和徐冰（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由也在北平陆军监狱被关押过、并担任狱中党支部书记、因病被保释的孔祥祯（第一轻工业部党组书记兼第一副部长）写信，让他们“用自首方式和登报启事的办法”出狱。 　　 　　　　信件经魏文伯（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等递给北平军人反省院同情共党的看守班长牛宝正，转交被关押的共产党员的支部书记薄一波。起先，薄等怀疑那是国民党设的圈套，没有执行。（2 ）他们又担心写“自首书”出去后，会被指为叛徒，遂提出三项要求：自首出狱的责任要由党负责。自首出狱后不受歧视。自首出狱后要按正式党员分配工作。刘少奇接到狱中同志的要求，立即给当时在延安的中央负责人写了一封信。当时中共没有主席，处理刘少奇的信的是自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后担任总书记的张闻天。据他的夫人刘英回忆，：“少奇同志请中央立即决定，事情来得很急（因为如果日本人侵占平津后就不能办了），又是如此重大，闻天当即与当时主要领导同志商量，决定予以批准。”（3 ）张闻天在文革中写的交待材料还说，刘少奇“还附带寄来了狱中干部提出有三个条件的请求书，要我签字，好使狱中干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样做的。我……复信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并也在请求书上签了字，退回去了。”（4 ） 　　揪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对康生来说，也是个大胜利。毛对他的倚重与日俱增。他食髓知味，又把眼睛瞄准另一批人，弄出了个“新疆叛徒集团”。原来，一九四五年底，蒋介石委派亲中共的张治中去新疆主政之前，周恩来嘱托张设法释放已被盛世才关押了几年的一百余名共产党员。张到新疆后，几次给蒋介石打电报请求释放那批在押的共产党员，终获蒋介石首肯。一九四六年六月，那批干部“声明脱党出狱”（34）。 　　 　　　　说是“声明脱党”，大家都知道那是演戏。那批共产党员回延安前，张治中不仅举行宴会为他们送行，还派了一位将军一路护送。他们回到延安时，中共领导人包括毛泽东都曾亲赴欢迎晚会。现在康生却说：“新疆回来的那批人是叛徒集团，他们和张治中勾结起来隐瞒历史回延安的。”在他的煽动下，红卫兵四处冲击那些干部所在的机关，要将他们揪出去斗争。 　　 　　　　所谓“新疆叛徒集团”是怎么回事，毛泽东也清楚得很。那批干部级别稍低，同刘、邓瓜葛不深，毛泽东没有清洗他们的计划。周恩来明白替他们说话不致与毛冲突，所以亲自出面向揪叛徒的红卫兵代表说明：“新疆那批同志出狱是党中央提出来的。我向张治中要求，由张治中先生的部下送回延安的。这批同志没有问题，党中央是做了结论的。”（35） 　　 　　　　可是事情没完。那批人中有一个时任江西省省长的方志纯，一九五九年夏，毛泽东在江西庐山开会时，趁江青远在杭州，托方志纯夫妇秘密安排，将其二十年未见的前妻贺子珍（虽并未履行离婚手续）接到庐山，见了一面。因消息走漏，江青马上向毛要求去庐山。毛不得不让贺子珍在他们见面的第二天、江青到达之前下了山。从此二人生前未再见面。 　　 　　　　江青探知方志纯牵线的事后，没有马上发作。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现在江青宣布方是“新疆叛徒集团”的首脑，唆使北京的红卫兵南下，到江西把他抓走，关进了监狱。这时，毛泽东知道江青为什么恨方志纯，但此刻江青是他最可靠的亲密战友。他无需为了一个方志纯而破坏他与江青的合作。于是“打倒大叛徒方志纯！”的标语立刻在全国散布开去。 　　 　　　　因此案牵连前国民党将领张治中，有人到张处调查事件经过以及当初周恩来对张的嘱托。张赶紧报告周恩来，要他警惕。（36）方志纯在铁窗下蹲了八年，还算幸运。九十名同被投入大牢的“新疆叛徒集团”成员被折磨死了二十四个，包括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马明方。（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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