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送共产党人从新疆回延安 　　 　　刘亚哲 　　 　　我这里介绍的是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嘱托张治中将军释放和护送在新疆被盛世才关押的一批共产党人回延安的事迹。事后我才知道，这批人是在１９３７年全国抗日高潮中，中国共产党为了建设新的新疆，与盛世才建立了统一战线，１９３８年，由党中央陆续派到新疆工作的。其中我记得姓名的有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马明方、方志纯、张子意、杨之华、高登榜、吉合、张文秋、李何、谢良、罗云章、方槐、熊梅影、陈熙、于村、李云扬、伍乃英、刘勉、马殊、方子翼、袁浜、陈启科、陈谷音、夏伯勋、吕黎平、金生、张毅、谢良洪、汪哮春、李宗林、李景春、朱旦华、鄢义真、黎明、李握如、蒋连穆、王韵雪、沈谷南、秦化龙、杨南桂、刘护平等。这批革命的骨干力量到新疆后，对新疆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事业，作出了显著的成绩，尤其是创建了航空学校，培训了一批共产党的空军人员。 　　 　　１９４２年，在苏德战争局势的变化和国民党反共高潮的影响下，盛世才这个封建军阀，为了找靠山而投降了蒋介石，背叛了和共产党的统战关系，疯狂地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把新疆变成了人间地狱。 　　 　　１９４５年，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协定上有释放政治犯的条款，但国民党拒不执行协定的规定。 　　 　　１９４６年３月，张治中将军出任蒋介石的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在他离开重庆飞往新疆的前夕，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亲自到他家里，嘱托他到新疆后，将关押在监狱里的共产党人送到延安去。张治中将军答应了。 　　 　　拟定护送计划 　　 　　１９４６年，我在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担任少将交通处长，负责军事交通工作。５月中旬的一天，陶峙岳总司令对我说：“张主任要释放关押在监狱的共产党，还要把他们送回延安去，你拟一份护送计划吧。”于是我到省政府警务处了解情况，看有多少人、多少行李，都需要准备些什么物资等等。我到了警务处，接待我的是副处长刘汉东和主任秘书胡步虬。新疆省警务处，实际上是军统特务机关。我向这两个特务头子说明了来意。刘汉东说：“搞什么计划，弄几辆车装走就算了。” 　　 　　我当即明白了一个问题：张主任释放共产党，特务机关不同意，其中有矛盾。可是我有拟定计划的任务，不管他们这些。 　　 　　我对刘汉东说：“交通处接受了任务，要拟计划，请你们告诉我有多少人、多少行李就行了。”胡步虬说：“大概有一百二 三十人，行李不少，因为带家眷的很多。” 　　 　　在拟制计划中，促使我回忆起八年前的往事，联想到这批人艰苦危难的遭遇。若不是谢老告诉我：“干抗日救国工作，不一定都去延安，哪里都一样”，我若自己主动去了延安，说不定也要到新疆工作，那就和这批人一起过囹圄生活了。情况是这样的：１９３８年初春，我在兰州空军部门任政治指导员。 　　 　　这里宣传的是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没有大地主、大资本家，只有大贫小贫，关于如何抗日救国问题，避而不谈。 　　 　　我看到这种假抗日真反共的腐败政局，心里很不舒服。当时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负责人是谢觉哉、伍修权和彭加伦。我便想找谢老谈谈抗日问题，并提出我要去延安的想法。我的爱人高雪洁住在我岳母牟玉光家里。我的岳父高金城在河西走廊张掖开设了一个医院，他自己当院长；我岳母牟玉光又在兰州开设了一个家庭产院，自己负责接生。我岳父这时已被青海马匪军暗害活埋了！我岳父岳母都是地下工作人员，归谢觉哉、伍修权领导，由王定国同志直接联系。谢老爱人王定国生的第一个孩子，是在我岳母产院里生的，是我岳母亲自接的生。我爱人住在我岳母家，我当然是要到那里去的。 　　 　　有一次在岳母家遇到谢老，我同谢老有一段长时间的谈话。除谈了一些抗日救国的问题外，曾向谢老提出我要去延安的想法。 　　 　　从此以后，我就不断同王定国接触，在谈话中接受了许多谢老通过王定国对我所做的有关革命的指教和有关抗日救国政策问题的解释，使我受益非浅。例如王定国同志说：谢老叫告诉你，“抗日工作，哪里都一样。延安的大门是开着的。 　　 　　若去不了延安，就要坚守本职岗位。共产党是主张搞统一战线、抗日救国的。不抗日中国就会亡。抗日要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抗日是全国人民的职责。不抗日别无路走。” 　　 　　王定国还给了我毛主席著作单行本《十大纲领》，我读了多次。我还去办事处听过谢觉哉、伍修权讲解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 　　 　　军统特务们发现了这种情况，就在我岳母的产院旁边（门牌五号）设了一个特务据点，专门对我和我爱人高雪洁盯梢。我俩每次外出，都有特务跟踪。我们虽然采取了警惕措施，问题还是发生了。８月的一天，我接到武汉空军政治部的命令，调我去武汉工作。我同爱人到了武汉，政治部主任简朴对我说：“你已经被撤职了，理由是学识平庸，工作不力！” 　　 　　我知道这是为什么，便一声不吭，接受了这种撤职处分。 　　 　　由于我有这么一段经历，我就特别同情这批人的遭遇。他们为了抗日救国来到新疆，结果却坐了监狱，有的已经被杀害了。我拟制的计划要为这批人着想，为这批人服务。 　　 　　从新疆到延安，长途万里，艰苦困难，要经过热死人的火焰山，浩瀚的戈壁滩。这批共产党人，在监狱关了多年，体质衰弱，经不起长途跋涉，稍有不周之处，便难回到延安。因此计划中要考虑，如何让这批人在路途上、乘车中能够舒适些，能够随便躺躺坐坐，不至于累垮，绝不能像特务头子刘汉东说的那样：弄几辆车装走就算了。 　　 　　计划安排十部十轮大卡车，每车约坐十几人，可以说吨位宽，面积大，舒适的躺躺坐坐不成问题。计划中配备了军医人员、军需人员、通讯人员，每车配了一个照料人员。为了确保安全，还配备了一排武装部队。另外要用张主任的名义，通知沿途各省市军政警宪妥为保护。计划拟好后，送给陶总司令转张主任批阅。 　　 　　接受任务 　　 　　５月底陶总司令对我说：“张主任要派你去送这批共产党人。运送计划是你拟定的，沿途情况你都了解，出了事故，你能够就地解决。” 　　 　　我听了陶总司令这番话，心里感觉突然。这是一桩苦差事，叫我去干未免太隆重了。我在拟制计划中虽曾想到这个计划可能由交通处派人执行，但从未想过叫我亲自担当这个任务。我对陶总司令说，“我有阑尾炎，若在戈壁滩上犯了病，无法抢救，只有等死。”陶说：“这哪行！？这是张主任指定叫你去的，不是我推荐的。计划上不是有军医吗？你可以挑选一个技术高的跟你去。”我感到这个任务是推不掉了，就答应下来。觉得这样也好，通过亲自执行运送计划，可以直接把自己对共产党人的同情落实到他们身上。 　　 　　准备出发 　　 　　计划上规定的护送班子配备好后，６月７日得到通知，定于１０日出发，并要我９日上午８时去见张主任。我见到张主任以后，他和我边握手边说：“这个任务很重要，是一个政治任务，你要努力。新疆境内很复杂，要注意安全，对他们的生活要照顾好。你送到兰州就回来。” 　　 　　我问张主任：“护送还是押送。”张主任说：“当然是护送。” 　　 　　我又问：“旅费怎么办？”答复是：“实报实销，回来拿给我批。” 　　 　　６月１０日拂晓，我只带副官李英祥一人，来到南梁第二 监狱门口。护送班了陆续到齐了，我检查了人数，发现按计划规定各车上配备的那名照料人员，是军统特务机关派的，心里很别扭。进监狱后，我对姓侯的典狱长说：“叫大家集合起来，我说几句话。”我站在板凳上说：“从今天起，你们的生活归我负责了，马上就要出发，一共十部汽车，你们自己分配安排。”其实他们早已分配好了，很有秩序地装好行李，大家上了车，就离开了这座监狱。 　　 　　在我对他们讲话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体质，并不像我所想的那样坏。事后才知道，张主任到新疆后，就改善了他们的生活待遇，把坏米换成了好米，归并了监狱，居住条件也有所改善，每人还发给了一些零用钱。 　　 　　从吐鲁番到七角井 　　 　　由迪化（现在的乌鲁木齐）出发，当天的宿营地是吐鲁番。由吐鲁番到七角井是第二个宿营地。这是一段最艰险最困难的路程，特别是从吐鲁番到七角井，全是一片焦红不毛之地，而且地形复杂，两侧是连绵的山岭，公路在山谷中穿行，若是从两侧山上崩落一块石头，也会把人砸死。这一带还经常有土匪出没，拦截汽车过客。更使我担心的是特务机关不同意张治中将军释放这批共产党人，如果他们派出武装特务在途中截击，这段路是他们要利用的，尽管我有一个排的兵力，也是无济于事的。 　　 　　为了安全起见，我连夜去找当地驻军负责人。当地驻军负责人是我的熟人，他答应立即派一个连的兵力，连夜出发，沿途布岗。第二天出发时，又派出两部装甲车前后保护。保证了这一段路的安全。 　　 　　６月中旬的火焰山、戈壁滩，骄阳似火，酷热难忍，白天的气温高达摄氏５０度左右。这一带的居民，都住在地窖里，白天还要泡在水缸里。将近中午了，车队刚刚出山谷，一辆汽车的十个轮胎热化了六个。车队停了一小时，换上了备胎。 　　 　　我担心出事，向四处了望，见公路两侧山上确有哨兵守卫，我才放心。 　　 　　车走不久，又出事了，车上一个女孩子被热死了。于是就地掩埋，继续行军，总算顺利地到达了第二个宿营地——七角井。 　　 　　七角井会议 　　 　　因为途中热死一个孩子，使我想到这批人的健康问题、营养问题。为避免营养不够，身体缺乏抵抗力，再发生死亡事故，我决定在七角井召开会议，安排生活问题。 　　 　　这批共产党人在监狱里关了四年之久，受尽酷刑虐待，与平常人相比，体质是很差的，还有不少人是长征时期受伤残废了的，例如，谢良只有一条腿，罗云章两条腿都没了，他们上下车都需要人背。最使我担心的是护送班子不是我选拔配备的，车上的“照料人员”都是军统特务机关派的，如果他们对车上的情况匿而不报，有人生病我也不知道，那就无法掌握这批人的健康情况了。于是在开会时，我通知共产党人派三人参加会议。他们派出的代表是杨之华（当时化名杜宁）、吉合（当时化名吉国兴）和高登榜。 　　 　　在会上我宣布了伙食标准：每餐四菜一汤，两荤两素，六 个人一桌，每早每人发两个鸡蛋。军需人员不同意这个标准，说这批人的旅费规定是每人每日七角钱，只能吃窝窝头喝开水。我说：“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一切开支，由我负责报销，军需人员管付款和保存单据就行了。”会议结束时，我问三个代表：“你们三个人能够随时和我联系吗？能够把车上的情况主要是健康情况随时向我反映吗？”高登榜说：“完全可以。” 　　 　　从此以后，杨之华、吉合、高登榜三人就直接和我联系了。 　　 　　我还规定，在途中休息时，中午打尖和晚上宿营时，医务人员要先给病号检查治疗。 　　 　　这批人中，有二十几个孩子，有的才四五岁，普遍营养不良，差不多都有病，特别是张文秋的三个女儿——松林、绍华、绍林，每天都要打针吃药，高登榜身体较好，都是他跑前跑后。吉合和杨之华身体较差，活动不多。每在途中休息时，杨之华就和我谈天，我们都是用俄语谈话。杨之华说：她是瞿秋白的妻子，杜宁是她的化名，她的真名叫杨之华，她的女儿也在车上，化名杜伊。从和杨之华的谈话中，得知张治中将军刚到新疆时，就派党必刚和屈武到监狱去探望了解情况，改善了在押犯的生活条件，还发了些零用钱，夫妻也可以同居了。这次临出发前，张治中将军还给他们饯行，有六个代表参加了宴会。有一次杨之华、吉合和我谈话，杨之华问我：“刘处长你为什么对我们这样好？”我笑了笑说：“我同情你们，我是穷人出身。”吉合说：“这是阶级友爱嘛！” 　　 　　“党必刚你认识吗？他和我是苏联军校同学。”我对杨之华说：“张主任之所以派我护送你们，因为我是交通处长，我能完成这个任务，他对我是信任的。在七角井能开会安排标准较高的生活，在八百里的戈壁滩上能够搞到肉蛋蔬菜，这就是我交通处长具备的条件。”从七角井开会后，每天有一辆生活前站车，提前一天出发，到宿营地采购副食，安排食宿，这当然和交通处长的条件分不开。在这荒凉不毛的大西北戈壁滩上，有的汽车抛了锚，司机修不好车，就地冻饿而死的人是很多的，热死的人也不少。可是我们的汽车热化了六个轮胎一小时就换上了。 　　 　　又有一次，杨之华对我说，她是从苏联回延安去的，经过迪化（乌鲁木齐）被盛世才关起来了。在监狱里这么多年，搞了一身病，得了肺结核。我知道这些情况后，立即告诉我的副官，每到休息时，要为她搞开水喝，要特别照顾她。 　　 　　到兰州交任务 　　 　　护送计划是１２天到兰州，由于超越了几站，９天就到达兰州了。这天是６月１９日。当我向这批人说明我已完成了护送任务，从兰州开始，要由行营派的谭高参继续护送他们的时候，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不同意换人。”我向大家解释说：“我的任务就是护送到兰州。对你们照顾的不够，请原谅，再见吧！”这批人问：“我们可否全体联名打电报给张主任，要求刘处长继续护送我们到延安？”我说：“这是你们的自由。”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在兰州等候张治中将军的电报。五 天后，电报回来了，派我继续护送到延安。我很高兴，认为胡宗南是我的上级，路经西安时，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他解决。事实证明，我太天真了，对胡的本质未能认清。 　　 　　６月２５日拂晓，护送车队离开兰州。从兰州出发后的第一个宿营地是华家岭，旅店就在山顶上。夜里下起倾盆大雨，天亮了还不停，车走不了，只好在华家岭停下来，等雨停了以后再走。傍晚旅馆经理对我说：“明天就没有水吃了，吃的水都是从山下背上来的，不管天气怎样，明天你们一定要走。” 　　 　　我答应了。我向杨之华、吉合、高登榜介绍了这些情况。 　　 　　汽车桥 　　 　　我们离开了华家岭，当天的宿营地是六盘山下的静宁县。 　　 　　距县城十几里的地方，有一条小河，有数丈宽，无雨河无水，一下雨，河水猛涨。这天车行到此地，突然大雨倾盆。渡河时第一辆汽车驶到河心，被水淹没了引擎，灭火了。正在着急之际，又听到北侧洪水吼叫的声音。我知道这是山洪下来了，洪水一到，停在河里的汽车将被冲走，这一车人的性命也将付诸流水。我急中生智，立即命令停在岸边的汽车开下河去，同河心的汽车接上，一辆接一辆，搭成汽车桥，让河心那辆车上的人踏着汽车跑上岸来。不一会儿，河心的那辆汽车被洪水冲得无影无踪了。我赶紧问高登榜车上的人都来了没有，高说，还缺一个。我着急了，高说，只希望他会游泳。我也只好抱这种希望。 　　 　　又过了一会儿，洪水过去了，那辆冲走的汽车在几百米外出现了，车上的衣物行李都冲光了。这时大家都淋得湿湿的。高登榜打开别的汽车上的衣箱，让大家换上干衣服，不管是谁的每人一套，我也换了一套。 　　 　　车队进了静宁县城，已是深夜。那个被水冲走的人果然回来了。他真的会游泳，我的希望实现了，大家非常高兴。 　　 　　平凉遇特警 　　 　　从静宁出发，下一个宿营地是平凉，这是胡宗南的势力范围。还未进城，特务宪兵来了一大群，声言要进行检查。我问检查什么，特务们说：检查行李。我态度严肃，没好气地说：“不是货车，不是商车，车上都是共产党，人不犯私，行李犯什么私！不能检查。”特务们看我是个将官，也不敢再轻举妄动，乖乖地离去了。 　　 　　进城宿营后，我考虑到这批特务检查人员是不会甘心的，明早出发时他们可能会再找麻烦。平凉驻军军长钟松是我的熟人。国民党军队和特务宪兵一贯是有矛盾的。我去找了钟松，让他通知特务检查站别再找麻烦。这个办法很有效。第二天早晨出发时，车队顺利地离开了平凉。 　　 　　夜闯西安城 　　 　　从平凉出发，下一个宿营地是豳县，再过去才能到西安。 　　 　　大家在豳县吃晚饭后休息了，我忽然接到胡宗南的电报。电文是：刘处长亚哲，不要去西安，要到咸阳去，那里设有“招待所”。我看完电报，顿时头昏眼花，脑子懵了一阵。糟了，要出问题了。 　　 　　咸阳这个地方，是胡宗南关押进步人士，迫害革命青年，暗杀共产党人的地狱。胡宗南从不放过一个共产党，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我在他部下工作多年，应该知道此人心狠手毒，却幻想他给解决什么困难！如果把这批人送到咸阳落到他的手里，他会把消息封锁起来，为所欲为，这批人的性命就难保了。这是胡宗南的一个大阴谋。胡宗南直接给我打电报，大概以为我曾是他的旧部，一定会听从他的命令的。 　　 　　怎么办呢？我不能把这批人送到咸阳去，可是一时想不出对付胡宗南的办法，找不到不去咸阳的理由。为了保全这批人的生命，我正在百般寻思中，高登榜来了。我对高登榜说：“明天不能到西安，要去咸阳。”当然，不能对高再多说。 　　 　　一小时后，杨之华来了。我和杨之华见面时，好说俄语，她这次很严肃地说江苏话：“刘处长，我对你有个要求，请你考虑，车上有一个病号，发烧４０多度，患的是回归热，很危险，今晚可能要死在这里，要求刘处长今晚夜行军赶到西安，抢救这个病号。他是空军人员，是我们共产党的财富，像这样的人才车上有四五十人之多。”——杨的话说得多么好啊！这四五十人，现在都是空军司令员、副司令员、航校校长和地勤领导干部。 　　 　　当时我听了杨之华这番话，顿时心里亮堂起来。好啊，这是摆脱咸阳“招待所”的好机会、好理由、好借口。我对杨之华说：“请先回去，我考虑这个问题。” 　　 　　杨之华走后，我意识到这是高登榜把不能去西安要到咸阳去的话告诉了这批人的党组织。当时我虽不知道党组织负责人是马明方、方志纯等人，但肯定党支部组织是有的。他们很清楚咸阳是个什么地方，胡宗南是什么人物。 　　 　　我下决心夜行军闯进西安抢救病号。但是闯进西安后第二步怎么办？我考虑了一个计划：进了西安城，就把这批人送到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即八路军办事处），由办事处把消息公布于社会，使国际国内都知道这件事。有统一战线的威力，舆论的压力，胡宗南的狠毒阴谋就不能得逞了。从我的任务来讲，把这批人交给八路军办事处，就等于交给了共产党，张治中将军交给我的任务也算完成了。 　　 　　计划考虑成熟了，我召集了护送班子的会议，高登榜、杨之华、吉合三个代表也参加了这个会。会上我宣布了要夜行军到西安抢救病号的理由。为了行车安全，我规定了行车速度，谁发生了车祸，军法从事。在开会前，我先复了胡宗南电报，内容是“遵办”两字。这是把胡宗南稳住的办法。 　　 　　午夜１时许，车过咸阳，我顾虑咸阳特务检查站会把我们截住，但是幸好，特务检查站的人都睡觉去了。车刚过咸阳，只听桥头堡哨兵喊叫：“什么车？”我答：“军车。”于是就畅行无阻地到了西安。 　　 　　午夜２点到了西安，闯进城后，按计划办事，我先命令军医人员把病号急送省立医院抢救治疗，又派人找了附近一 个洗澡塘，叫这批人先到洗澡塘休息休息。 　　 　　我问高登榜知道不知道八路军办事处的地址，高说：“知道。”我便立即叫高登榜、吉合到办事处联系，问问能否住下这么多人。高登榜带来了办事处长周子剑我问周处长办事处能否住下这些人，周处长说可以住下。于是把车队开到了办事处。这批人住到办事处去了，我的计划完成了，目的达到了，心情十分愉快。 　　 　　第二天上午１０点，我决定去见胡宗南。因为不去见他，还是去不成延安。要见胡宗南，先得通过熊汇荃（即熊向晖），熊是胡宗南的侍从参谋。当熊汇荃引我见到胡宗南时，他很高兴地问我：“把他们都送到咸阳去了吗？”我镇静自如地说：“没有。因为车上有个病号，要死在豳县，我电请张主任同意连夜赶送西安抢救。午夜２点才到了西安城里，向长官部打电话打不通。这些共产党摆在东大街马路上，出了事情，责任重大。我把他们送到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去了。”胡宗南听说把人交到八路军办事处去了，气得半天不吭声，只是在地毯上走来走去，最后骂了一声：“他妈的！这些没有用的东西！”我知道他不是骂我，而是骂咸阳那些特务们为什么没有把我们截在咸阳。我问胡宗南什么时候去延安，他很生气地说：“听通知！”我把住的地址留给了熊汇荃，就回到旅馆去了。我一回来就打电报给张治中将军，说明这批人已住到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去了。第二天西安各家报纸，果然发表了这批人到西安的消息。消息说，张治中在新疆释放共产党，由少将交通处长刘亚哲护送去延安，昨夜抵达西安，下榻十八 集团军办事处云云。 　　 　　我看到报上的这条消息，不禁暗自高兴。这样一来，国际国内都知道了这件事情，胡宗南便无可奈何了。 　　 　　在西安等候胡宗南给我去延安的通知，我每天一次或两次打电报给张治中将军，电文是四个字：“尚未出发”。 　　 　　胡宗南的第二个政治阴谋 　　 　　第六天，熊汇荃通知我去见胡宗南。我很高兴，认为可以出发去延安了。我见到胡宗南时，他板着面孔，气势汹汹地说：“这批人不能走，政治部有意见，要审查。”我说：“新疆张主任审查过了，都是共产党。”胡问：“这批人中有没有杨之华？”我说：“有。”胡宗南说：“听说她很漂亮。她是瞿秋白的太太，你领来见见我。”我吞吞吐吐地说：“已经把他们交到八路军办事处了。”他明白我的意思，并没有说下去。 　　 　　我知道这是胡宗南的第二个政治阴谋，审查就是扣留。他要等到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向解放区下达总攻击令的时候，把这批人搞去杀掉。 　　 　　我心急如焚，焦急万分，我想到这批人的心情更是不安的。因此，我要去八路军办事处去安慰他们。我赶到了办事处，找到周子健和高登榜等人，请大家集合起来，我对大家说：“六天过去了，还不能走，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手续问题，请大家放心，我正在解决手续问题。”其实已经是政治问题了，我为了安慰这批人，只好这样说。 　　 　　我在西安期间，内心火急，表面镇静，一天天等待出发延安的通知。 　　 　　我给张治中将军打过一次摸底的电报，内容是这批人迟迟不能出发去延安，请求准我回新疆。没有得到张主任的答复，我心中有数了，张治中将军一定会设法叫胡宗南放行的。 　　 　　况且这个时候，周恩来同志正在南京，一定会同蒋介石进行交涉的。张治中将军也必然会给蒋介石打电报要求命令胡宗南对这批人放行的。再有，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也会直接给蒋介石打电报，要求对这批人放行去延安的。 　　 　　事后知道，张治中将军是打了电报的，电报的大意是，把这批人扣在西安，国际国内影响不佳，说明国共两党不是友好的，中央（指国民党中央）没有和平诚意。 　　 　　大概是７月７日，胡宗南找我去。我这次去见胡宗南，心中七上八下，想得很多，如果胡宗南再不让走，夜长梦多，凶多吉少，这批人就危险了。结果不是这样，胡宗南对我说：“这批人可以走啦，你到参谋处去拿手续吧，但不要去延安。” 　　 　　我到了参谋处，拿到胡宗南给我的代电，内容是：“奉侍字００号，准派刘处长亚哲护送新疆释放的共产党人到边区鸡加林，克日出发。胡宗南章。”我拿到代电后，知道这是蒋介石给胡宗南下的命令，因为侍字的“侍”，是蒋介石的办公室的代号。 　　 　　当时我的心情十分快慰，飞也似地赶到八路军办事处，喜气洋洋地向大家宣布，明天拂晓出发北上。大家高兴极了。 　　 　　第二天早晨出发时，杨之华、高登榜、张文秋对我说：“周子健处长的家眷要求搭车去延安，是否可以？”我说：“完全可以。”张文秋又对我说：“有一个大女孩子患传染病，怕影响解放区，可否留在办事处？”我心想形势急迫，以后就走不了啦，我不同意留下。 　　 　　从西安出发后，途中，在和杨之华、吉合谈话时，我对杨之华说，这次没去咸阳装招待所”，应当归功于你，若不是你在豳县提出要求，夜行军赶到西安抢救病号，我一时还想不出摆脱咸阳“招待所”的好办法呢。 　　 　　杨之华说：“我们都知道胡宗南这一关不好过，同志们都有思想准备，准备再进监狱，或者牺牲。”吉合对我说，你到延安抗大讲讲军事交通问题，留在延安一块干吧。我不能表态，因为这是不可能的，那样一来张治中将军就无法下台了，况且我的老婆孩子还在兰州呢。 　　 　　在洛川停留三天 　　 　　为什么在洛川停留三天呢？因为洛川县城离解放区封锁线只有几里路了，需要在洛川宿营，第二天进解放区。当天晚上，护送班子的十个车上的照料人员、军统特务机关派来的人向我报告说：“刘处长，我们不能去解放区。”我问为什么，他们说害怕。我当时意识到两件事，一是过封锁线时，他们怕有武装特务埋伏袭击，他们的生命没有保障；二是叫我自己去解放区，他们可以随便造谣诬陷，特务造谣好比贼咬一口，入骨三分，我有口难辩。我说，不行，要一块去。特务分子们不肯。我说既然如此，我打电报给新疆张主任请示。 　　 　　在等复电的时刻，我又想到许多问题，特务们造我的谣是小事，这批人能够来到解放区边界线，可以说是闯过了数道生死关卡，如果武装特务们埋伏在封锁线上，把这批人袭击了，胡宗南不负责任，蒋介石装不知道，那就把周恩来嘱托张治中将军释放这批人的心思化为乌有了，把张治中将军的作为付诸东流，连我的命也搭上了，那就一切无从谈起了。 　　 　　我要作最后的努力，不能让这１００多共产党人的生命丧于一 旦，前功尽弃。我想，只有扩大统一战线的影响，才有希望。 　　 　　我对高登榜说：“要到解放区了，我要请你们吃饭。”洛川县城很小，饭馆只有几家，鱼肉蔬菜稀少。我通知地方，全体动员，准备宴席，请共产党人吃饭（当然是我出钱）。这样一来，可以使洛川县民间都知道共产党路过洛川的情况。 　　 　　我认为这样还不够，我又亲自找洛川专员和县长。专员余振东，县长周景龙，我都认识。叫他们准备联欢晚会，表示迎送共产党人过境。专员和县长都同意，便开了联欢晚会。 　　 　　我还叫高登榜通知他们这批人准备了节目，参加了演出。我记得杨之华的女儿杜伊表演的是舞蹈，舞姿很好。共产党人和洛川的专员、县长都参加了晚会，好不热闹。 　　 　　三天末，新疆电报回来了，是特务头子刘汉东经我转给这十个小特务的，内容是：刘处长亚哲兄请转段某（小特务头），你们要听刘处长指挥，违者纪律制裁。刘汉东。这十个特务分子乖乖地跟我进了解放区。 　　 　　在鸡加村交接 　　 　　鸡加村是延安南边的一个村庄，汽车队远远地就望见了。 　　 　　那里搭了许多席棚，到了附近，就听到锣鼓喧天，欢迎仪式非常隆重，这就是交接地点。我把这批人的花名册，交给了杨之华，由她引见了朱总司令派来的接收人，并把花名册交给了这位接收人。这位接收人说，怎么这多天才到，猪肉都放臭了。确实，在洛川停了三天，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一 天我记得是７月１１日。 　　 　　我受到隆重的欢迎，热情的招待。要返程时，朱总司令写亲笔信向张治中将军表示感谢（信由朱总司令和周副主席署名），还送给了张治中将军皮筒、毛毯、毛线等礼物，也有我的一份。 　　 　　当我动身启程时，护送回来的十多个孩子，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在监狱学的革命歌曲欢送我，并高喊刘叔叔再见。 　　 　　我看到这些革命的后代和欢送我的情景，不由得热泪盈眶，我和这群孩子们一一握手告别。 　　 　　我只用了三天就返抵西安。刚到西安，就感觉到政治空气不对头了。蒋介石向解放区的总攻击令已经下达了，参谋总长陈诚扬言，三个月消灭共产党！这时，我想到这批人被扣在西安的情况，不禁为之后怕。若再晚离开西安五天，这批人的命运就不堪设想了。 　　 　　我返抵新疆时已经是９月份了。见到张治中主任，他很高兴，并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他说，延安方面早有电报来，对你这次出色地完成护送任务，表示感谢。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６册Ｐ４８８—４９６，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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