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摄制的、号称“20世纪末最后一部历史巨作”的46集电视连续剧《太平天国》，从2000年7月10日起，由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播出。为了解该剧的创作情况，笔者（以下简称“竹”）独家采访了编剧张笑天(以下简称“张”)。 　　 　　太平天国是值得深挖的富矿 　　 　　竹：你曾创作过《开国大典》、《重庆谈判》等多部有着广泛影响的电影剧本，但感觉你的创作面以革命历史题材为多，是什么触动你来创作《太平天国》的？ 　　张：太平天国是古今中外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占领地域最广、最为壮烈也最为悲壮的一次农民起义，英雄们建立了自己的政权，颁行了世代农民向往的《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为后人提供的教训是深刻的、发人深省和具有强烈震撼力的。因此，太平天国是个含量丰富、品位极高的矿藏。当年郭沫若先生向毛泽东主席呈上他的《甲申三百年祭》时，毛主席就希望郭沫若先生再写一部《太平天国》，可惜郭沫若先生因事务冗杂或有别的隐衷，未能如愿以偿。后来，姚雪垠在其作《李自成》还未写完时，便雄心不已地宣称下一个目标是《太平天国》，我想他的壮志未酬，实在是由于天不假寿。除了他们两位，还有中外许多大家都以太平天国为素材，写过电影、戏剧以及其他题材的文艺作品，由此可见太平天国的魅力。我是学历史的，从我跨入大学门槛的1957年起，我就为太平天国的神韵所倾倒，曾暗暗立志，有朝一日一定要写一部震古铄今的太平天国小说。当然，那时只是梦想。因为开采这个矿藏是个大工程，难度很大。 　　 　　竹：你是从哪年开始创作这部作品的? 　　张：开始时，我主要是查找资料，积累素材。真正铺开稿纸写提纲，是1987年。但几次构思几次搁笔。直到1996年，才真正进入状态，用了近两年时间将120万字的长篇小说一气呵成。后来又把它改编成了电视连续剧。要说几次搁笔的原因，有素材方面的积累问题，但最根本的还是一种观念在制约着我，也可以说是制约着当时所有的作家。记得在“文革”时，为了配合批判“叛徒”瞿秋白，便有了一出写李秀成的戏剧，把瞿秋白就义前的《多余的话》与李秀成的《自述》等同划一，那台戏里的李秀成是个懦夫、投机革命者，最终难免堕落为叛徒。这样描写，自然已不是为天国立下卓越功勋的李秀成了。另一出戏是写陈玉成的，是按高大全的“三突出”原则塑造的，看上去像一个共产党员。这同样是失真。 　　 　　历史不能随意搓捏 　　 　　竹：现在历史剧很多，作为一名剧作家，你创作历史剧的态度是什么？ 　　张：在文学创作中，我不敢以社会责任感、社会使命感自居，却也不想把历史当成麻糖那样任意进行扭曲，或者把过去的东西现代化、私人化。我在大学的一位教授陈连庆先生说过一句名言：史料长青。按他的解释，相同的史料在不同时期、不同人在不同的政治需求的条件下可以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结论，观点是附加的、人为的、可圆可扁的，只有史料是长青的，历史就是历史。我觉得作为历史文学创作，不能用观点来统率史料。文学是人学，只有写好形形色色的人物，以人带史才是文学的功能。如果你先有了程式化、类型化、概念化的分类，你笔下的人物一定是苍白无力、不真实的。而真实是艺术的生命。如果一部文学作品是建立在虚假和主观臆造的基石上的，那它的基础只能是流沙，绝对经不起时间和历史的潮水的冲刷。 　　 　　竹：对于历史作品的创作，虽然不能用概念化的东西去套，但一个作家面对一大堆史料时，也必然有他自己的提炼和选择，有他自己的表达方式或者写法。你在创作《太平天国》时，采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张：在我看来，写历史小说有几种写法。一是编年史写法，类似传记文学，这很容易见史不见人，史不史、文不文，既不被史学家所首肯，也不为读者所接受，这一种我舍而弃之。 　　 　　第二种是演义，现今又演化为戏说，作者可以把历史当做一块橡皮泥，随意捏扁、搓圆，他们只不过利用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当一个符号，当一个架子，任意去充填他们认为可以取悦于读者的东西，去换取经济上的收益，当然，也会迎合某些文化档次的部分受众。我是绝不戏说的人。 　　 　　还有一种，自称古为今用派。便是用今天的时髦观点、流行的热点（如性与性变态之类）来重新给历史人物注入灵魂。不管他们的初衷是打鬼借助钟馗，还是为了兜售时髦新货，我都称之为把装老酒的坛子装上了老醋。 　　 　　只剩下了一条路，便是我现在呈现给读者的《太平天国》的写法。我的立足点首先是人，而非什么价值取向，他们都是色彩纷呈的有个性的个体，绝不是我的代言人，也不是我的提线木偶。他们都有各自的身世史、情感史、性格演变史，史料不过是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扎根吸取营养的沃土而已。 我严格地把我笔下的大大小小的人物放到那个动荡的、纷杂的时代当中去，写他们的苦闷、追求、向往和奋斗、抗争，写他们的命运、情感、爱情，写他们的悲欢离合，写他们的偶然和必然。 　　 　　英雄不能用一把尺子量 　　 　　竹：作为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太平天国自然是汇聚了天下英雄。你在剧作中也写了一大批英雄形象，那么在你眼里，他们各自的特点是什么? 　　张：如果说，太平天国发生的那个时代是势不可挡的浩浩长河，我笔下的诸多大人物、小人物，男人、女人就是各自跳跃的一滴水、一朵浪花，而每一滴水必定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光芒，每一朵浪花势必带着那个时代的特色。而在我看来，英雄绝不是一个模式、一个版本的，英雄因经历不同、教养各异、气质差别等等，自然会有不同的特点。有风云际会的英雄，有刑场谈笑如常的英雄，有马革裹尸浴血沙场的英雄，也有儿女情长的英雄，甚至有像石达开那样的“末路英雄”，以及李秀成那样在晚节上有一点缺憾的英雄。因此，在描写时，不要用一把尺子、一个标准来衡量他们。 　　 　　在太平天国中，洪秀全当然是大英雄。他先知先觉，利用“拜上帝教”团结苦难的人民，揭竿而起，创建了震惊中外的太平天国。他睿智、有谋略、会用人，有朴素的自由平等的思想。然而他后期深居宫中变得腐化起来，多疑、用权术，他的制衡术最终导致了天京内讧。 　　 　　到了晚年，他甚至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他反抗清王朝，但施行的等级压迫制度和不讲人道的法规，反而远远超过了清王朝。我觉得洪秀全是个十分复杂矛盾的人，他思想深处有革命的一面也有因循守旧的一面。他肯放手让杨秀清独揽大权，但当这权限危及王权时，他无法再容忍，不可避免地拾起封建帝王的驭人术来制衡。他本想等杨秀清飞扬跋扈到国人皆骂时再来收拾残局，但稍一放纵连他自己也控制不了局面了，这样就势必会被历史的漩涡越拖越深。后来他无法再信任别人，也不是突如其来的，他有他的苦衷。 　　 　　然而他毕竟是个英雄，一个给后人留下很多思索的英雄。 　　 　　杨秀清也是英雄。他出身炭工，文化不高，却有非凡的组织才能，为太平天国屡立功勋。他刚愎自用、揽权、对下级近乎严酷。尽管他并没有夺权的打算，却失之于狂傲自负。他的另一面是对太平天国的忠诚，他的建树不可磨灭，这是个精明能干却有明显缺陷、有争议的英雄。 　　 　　石达开是个“末路英雄”。在关键时候带几十万大军出走，这对太平天国的打击是最大的。然而石达开的出走并非叛变，直到他受难大渡河，始终高举着天国的旗帜，直到英勇就义。他的不合作和分裂，只是因为躲避杀身之祸，形势使然，你能说他不是英雄吗？ 　　 　　就是被史家几乎定评的韦昌辉，我也是从复杂的人性入手力求多侧面来刻划他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的。由他的受辱写到他的忍辱负重，写到他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韬晦。在他杀杨秀清之前，他也是值得同情的。问题在于，他们都是在一个巨大的快速转动的机器上，谁也不能叫停，他们的悲剧不是因为个人品格造成的。我觉得这样处理，才是深刻的、公允的，也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我还写了洪宣娇、傅善祥、曾晚妹、石益阳等一大批女性，她们的命运线紧紧附着在太平天国的运势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随着她们的欢乐而欢乐，随着她们的悲戚而悲戚，英勇、传奇和哀婉已不足以喻其多彩多姿的壮丽人生，我是用爱的深情书写她们的爱与恨、生与死的。我没有用“完人”的尺子去塑造我笔下的英雄，何况生活中本来也没有完人。完人是不真实的，有缺陷、有局限、有个性反差的英雄才更真实，离我们更近。我描写他们都是从人物的自身逻辑轨迹去发展，不强行为他们涂上什么特色，这不是自然主义，是自然、是本色，在整体把握上，我牵着历史人物的“牛耳”，而着笔之后，就让人物的命运线牵着我走了。每个人物都很自然地走向自己的结局，自然得如同溪水从高处往低处流淌，与其说是作家塑造人物形象，不若说人物自己塑造自己。 　　 　　任何人都是矛盾的聚合体 　　 　　竹：既然有英雄，也就有他们的对立面，何况太平天国最后就是被曾国藩等人镇压的，你在处理这些人物时，注意了哪些方面？ 　　张：既然写《太平天国》，被史家称为“大清中兴之臣”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自是不可或缺的人物。历史上，对他们向来褒贬不一，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他们几乎是被完全否定的刽子手的形象。近年来有所不同，随着曾国藩热、左宗棠热的掀起，在一些文学及影视作品中，他们一时又成了道德文章的旗帜。我以为，同样应当还原他们本来的面目。 　　 　　曾国藩是被后人奉为贤明的道统化身，他的“家书”、“家训”和他编选的经史诗文大量印行。曾国藩是一个浸透了时代精神的士大夫阶层的人物。他忠君，视仕途为正路，以先贤道德文章为人生规范，就其自身修养来说，似无可挑剔。他一个月有两万两养廉银子，却只给家眷汇一千两度日，他不置房产，广施于人。然而他管不了他的九弟曾国荃和湘军部众，他明知部下大肆敛财却只能洁身自好，他这样一个儒学大师杀起人来却毫不手软，为此才有“曾剃头”的诨号。他这样的人，却又一生不会骑马，怕鸡毛掸子。当他感到“功高震主”时，马上自行裁减湘军以释疑，当部将欲拥戴他做皇帝时，他始终诚惶诚恐不肯“犯上”。这并非他心里不想，他是怕不那么容易，且会在历史上留骂名。就是他这样一个大清的股肱之臣，在咸丰驾崩的忌日里，却偷着纳小妾，这个人物似乎又离谱了，但这才是真实的曾国藩。 　　 　　左宗棠也是同样。左的性格与曾国藩的自持、自重截然相反。他狂傲不羁，待价而沽，为屡试不第而牢骚满腹，所以在太平军攻袭长沙时，他甚至萌生了去太平军中一探真伪，以寻求另途的意向。这与后来他兴办楚军与太平军对垒、去新疆收复失地的举动形成了不协调的反差，这种大起大落、南辕北辙的举措，统一在离经叛道的左宗棠身上就十分真实，如果加在曾国藩头上，那就难以令人相信了。 　　 　　我认为任何人都是矛盾的聚合体或复合体，正与邪、善与恶，或许本来就同时存在于每个人的身上，不然你无法解释他们的人生历史。所以在创作中，我尽力去透视每一个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按人物的历史轨迹去追踪他们的性格历程，既不美化，也不丑化，多样化、多极化甚至是多变化的人，才更具艺术魅力。 　　 　　竹：作为一部原先为50集的电视连续剧，《太平天国》既有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或场面，也有细腻动人的情感或心态描写，你在创作时，如何把握这种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关系？ 　　张：我借用了绘画的技法，即大写意与局部工笔相结合。大的历史事件、历史进程是严格遵循历史，这是土壤。而人物的细部描写、细节刻画、内心展示、内心世界的冲突等，都应植根于这块丰厚的土壤中。在真实的历史土壤里长出丰硕的奇异的花朵，这花朵就是艺术。 　　 　　竹：如果说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当年拍四大名著时，更多的观众关注的是像不像或是否忠实于原著的话，那么《太平天国》出来后，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可能更感兴趣的是它是否和历史基本相符。不知那些研究清史的专家有没有看过这部剧，他们对剧作会持什么样的看法？ 　　张：我虽然是学历史的，但却特别怕史学家，深知让他们说一声“过得去”就是很高的褒奖了。《太平天国》在开拍前以及拍完后，多次请全国一流的清史、太平天国史、近代史专家斧正，总的看得到了他们的认可，他们认为不错，所以我也松了一口气。中国史学会主席、人民大学清史所所长戴逸先生认为这是一部好片子，把历史真实与艺术创作比较好地结合起来了，说过去写太平天国的作品，没有一部写得这么全面、这么真实的。我说这些没有拉大旗做虎皮的意思，主要是觉得历史学家至少是权威、严谨的读者，感动他们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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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1/7/11 10:0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