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是死亡的代名词，所以当一个人被医学判定患癌症的时候，那种万念俱灰的绝望便不可避免。 　　 　　　　但凡事总有人会与众不同。面对癌症，有人会从绝望中逐渐冷静下来，坦然地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他要全力珍惜为时不多的生活与生命，他要让自己的生命在为时不多的日子里发出光彩，他拒绝过多的无济于事的悲伤与怯弱，他要将微笑与坚强留给人间。 　　 　　 　　　　这个人不是五大三粗的男子汉，而偏偏是身体纤弱的16岁女孩张穆然。 　　 　　　　张穆然当然也有绝望伤心的时候，但那种伤心不是在得知自己的病情时出现，而是在一个特殊的场合。 　　 　　　　“第二次手术后父亲用三轮车接我回家，我坐在三轮车后面，心里一阵阵难受。父亲停下来，问我，怎么了？我说，我就想问问我到底得的是什么病。父亲还想瞒我，用一些话搪塞我。我说，我知道我得了癌症，病历我早就看见了。当时看病历的时候，前面的字都没看见，就看见一个癌字。听我说我知道了，父亲一下子就哭了。我父亲从来没在我面前哭过，很多人围着看我们父女当街抱头痛哭……” 　　 　　　　上述这段话，是这位16岁少女生前面对媒体记者采访时的讲述。很显然，张穆然这一次的哭，是因为父亲的感染，她是被父亲的爱女之情悲伤之情深深感动了。除此以外，医生、病友甚至是与张穆然朝夕相处的父母，不但难以见到她面对癌症时的悲伤与绝望，相反见得最多的，倒是癌症病患者脸上那难以见到的欢声与笑语。 　　 　　　　“癌症患者的死亡，头一个是被吓死的，第二个是被治疗死的，第三个才是病死的。”这富于哲理又不乏科学道理的话出自张穆然这位16岁女孩之口，既让人禁不住惊讶，又禁不住佩服。 　　 　　　　但张文良解释说：“这些话也恐怕不是她总结出来的，而是听别人说的。在得知自己病情之后，她的心理放松到什么程度呢？她说老爸，不要紧，以前得癌症的，吃夏不吃秋，吃秋不吃夏，也就能维持半年时间、六个月。现在呢？能活好几年，所以我会好好配合大夫治疗。我现在就是不行，将来科学发达了，我就去当那个垫路的，行了吧？去肿瘤医院，那里所有的药她都吃过了，可都没用。肿瘤几个教授一商量，用了一个以前没有用过的新方法，自己拼了一个方，要给然然治疗，便跟然然商量。然然说行，就算是给做试验吧。她是宁可用自己为大夫做试验，说试好了，赚了；试不好，也算给别人蹚路子！” 　　 　　　　说起女儿面对癌症时的坚强，张文良与莫学云夫妇都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了感动、欣慰与自豪。 　　 　　　　莫学云说：“然然病了之后，真的几乎看不到她害怕的心理，她总是跟病友谈笑，有时候说到晚上一两点钟，高兴得不行。病友得的都是妇科病。有一位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来的病友，年龄挺大的，一住进病房就开始哭，而且老哭。然然跟她说嗨，你哭什么呀，你的检查结果都还没出来呢！结果看到检查结果，那个人很高兴，因为她身上长的肿瘤根本就是良性的。” 　　 　　　　那次丈夫给她拍电报，莫学云并未收到，最终是她弟弟给她打电话将张穆然得病的消息告诉她的。弟弟给她说“然然肚子长了东西，你得快去北京”。她记得那天是礼拜天，在单位她要不到车，从山里的单位到山外的县城那总共70公里的距离，她是求爷爷告奶奶搭人家的汽车，费尽周折才到了县城去赶火车的。 　　 　　　　张文良说：“在病房里，别人哭呀闹的，她不，她说哭什么哭？病要能哭好咱就放开哭，说得那些大人病友都不好意思。她也难过过，但会很快过去，会马上笑。她的笑又特别好看，语言又与众不同，总能感染别人，表达能力强，废话少。她跟前来采访的《中国青年报》记者聊天，一聊就是三个小时。她的同学来看她，来的4人都是团干部，那是然然快要走的前几天，她的话特别多。她越说越好、越说越流泪，可那是说话高兴的泪，那几个同学大受感染，都异口同声说比我们的老师说得还好。” 　　 　　　　我禁不住问张文良：“张穆然那种坚强乐观的态度，是你带给她的吗？” 　　 　　　　张文良说： 　　 　　　　“我想有一部分是。人和人是不一样，有一部分性格是天生的。但天生的要看你怎么去发现，怎么去引导。社会教育和学校的正规的文字教育都是一样的，就看你接受的能力了。而家庭方面的教育就大不相同了，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教育，家长的素质和言行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自己的孩子。如果你不与孩子通气就硬逼着孩子去做什么，要我说这是家长的错误，不能怪孩子。孩子毕竟小，你是大人，她不懂你得叫她懂，她不明白你得叫她明白——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怎么做人、怎么处事。我现在说做事。一个事情发生了，不要考虑为什么发生、我怎么这样？主要应考虑怎么解决，要达到什么结果。如果考虑这考虑那，却偏偏将解决问题的方法给忽略了，你还是解决不了。我跟孩子聊天就传递这个，正像她所说的要是哭能解决问题咱们都哭。但哭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么说大家都不哭了。相反如不这么说，你越劝她她越哭。病人嘛，她得了病心里就委屈、觉得冤，跟伤风感冒一样，老想我都得病了别人怎么不得病呀？要我说吃五谷杂粮的都得病，而且这生与死从来就不分富贵贫贱，不分男女老少——要明白这一点，还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呢？我们的然然明白！” 　　 　　 　　 　　　　说到这里，他的一只手随着话音用力一挥，仿佛想进一步证明女儿的坚强。然后他吸了一口烟，悠悠吐着，接着继续说： 　　 　　　　“然然被诊断出癌症的时候，大夫当时断定她还能活3个月。可从做第一次手术到最后去世，她前后共活了17个月，为什么？那是因为她的坚强乐观，那是因为我们不断给她活下去的信心。那时候，她虽然已经拿到了升入高中的入学通知书，但因为得了这个病，学是没法 　　上了。可我还是去169中学给她办了休学手续，而且前后办过两次。第一学年是我去给她办，第二学年是然然自己去办。我去办是想给孩子一种信念。她去办是自己给自己一种信念。实际上她自己也知道不可能再上学了，但哪怕生命只剩下几天也要给自己希望。好在学校得知然然的情况，还是挺通情达理的，本来要收学费却没收，入学费一千六百块钱呢！学校却给予免交，说交三十块钱保险费就行了。我知道交30块钱也没用，但还是交了。” 　　 　　　　莫学云接着丈夫的话讲：“这17个月间，然然身体较好时也能出去活动，但一般得跟着人，或者她爸或者我。但那次去续办入学手续，她坚持要自己去。她病情的恶化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现在想来我特别后悔，我们不应该让她去。可那时她老觉得自己年轻，自己行。因为她爸先前去了一回说要交一千六百块钱，然然就说爸你别去我自己去吧，就一个人去了。她去了以后见到了校长，很开朗地与校长聊。校长对她很满意，就说你报上名吧，学费也给你免了。她很高兴，那时候大约是一九九八年十月份。那时我的户口还没回北京，她又自告奋勇要给我跑户口，一去把户口的单子就要回来了。但她回来后就躺在床上起不来了，跟一滩泥似的浑身乏力，坐都坐不起来。可她情绪依然很高兴，说妈妈我又找到了生活的感觉，我张穆然又回来了！她说我特别喜欢自己的这种状态。她比较爱说，爱与人交流，不然那种病怏怏的感觉就特别不好。所以她高兴，累得躺在床上，她也高兴。但没几天，她又得马上上肿瘤医院看病去了。” 　　 　　　　我问：“她平时在家的时候需要有人陪吗？” 　　 　　　　张文良摇头说：“不用。她明白到什么程度呀，冬天里家里还没有暖气的时候，我请假在家里陪着她。她说老爸，不用陪，我还能从窗户上跳下去呀？所以我就不陪，心里比较踏实。一九九九年一月十二号那天，是中央电视台少儿节目来人采访，那天我正好加班，也没法陪她，她也很坦然。那时她很明白自己已经没有生的希望了，活不了几天了，但她说我活一天就要高兴一天。”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她的情况如何呢？” 　　 　　　　张文良指了指屋里的那张单人床，回过头来对我说：“大约是一九九九年一月十号晚上，她就躺在她的这床上，忽然坐起来，说我要死了。我们俩躺在另一张床上，就起来，过去看她，什么也没说。她说得很平静，我要死了。我们是什么都没说，因为心里都明白。由于病情继续恶化，十二号我们就送她进肿瘤医院，十五号又转到了原来就诊的北京军区总医院，十六号下午五点四十五分，然然就走了……”他有些说不下去，我发现他此时眼眶已经红了，情绪有些激动。 　　 　　　　沉默。屋子里出现了短暂的寂静，只有时钟的秒针嘀嘀嗒嗒的声音。 　　 　　　　窗外的阳光越来越灿烂地射进屋来，阳光所至，空气中的尘埃纤毫毕现。透过远逝的时空，我竭力追寻着那位早已远逝的可爱女孩的灿烂岁月、追寻着她在生命最后一刻所能留下的点点滴滴。 　　 　　　　莫学云接着讲：“十四号那天，她老糊涂、高烧，老睡觉。自己还强打起精神，对大夫说能用安乐死吗？大夫听后，说中国没立法，就没再搭理她。然然说我无所谓。当时听后我就觉得特不舒服，心酸得不行……” 　　 　　　　她没有讲下去，但已趋于冷静的张文良接着说：“孩子当时肯定明白，她的病是治不好了，没希望了，只能维持。还需要大量的钱，最后化疗打一针就是一万二呀！她肯定是不想让我们再为她花钱。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大夫给她测心率的时候，她要看着那个表，看自己的心脏如何停止跳动。医生不让她看，将表给拧走了。她说既然不让看那就不看了。完了之后呢？我把表给拧回来了，我想看，也想让她看。因为看完这个，她能知道生命的延续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她老说我要了解我自己，我想都这时候了，你干嘛瞒着她呢？那时她的手全都冰凉了，可她还想看着表调节她自己。” 　　 　　　　莫学云补充道：“这时候她还说老爸，给我翻翻身什么的，那时候她已经很难受了，满身都是针管。这孩子太明白了。做B超的时候，她可以说已经动不了了，很难受的。可她就墩在那儿忍着，我就想办法让她坐，照的时候她一看便明白了。完了站起来反安慰说，妈，多严重你都不要怕，我没事的。她说的时候我的心就跟刀割一样，而且我们在她面前谁都没哭，都只是默默地望着对方，谁也不吱声。表面上看，我们平静得就像这事情是发生在别人身上一样，实际上内心比任何人都痛苦。” 　　 　　　　张文良：“然然去世前说要回家，我说不行，看这种危重情况，肯定到家就不行。为什么说不行？首先一个，这孩子要走的话必须通过医院，不通过医院的话我到公安局备案都来不及，这我都明白。她老想回家，医院的环境她觉得不好，我给她讲不能回家，她也认可了。肿瘤医院已经不能留人了，不回家又怎么办呢？十五号那天北京军区总医院忽然来了个车，随车来了个护士长和一个博士，把然然接到军区医院，这可能是中央电视台崔永元他们起的作用吧（自从他们给然然做了一期题为《感受坚强》的《实话实说》之后，他们一直关注着然然的病情）。到然然危急的时候，小崔问军区医院接收不接收，他们说接，这一点我们挺感动。军队医院比地方医院强，比较讲人道。地方医院可能顾忌死亡率，所以不愿接收下去。像然然这种危急的病人，地方医院一般是不接的。军队医院就不一样，甭管怎么回事，到了军区医院之后一人一个房间，将从来没有用过的软垫铺上，医院各科最好的医生都调来。到了然然走的那一瞬间，我们俩谁都没有哭，既然哭让人感到不舒服，那我们就不要让人感到不舒服。所以我们俩都没哭。这一点让医院的大夫、护士对我们都挺敬重。其实我心想，要哭，也要到没人的地方去。” 　　 　　 　　 　　　　我问：“她走的时候，留下什么话了吗？” 　　 　　　　“没有。”莫学云说，“因为平时我们都聊得很开，但我们都不说病，不聊那些东西。我们还是跟以前一样，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我们说什么事也不背着她，比如看病花了多少钱，她自己也算。对生与死，我们都已经能够坦然面对。我们觉得生与死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说不清什么时候，每一个家庭也都会遇到类似的事情，自身的或者外界的，死亡的因素 　　也许都时时刻刻威胁着任何一个人。好的时候你啥事都没有，但不好的时候你也要好好过，要珍惜自己生命中的每一刻。所以孩子病的时候，我们几乎没有哭过；孩子走的瞬间，我们也没有哭过。就像今天她爸爸接受你采访时眼睛红红的要流泪，这也是很少见的。然然十六岁的生命，活得挺坎坷，没少遭罪。小时候，她的眼睛不小心被玻璃边划伤了，当天晚上睁不开眼睛，没来得及上医院，痛得不行，她特别能忍。那时她才三四岁，她就能忍。直到她得这病，几次手术、无数次的化疗，她都忍，从来没有哭过，你说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啊！” 　　 　　　　说到这里，这位失去爱女的母亲有些激动，这激动不是伤心，而是为女儿的坚强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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