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在经历了太多的悲伤与凄凉的采访之后，我不得不把采访的目标对准另一种类型的家庭。与上述的家庭一样，他们原本也是一个温馨幸福的三口之家，他们也同样遭受不幸。但他们面对死神降临、以及面对丧女之后的冷静、坚强与达观，让我们对生与死、对幸与不幸，都有了另一种认识。 　　 　　 　　　　提起张穆然这个名字，相信许多人并不陌生。 　　 　　　　1999年新年伊始，这位北京女孩在与病魔和死神的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坚强与达观，经《北京青年报》和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披露之后，曾经感动了无数的读者与观众。尤其是那期由崔永元主持、以《感受坚强》的题目命名的“实话实说”节目播出之后，人们更是将张穆然的名字与“坚强”二字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尽管死神最终仍无情地夺走了这位美丽女孩的美丽生命，但相信这位美丽女孩美丽生命的流逝，如一道划过心灵上空的美丽彩虹，会给许许多多的人留下美好的记忆。 　　 　　　　张穆然离开人世已经过去了几年，如今她的父母生活状况如何，膝下无儿无女的他们，又如何面对丧女之后的痛苦与孤寂呢？ 　　 　　　　2002年春节前夕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我来到位于北京三元立交桥东北角曙光电机厂的工人宿舍区，采访到了张穆然的父母。 　　 　　　　这是一栋砖墙破旧的筒子楼。走进去，楼道里又黑又乱，到处摆放着零乱杂物，到处散发着难闻的气味。我小心翼翼地躲着一家家住户堆放在楼道里的杂物，在第二层楼道的最西面找到了张穆然的家。确切地说，是楼道里几声瘆人的狗吠将事先约好的张穆然的父母引出门来，再由他们俩将我迎进他们的家。像这栋楼里的其他住户一样，他们的家也就是唯一的一间房子，没有厨房，也没有厕所，厨房和厕所在楼道的东头，都是大伙儿公用的。这间房子大约十六平方米左右，面积虽然不大，但因为没有多少家具，里面并不显得拥挤，而且主人将整个房间收拾得窗明几净。我走进去的时候，朝南的窗户也正将灿烂的阳光慷慨地迎了进来，屋里篷荜生辉，无限温暖。与主人寒喧之后，我开始仔细打量房间里的陈设。窗户下面，摆着一张简陋的写字台。写字台的两侧，一左一右各摆着一张双人床、一张单人床。靠门这边，是一个长衣柜，一台电视，一张当茶几用的方凳和几张矮凳。 　　 　　　　见我久久地凝视着那张洁净的单人床，张穆然的父亲平静地说：“那是然然生前睡的床。”我明显地感觉到此时的内心格登地一动，颇有些触景生情的伤感——这就是伴随着美丽女孩走完16年短暂人生的那张床么？16岁，虽然不算大，但也不算小了，她还来不及拥有自己的独立房间，就这样匆匆走了。她走得那样匆忙，以至于她的父母在她离开他们的几年之后，都不忍心在剩余的两人世界里撤去女儿的这张床。很显然，眼前的这张单人床，已成了他们这对年过半百的孤男寡女对女儿最近距离、最亲切的永久怀念…… 　　 　　　　以张穆然的单人床为开端，我们很自然地把话题引向他们的家庭。 　　 　　　　张穆然的父亲叫张文良，生于1950年，北京人。1968年，初中毕业的他随“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大潮，到陕北延安插队。那地方苦啊，不但土地贫脊，而且长年干旱，庄稼生长都困难，人所遭受的贫苦更不必说。尽管年轻的张文良跟许许多多的知青一样也能吃苦，也没少出力，但依然食不果腹。那时，他挨过饿，要过饭，连轴转上过夜班，拉过车子，也救过人，几乎什么苦力都干过。干了4年农活之后，他又被安排到村小学教了4年书，先后带过百十来个孩子。因为表现不错，1975年12月23日，他被招工到了汉中地区的华县木业公司当了学徒工。在那里，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莫学云。 　　 　　　　莫学云生于1952年，小张文良2岁，东北人。15岁的时候，她跟随父母从东北来到汉中，支援大西北的建设。1970年，同样是初中毕业的她作为职工子弟，被幸运地招工到木业公司当了工人。所以在工龄上讲，莫学云的工龄比张文良长，工资也一直比张文良高。 　　 　　　　木业公司是一个国营的大型企业，有上万个职工，光厂区就长达14公里，设有采矿、机修、报社、学校、医院、机关等等机构。1980年，张文良与莫学云经人介绍认识的时候，张文良在机关，莫学云在机修厂。那年，张文良31岁，莫学云也已经29岁。 　　 　　　　相恋一年之后，他们结了婚。那时候，张文良的工资是41.65元，莫学云虽然高些，但俩人的工资加到一起也不足90元。没钱办婚礼，就再自然不过了。就连房子也没有，木条糊上黄泥搭就的库房便成了他们的洞房。 　　 　　　　结婚一年之后的1982年5月27日，他们心爱的女儿张穆然呱呱降生来到了人世，两人世界变成了三人世界——中国同时代最普遍也最稳定的三口之家，就这样在他们当中形成了。三人之中的一个人，是另外两个人生命的延续，而且是唯一的延续。在这个唯一的下一代身上，寄托着两个男女结合之后无限的情感与期待。从此以后，他们这三个人之中，将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相依为命，携手同走人生路，完成生命中承上启下的接力与轮回…… 　　 　　　　夫妻俩在女儿的身上，的确寄予了深情和厚望。只不过他们对女儿的要求，不像其他许许多多的家长那样，仅仅一味地强迫她无休止地学习、考学，而更多地将教育的重点放在了如何做人。 　　 　　　　“从小我们就教育她，做人首先一定要善良。尤其看到要饭的，一定不要歧视他，更不能欺负他，因为他本身就很痛苦很可怜。就是到现在，看到残疾人，不管多还是少，我们都要给一点钱。如果有人眼睛坏了、看不见了，我们也绝不让孩子管人家叫瞎子。就说前两天吧，我在长椿街坐44路车，下车时看到有一个小孩一手拎着旅行包，另一个手提着塑料袋，上车时东张西望犹犹豫豫，我问他你上哪儿去呀？他说想上东便门。我说东便门不在这儿上车。他说我想过马路可过不去。我说我带你过去吧。我就搀着他帮助他走过马路并送他上车 　　。类似这样的事，我们能看到的，就会尽量去帮。孩子很小时，我们就这样潜移默化地言教身传，一点一点地去影响孩子，做这类事情比多挣几个钱还高兴。 　　 　　　　“我们的家庭跟人不一样，经济上从来就比较苦。我们不像人家总是嘻嘻哈哈到处串门，我们不是那种性格的人，我们做事情都比较谨慎。但在家里，我们的性格都比较开朗，喜欢交流，思想上能跟上现实。然然在的时候她的思想是比较超前的。在外面接触到好多好的信息，她都会带回家来，吃晚饭的时候她就开始说。有时候晚上说到一两点钟她都不觉得困。她真的是没有一天不说话的，有什么事我们互相都得说。对于孩子考大学，我们也希望，但我们要求的方式不一样，我跟她说只要你尽心尽力了，就对了。人和人不一样，不能不顾实际地比都想上大学。一是招生数量有限，你是不是那块料，你自己得把自己看准了，只要用心就行。如果你已费了很大的力仍然做不到，那强迫也没有用。像然然这孩子，事情要做不好，她就会急，尿出的尿都是黄的。不过她的学习比较自觉，学习虽然说不上特别好，但她爱好多，看的书多，比较懂事、早熟。” 　　 　　　　说这番话的，是张穆然的母亲莫学云。这位工人出身的中年女性，外表并不起眼，相貌、穿着都很朴实平常，看上去不苟言笑，婉如百花园里那不起眼的米兰，但说起话来不但一板一眼，还蛮有思想，像米兰开花时吐露出来的那种淡淡清香…… 　　 　　　　与妻子相比，张穆然的父亲张文良性格显得更加开朗健谈。他结实的身材和黝黑方正的国字脸，使他说话时透着一种刚毅和炽烈： 　　 　　　　“然然爱看书这一点，可能是从小就受我影响吧。爱看书，确实也是我的习惯。可过去并没有那么多书可看，我呀，逮到什么就看什么，连黄历都看。实在看不到黄历，我看字典，看毛主席语录。我自我总结，最好的书还是字典。为什么？因为它实用。一个字的意思，用法，都有了。这个吧，然然从小的时候我就想培养她自觉学习的习惯。而对于她的未来，我们的计划是顺其自然。” 　　 　　　　“但做人方面，我对她的要求比较严。”莫学云说，“我要求她社会在变，但做人的原则不能变，应该堂堂正正清清白白，我一直这么要求她。她确实很不错，很诚实，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她长得虽不特别漂亮，但给人一种飘逸的感觉，眼睛大大的很漂亮，在学校很打眼的。也有不少人追她，但她说我现在不是谈对象的时候，她的确比较成熟，那时候她上初中。她是十五岁得的病，她的书基本都是在十五岁以前看的。北京大学的一个学生跟她聊天时都对她说，你看那么多书我都不如你看得多。所以她看的书比较多，她说她看后吸收好的东西，不好的东西就舍弃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我这孩子成熟比较早，看问题也就比较尖锐，她认定的事情不会受别人左右。她平时跟我们交流，社会的学校的……什么都有。” 　　 　　　　张文良接茬说：“我跟她聊天吧，她无所不谈，爱谈什么看法就谈什么看法。谈完我们要说话了，她马上能明白我的意思，马上会替你说了，不光用嘴说，还用眼睛说。所以谁跟她聊都是一种享受，她给你的感觉是聊的时候她总是带着一股激情。15岁以前她就爱看书，你看啊，《飘》、《安娜?卡列妮娜》、《牛虻》、《荆棘鸟》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这些名著，她基本都看过。她到北京时8岁，上小学二年级。她做作业时我们基本就不看电视，那时我们家有一台黑白电视。她做作业时我就拿一本书，哪怕看不进去，我也要装模作样地看。她看我看书呢，她自己也能学得进去。教育孩子吧，家长就得以身作则。” 　　 　　　　莫学云接着说：“然然长这么大没擦过雪花膏。她只买过一小袋天津产的儿童护肤霜，一块多钱。后来就不擦，冬天都不擦。她主张天然去雕饰，人长得什么样就什么样。这孩子呀…… 唉！最让我痛苦的是当初我忽略了她的身体，这一点我自己都后悔过。”她说得动了感情，怜爱之情溢于言表。 　　 　　　　张穆然是1990年跟着父亲张文良，按照知青返城的政策来到北京的。那一年，张穆然8岁，张文良整40岁。从18岁到陕北插队至返京这一年，张文良离开京城整整22年。返京后，他被安排到曙光电机厂工作。因为京城找工作难的原因，妻子莫学云暂时没能一块来京，她继续留在汉中的木业公司工作。 　　 　　　　张穆然来到北京上小学二年级，饮食起居和上下学的接送，这一切都落在父亲张文良的身上。从此，父女俩朝夕相处，有说有笑，相依为命，感情笃深。 　　 　　　　在父亲的精心呵护下，张穆然在一天天长大，也一天比一天懂事。转眼间7年过去，她长到了15岁，已经在北京市第164中学读完初中三年级，眼看就要升高中了。 　　 　　 　　 　　　　这一年，是公元1997年。 　　 　　　　暑假到来的时候，张穆然已经参加完全市升高中的统一考试，也已经被北京市第169中学正式录取。但谁也不会料到，正当这位花季少女沉醉于对未来的憧憬时，厄运却悄悄地降临到她的头上。 　　 　　 　　　　8月10号，张文良不小心扭了腰，动窝不了。张穆然的学校已经放假，她在家做饭照料爸爸。吃饭的时候，张文良发现这孩子不爱吃，问她怎么啦？她说我胃难受。 　　 　　　　张文良一摸女儿，说：“哎呀——你的胃怎么这么胀呀？咱们上医院吧。” 　　 　　　　女儿嘟囔道：“你看你，腰又动不了。” 　　 　　　　从8月10日到8月16日共6天，张文良的腰是动不了。但到了16号这一天，他的腰好些了，就想无论如何得带女儿上医院检查。 　　 　　　　父女俩于是来到北京军区总医院，因为是想看胃，便挂了个内科。进了内科门诊，大夫一看，对张穆然说“你来一下”，把她招到别的屋里去做进一步检查，要求她做B超。张穆然便跟着上妇科照腹腔。 　　 　　　　张文良一看女儿上的是妇科，刹时间满腹狐疑。女儿刚出了妇科的门，父亲就拉住了她，严肃地说：“然然，你跟爸说实话，你有男朋友吗？” 　　 　　　　张穆然摇了摇头，坚定地说：“没有！” 　　 　　　　女儿说没有，张文良信，因为女儿一向是诚实的。但女儿说没有，做父亲的心情更糟，心想：坏了，这种事情还不如有男朋友呢。即使跟男朋友有什么事怀孕了，拿掉了就什么事都没有。既然没有的话为什么肚子大——凡是肚子长东西得癌症什么的肚子都会大呀！癌症这东西，然然以前已经充分接触到了，她脑子里已经有这个概念了。因为她爷爷得的是肺癌，她姑父得的是直肠癌。当时然然就问“癌”是怎么回事？张文良也跟她说了，就连良性和恶性之区分、区分在哪儿，张文良都给她说了。这回癌症要真是落到女儿身上，想瞒都瞒不住呀！ 　　 　　　　最不愿意出现的结果偏偏出现了！B超照完之后，大夫找到张文良，说家长你来一下，说你的孩子得马上住院，已经腹水了。张文良拿着化验单，脑子“嗡”地一声，像要炸开一般，心却郁郁地往下沉。腹水意味着什么，他太明白了：破水出来肚子才大、才胀啊，腹水意味着女儿的癌症已到了晚期！ 　　 　　　　张文良蹙了蹙眉，脑子在高速运转，竭力细数着女儿以往的生活和日子，寻找着以前可能出现的相关症状。他想起来了，就是在前些日子，然然复习功课准备考试前的时候，她老说腰疼。她妈妈说查查吧，可然然说“没事，我的身体挺好的”。她老说她的身材挺好、挺美的。她有时到姥姥那儿去，姥姥摸着她说你这肚子怎么这么硬呀？那时候，张文良并没怎么在意，然然毕竟还是个孩子，做父亲的压根就不可能往坏处想。其实细想起来，然然小时候身体就一直不太好，可要说有什么毛病又查不出来，只是体质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然然还曾经在学校晕过几回，当时她妈妈就带她到医院检查过，大夫还以为是孩子低血糖或没吃早餐……那时候怎么就没想到要到更大的医院检查呢？现在回想起来，张文良痛悔不已。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然然必须住院，必须做手术，这是大夫的结论。 　　 　　　　“做手术会有什么结果呢？”张文良镇定地问。经过瞬间的惊恐，此时的他已经镇定下来。他觉得事到临头，自己作为父亲绝不能惊慌，更不能让女儿知道病情真相。自己必须处乱不惊，必须平静地应对突如其来的这一切。 　　 　　　　大夫回答：“手术完了再看看吧。肿瘤是长在卵巢上，这是最难治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分泌腺。” 　　 　　　　很显然，大夫没有确切的答复，也不可能给出确切的答复。但为了救治女儿，张文良别无选择，他只能听从大夫的安排了。无论如何，他首先得让女儿住院，做手术。 　　 　　　　但住院做手术得预先交1万元，这个数目对他来说太大了！张文良知道，满打满算，自己的家里只有8000块钱。这8000块钱，还是他和妻子几十年来省吃俭用、节衣缩食积攒下来的全部存款。这点儿存款，是准备供给女儿上学的费用。眼下，他只能将这8000块钱拿出来了给女儿住院了。可这8000块钱，住院都不够，还差2000块。这2000块钱，他必须想办法到处去借。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单位、自己的工厂，可今天偏偏是礼拜六，休息日——他上哪儿去借呢？找亲戚朋友吧，时间都来不及了，妻子莫学云远在陕西，他自己一个人哪儿跑得过来？不行，事不宜迟，必须先斩后奏。 　　 　　　　这么想着，张文良就对大夫说：“我回去拿钱，孩子先住下了，您把孩子给我看住了，该办什么手续先给我办了，我把钱给您带来。” 　　 　　　　几乎是不由分说，他又扭转身急匆匆去安抚女儿：“大夫说你肚子里长了个瘤，拿掉就好了。咱们今天必须住院，我回去拿钱。”他见女儿并未惊慌，还比较镇静地点了点头，心想她并不知道内情，便放心走了。 　　 　　　　等张文良从家里回到医院时，他对大夫说：“大夫啊不行，我就八千块钱，还差两千块。可我还就得让孩子住院！”大夫看他急得满头大汗，同情并宽容地看着他。张文良继续说，“这么着吧，八千块钱您看行不行？行我们就住下，不行我找你们领导。”不料大夫说“那就先住下吧。”张文良一听千恩万谢，接着就办了住院手续。然后，他又赶紧回家拿衣服呀洗漱用品什么的。忙完这一切，夜幕便完完全全地降临了。 　　 　　 　　 　　　　晚上，张文良安顿好女儿，一个人走出医院，去邮局给远在陕西的妻子拍电报，叫她赶紧回来。 　　 　　　　走出邮局大门，望着眼前美丽迷人的夜色，张文良却怅然若失。自打见到女儿的体检报告之后，他人在不停奔波，内心却异常压抑。尽管女儿已经住院，但他深知医学目前对癌症还是无能为力的，所以他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尽管如此，他还是渴望医学能出现奇迹， 　　渴望着能将女儿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为了女儿，他将不惜代价——他舍不下心爱的女儿啊！ 　　 　　　　他开始忙着通知亲戚，忙着四处借钱筹钱。岳父岳母来了，小舅子小姨子也都来了，而且都送来了钱。可妻子仍迟迟不见踪影。他急了，又到邮局拍了两次电报，叫她赶紧回来。待到妻子莫学云匆匆赶回北京时，女儿就要开始手术了。 　　 　　　　女儿住院做手术的那些日子，张文良跑前忙后，一直在医院里守护着女儿。每逢女儿输液的时候，他更是几乎一刻也不敢离开女儿。连续几天，他都几乎没有认真睡觉。手术后的第二天夜里，女儿输完液，张文良也快支撑不住了，他感到自己疲惫不堪，想回家睡上一觉。他将女儿安顿好，跟女儿说了声想回家睡觉，便一个人走出医院回到了家。 　　 　　　　时值盛夏酷暑，小屋里热得像蒸笼一样，到处弥漫着热气。进了屋，张文良洗了个澡，支起折叠床，便一头栽倒在床上。他眼皮困得直打架，却又放心不下女儿，七上八下的总觉得哪儿不对劲，便又一骨碌地翻身起床，匆匆地往医院赶。他急于见到女儿，因为冥冥之中，他仿佛听到女儿的一声声呼唤。 　　 　　　　夜已深了，张文良一看表，已经是午夜12点钟。医院的电梯都没人开了，他蹬蹬地爬上楼，发现病房已经上锁。心一急，便双手使劲，门一下被他晃荡开了。推开女儿病房，同屋的病友惊诧不已，女儿却在得意地笑。原来，张穆然在父亲到来之前就对病友说“我老爸来了！”不想说曹操曹操到，张穆然的父亲真的说来就来了——知父莫如女，张穆然深知父亲到底是放心不下她的。眼前这位父亲对女儿的挚爱之情，让病友们感动不已。 　　 　　　　张文良却没有为女儿和病友们活跃的情绪所感染，此刻他的内心深处，只有对女儿无尽的疼爱与牵挂。 　　 　　　　在病房里，张穆然常坐在父亲的腿上，父亲走的时候，俩人拥抱着拍拍对方的背。当然，张穆然与母亲也是一样的。张穆然的姥姥说他们一家三口总是粘乎在一起，总有话说。张穆然说这是她最大的幸福。 　　 　　　　在医院的楼道里，张文良曾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他很满意他的女儿，她毕竟才16岁。她说不是我们不理解她的痛苦，其实是我们不说，怕说出来会增加她的痛苦。说到张穆然的病情，张文良说化疗是很痛苦的，但这种痛苦能多换得一些孩子和他们在一起的时日，不过做父亲的为此也自我困惑：父亲想让孩子多受点苦，多换一些和他们在一起的时日，而不知道女儿是怎么想的。 　　 　　　　张文良还说，我女儿做的许多事我都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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