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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1873——1929)是戊戌变法的主要人物,他生于1873年,那时离太平天国天京失陷已是第十个年头了。
梁启超的家乡广东新会,早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曾是红巾军(天地会)活跃的地方,但没有来过正宗的太平军,他的父祖辈也从未沾上镇压太平天国的边,不像康有为家族祖辈有康国器、康熊飞,是扑灭太平军南方余部的悍将。 虽然梁启超鼓吹维新变法,立意“补天”,尔后又曾沦为保皇派,但他在流亡海外时,却率先为太平天国作宣传和张扬。他是本世纪最早肯定太平天国的政治思想家和学者。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李鸿章在签订辛丑和约后不久,就在北京贤良寺病死了。消息传到海外,就在李死后仅一个月,梁启超就发表了《李鸿章》,又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全篇洋洋数万言,叙述了李鸿章率军上海到李病死的整整四十年。 开篇评述了太平天国,特别是多处高度赞颂了后期统帅忠王李秀成,说他“最聪慧明敏,富于谋略,胆气绝伦”,“秀成既智勇绝人,且有大度,仁爱(马殳)下,能得士心”,“秀成知人善任,恩威并行,人心服之,若子于父”。在提及《李秀成自述》时说:“虽经官军删节,不能备传,而至今读之,犹凛凛有生气焉。呜呼!刘兴骂项,成败论人,今日复谁肯为李秀成扬伟业发幽光者,百年而后,自有定评,后之良史,岂有所私?”梁启超不以成败论英雄,在辛亥革命前十年就有这样的评论是罕见的。他的这种思路也许对二十世纪李秀成成为史界歌颂热点也不无影响。三十年代初,《新生命大众文库》推出的《李秀成》一书,在结尾就引用梁启超评李秀成的另一段话:“李秀成真豪杰哉,当存亡危急之顷,满城上下,命在旦夕,犹能驱役健儿千数百,突围决战,几歼敌师。五月十五日之役,曾军之不亡,天也。及城已破,复能以爱马救幼主,而慷慨决死,有国亡与亡之志,虽古之大臣儒将何以过之。项羽之乌骓不逝,文山之漆室无灵,天耶!人也!” 梁启超借写《李鸿章》谈李秀成,也抒发了他对天平天国的观点的情结。 第二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就在此时,他写作和刊载了所谓石达开《答曾国藩诗五首》,《饮冰室诗话》还记了这五首诗来源。这些诗后来为黄世仲写进《洪秀全演义》,发表在1906年广州《少年报》,说是石达开于天京内讧后引兵出走,曾国藩向他招安,即以诗五首答之,说得有声有色,正儿八经的;见于这几首诗写得如此慷慨激昂,大有仰天长啸又生不逢时之感。后来南社诗人高旭也编造了石达开诗二十余首,也许还有陈去病、卢冀野,它们以假冒真,为民间传诵多时,起到不小影响,其实始作俑者乃是梁启超。 梁启超还是本世纪第一个将太平天国文书从海外抄回的学者。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学者、留学生旅美游欧,多有在所在国图书馆、博物馆发现收藏的太平天国文书档案,并摄制或抄录。这项工作据记载,很早就有刘半农、俞大维、程演生,后来有许地山、萧一山、王重民、向达等多人,而筚路蓝缕的却是梁启超,但很少为他人知晓。 1919年,梁启超为求学问、救中国、开拓眼界,与蒋百里、丁文江等同游欧洲各国,是年8月初他由法国、比利时到荷兰,在海牙来丁(莱登)大学图书馆参观时,在对该处“中西诸书悉览无遗”时,发现了所庋藏的太平天国《天条书》(壬子二年)、《太一礼制》、《太平条规》、《太平诏书》抄本和《颁行诏书》原刻本。当时梁启超行色匆匆,就请中国驻荷兰公使唐在复雇人抄录。抄件带回中国,现今庋藏湖北省图书馆,抄件后还附有《梁任公先生游和国来丁纪略》跋。就此长年湮没,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们才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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