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宝林来稿：归国纪事---归葬 　　 　　 　　 　　 　　一(chinesenewsnet.com) 　　 　　　　盛夏时节，我带着儿子，从美国万里迢迢赶回去，仿佛就是为了料理他的丧事。其实，我原本是趁暑假回去探望父母的。到了北京，打电话到老家，才知道父亲已经从城里回到了乡下，没日没夜地守候在他的床前，权且算是代替孝子，尽一尽人子之责。即将下世的这位老人，是我的叔祖─我爷爷的亲弟弟。再过几天，他就要到村子东边的坟岗里，在一堆新土之下，与他的兄长比邻而居了。叔祖无嗣，我的父亲是他的亲侄，下葬的时候，身披白孝，向前来致祭的乡亲行跪谢大礼的，只能是我父亲。 　　我本打算在北京多住几天的，这时再也没有玩兴了，急忙坐飞机赶回了武汉。武汉的朋友，古道热肠，找了朋友的私家小车，一路疾行300里，赶回江汉平原边缘的那个小村庄。进村的一段土路，铺着凸凹不平的碎青石，小汽车在上面艰难地挪动着，一步步地向生我养我，却终为我所弃的村庄驶去。我生怕尖利的青石，会咬破车胎。　　中国的农民，一生只为三件大事劳碌：盖房、娶亲、送葬。以这三件大事来衡量，我大概要算是不孝之人：从1988年到1999年，我家的四个长辈─我的祖母(我父亲的继母)、祖父，由我家赡养的叔曾祖父母，先后离开了人世。我起初在四川工作，后来远走美国，关山阻隔，我一个人都未能亲扶棺木，在他们的灵前，沉沉地叩几个响头。　　最令我哀痛的是我的祖母，这个堪称世界上最爱我的，却与我并无血缘关系的人，在田埂上割草时突发脑溢血去世，其时，距离我的儿子出生，只差20多天，而未能听到自己的长重孙在成都出世的好消息。不久前的一天深夜，我做了一个恶梦，梦见她老人家失踪了，心急火燎的我在梦中到处寻找，终于，在一条背风向阳的田埂下(很可能就是她割草时突然倒地、昏迷不醒的那条田埂)，见到奶奶头发蓬乱、面色腊黄地坐着。我抱住奶奶，奶奶说：“我好饿，几天都没有吃东西了。”我急忙拉起奶奶，这时，在梦中蒙太奇般出现的却是旧金山的华埠，平时熙熙攘攘的街上，此刻宛如一座鬼城，所有的餐馆都关门闭户。我在梦中拍打餐馆的大门，我的钱包里有足够祖母美美地吃一顿的、绿花花的美金，我却无法敲开任何一家餐馆的大门。我敲门的巨大声响，将我自己惊醒了。　　用嘴咬紧被子的一角，凌晨两点钟的此刻，我放声大哭起来。那一声长啸，凄厉得如同半夜的狼嚎。一个40岁的男人，一路上奋斗、奋斗、再奋斗，从不屈服，绝不自足，最原始，最深层的动力不过是为了自己的长辈，尤其是这个在残酷的“土改”时期，改嫁给我的“地主”爷爷的奶奶，在晚年能享几天清福。虽知，这种“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悲哀，偏偏发生在作为长孙的我的身上。一生中从来没有去过任何城市，更不用说进过任何餐馆的奶奶，在我家的灶膛前忙活、劳累了一生，而我被贫困、疾病与歧视所压迫着的童年，因为有了奶奶，才有了光，有了慈，有了爱。我不敢自诩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一个人道主义者，一个具有自由心灵的人，但是，我至少可以自信，我是一个善良的人。在我的血管里，并没有奶奶的血漩流，但我的灵魂里，却有着奶奶灵魂的照耀。我哀恸难抑的嚎哭，如此放肆、如此悲凄，惊醒了身旁的妻子，也惊吓了隔壁熟睡的儿子。妻子摇动着我的肩膀，急促地喊：　　“你醒醒！你醒醒！又做恶梦了吧？”儿子“咚”地一声从床上跳下来，跑进卧室里，抱住我说：“爸爸，你怎么啦？你怎么啦？”我无法说话，只是用被子将头盖住，任眼泪奔涌而下。妻子打开灯，和儿子一起抱住我，说：“醒了就好了！”　　我含含糊糊地对自己的亲人说：“我是醒的。我是醒了才哭的！”这时，淤积在心里10多年的悔恨和内疚，终于减轻了许多。我知道，长辈们没有过上我提供给他们的好日子，一个接一个辞世，多少使得我在尘世间的苦斗和闯荡，变得黯然失色。作为一个农家子弟，我在赡养与安葬老人这一大事上，完全失败了，而且失败得无以弥补。妻子对我体贴备至，赶紧给我拿来热毛巾，帮我擦干眼泪。我拿起电话，打给远在老家─湖北荆门市的妹妹，告诉她，我梦见奶奶几天没有吃饭，请她和父母一起，买点香烛纸钱，烧给奶奶。在一个不信神的国家长大，从小受到的是唯物主义的教育，除了“斗争”二字外，从未受到过任何其他的思想灌输，我很难说自己是一个有封建迷信观念的人。但是，中国民间代代相传的习俗和乡风和民间信仰，有时候竟然比报纸和广播有着更强的渗透力和生命力。它就这样深地扎根在我这颗渐渐西化的脑袋里，成为灵魂深处解不开的一个情结、一个谜。　　在得知我即将赶回老家，安葬我们家族的最后一位祖辈时，远在新疆旅游的大妹在电话那端说：“老爷子好福气，你从美国回来，正好赶上为他送葬；我们家的爷爷奶奶，这没有这份福气了。”大妹显然将我当成了什么大人物。其实，我非但不是大人物，而且，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都是十足的小人物，但在这个落后、闭塞、贫穷的乡村，我也算是给祖宗争光的程家后代了。如今，又一个与我们有着血缘关系的祖辈，即将入土为安，我们与家族历史的最后一线牵连，马上就要被无常之手掐断了。(chinesenewsnet.com) 　　 　　二(chinesenewsnet.com) 　　 　　汽车终于开进了村子中心。十字街头是早已荒废的我家老屋，如今又被村民略为收拾了一番：堂屋里摆起了门板，当作料理丧事时宴客的厨房案板；门前支起了一个用硕大的柴油桶制成的灶，木柴也已堆好。停好车，我就急忙向村子西边叔祖家走去，将14岁的儿子留在十字街头的老屋里，请乡亲们替我照看，避免让他到垂危老人的病榻前去。看见一个奄奄一息的老人，我担心对孩子的心智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这个在美国成长、受教育的“洋”孩子，对于中国，尤其是中国乡村的事情，是完全不懂的。　　见到了叔祖。只见他躺在卧室里，眼睛紧闭着，胸部随着艰难的呼吸，一起一伏。按照乡间的习俗，他床上的蚊帐已经拆掉。这就表明，活着的人已经开始为垂死者准备后事。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牵挂，“往生者”可以早点往黄泉之路而去了。叔祖母见到我，眼眶马上红了，带着哭声说：“孩子，你总算赶回来了。你爷爷就是在等你呢，悠着一口气，拖了这么多天，你到底赶回来了！”说完，她对着我叔祖的耳朵说：“宝林回来看你了，你睁开眼睛看看！”。叔祖似乎想睁开眼睛，但没有成功。他于是点了点头，表示他心里明白。我对他说：“您有什么话要交代给我，我都会照办。”老人嘴巴动了几下，发出一串含糊的声音，根本听不清楚。我说：“您过去后，奶奶的生活，我们仍然会加以照料，绝不会撒手不管的。您听清了，就点点头。”老人顺从地点了点头。　　想不到的是，我的儿子竟然找到村子西头的这栋老旧的土屋里，踏进了老人临终的卧室。他一点也没有害怕的样子，伸出手来，摸着老人的额头，说：“老爷爷，你怎么啦？你怎么啦？”叔祖母喊着我叔祖的名字说：“义道，贝诺也回来看你了！”　　更想不到的是，眼睛紧紧闭着的叔祖，这时，竟然拼命睁开了眼睛，飞快地扫了我儿子一眼，又紧紧地闭上了。我知道，这是来自血缘、来自骨肉之亲、来自人性深处的最后一搏。原本没有哭意的我，鼻子一酸，险些掉下泪来。儿子在一旁，摇着我说：“爸爸，老爷爷还有救，你为什么不把他送到医院抢救！你不能什么都不做，坐在那里等最坏的事情。”小小孩子，他也懂得避讳“死”这个词，他是用英语“the worst”来表达“死亡”的。　　我坐在那里，无言以对。我知道，我的叔祖，尚不到70岁，只不过是大腿摔跤后骨折，无论如何都不该是致命的。叔祖母在一旁埋怨我的已经昼夜守护了几天、疲惫不堪的父亲：“你们也不早点把消息告诉宝林，他可以帮忙想办法呀！”父亲垂下头，说：“我们又不知道怎样打电话到美国，再说，他在那里，目前失业，连工作都没有，能想什么办法？”　　城里的一群文学朋友，已经在郊区的一处“农家乐”餐馆，订好了为我万里归国接风洗尘的乡宴。他们一遍遍地打电话到送我回来的朋友的手机上，催促我们马上动身，务必在傍晚赶到100多里外的城郊。长途跋涉、身心俱疲的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叔祖，对他说，第二天再赶回村里看望他。　　谁想到，刚走到十字街头停车的地方，一眼就在村民中间，见到了去年被卡车压死的童年伙伴金兴成的母亲。她向我招手，感谢我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的儿子(见散文《端午一哭》，载2002年7月17日、18日世界日报副刊)。我急忙走过去，拉着她的手。金兴成的母亲说：“孩子，谢谢你有这份心意。”这时，我的眼泪再也无法止住，当着几十位乡亲的面，在脸颊上奔涌而下。一位在乡村行医的老医生在一旁劝我说：“宝林，不哭了，你爷爷快死了，你都没有哭，却哭自己的同学，也算对得起去世的兴成了。”我含着眼泪，嗫嚅着说：“我爷爷是往那条路上走的老年人，而兴成却是年轻人，死得太惨了。”我摸出200元人民币，塞给金兴成的母亲，请她给兴成留下的孩子，买一两件衣服，也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她推脱了半天，总算收下了。(chinesenewsnet.com) 　　 　　三(chinesenewsnet.com) 　　 　　从无奈的哀伤中，我带着儿子抽身，坐上朋友的汽车，向荆门城郊进发，去接受家乡文友的盛情款待。听说我怀念乡间的饮食，朋友便早早地在一处临着水塘的院落里，订好了一桌地道的农家菜，如黄焖鲫鱼、粉条烧土鸡等。朋友的情意和菜的味道，自然是好上加好，我的兴致却提不起来，因为，老家的村子里，毕竟有一个长辈，还有一口气吊着，我答应第二天回去看他，肯定无法兑现。再说，我的旅途也确实太过劳顿，早晨我还是北京，这会儿，已经坐在家乡的一座被称为“农家乐”的餐馆里了。我知道，这是供城里人到乡下换口味、体验乡村生活的地方，应该叫着“乐农家”才好，身为农家子，目睹几十年来农民当牛作马的命运、被千方百计压榨和歧视的事实，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乐不乐的。 　　晚上，回到宾馆，晚饭时不吃不喝的儿子，突然放声痛哭起来，泪水在他小小的脸颊上滚滚流下。我一时错愕不已，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大哭。　　孩子说：“只不过是骨折，怎么会这样！你为什么不送老爷爷去医院？你为什么不叫救护车？两年前我们见到他，他都好好的，现在却快死了。”无论我怎样劝他，他都不依不饶，一定要我答应，第二天早晨，叫一辆救护车到村里，将老爷爷送到医院抢救。　　拗不过孩子，也拗不过良心，我第二天一早，打电话到村里，村里人说：“城里的医生早就下了结论，无法治了，你花再多的钱，也是浪费。”　　听我在村里务农兼行医的堂妹夫金医生说，几个月前，叔祖摔了一跤，卧床不起，于是，一封又一封信，写到县里、镇里的民政干部，指责他们不来送他去医院看病。作为无儿无女的“五保”老人，他原本是不敢有这样大的脾气的。他所凭仗的，原来是自己的一丁点“革命”经历。沾“三中全会”的光，这个当了一辈子“地主”的人，在生命临近尾声的这十数年，倒多多少少受到了国家的一点照顾。在村里，老老少少百来口人，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秋收后卖了粮食，才会有点现款，有谁像他这样，每个月有20多元钱的“民政补贴”呢？钱虽然不多，叔祖却极看重，觉得这是脸面，是荣耀，更是尊严，自己也大小算是这个国家的“功臣”。有了这种可笑的心理，他对乡里、镇上的干部，便多少有点不肯买帐，这不，自己摔伤了，不想办法早日延医治理，却等着干部来送自己上医院。三五天过去了，十多天过去了，一两个月也过去了，镇上的几个干部实在拗不过他的骂人信，替他治病的钱又没有申请到，只好凑了一两百元钱，来村里看望了他一次，至于送医治疗，还得他自己想办法。　　拖了这么久，实在抗不过痛，他去看病了，却没有去县上的人民医院，而是找了一个非法行医生的江湖医生，图的自然是省钱。那个人胡乱给他推拿一番，非但大腿粉碎性骨折的部份，彻底错位，而且，将他的手也弄骨折了。后来，村民用板车将他拖到县城的正经医院，医生一看，就说没救了。　　贫穷和愚昧之间的关系，何为先，何为后，何为因，何为果，这正如“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一样，一言难尽。我只知道，它们之间的那种纠缠、那种难解难分，真正是“剪不断、理还乱”，贯穿了我40年来对中国乡村的全部关注，对中国农民真实命运的深刻同情。　　应该说，较之中原某地卖血而成为艾滋村的乡村，位于江汉平原边缘、有“鱼米之乡”之称的我的家乡，应该算是天堂了。我的叔祖不惜一死，也不肯花掉老伴压在箱子底层，用手帕包了一层又一层的1千元人民币。面对垂死的亲人，我无话可说。我甚至连悲哀也无法感受到了。我掏出钱包来，给了垂泪的叔祖母500元人民币，算是略表自己的孝心。这个曾经走遍了半个中国、亲自投身于抗击日寇的战场，而且在两支互相敌对的军队里服过役的职业军人，这个在共产党国家里，坚持要求恢复自己国民党员的身份，并因此成为统战对象、每月领取20元民政补贴的农民，这个在1978年以前，连屁都不敢响响地放一个的前“地主”，就这样，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迟至1985年，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夏天，我才得知，他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军区某部的一个文化与军事教员。他拿出一张泛黄的立功证书，上面赫然盖着这支军队的朱红大印，签着师长、政委的大名，写着“荣立三等功一次”字样。他轻描谈写地说，有一天，他正在给新战士讲解炸药包的爆破要领，一位鲁莽的新兵，好奇地拉燃了作为教材的一个真正的炸药包。在战场上摸爬滚打的这位被俘的原“国军”上尉军官，急中生智，抱起炸药包，冲到操场边的悬崖，将炸药包扔了下去。这成了他日后宁肯躺在床上等死，也要等到乡镇干部来送他上医院的资本。在他看来，干部送他上医院，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荣耀。在当了几十年“地主”之后，这份荣耀足以抵消他忍受的种种羞辱。　　我的手里，保存着一份长达17页、他亲笔用歪歪扭拗的笔迹，写在信笺纸上的我们程家的家族简况。这份日期为1997年5月30日的材料，应该算是一份珍贵的中国民间资料。它的价值在于，它没有任何的功利目的，只不过是一个无儿无女的长辈，试图延续后代对于家族本已渺茫的记忆而已，而这些后代，是否对这些沉谷子烂芝麻的事情有兴趣，却又不在他的考量之中。他选择将这份材料交给我，最根本的原因是，我是这个家族孙子辈中的长孙，而且，又是一个舞文弄墨之人。　　我将这份材料中涉及到他的部份，原原本本地抄录在下面，连错别字也一仍其旧(括号内为本文作者所注)：　　“我生于1927年3月24日，五岁那年，几乎被○军杀掉(因为犯忌，此处留白)。六岁入学，面壁九年，1938年，日寇抵达河东(指汉江)罗汉寺，40年渡过乡(应为襄河，汉江的别名)河，直抵荆门，我地成为沦陷区，亡国奴的遭遇，被奸掳烧杀，不选地点。不干(甘)心当亡国奴的我，42年逃出沦陷区，负履(应为“笈”)四川，住进国立战区进修学校，本来造就条件很好，奈日寇加剧侵华，出动大量飞机，轰炸剩余土地。眼见整个中华，就要灭亡，我不能再做亡国奴，1943年投笔从戎，44年正式入青年军202师，临阵杀寇。原在学校加入“三青团”，在青年军转为国民党员，历任国军少中上尉。49年厦门岛解放，又在解放军31军92师234团一营三连干过文娱工作。51年朝鲜战争打响了，又因我是名符其实的国民党员，被部队作了提前复转，回到家乡，土改时，施政者不管青红皂白，将我划为阶级敌人，一直拖(唾)弃几十年，叫我如何想得。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虽然为我解决了问题，但我赤手空拳，囊如悬镜，其凄凉的晚景，不知如何结局。”　　我自认为是个读书颇多的人，但从来不知道，汉语中还有“囊如悬镜”这个成员。我的叔祖，留给了我这份材料，这个成语，大约算是一份遗产吧。至于结局，现在他和我已经了然于心。死神的无形之手，已经扼住了他的咽喉，他即使有千言万语，也无法讲给我─这个并非他嫡亲的长孙听了。(chinesenewsnet.com) 　　 　　四(chinesenewsnet.com) 　　 　　　　我们家的土屋，与叔祖家的土屋，中间只隔着一户同样姓程的人家。男主人叫程家彦，辈分在我的曾祖辈上，与我家却并无任何亲缘关系。在上面提到的这份材料中，我读到了他的一个故事：有一年，在伪军中当军官的他，带着一支手枪回到村里，有点耀武扬威、光宗耀祖的味道。不知怎地，得罪了当地的土匪，绑了他的票，缴了他的枪。我的曾祖父程家安老先生，受人之托，去找土匪头子说情，总算人枪双归了。我小时候，记得最清楚的是，这位程姓长辈有一台乡村里罕见的收音机，他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命根子一样。在夏夜的禾场上，我特别愿意坐在他的附近乘凉，为的就是旁听他的收音机。任何节目，对于我饥渴的心灵来说，都是盛宴。我至今还记得收音机播报长江水位的那种类似于密语的播音：九江，涨，涨，三点一五米；芜湖，涨，涨，三点二三米……那些沿着一条大河散布着的水涨水跌的码头，激发了我对于远方的多少向往！我还记得，有一天，我从同学手里，借到了一本《说唐》，躲在田埂后面偷偷看，被扛着锹巡查稻田的他发现了。这个原“汪伪”政权的军官，坐在田埂上，和我这个小学生谈论起这本书来。我惊讶地发现，他对这本书是如此熟悉，书中所写的那些隋朝好汉：李元霸、单世雄、秦叔宝、还有我们程家的祖宗程咬金，他都了如指掌。90年代初，有一年我从四川回老家探亲，见到他的屋子上了锁，这才得知，他已经喝农药自杀了，原因很简单：在公路养护段上班的儿子，打扑克输了100多元钱，他劝不住儿子，一气之下，一死了之。这次回去，他的老屋，已经成为一片废墟了。　　行文至此，似乎扯得远了点，但总归离不了一个主题：乡村里的死亡。最近，在美国侨报上，读到一则关于中国自杀情况的报导，上面说，中国80的自杀发生在农村，而农民的自杀方式，80是喝农药。这完全映证了我的亲身感受。在我的记忆里，本村与邻村，喝农药自杀的不下10多人，而我的一位同学，在镇上的卫生院当医生，最擅长的就是抢救农药中毒。他说，每到夏天，是农民喝农药自杀的旺季，一两天就会遇到一位。村民们甚至已经积累了经验：他们在用板车、拖拉机将口吐白沫的喝药者(大多是妇女)拉到卫生院时，常常会记得将自杀者用过的农药瓶也带在身边，让医生一看就知道，喝的是“滴滴畏”，还是“乐果”，或是其他什么农药。于是，三下五除二，利利索索地推进简陋的手术室，灌肠、洗胃，是否能够起死回生，就看寻短者的命大命小了。　　我小时候，我们家和叔祖家，关系并不好，两家人互不来往，连话都不说。我的母亲，与叔祖的妻子，更是宛如仇人。结怨的原因，有历史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冲突。我记得，导火索大致是这样的：当时的湖北农村，农民必须卖一头猪给供销社，才有过年时杀一头猪的权利。叔祖家老两口，无力养两头猪来杀一卖一；而我们家，祖孙四辈，10几口人，开销大，需要卖猪来给孩子们凑书本费、学杂费等。两家人商量，我们卖两头猪，其中一头算是他们家的“任务猪”指标，他们家养的一口猪，过年时则宰杀掉，两家人分肉，我们家分的肉，以市价算钱给他们。谁知春节前夕杀猪时，两家却起了纠纷。我们家认为，我们有10几口人，老人有4口，孩子有5、6个，都特别需要营养，应该略为多分一点肉，他们家只有两个人，四双筷子，少分一点肉，应该是公平的。虽知，叔祖的妻子坚决不依，非但坚持要平分，而且，还要膘肥肉多的半边猪肉。我的爷爷与叔祖，本是兄弟手足，为了半边猪肉，变得互不理睬了。　　母亲不能原谅叔祖母的，是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次，母亲从她门前过，没有称呼她“婶母”，她就骂我母亲，甚至扯过一根长竹竿，追打我母亲。母亲后来说：“她太不配当长辈了！我也是有儿有女的人，她拿竹杆追打我，我还像个当娘的人吗？”　　1980年我上大学后，眼界开阔了。我觉得，过去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所造成的恩怨，应该终结。叔祖毕竟是我们程家的长辈，他无人赡养，本已可怜；我们这些晚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一点照料，应该算是无愧祖先、有益子孙的事情。母亲很不情愿，说：“你还记得吗？你考上大学，村子里一片轰动，她却坐在门口，冷言冷语地说：‘考上大学有什么了不起？人家当飞行员才了不起！’叔祖母指的是她娘家村子里，有人被招成了飞行员。我从北京第一次放寒假回村，买了几包北京的土产，如蜜枣之类，到村子西边看望两位与我们家10多年互不来往的长辈，第一次喊了一声“爷爷、奶奶”。他们忙不迭地答应，拿出腊鸡要蒸给我吃。两家人又开始走动了。　　母亲的心结仍然没有解开。她说：“生产队那会儿，时兴评工分，我亲耳听到他跟队长说，应风(我父亲的名字)慢手慢脚，出勤一天，值不了10分工。记8分工就差不多了。”母亲恨恨不平：“哪有胳膊朝外拐的？他考虑过他有6个孙辈，要上学，要吃饭吗？他给你们买过一支铅笔、一个本子没有？现在我们家好起来了，他倒和我们攀起亲来。”母亲的话确实不假，但我劝慰母亲说：“如果这样计较，这个疙瘩就永远解不开了。”　　几年前，我听说叔祖生病了，可能是胃癌。我便托回国的朋友，寄了1000元人民币给他治病。过了几天，我打电话给母亲，母亲劈头盖脸就数落了我一番：“孩子，你也太大手大脚了，给两、三百块钱就差不多了，你一给就是1000块！你知不知道，农民辛苦一年下来，能不能赚1000块，都成问题！”我对母亲解释说，在农村，1000元人民币固然不少，但在美国，确实算不了什么。母亲对此一直不能释怀。我深爱我的母亲，我也深知，她被极端的贫困所长年压迫的心灵，在面对钱的时候，或多或少表现出了一种失常的节俭和吝啬。无论我怎样对她讲，要她搬进城里居住后，改善自己的生活，不要怕费钱。她有六个子女，个个成家立业，几乎都有体面的工作，长子又在美国，大小也是一个“老板”，无论如何她要大方一点。我们的话，却很难在她身上奏效。记得我小时候，家里有时候连五分钱的“合作医疗”挂号费都没有，这样的赤贫，是几代中国人的羞耻和悲哀、无奈与无望。　　现在，又一个农民，将要从耕种了一辈子的土地上消失了。作为土地的仆人、国家的佃户，他们比城里人，至少拥有一项特权：死后不必花数千元钱，在公墓里买一个栖身的小穴或小龛。他们在田边地角的坟地里，天经地义地占有一小块土地。几年前，叔祖和我谈起他的后事，嘱咐我，一是要为我们程家的曾祖父立一块墓碑，二是为他也立一块，上面的碑文是“抗日军人程义道之墓”。我问他买什么骨灰盒为好，他笑了笑说：“那只是个瞌睡匣子，越便宜越好。”“瞌睡匣子”这样视死如归的比喻，就这样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里。(chinesenewsnet.com) 　　 　　五(chinesenewsnet.com) 　　 　　我离开老家4天之后，叔祖一命归西。　　这几天，在城里，在文朋诗友的款待之中，我一直在等着这一天。我在家乡只能停留10多天，如果老人家这口气，在此期间仍没有咽下，我就要带着儿子，从湖北飞到四川去了。我既无力将他从死亡线上拉回，又不能亲自安葬他─这个将家史交给我的长辈，我的内心一定是十分遗憾的，尽管我承认母亲的话：在我们家最困难的那些年头，他一分钱也没有资助过我们，我们这些孙辈，也从来没有吃过他家的一口饭、喝过一口水。而叔祖母连续若干年，义务担任村支书家的保姆，将书记的两个孙女带大，这是全村人都知道的事情。　　死讯传到城里，坦率地说，我们都松了一口气，特别是我的父亲，在那样炎热的盛夏，在蚊子叮咬的土屋里，通宵守候，一会儿帮忙翻身，一会儿擦屎擦尿，亲生儿子都难以承受，何况我父亲只是他的侄子，熬了10多天，连从万里之外回来探亲的长子和长孙都丢在一边，无暇顾及，应该算是问心无愧了。　　我的父母，加上我们兄弟三人，租了一辆小汽车，赶回村里，料理叔祖的丧事。我将儿子交付给大弟媳照料，骗他说，我们走亲戚去了。我的儿子只对打游戏有兴趣，没有多问。　　汽车走到离村5里远的乡场上，我们买了几个花圈。我提出要买鞭炮，母亲说：“鞭炮到村里去买。我们家对面的程姑，就开着杂货店，有生意应该照顾她。”母亲的话很有道理，我们于是继续前行。　　到了村子中心，只见我家门前，已经散坐了一些村民，都是来帮忙料理丧事的。按照当地的乡俗，凡是帮忙料理丧事的，或是曾经前来致祭的，都会吃一顿饭。乡村里，祭品其实很简单，不过是一挂鞭炮、一两扎纸钱而已，不像城里，一般是送挽幛，或是奠仪。城里人与乡下人经济地位的巨大悬殊，在祭奠死者这一方面，也显示得如此清晰。(chinesenewsnet.com) 　　 　　我走进叔祖的土屋。几天前试图对我说什么话的他，此刻被一块白布，从头到脚盖着。变成灵堂的堂屋里，燃着香烛。主持丧事的原生产队长、我称为“范叔叔”的村民(我曾经在他治下挣过好几年的工分)，将我父亲唤过去，将一块长白布，扎在了他的衣领上。这就是所谓孝子的装束了。待会儿，祭奠和出殡时，父亲要对所有的来宾，一一下跪致谢。对于中国人来说，“跪”是礼节中的极端，而“跪”又是有讲究的，不然，就不会有“男儿膝下有黄金”这样的话了。不过，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在死者遗体前磕头，要双膝跪地，而父亲叩谢吊客，却只需要单膝着地就可以了。　　我们这些孙辈，每个人发了一条窄窄的白布，扎在左臂上。这称为“孝巾”。凡是前来致祭的村民，都会得到一条，据说，带上它，会得到死者在阴间的保佑。　　自从我的父母两、三年前搬进城里以后就一直空着的祖屋，此刻又热闹起来。门前用柴油桶做成的灶里，木材熊熊燃烧，蒸笼里漫出粉蒸肉与粉蒸鱼的香气。这都是我在美国日思夜想的家乡美食，我原本指望这次暑假回家，可以好好享受一番，以慰异国他乡的故土之思。几天来，在城里朋友们安排的接风洗尘的宴席上一直没有吃上，想不到在自己叔祖的葬礼上，第一次有机会品尝。　　这时，宴客的时间到了。乡民们纷纷入席，喝酒、吃肉，我的母亲突然放下筷子，站起来，对大家说：“我看，凡是得到他老人家好处的人，都有义务出安葬费，不能让我家宝林一个人出钱。他又没有得到过什么好处。他从小学读到大学，这个爷爷给他买过一根铅笔没有？”　　我的心里实在难受极了。我也站起来，对母亲说：“妈，你不要再说了。人都死了，还提那些过去的事情干什么！我愿意出钱，求自己心安而已。”母亲说：“我并不是真地要那些人出钱，我只是要告诉那些得了好处的人：我们不傻。”　　原来，我们刚进村时，主持丧事的原生产队长，将我和另一个本家兄弟─在附近一所中学任教的一位老师叫到一边，和我们商量丧事。他开门见山用乡下土话说：“按照我们这里安葬五保户的规矩，村里只出1000元丧葬费。我算了一下，这1000元钱，无论如何是无法将老头子拖下坑的。大约短缺500元左右，你们兄弟俩商量一下，把这笔钱摊下来。你们这里答应了，我才好请人去坟地里动土。”母亲在旁边悄悄地听到了这番对话，心里不免有几分不满。　　这个本家兄弟，便属于我母亲所暗指的得到过我叔祖好处的人。确实，他小时候，几乎是寄养在叔祖家的。我说：“老弟，你在乡镇上教书，也不富裕。我在美国，钱毕竟挣得多一点，全部由我出算了。”他坚持和我分摊。我们达成了协议：我出300元，不足的部份由他出。我当即掏出钱包，拿出钱来递给这位前队长。范叔叔忙不迭地说：“让你吃亏了，让你吃亏了！”他那里知道，这点钱，在美国，只抵得上一天的房租。　　范叔叔说：“请不请唢呐呢？请了，叔祖母脸上好看些；不请，可以替你们省下200块钱来。”我说：“那就请吧，我来出钱。遭了一辈子罪，临走热闹一下也好。”范叔叔却面露难色地说：“我看还是算了。你看，快到中午了。天气热，老人已经停放一夜了，还是早点入土为安。”这时，雇来的殡葬车也从村外开进，停在了叔祖的门前，村子的入口，燃起一串长长的鞭炮，中间夹杂着几声亲戚的哭泣。这哭泣，多半来自我的几个堂姑。　　果然，在人群中，我一眼就看见了桃姑。她是我父母的堂妹，与我血缘关系虽然已经较远，但在情感上，却很亲我们这些子侄。记得我读大学那几年，每逢放假，她都要走好几里路，到我家来，请我这个远近闻名的大学生侄儿到她家做客，吩咐她的丈夫，或是孩子，骑自行车到20里外的后港镇上买鱼。有一次，我实在不愿意去，嫌天气太热，她的眼圈马上变红了。她带着哭音说：“你到我家吃顿饭，村里的人都会高看我几眼。”我哪里知道，她嫁到那个村后，先是丧夫，后是招赘，而上门女婿人太老实，在村里受气，在家里与前夫留下的孩子也相处不好，她指望我这个有“出息”的侄子，能光临她家，给她带来点光彩和脸面，可我却不请愿在大热天走几里土路，仅仅为了吃她一顿饭。　　桃姑看到我，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原来胖胖的、壮壮的桃姑，如今已经枯瘦得如同一段木头了。临回国前，我才从妹妹那里得知，桃姑两年前就患上了妇科病，下身常常出血，没有钱，更舍不得钱，一直没有去检查，以为熬一熬、挺一挺，就可以挺过去。她对家里人说：“超过1000块钱，就不必治疗了，免得给刚结婚的孩子背一身债。”不久前，实在痛得熬不住，她到了荆门城里，请我妹妹带她到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已是宫颈癌晚期。在城里，如果确诊得早，花一两万元、至多两三万元人民币就可以施行切除手术，成功率很高，但在乡下，至少是在我们那个“鱼米之乡”的乡下，这个金额的手术费，对农民们来说，是天文数字，想都不敢想。　　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带着白孝的桃姑，按照农村的习俗，前来参加自己亲叔叔的葬礼，而她自己的葬礼，已经不远了。以中国之大，农民之众，没有谁会真正介意丧失一个年方50多岁的农妇。她留下的土地，她的子女自会耕耘，继续完粮纳税，支持火箭，甚至载人飞船的蓝天翱翔。至于她这一生，从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片广袤无边的大地上，得到过任何福利与照料，从国家和制度中得到了任何形式的回报，这个问题，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了。如果我告诉她，在美国的任何一家医院里，都贴着这样一条用英语、西班牙语、汉语等书写的“标语”：“任何人都不会因为无力支付，而被拒绝服务。”她是否会觉得，这个从美国归来的侄子，是在说胡话？如果我进一步告诉她，在美国，穷人都会得到政府的救济，有的人，一生从来没有工作过一天，却靠政府的福利救济，养大了自己的子女，并将他们送入大学，她会作何感想。　　我身上带的人民币已经不多，我拿了300元钱，悄悄塞到桃姑的手里。妹妹曾在国际电话中告诉我，她带桃姑去医院诊断后，心情沉重，留她在家住了三天，送她回乡下时，给了200元钱，谁知桃姑在路上却弄丢了一张100元的票子，害得桃姑哭了一场。我无话可说，只好吩咐她说：“姑姑，你把这点钱装好，想吃什么，就给自己买一点。都到这个份上了，不要舍不得。”　桃姑放声大哭起来，拉着我的手说：“宝儿，你下次回来，就看不见姑姑了！”　　姑姑！(chinesenewsnet.com) 　　 　　六(chinesenewsnet.com) 　　 　　叔祖乾瘪、瘦小的遗体，被从灵堂里抬出来，塞进了殡葬车内的铁匣中。又一阵鞭炮之后，黑乎乎的、丑陋不堪的殡葬车，朝镇上的火葬场驶去。和我一起分摊丧葬费的那位本家兄弟，坐着一辆租来的、肮脏不堪的“桑塔纳”，和我父亲一起，亲自送老人入焚化炉，我则留在村里，和前来帮忙的村民话话家常，并且，到不幸死于非命的童年伙伴金兴成的坟上，放一挂鞭炮致祭。　　陪我前去的，是我前面提到过的堂妹夫“金医生”。在路上，我问起村里30多户人家的经济状况，他将哪家穷，哪家富，一一报给我听。据他说，我家斜对面的程顺道家，应是村里的首富，肯定不少于5万元存款；其他几户，存款也有万元左右。我听了，叹了一口气。记得1994年3月，我采访路过老家时，回了一趟村里，这位堂妹夫拿出一个帐本来，上面详细地记载了他1993年的收支情况：7亩水稻田，亩产均达到1200斤左右，除掉提留、摊派、税款，减去化肥、水费、农药等投资，总共赚了200元人民币！一年里，风里来雨里去，这就是收获，而两个孩子读小学、初中，一学期光学费就得几百元。幸亏他还有一门“手艺”，可以给乡亲们看个头痛脑热，有点额外收入，否则，实在不知怎么办才好。那次，我提出将他的那份帐本带回四川，写文章时作第一手资料。堂妹夫犹豫了片刻，同意我的请求，但提出了一项附带条件：不能使用他的真实姓名。　　我问他：“你怕什么？你怕剥夺你种地的权利吗？”　　在给夥伴上坟的路上，我也问起了他在荆门城里“行医”的事情。我早就知道，他到荆门，在一条偏僻的街上，租了一个门面，开门应诊，当起了没有行医执照的“地下医生”。他将药柜藏在卧室里，不敢挂牌，只靠熟人介绍病人，开药不给处方，以免被抓住把柄；凡是需要打针的病，那怕是最寻常的青霉素、连霉素，他一概不看，以免出医疗事故。这样行医，病人自然少而又少，所得连房租都难以为继。我曾打电话给父母，请他们捎话给他，劝他不要这样铤而走险─在美国，非法行医，人命关天，可不是一项轻罪，那可是要坐大狱的！金医生终于回到村里，老老实实地过自己半是农民，半是医生的日子。　　金兴成的坟，因为村里的坟场已“人满为患”，被安置在了村西的一处坡地上。在那里，还埋着金医生弟弟的儿子。那个10岁左右的孩子，几年前我就听说患了白血病，现在，已经变成一堆土了。我给金兴成放了一挂鞭，烧了一迭纸钱，并且，按照金医生的吩咐，半躬着腰，给这为童年夥伴作了三个揖。金医生说，按照农村的风俗，祭奠同辈的人，是不可以行跪礼的，死者消受不起，对生者也不吉利。我离家已20多年，民俗的东西已经淡忘了许多，我记得的只是那句古诗：“死者已己矣，生者常戚戚。”　　我俩回到村里时，那辆殡葬车已经从火葬场返回。此刻，是送逝者归土的时刻了。　　叔祖不多的几个亲戚都来了，加上村里姓程，或是跟程姓沾亲带故的村民，都不约而同地到了村子东边松树林边缘的公共坟地。从外村请来的道士先生，带着罗盘，测量了风水，用石灰画好了墓穴的四周。前面提到的我村首富程顺道的二儿子，人称为“大金平”的一位30多岁的村民，用锹熟练地铲开草皮，挖了一个长方形的、深若尺许的坑。叔祖的骨灰盒将安葬在这个坑里。我的邻居，我喊“应平叔”的一位长辈，则拿起瓦刀，用碎砖盖起了一个拱形的小屋，刚好可以容纳下一个瓷坛。　　道士先生口里念念有词，朝墓穴的前后左右，各撒了一把大米，然后，吩咐村民们，到墓穴的下方取土。这样，这块墓地就是吉墓，有益子孙，也对得起他的100元勘踏费。　　可是，“下方”是一块旱地，种着一点稀稀拉拉的芝麻。更麻烦的是，这块旱地属于另一个村的一户村民。在未得到许可之前，擅自在别人的庄稼地里取土培坟，不仅犯了乡村的大忌，而且，还可能导致一场械斗。　　村民们都推举我，说就数我面子大，要我和在当地报社当记者的弟弟，到邻村找那户人家求情、协商。义不容辞，责无旁贷，我和弟弟踏着田埂，向邻村走去。一路上，我都在想，我走了那么远，自以为和故乡，和留在故乡的亲人、乡亲，已经隔了两万里，却原来离得这样近。几天前，我还踏在旧金山绿草如茵的草地上，而此刻，我的脚又重新踏在了我发誓要永远背叛的田埂上，脚下同样是绿色的草，只不过，这里的草竟然有如此深的涩味。　　那户人家倒很通情达理，爽快同意我们在他家的旱地里取土培坟。弟弟拿出10元钱，硬塞给那位村民，说是“青苗损失费”。几番推辞，那人终于收下了。　　等我们兄弟俩回到坟地时，安葬进入最后的程序。那个我称为“应平叔”的人，将骨灰坛放入砌好的“小屋”里，然后，将叔祖生前喜爱的一台收音机，音量开得大大的，放入“屋”内，这时，道士先生喊一声：“来生多子多孙，洪福齐天！”在他的听不清唱词的古怪的吟唱声中，村民们一声吆喝，将第一担土倒在了坟头。装土的农具不够，我和弟弟就用一个装化肥的尼龙袋子，将黑黑的、肥肥的故乡土，盖在叔祖的身上。这个原“国军”上尉军官，这个原解放军“解放战士”(当时对被俘的国民党军人的称呼)，这个荆门市沙洋县高阳镇歇张村三组的资深农民，就这样，因为腿部的一次骨折，走完了自己69年的人生。 　　最后一项仪式是将他的一件破棉袄烧掉，让他在阴间有御寒之物，并且，将他的一双鞋子，朝田野里相反的方向扔去。我至今不知道，这到底有什么寓意。　　随着新土越堆越高，收音机的播音越来越微弱，终于彻底喑哑了。有位亲戚在抱怨，说应该换一对新电池，这样可以听得久一点，另一位村民表示反对，说只要没有空气，收音机就会哑掉。两人的争执在此刻涉及到了彼此都毫无所知的无线电学。 　　我默默地培着土，抬头就看见了范元国。按辈份，我喊他“元国爹”。(chinesenewsnet.com) 　　 　　七(chinesenewsnet.com) 　　 　　元国爹，这是我一生中都不会忘记的人物。　　我大约7、8岁的时候，他是村里的铁匠，铺子就设在我家隔壁。如果说我的童年和工业有什么关系得话，这个铁匠铺大概是首选。我的童年，就是在他的铁锤丁丁当当的锻打声中度过的。而我童年时代的第一件恐怖的祸事，也正是由他而起。　　那是1970年左右的事情，我已有了清晰的记忆，而我的弟妹们却未必知情。50年代末，我父亲农业中学毕业后，当了一个月的某农业机械厂的学徒工，因我爷爷是地主成份，而被赶回农村。生产队见他好歹进过工厂，便安排他进了铁匠铺，跟着元国爹学打铁。当时，元国爹“承包”了这个铁匠铺，由于他购进了一批根本无法使用的废铁，导致亏损了300多元。这笔债拖到70年代初期，生产队向他追讨，他无力支付，于是，想了一个狠招，逼我父亲替他支付70元债务。　　我父亲当时连报酬都没有，更没有参与经营，只不过是一个跟他学挥大锤的学徒，况且，事隔10多年，怎么突然逼迫我家帮他还债呢？当时，我只是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我已经知道，这太不公平了！但又有什么办法？元国爹是队里的“贫下中农协会主席”(简称“贫协”)，我爷爷是村里的地主(我后来才知道，我的爷爷和我的叔祖一样，既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兵，被俘后也在解放军里打过仗，均在1950年前后被精减回家当地主)。政治地位上的天地悬殊，在那样严酷的年代里是足以致命的。我奶奶哭着吩咐我，要我任何时候都跟着爷爷，特别是当爷爷到厨房里，或是到村外水塘边时。我不懂，我奶奶就解释说：“你爷爷被逼得没法子，想死了算了。他要把自己的两只手绑在背后，倒栽到水缸里淹死！”　　奶奶的哭、奶奶的吩咐，刀子一样刺在我的心头。从小学二年级起，我幼小的心灵，就被死亡所笼罩。这是我为什么对于任何形式的死亡展示与死亡恐吓，怀着深入骨髓的恐惧与厌恶的根本原因。只有我才知道，它对于柔弱的心灵有多大的伤害。前不久，看到在家乡教初中的一位朋友，写了一篇文章，谈自己奉命带着学生去参加宣判大会的复杂感受：在那次大会上，一位年仅19岁的、只不过盗窃作案19起、金额不过数万元人民币，没有欠下任何人命的罪犯，竟然被我们的国家机器，当着那么多充当看客的初中生、甚至小学生的面绑赴刑场，执行枪决！我记得，我读那篇文章时流下了悲悯的眼泪。我为那个被恶法所虐杀的孩子哭泣，也为那些不得不参加极不人道、极不文明的所谓“公审公判”大会的孩子们哭泣。我知道，他们远未成熟的心灵里，有几颗子弹从此掠过，引起灵魂深处久久难平的惊悸与恐惧。我固然爱我的国家，但绝不爱它为世所病的那堪称残酷的一部份，这其中就包括了将无数非暴力犯罪的人，如贪污分子、盗窃犯、以及其他并未侵犯生命权的财产犯罪者处以极刑的传统和惯性。　　后来，多亏了队里领导还算处事公平，没有强逼我们家代人还债。但是，区区70元人民币，现在，在旧金山，如果换算成美金，连一小时的法定最低时薪都达不到，当年却险些逼出一条人命。这是我童年时上过的深刻一课，让我知道了什么叫“贫困”，尽管每篇作文上，我们仍然习惯于用这样的句子开头：我们从小过着幸福的生活。　　元国爹早就失去了往昔农协主席的地位。常年打铁，他的背驼得厉害，一边帮着培坟，一边咳嗽。我小时候，记得有一次，村里有一户人家打棺材(乡民们为避讳，常称之为“寿材”)，他曾经为了和别人赌一包杂糖，躺进刚刚打好的棺材里，和他打赌的另几个木匠，赶紧将棺材盖住，将他憋了老半天。他爬出来时，脸憋得通红，还哈哈地笑，当时，我差点忘了他就是几年前险些逼死我爷爷的那个铁匠。(chinesenewsnet.com) 　　 　　八(chinesenewsnet.com) 　　 　　我带着儿子回到美国，生活又回到了平常与宁静之中。儿子偶尔会想起他在老家村子里见过的那位奄奄一息的老爷爷。他会催我打电话回去，问候老爷爷，寄点钱给他，希望他好起来。面对孩子的善良，想起他在家乡宾馆长达40分钟的痛哭，我实在不忍心告诉他：老爷爷已经埋在地下好几个月了。　　叔祖在留给我的那份家史中，在谈到自己的后事时，是这样写的：　　“至于我自己，只有一句话：人死灯灭。”　　我承认，在我2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我还从来没有写出过如此形像、生动、如此具有情感张力、如此令人悲哀难言的句子。　　人死，灯灭。无边无际的黑暗笼罩着他去的那个世界。(chinesenewsnet.com) 　　 　　　前几天，打电话给母亲，问起村里的情况。母亲犹豫了片刻，告诉了我两条坏消息：　　前些天，元国爹死了。是喝农药死的。他得了肺癌，在深圳打工的小儿子赶回来，照顾了两天，又要赶回深圳去了。一位爱开玩笑的村民对元国爹说：“我看你趁你两个儿子都在家，喝药死了算啦，何必拖半年一年，那时，儿子回来给你送葬，不又得掏路费？”　　当天晚上，元国爹果然喝了农药。小儿子那天一早上路，往深圳方向赶，在5里外的乡场上，被村里报凶信的村民骑摩托车追上了。省下了儿子的路费，元国爹该瞑目了。 　　第二条坏消息，母亲犹豫得更久，终于在越洋电话那端，讲给了我听：我们村首富程顺道的二儿子，也就是前文中所述替我叔祖挖墓穴的那位“大金平”，诊断出患了胃癌，医院打开他的肚子后，又给缝上，现在已经拖回家来，说是过不了今年的年关。母亲带着哭声说：“村里就数这孩子挣钱挣得苦，又是种地，又是开拖拉机跑运输，还帮人理发，好不容易攒点钱，现在，再多的钱也救不了他的命了。40岁都不到，他的爹妈怎么想得过哟！”　　我在电话这头，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那个村子，近年来日渐衰落，像是受了恶咒一样，死于非命的、死于绝症的，越来越多了，而在短短的10多年前，这村子里曾经出过10多个大学生，如今，再也没有人指望考上大学了。　　这个程顺道，靠开家庭杂货店、贩卖化肥、农药，日子比其他村民好过些，钱却抠得格外紧。他家在村里人缘不佳，与我们家的关系也不好，他甚至还殴打过我的母亲。母亲在电话那头说：“我前头听到这个消息，难过得一夜没睡好。我明天让你二弟回一趟村里，看望一下元国爹的爱人，还有大金平，每人给50块钱，表示一下心意。我们搬进了城，可老屋还在村里，还是村里人呢！”对母亲的决定，我感到欣慰。 　　母亲在电话里说，几十年前原队长修的地道，通到我家的老屋下面，现在，已经下陷，我一直住到18岁出门远行的那间卧室，倾斜得吓人，怕是马上要倒塌了，问我是不是将它拆除。我吩咐母亲，赶紧请乡亲们帮忙拆掉，免得垮塌时伤着了人。 　　放下电话，我怅然地在电话机旁发呆。在乡亲们日渐凋零、老屋也日渐倾颓的那个小村里，我是永不回头的背叛者、土地的逆子；而在我尚不拥有任何物业与土地的美国，回望我的父辈与祖辈，乃至祖祖辈辈生生死死的土地，我默然地流出的，只能是一行咸咸的眼泪。(chinesenewsnet.com) 　　 　　(作者附言：我恳请我的乡亲们，原谅我在这篇文章里，使用了他们的真实姓名。)(chinesenewsnet.com) 　　 　　2003年12月10日至12日，美国旧金山。(chinesenewsnet.com) 　　 　　(chinesenewsnet.com) 　　 　　(chinesenewsnet.com) 　　 　　(chinesenewsnet.com) 　　 　　(chinesenewsnet.com) 　　 　　(chinesenewsnet.com) 　　 　　父母的“批判”(chinesenewsnet.com) 　　 　　程宝林 (chinesenewsnet.com) 　　 　　一 (chinesenewsnet.com) 　　 　　记得小时候，在一本破旧的语文教科书上，读到了朱德的故事，说朱德将父母接到城里住，让他们享点福。可是，在乡下过了一辈子的父母，在城里无论如何也呆不惯，住了不多久就闹着要回乡下。回家不久，老人就去世了，朱德一直对此深感歉疚，觉得自己没有尽到孝心。 (chinesenewsnet.com) 　　 　　10多岁时读到的这个故事，我至今不忘，因为它无意中触及到了一个困扰着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的情感窘境：经济状况与生活环境的差异，所造成的两代人的隔膜。 (chinesenewsnet.com) 　　 　　朱德先生贵为开国元勋，其地位在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这是无庸置疑的。但是，夜深人静时，在他忧国忧民的空闲时刻，想起自己竟未能尽人子之责，守着年迈双亲，在城里过一段传统的子孝父慈的家庭生活，一定有难与人言的遗憾。 (chinesenewsnet.com) 　　 　　朱德先生的老家在四川仪陇。位于川南山区的这个偏远县分，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是四川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他的父母，在乡下苦惯了，穷惯了，也劳动惯了，一旦到了城里，在那样一个有警卫，有秘书，有司机，有厨师，门禁森严的家里，怎么过得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富贵日子？我理解并同情朱德先生的父母。他们对故土、对农舍、对堰塘与田埂的那种依恋和牵挂，是我们这个民族历经劫难，终能浴火重生的根本原因。但是，在这种近于固执与顽固的依恋与牵挂中，普遍潜藏着延续千百年的农民式生活观念和生活习惯，构成中国向现代化，尤其是人的现代化迈进的巨大障碍。作为一个农家子弟，我对于“农民意识”这个贬词，一向是不怀好感的。但是，我必须承认，我们的国家，几十年来，偏执、偏狭与极端的“农民意识”，与共产主义乌托邦幻想结合，曾长期构成社会思潮的主流，一次又一次将国家驱入疯狂的边缘。“农民意识”___简而言之，以“狭隘、短见、计小不计大”等为基本特点的这种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根源于一代又一代传承的贫穷与愚昧，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隐形巨石。 (chinesenewsnet.com) 　　 　　这番感慨，源于一碗馊稀饭。(chinesenewsnet.com) 　　 　　二 (chinesenewsnet.com) 　　 　　前天一大早，北京时间刚上班，我打越洋电话给在家乡的二妹，想问问家里的情况。我是一个预感和直觉都很强烈的人，晚上睡得不踏实，我担心家里出什么事。 (chinesenewsnet.com) 　　 　　二妹没有上班。接电话的同事说，她到医院去了。 (chinesenewsnet.com) 　　 　　我心里一沉，赶紧给住在荆门城里的弟弟妹妹们电话。奇怪得很，所有的电话都打不通。我的心里更加焦急。由于我要赶到大学上课，只好匆匆出门。下课后回到家，立刻再打电话给妹妹，这才得知，爸爸病了，已被送到医院，并接受了手术。他肚子痛，躺在床上拖了两三天。前天半夜，实在熬不过，二弟将他送到医院，原来是急性阑尾炎，已经穿孔，腹内出现感染，再晚一点就有生命危险了。 (chinesenewsnet.com) 　　 　　我问是怎么回事，妹妹说，是吃了一碗馊稀饭。如此炎热的夏天，家里又舍不得买冰箱，搁了两三天的一碗稀饭，父亲死活要吃。和他同住的二弟，气得要夺他的碗，却还是让他吃下去了。接着就是腹痛，接着就是“咬咬牙，挺过去”的坚定意志，遵循着中国农民“小病拖大，大病拖死”的惯常作法。一碗至多不过值一两角钱的稀饭，带来的是数千元的手术费、住院费，自己身体遭受的痛苦、儿女精神上的焦虑，尚且不考虑在内。 (chinesenewsnet.com) 　　 　　将自己的胃当垃圾桶，这不是我父母的个别行为。这是千千万万如我父母一样的农民，一辈子的信仰，一辈子的生活习惯，一辈子的愚昧。多年来，近于赤贫的生活、50年代末“大跃进”导致千千万万农民饿死的惨痛记忆，刀刻一般、铁烙一般，在全体农民的潜意识与下意识里，留下了对饥饿的极度恐惧。由此导致的对于食物的珍惜，本是一件好事，但常常造成的却是过份到荒唐程度的节约与吝惜，以至于出现了“宁肯遭罪，绝不浪费”的普遍的愚昧现象。 (chinesenewsnet.com) 　　 　　其实，这绝不是我的父母第一次做这样的蠢事。两、三年前，他们刚搬到城里不久，父亲和小妹，就因为吃了变质的剩饭菜，父女双双住进了医院。10多年前，我在第一篇关于“三农”问题的散文《水稻》中，也写过这样的一个细节：某一年的炎夏季节，父亲在家乡买了20个粑粑(湖北乡村的一种面食)，坐火车千里迢迢到成都。等我送他回老家时，他竟然要将吃剩下的几个已经变干、硬得如铁的粑粑带在车上，说是用开水泡一泡，还可以吃，结果，被我夺过来扔进了垃圾桶。 (chinesenewsnet.com) 　　 　　这样的例子我还可以举出若干。记得我10多岁时的一个夏天，我参加劳动后回家，吃了一碗剩饭。那碗饭已经变黄，有明显的馊味，实在难以下咽。在农民的口粮被严重克扣的那个年代，浪费粮食可是要遭天雷劈的___我们从小受到的就是这样的教育和威吓。结果，那顿饭后，全家人都上吐下泻，东倒西歪，幸好，没有出人命。 (chinesenewsnet.com) 　　 　　多年来，当我时常在报纸上，看到什么地方办喜事，结果出现了食物中毒，喜事变成了丧事；或者，什么地方办丧事，吊客吃了腐败食物，变成了逝者这类令人哭笑不得的新闻时，我不用细看就知道，这种事情，十之八九发生在中国的乡村，发生在农民中间。 (chinesenewsnet.com) 　　 　　行文至此，我犹豫着，不知是否该写出下面的两件事。这两件事，都跟我的母亲相关。(chinesenewsnet.com) 　　 　　三 (chinesenewsnet.com) 　　 　　1989年5月，我的多年患病、为肺气肿所折磨的爷爷去世了。当时，大街上人潮喧哗，交通受阻。接到爷爷去世的电报，我无法赶回去。从我记事起，就得知爷爷只能活3年，这是镇上医生的断言。可是，爷爷却在剧烈的咳嗽和吐血中，撑过了10多年，亲眼看到自己的6个孙子中，有4个上了大学，并看到了自己的第一个重孙__我的儿子的照片。记得爷爷在世时，我知道他来日无多，曾在回乡安葬我挚爱的祖母后，陪爷爷睡了三个晚上，祖孙抵足而眠，我用青年的体温，为日薄西山的爷爷增添几许温暖。我问爷爷：“您还有什么遗憾吗？” (chinesenewsnet.com) 　　 　　爷爷说：“你们都为我争了光。我生病，连书记、队长都买了罐头来看我。以前，我哪里像个人样！”这个在1978年被摘去“地主”帽子的原国民革命军的上士军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解放战士”，对这项迟来的恢复公民权的政策感戴莫名。“我唯一的心愿就是，你要帮小妹、小弟跳出农门，我死了，就闭眼了。” (chinesenewsnet.com) 　　 　　现在，我们兄妹6人，全部跳出了农门，我这个长孙甚至举家移居到了美国，父母也搬到了城里，开始学着当城里人。旧宅已颓，家园早芜，而我的内心是何等的欣然啊！可是，我知道我错了。原本，我以为，花两代人的努力，可以摆脱农村环境和农民家庭，现在我才知道，跳出农门，本已不易，要想在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上，摆脱农民的价值判断，这不是两代人可以完成的重任。农民，在他们勤劳、善良、忍辱负重的品德之中，还夹杂着愚昧、落后与偏狭的诸多特性。这“正”与“反”的两种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如此密不可分地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民族性格。 (chinesenewsnet.com) 　　 　　爷爷去世后半年，我终于有机会回老家，跪泣在爷爷奶奶坟头。母亲告诉了我爷爷去世的情形：那天，家里有一只鸡，突然在禾场上跳了几下，倒地死了。母亲觉得丢了可惜，爷爷又病着，就将那只鸡熬了鸡汤，让爷爷喝了一点。下午，爷爷就开始发病，当天就离开了人世。 (chinesenewsnet.com) 　　 　　从我记事起，母亲就多病，一直无法下地参加集体劳动。爷爷说：“家里再穷，拆房子卖瓦、卖椽子、卖大梁，也要治病。你只要活着，哪怕只有一口气，孩子们就有娘。”对这话，母亲是感激的。将这只病鸡熬汤，在母亲看来，不是什么错事。村里的人，不是死猪死牛，照样吃嘛，有谁吃出了毛病？ (chinesenewsnet.com) 　　 　　人的命大命小，有天老爷管着，与吃什么、怎么吃，有啥关系？命大的人，猪食狗食都养人；命小的人，山珍海味也白搭。这大概是包括母亲在内的千千万万乡村人的基本信念。(chinesenewsnet.com) 　　 　　四 (chinesenewsnet.com) 　　 　　少年时代，有一次，我亲耳听到村里的支书夫人、我称为“德秀大妈”的接生婆(我就是她接生的数百名婴儿之一)在批评我母亲：“你一身都是病。肺病、肝炎，哪样不传染？尝过的汤，就不要再倒回锅里了嘛！不为大人着想，也要为孩子们着想。”母亲一脸的难堪，却不好发作。 和奶奶相比，母亲的厨艺一般，表现之一是，无论做什么菜，母亲总把握不住咸淡，特别是在做汤时。我经常看到母亲，舀起小半勺汤来，尝一尝，然后，犹豫片刻，将勺里尝过的汤又倒进锅里，这一陋习，长期如此，以至于“德秀大妈”这位外人也知道。我至今对这位接生婆充满了敬意，因为她是村里唯一具有卫生意识和一点医学知识的村民。她对母亲的直言批评，在我看来非但不是冒犯，而且是惠及我们全家，特别是我们兄妹的大好事。我上大学后，有一次放假，我特意和母亲谈到了她这一极不卫生的习惯。20年来，我再也没有机会和母亲在一起生活，但愿她已经改掉了这一羞于人言的陋习。 (chinesenewsnet.com) 　　 　　节俭走到极端，就是愚昧。这在另一件事情上，彰显得更加明显。有一次，她觉得身体不舒服，于是，连自己究竟患什么病也没有弄清楚，就拿了上次在村卫生站用剩的一针注射剂，找到这位接生婆，请她给自己打针。母亲___这个连字都不认识的乡村妇女，为了省下找赤脚医生的几块钱，仅仅凭着“症状相似”这一自我感觉，自己当起了自己的医生。拗不过她的请求，德秀大妈用接生用的注射器，给母亲注射。注射后不久，母亲就觉得自己头昏得几乎要栽倒，血直往脑门上冲，胸膛里火烧火燎的。奶奶当时还在世，赶紧小脚小步地跑着，到水缸里舀了一碗凉水，给她灌下去。母亲后来说：“水灌到哪一截，我的身体就凉到哪一截。可是，水一停，身体里的火，又‘呼’地一声窜上来。我赶紧叫你奶奶再灌冷水。如果当时奶奶不在家，我的命就没了。” (chinesenewsnet.com) 　　 　　前几天，美国《纽约时报》报导了四川广元农村，一名17岁的农村考生，因为缴纳不起拖欠的600元学费，老师声称不让他参加高考，导致他卧轨自杀的悲惨故事。 (chinesenewsnet.com) 　　 　　贫穷杀人。 (chinesenewsnet.com) 　　 　　愚昧也杀人。 (chinesenewsnet.com) 　　 　　这挛生的双煞，仍然是笼罩着中国广大农民的灾星。 (chinesenewsnet.com) 　　 　　在城市中产阶级兴起、街头流行小资情调与时尚的今日，让我们想一想我们乡村的父辈、祖辈，看看他们的生活品质，是否至少做到了“讲卫生”，或者，是否已经具备了“讲卫生”的基本条件：清洁的饮水、干净的厕所、人与畜的分离、最低限度的医疗保障…… (chinesenewsnet.com) 　　 　　前几年，听说在外闯荡、想当歌星和主持人的小妹，有一个男友，家在农村，家庭负担沉重。我这个刚刚举家跳出农门的、有所谓“诗人”称号的大哥，极其世俗地表示强烈反对。 (chinesenewsnet.com) 　　 　　我的反对中，凝聚着我对小妹的兄长之爱，更凝聚着我内心的一片悲凉和无奈。这种对自己所来自的那一个庞大人群的背叛和排斥，是城乡收入差距高达6:1的中国国情所逼迫的。 (chinesenewsnet.com) 　　 　　怪不得城里有那么多的人，原本出生、长大于农村，对自己的来历却常常支支唔唔。 五 (chinesenewsnet.com) 　　 　　1994年初，我到河南采访，顺便回老家一趟。在市政府大院内，我看到布告栏里，贴着一纸通知，是下派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简称“社教”)工作队成员的注意事项。在城里的国营企业大多半死不活，已经开始试行下岗、改制，企业私营化的趋势越来越强烈的当时，当局却沿袭了几十年的老方法，派工作组到农村，对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已十多年的农民，加强社会主义教育。 (chinesenewsnet.com) 　　 　　我不能理解和赞同这样的举措。 (chinesenewsnet.com) 　　 　　如果这些工作组，是派到农村，对农民进行讲卫生、防疾病的教育，教育他们起码不吃腐烂变质的食物；如果更进一步奢望，他们带有国家的拨款，或者，哪怕是银行的贷款，到乡村去，帮助农民改造饮用水源，将人畜共饮的堰塘水变成符合饮用标准的井水、修建起医疗室、卫生站，教育农民停止传统的直接用人尿、人屎浇菜的做法；或者，更进一步，如果他们是奉命到农村去，运用全社会几十年积聚的财力(农民奉献的巨大财富的一小部分)，帮助农民建立起最低费用医疗健康保险制度，确保生病的农民，能享受最起码的医疗服务，我真得要对他们感恩戴德。 (chinesenewsnet.com) 　　 　　前不久，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了三幅照片，首次公开报导了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28名爱滋孤儿的生活。他们的父母，响应当地政府的号召，走“卖血致富”之路，导致大面积感染爱滋病，早已一命归西。在全国还有数千万农民未能脱贫、去年更有多达80万农民返贫的现实面前，指望国家和社会，关注农民的生活质量、生活环境、生活习惯、生活观念，这当然是我的痴人说梦。 (chinesenewsnet.com) 　　 　　我的父母搬进城里，已经6、7年了，卫生的、健康的生活习惯和观念养成了吗？显然没有。穷，将对于贫穷的恐惧，深深地植入了他们的灵魂与骨髓之中，恐怕至死也无法根除。按理说，他们的孩子，每个人都有不错的工作，足以赡养父母，而我这个长子又在美国，在这个雄居世界首富的国家，虽说尚处于创业阶段，但完全有能力，确保父母的晚年过上“不愁衣食、不怕医院”的小康生活。可是，无论我怎么劝，无论弟妹如何讲，他们总是抱定一个信念：嘴巴里可以抠出钱来。一想到我当年没有经济能力，为爷爷奶奶提供医疗，使他们尽享天年，我的内心一直感到难过。原本指望在父母身上，对这种遗憾加以补偿，实现自己的“宏伟”理想__让他们过上好日子，谁知，这种好日子他们竟然过不惯。 (chinesenewsnet.com) 　　 　　这次父亲住院、开刀、抢救，不过源于一碗馊稀饭，这本已荒诞。二妹告诉我：昨天，在病房里，又发生了令人哭笑不得的一幕：弟妹们从街上买到病房的饭菜，还剩下一点，二妹正要端出去倒掉，母亲又要抢过去，说：“不要倒，不要倒，留着明天还可以吃！”─几乎是出自本能，她要将医院病房里的剩饭菜，带回家里，免得浪费。转眼之间，她忘记了几个小时前，导致父亲因输液反应，险些丧命的诱发原因__那碗馊稀饭。 (chinesenewsnet.com) 　　 　　前几年，父亲去医院作痔疮手术，为了打消他怕花钱的顾虑，我让妹妹传话给他，说：只要是治病，3万、5万也好，8万、10万人民币，甚至更多，对我来说都不是问题，我立刻汇钱回去。可是，这次，父亲腹痛，仍然卧床好几天，拖到阑尾穿孔才送到医院。居住在一个相当先进的中等城市里，有这样不错的家境，留在村里的乡亲们，谁不羡慕？村里的老人，和父母一辈的，现在至少有一半去世了。我粗略算了一下，他们的平均寿命不足60岁。我对父母说：你们活到80岁，就是我的福，我儿子的福。我读洋书的儿子，只要给他爷爷奶奶打电话，开头肯定说：“爷爷奶奶，我好想念你们，我非常爱你们。” (chinesenewsnet.com) 　　 　　这样美国式的情感表达，我是说不出口的。 (chinesenewsnet.com) 　　 　　我吩咐弟弟妹妹：如果看到父母再吃馊了的饭菜，就把碗夺过来，当他们的面砸掉！这不是忤逆，这不是不孝。根深蒂固的陋习，只有用一不做二不休的决断方式，才能奏效。(chinesenewsnet.com) 　　 　　六 (chinesenewsnet.com) 　　 　　母亲虽然没有机会上学，却知道许多人生格言。我小时候从母亲口里听到，而至今还记得的，至少有下面两条： (chinesenewsnet.com) 　　 　　“人穷志短，马瘦毛长”； (chinesenewsnet.com) 　　 　　“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 (chinesenewsnet.com) 　　 　　母亲一生都用这样的人生格言规范自己的行为和价值判断。母亲幼年丧母，该上学时，村里的干部不准。她讲述自己梦想上学的情景，孩子们听得落泪。家庭成分不好，几十年，受穷，受气，加之长年患病的受罪，母亲的自尊，脆弱到了几乎病态的程度。记得70年代初，母亲和几个舅妈们，第一次坐火车，到荆门城北当阳县去为一个远房姨妈贺寿。我记得很清楚：一个竹篮，装着自家做的粑粑，上面盖着一块乡村供销社里扯来的蓝布。舅妈们篮子里也装着粑粑，所不同的是盖着的那块布，在厚薄、质地上，每尺至少存在着一毛钱左右的差异。晚上拜寿，吃荷包蛋时，由于客人多，房子小，主人没有安排母亲第一批就座。人一觉得自卑，联想就格外丰富，母亲一下子想到，主人是不是嫌她送的布料比不上舅妈们送的？是不是觉得自己是远亲，其他舅妈是近亲，而受到了“看人下菜”(这也是母亲常说的话)的待遇？越想越难受，母亲竟然夺门而出，一个人奔到野外，当即要负气回家。可叹天色已晚，家在一百多里之外，母亲除了自讨没趣外，唯一的结果就是得罪了亲戚。 (chinesenewsnet.com) 　　 　　有一年，我大学放假回到村里，听母亲津津有味地讲述前几天，村里娶亲的热闹情景：村南一户人家办喜事，迎亲的队伍走到距村子一里路左右时，鞭炮大作，唢呐齐鸣，一对新人，没命地向新房跑去，展开了一场堪称精彩的赛跑。原来，按当地的习俗，据说谁先跑进新房，谁就可以在今后的一生中，压倒对方，在家庭生活中占上风。 (chinesenewsnet.com) 　　 　　我想，这大概是母亲对婚姻的基本概念。回想起来，在我父母结合的几十年里，母亲一直占着绝对上风，生产队集体出工那些年，对父亲的怒骂和斥责，是家常便饭。家境渐好以后，母亲变得温和多了，但是，对于父亲究竟有多大的关心、体贴和照顾，我们这些儿女都心知肚明。作为中国人，有多少儿女，介意、关心自己的父母是否“拥有爱情”这一问题？我相信，这个巨大的问号，不会有太乐观的答案。 (chinesenewsnet.com) 　　 　　“人穷志短”。由极端穷困，骤然变得略为宽裕，母亲的行为，常常显得不可理喻。2001年夏天，我第一次从美国回家探亲，借了一辆车，载着父母和弟妹们，欢欢喜喜去看望外公外婆。到了村子里，见到两位老人，我摸出500元人民币，塞给老人。小时候，我常到外婆家玩耍，一住就是好几天。当时农民口粮不足，与我同龄的舅舅，都吃稀饭，并非嫡亲的外婆(母亲的继母)总是用小瓦罐，给我煮一罐干饭，因为我实在吃不惯稀饭。外婆委婉地赶我回家，说：“宝儿，你回家吧，你爸爸妈妈欠(想念)你了呢！”摘了几根菜瓜，或是拔了几根莴笋，要我带回去。我不懂事，总是说：“外婆，我再玩两天！” (chinesenewsnet.com) 　　 　　在村里，见到比我小两岁的舅舅。这个舅舅患有肝炎，又有点好吃懒做，我母亲对他颇有不满。但我想到，他毕竟是我小时的玩伴，而且，当年我弟弟妹妹读高中时，他多次骑车几十里，给他们送米。屋前的禾场上人多眼杂，我将舅舅喊到屋旁的树林边，准备拿100元钱给他，买点东西补补身体。 (chinesenewsnet.com) 　　 　　母亲眼睛真是厉害。她正在和外公、外婆亲热地说话，见我将舅舅唤到一边，立刻明白我是要拿钱给她的这个小弟弟。她丢下外公外婆，三步并作两步地赶过来，生怕我在拿了钱给外公外婆后，再拿钱给舅舅。 (chinesenewsnet.com) 　　 　　从外婆家出来，我们路过姨妈家，吃了午饭再去看望叔祖。在面包车里，还剩有一箱水果，我打算送给叔祖(请参阅散文《归葬》)。妻子小声告诉我，说亲眼见到母亲将留在车里的那箱水果，悄悄地抱下车，抱进了姨妈家的堂屋(客厅)。与叔祖的妻子多年前有过矛盾，母亲不愿意我将这箱价值仅20元的水果送给他们，便做了这样的小动作。 (chinesenewsnet.com) 　　 　　两件细小、琐屑得不值一提的小事，使我的回乡之旅，变得兴味索然。 (chinesenewsnet.com) 　　 　　信奉“进门看脸色”的母亲，连自己儿女的脸色也不放过。前几天，和母亲脾气、性格最为相似的大妹，买了新房，将自己空置的三居室让出来，二妹又捐献了更换后的旧家具，请她老人家前去享福。母亲和大妹偎在床上，一边看电视，一边亲热地说话。不知怎地，大妹笑着说：“妈，我小时候，你还打过我呢，至少打了3次。”母亲一听，脸就拉长了，以为大妹要“反攻倒算”。她根本不去考虑这句话，是在什么心情、语境下，以什么语气讲出来的。在电话里，我哈哈地笑着对大妹说：“你只挨了3次打。我挨了30次都不止！”兄妹笑得开心，母亲在电话那端，却很不高兴，原来，她对大妹的气还没有消。(chinesenewsnet.com) 　　 　　七 (chinesenewsnet.com) 　　 　　1988年初，我新婚，从老家带母亲到成都，想给她看看病。 (chinesenewsnet.com) 　　 　　这是我一生中，悔断肝肠的一件事情。当时春节刚过，我和妻子冒着大雪，租村里的手扶拖拉机进城搭车，带着母亲去四川。奶奶站在门口送行，眼中有无限的依恋。我原本是打算带奶奶去成都的，一则奶奶年龄大了，一生只去过三十里外的沙洋镇，二则，并非嫡亲的奶奶，实在是我最亲的人，我从参加工作开始，就一直梦想带她去看看外面的繁华世界，请老人家到馆子里开开“洋荤”，住几个月后，为她添一身新衣服，将她送回老家。等今后有了孩子，就接奶奶来城里，帮我照料几年小宝宝，让奶奶，也让我，享一享四代同堂的天伦之乐。临回成都前，我对奶奶说了我的打算。善解人意的奶奶说：“还是带你妈先去成都吧，她有病，治病要紧。我过两年再去也不迟。”其实，我看得出来，奶奶内心非常想和我去一趟成都，也好坐坐轮船、火车，见识一下什么是大城市。 (chinesenewsnet.com) 　　 　　带母亲进城的结果，是母子俩几乎决裂。 (chinesenewsnet.com) 　　 　　新婚的妻子和我，带着母亲坐轮船过三峡，在重庆挤火车，到了成都简陋的家里。当时已年届八旬的外婆，一儿一女先后身遭不幸，无人养老，由我的妻子和我赡养，是户口本上名正言顺的一家人。当天晚上，老外婆做好了晚餐。我请母亲上桌吃饭，听到母亲轻轻地感叹了一声：“还有肉啊！”在城里吃第一顿饭，母亲对餐桌上有肉似乎感到有点意外和惊讶。她不会知道，城市居民，不管多么清贫，每顿饭，桌上都有一点肉，这早已不是问题，而在我和母亲的共同记忆里，毛泽东治下类似于“劳动营”的人民公社，每年过年时，农民(当时正式的名称是“社员”)只有在卖掉一头“任务猪”的先决条件下，才可获准宰杀一头猪，这就是全年365天全部的肉类来源。(chinesenewsnet.com) 　　 　　杀猪要交纳屠宰税，在劳动一天的工分只值两三毛钱的日子里，一头猪的屠宰税，竟然高达5、6元。杀猪佬将猪开膛破肚后，第一件事就是，将猪鬃和猪肠提走，日后好卖到供销社里。在很多情形下，杀猪佬(一般由三、四个汉子组成)如果不急着赶到另一家杀猪，就会留下吃肉。在我的记忆里，杀猪后当天晚上的那一顿饭，是最鲜、最谗人的：其实，奶奶不过是割下一点肥肉，夹杂着几小片瘦肉，熬了一大锅肉汤而已。上好的肉，要留着过年用；还必须腌制几大块腊肉，否则，到了四月插秧、十月割谷的两大农忙季节，菜碗里见不到油星，没有一点荤菜，家里当牛作马的主劳力，怕是要累得虚脱在田里。除了水稻这一主产外，家乡的旱地也不少，很适合种植油菜、芝麻等油料作物，可是，上面却不准，怕成为“资本主义尾巴”。农民欠缺菜油，只好打腊肉的主意：奶奶每次炒菜时，总是切一片腊肉来，等锅烧热了，将那片腊肉丢进去，用锅铲按住，快速地在锅内“绕场一周”，然后，立刻将菜倒进去。(chinesenewsnet.com) 　　 　　对这种窍门，农民们有一个形象的、不无幽默的说法：“哄哄锅而已”。在家乡的土话中，“哄”是“糊弄一下”的意思，真是生动而传神。这样炒出的菜，自然沾有几点油星、带有几分肉味。母亲在城里吃第一顿饭前的这一声感叹，令我心酸，但也使我颇为激动：让母亲在我这个虽刚刚结婚、负担沉重，但至少每顿都有肉吃的家里，过一两个月远比农村好得多的生活，不是我对母亲养育我20多年的一种“反哺”吗？第二天，我们将母亲留在成都，小两口到自贡看望我的岳父。一周后回家，我们万万没有想到，母亲和老外婆已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母亲第一次远行数千里，到大城市见世面，第一次进新婚长子的家门，这样的结果，令我伤心、绝望到无以复加的地步。(chinesenewsnet.com) 　　 　　原来，母亲按农村的习惯思维，认为既然是她儿子娶的媳妇，所以，这个家里她就是当家婆婆，不是客人，外婆依靠我们供养，才是客人。一个四川生活习惯的老外婆，和一个湖北乡村生活习惯的母亲，辈分差了一辈，却因为四季豆是应该用手折断(外婆的做法)、还是应该用刀切断(母亲的做法)这样的小事，产生了矛盾。母亲拒绝吃外婆做的饭菜，对老人不理不睬，以此维持自己身为长媳婆婆的尊严、威严、气派。如果母亲有文化，有见识，想到自己家庭一贫如洗，长子结婚这样的大事，任何彩礼都没有置办过，自己白得了一个知书达理的城里媳妇；甚至，一对新人将乡村婚礼中收到的千元左右的礼金，慷慨留给了弟弟妹妹当大学的生活费，牺牲了筹划已久的蜜月旅行；结婚后第一件事，就是千里迢迢，接她到成都治病，她内心该会感到多么庆幸和喜悦。(chinesenewsnet.com) 　　 　　可是，母亲并没有这样想。她更不会想到，自己的儿子正在新婚蜜月，她这样有悖人情和作客之道的举动，会影响到儿子和媳妇的感情，为他们一生的家庭幸福罩上阴影。我批评母亲的做法，母亲刻薄、粗俗地骂我说：“你刚结婚就这样怕老婆，怕她不让你上床，你一辈子在老婆面前都抬不起头来！”如果她能对新婚的长子、长媳说：“你们要互谅互让、相亲相爱，白头到老。你们要善待外婆、让老人家安度晚年。”我想，我无论如何也写不出如此无奈的这篇文章。见我们回到成都，母亲立刻要走，连医院的门都没有迈进。万般无奈，我通过熟人，千难万难弄到了一张卧铺票，送她上火车，并安排好亲戚，在襄樊转车时，到卧铺车厢找她，免得她摸不清方向，走丢了。在车上，我流泪告诉她：“你要有孙子了。”母亲也哭了。她说：“都怪我没有见识，没有文化。请转告外婆，请她老人家原谅我。” (chinesenewsnet.com) 　　 　　就在当年的10月初，距离我的儿子出世只差20多天，奶奶突发脑溢血去世。 (chinesenewsnet.com) 　　 　　如果当年我带奶奶去了一趟成都，我就不会10多年来，每次跪在她的坟头，都忍不住大哭，甚至，远走美国后，好几次在梦里哭醒。“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慈爱、宽厚、大爱无边的祖母，却不是我的亲祖母；偏狭、自卑、小心眼的母亲，却是我的亲娘。在未有妻子之前，世界上对我最重要的两位女性，就这样在同一个屋顶下，用同一口锅里的粗茶淡饭，养大了我，并构成了我作为诗人心路历程的内核部分。 八 (chinesenewsnet.com) 　　 　　1986年夏天，母亲得了直肠癌，幸亏发现得早，及时做了手术。 (chinesenewsnet.com) 　　 　　说起来，曾住在隔壁的本家叔叔程应江，是母亲的救命恩人，有恩于我全家。程应江卫校毕业，在镇上的卫生院当院长，是医术不错的医生，在乡亲们中间口碑甚好。当时，母亲便血已有一段时间，他回到村里，听母亲说了病况，就说：“我给你检查一下。”当年曾自作主张，自己给自己看病、打针，险些丧命的母亲，此刻，在这位本家兄弟、医院院长面前，却不肯露出下体接受检查。应江叔脸一沉，狠狠地批判她说：“我当医生，接生都接过几百次，没见过女人？你这样怪头怪脑，丢了命，不要怪我！”应江叔直观检查后，说：“可能是直肠癌，赶紧去荆门的医院确诊，也许还来得及。”如果不是应江叔正巧回村，如果应江叔不骂她，按照农民“小病拖大，大病拖死”的习惯，母亲肯定早就和桃姑(请参阅“归葬”)一样，不在人世了。我得知消息，立刻坐火车赶回。说来也蠢，我带回的看望母亲的物品中，还包括一个硕大的西瓜。在襄樊中转换车的时候，那个西瓜掉在地上，摔得稀烂。当时清贫如洗，弟妹都在读书，个个都要钱，我和妻子勒紧裤带，既要赡养妻子的外婆，又要供弟弟妹妹求学，只有克扣自己，可家运不济，常常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我这个长子，真有不堪负担的苦楚。当时，望着一地的烂西瓜，想着病床上的母亲，我的眼泪突然奔涌而下。母子连心，这是血缘的亲，但是，由于文化与教育、生活环境的差异，我与我的母亲，又是多么地格格不入啊！ (chinesenewsnet.com) 　　 　　记得7、8岁时，我带着一位村里的伙伴，到母亲房中，讨要米花糖。我知道母亲从外婆家回来，带回了一包米花糖，是外婆用麦芽熬成的糖浆制成的。母亲拿出两块来，大的一块给了我，小的一块给了那个伙伴。出于幼年时期刚刚萌芽的友谊，我立刻将大的米花糖，换给了伙伴。想不到的是，母亲一把从那个小伙伴手中，将那块大米花糖抢过来，塞在了我的手里，又将小米花糖塞给了那个伙伴，并骂了我一句：“你这个憨东西！” (chinesenewsnet.com) 　　 　　在家乡话里，“憨”是“傻”的同义字。 (chinesenewsnet.com) 　　 　　如果母亲当时是将那块大的米花糖，塞在小伙伴的手里；或者，如果我将大的米花糖留给自己，小的米花糖送给伙伴，而母亲亲自加以纠正，我想，我同样会终生不忘。爷爷讲的“孔融让梨”的故事，我不是一直记着的吗？我常常想，生活环境的贫穷与落后，加上父母文化与教育程度的极其有限，使得许多孩子，从小受到的是“生存教育”，而不是“理想教育”、“价值教育”。一块米花糖，大也罢，小也罢，本不足挂齿，母亲这一个“夺”的动作，配以一句骂，就不仅仅是出自人性中的自私，而是一种负性教育了。回想起来，不善言辞、老实厚道的父亲，几乎没有教育过我们。执掌“家法”的是爷爷，而我们全家能跳出农门，更多亏了爷爷。这个战争年代走遍半个中国，因没有文化、没有知识、没有见识而吃苦受罪一辈子的老兵，在晚年的咳血与咳嗽中，只有一个信念：孩子们要读书，男娃女娃，能读到哪一级，就读到哪一级，这把老骨头，熬成油，也要供他们。 (chinesenewsnet.com) 　　 　　如今，爷爷奶奶已经入土10多年，我家越来越好的日子，归因于时代和社会的进步，与父母几十年的辛劳也密不可分。可是，父母所代表的那种农村价值观念和农民思维、生活习惯，和已经成为城里人的儿女的观念，是多么地抵触和冲突。我相信，许多人都和我一样，对此有着切肤之痛，但，发而为文，更是痛上加痛啊！ (chinesenewsnet.com) 　　 　　就在1986年那次回家乡探望母亲时，在医院里，我写了一首“母亲”，预言自己将来要远走海外。诗中有一节是这样写的： 母亲，想必你还记得 你曾拧着我的耳朵 如同拧一只乌黑的瓦罐 摔我出门(chinesenewsnet.com) 　　 　　这首诗的结尾是这样的： 当我从海外归来 从沉没了许多船帆的生命之海的那边 归来寻不着母亲，在这片大陆上 在许多片大陆组成的这个世界里 我将痛哭__摧肝裂肺地痛哭 而又欣慰___喜上眉梢地欣慰啊！(1986年7月23日于荆门炼厂医院。) (chinesenewsnet.com) 　　 　　如今我真的置身海外了。可喜的是，父母双全，母亲的身体甚至比从前好了许多，趋近于健康。“人穷志短”也罢，“进门看脸色”也罢，统统见鬼去吧。可是，一碗馊稀饭，害得住医院，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呢？ (chinesenewsnet.com) 　　 　　这曲父母的哀歌，如许的荒诞和悲哀，不是每日每时，在广袤无边的华夏大地上发生、上演，成为人们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现象，并构成我们民族整体素质的形象写照吗？ (chinesenewsnet.com) 　　 　　2004年9月1日，旧金山无闻居 　　title_b5http://www.chinesenewsnet.com 　　[有感而发][网友报导][新闻总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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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4/10/16 5:0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