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村民俗文化餐饮娱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简介==== 　　 　　 庄子村民俗文化餐饮娱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是以餐饮娱乐为主体经济的大型连锁企业，到目前为止，该公司下属共有：成都庄子村心奇店、成都庄子村“山城人家”火锅店、庄子村成都南门大世界店、庄子村重庆巴渝店四家分店，公司以“传承民俗、与时俱进、忠诚服务”为宗旨，追求“老庄耕读逍遥游，大道无为庄子村”的意境，本着“将人文民俗与知识经济有机结合”的发展理念，不断积累，不断创新，羽翼渐丰，生意更是如日中天，势将壮大！ 　　 　　厚积薄发的庄子村民俗酒楼巴渝店 　　 庄子村民俗酒楼重庆总店是庄子村民俗文化餐饮娱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下属企业。酒楼在庄传跃先生的领导下，自开业以来，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围绕着创新、求精、发展的思路；本着“诚信”的经营理念，狠抓细节，苦练内功。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大家的不断努力下，受到了山城人民的青睐！ 　　 庄子村民俗酒楼董事长庄传跃先生凭借着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过人的胆识，率先将庄子村民俗酒楼扎根在了南方花园。这一举动不仅带动了南方花园餐饮业的发展，而且还改变了重庆餐饮一潭死水的格局，激起了重庆餐饮变革的巨浪。庄子村在南方花园的成功，使得众多餐饮投资商争先效仿，在南方花园投资开店。从而改变了重庆餐饮的市场格局，缔造了南方花园餐饮一条街这道亮丽的风景线！两年以来，庄子村民俗酒楼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庄传跃先生不惜巨资将2000多平方米的营业面积进行了重新装修，使得民俗文化氛围更加浓厚，诗词歌赋，雕刻壁画尽收眼底，更有淡淡的书香萦绕着青青的翠竹，柔美优雅的音乐伴您进入人与自然相互交融的唯美境界。庄子村民俗酒楼以其独特的庄子系列菜肴、巴蜀乡土系列菜肴在南方花园独树一帜。其中庄子系列菜肴更是酒楼菜品精髓之所在，它浓缩了各地菜品之精华，蕴含了八大菜系的传统文化，同时更倾注了庄传跃先生从事餐饮工作十几年来的心得与体会，通过庄子村众位大厨的倾情演绎，深入地挖掘民俗文化内涵的同时，还充分地考虑到了现代人的品味，诠释了时尚餐饮的真谛。令众位食家大饱口福，流连忘返！ 　　 如今的庄子村民俗酒楼正蓄势待发，准备把重庆的这块蛋糕做大做强，与成都庄子村心奇店、成都庄子村“山城人家”火锅店、以及正在装修中的成都南门大世界店齐头并进，共创庄子村民俗文化餐饮娱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美好未来！ 　　 我们自信！所以我们成功！ 　　总部地址:重庆市高新区科园三街46号邮编:400039 　　加盟热线:023-6669103613983006357传真:023-68623696 QQ:14359195 　　E-mail:zhuangzicun@cta.cq.cn 　　 　　 　　庄子（约前369-前286年），名周，战国蒙（一说是今河南省商丘县东北，另一说是今安徽蒙城县）人，是继老子之后，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同时他也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家、哲学家。他以其代表作《庄子》（又被称为《南华经》）阐发了道家思想的精髓，发展了道家学说，使之成为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哲学流派。 　　 　　庄子故里在哪里？ 　　 　　　　庄子名周，是先秦道家学派主要创立者之一，著有《庄子》一书。道教兴起后，庄周被尊为南华真人，《庄子》被尊为《南华真经》。他的哲学思想，以“清静无为”为主，鄙视富贵利禄，否认鬼神存在，认为一切事物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思想具有一定的辩证因素。他的文章想像丰富，辞藻华丽，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和幽默气氛，是先秦诸子哲理政论中文学艺术因素最为浓郁的篇章，对后世影响极大。然而，历史上记载庄子的故里极为简略，《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仅说：“蒙人也。”并未指明何国何处之蒙。蒙地在战国时曾有三处，庄子故里究竟在哪一处，歧说不一，至今争论末息。 　　　　一说山东冠县。裴驷《史记集解》曰：“《地理志》，蒙县属梁国。”梁国即魏国，魏迁都大梁后又称梁国、魏国疆土犬牙交叉于列国之间，西起今陕西，中经河南；河北，东至山东。战国时，有一个蒙县设在今山东冠县境内，《汉书·地理志》也曾说蒙县属梁国，所以庄子的故里在山东冠县。 　　　　一说河南商丘。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刘向《别录》云：庄周，“宋之蒙人也”。宋国为殷商后裔，其地位于今河南东部，以及接近河南的山东、安徽、江苏的部分地区。商丘曾是宋国都城。《史记·宋微子世家》言：“杀滑公于蒙泽。”《集解》注引贾逵语曰：“蒙泽，宋泽名也。”又引杜预的话说：“宋地梁国有蒙县。”原来，这个“梁国”不是指魏国，而是指宋国的某地，它内有一县，叫做蒙县。郦道元《水经注》于汲水系蒙县下曰：“即庄周之本邑也。 (庄周)为蒙漆园吏，郭景纯(郭璞)所谓漆园有傲吏者也。悼惠施之没，杜门于此邑。”饭水自西向东，流经河南商丘之北。可见，庄子故里应在河南商丘。 　　　　一说安徽蒙城县。《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楚威王闻庄周贤，派使者持重金去请他，并许以为相，庄周不为所动，笑辞楚使，终身不仕。张守节《史记正义》也曰：“庄子钓于濮水之上，楚王使大夫往，曰：‘愿以境内累。’庄子持竿不顾。”据《水经注·淮水篇》记载，“濮水即沙水之兼称”，而当年沙水即流经今安徽涡阳、蒙城一带。北宋元丰元年(1078)，曾建庄子祠午安徽之蒙城县，苏轼为之作《庄子祠记》，当时王安石《蒙城清燕堂》诗，有“民有庄周后世风”句。既然安徽蒙城县有庄子祠，庄子故里就该在此。 　　庄子的人生观 　　 　　　　庄子哲学是生命哲学。 　　　　他以人的完整生命为起点来思考人应当度过一个怎样的生活旅程。他超越了任何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的限制，站在天道的环中和人生边上来反思人生。因此，他的思考具有终极意义。那些从某种意识形态立场出发的批评家们必然缺乏与他对话的基础，更没有无端攻击他的权利。 　　　　人活着，这是第一个无可怀疑的存在论意义上的基本事实，没有比它更优先的。 　　　　人活着，是为了追求一个更幸福的生活，更欢乐的人生，这是最高目的，没有比它更重要了。 　　　　以这样一个事实为起点，以这样一个目的为旨归，庄子问：人，尤其是被抛在滔滔乱世中、作为个体的人，究竟应该怎样生活？ 　　　　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创造生命。 　　　　上一章讲天道观，天道作为“大宗师”，是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全部思想的纲领。以下几章皆由此延展开拓出去，反过来又深化了这一主旨。 　　　　人间之苦皆由“世与道交相丧”而起，但抨击人间苦难只是初步，重要的是如何创造幸福。蝴蝶梦是庄子人生理想的形象化描述，而通乎生死、本动于心是走向逍遥之路的关键。“用无用”是一种处世态度，以无用之用、木材之材入“人间世”，既不逃世，也不急流勇进，而为逍遥游作铺垫。然后，由安而顺，由顺而游，层层深入，最后达到逍遥大通之境。 　　　 “生亦何欢，死亦何忧？怜我世人，忧患实多！” 　　　　这是一片多灾多难的土地，生息着一群忧患深重的生灵。也许他们有过无忧无虑的黄金时代，有过繁庶富裕的白银时代，也有过英勇尚武的青铜时代，但终于无可避免地进入了黑铁时代。这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历史观。（赫西俄德：《神谱》，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而从太平世、升平世沦落为据乱世，是中国古人的历史观。令人惊讶的是，古希腊和中国几乎是在同时步入了第三个时代（据乱世），或者说，他们同时产生了深刻的历史感和历史的悲怆感，而这个时代又是文明史上第一个光辉灿烂的顶峰。 　　　　但文明的演进从来没有消除世间的苦难和人心的焦虑。一部人类史可以说是追求幸福的历史，也可以说是力求摆脱痛苦的历史。 　　　　二十世纪，经历过两次人类集体大屠杀之后，人们终于想起放下屠刀，洗干血迹了。重刑酷杀废止了，暴力革命减少了，但局部战争依然频繁。社会变成了一座中央监控式全景监狱，在“权力与知识”巨网的保障下，以缜密温柔型权力技术来控制和驯服心灵。换言之，现代社会较以往社会有着更完善的机制，但现代生活的焦虑显然比过去多得多。尽管现代人表面上更倾向于自由选择，但实际上却受到更多的约束，尤其是那些不在当场、甚至匿名的社会产物以潜在方式所施加的约束。结果所谓自由选择只不过是变被迫控制为暗中支配，受各种似是而非的意识形态的支配，受官僚程序的支配，受各种社会化了的本来没有意义的欲望的支配…… 　　　　现代社会的心理疾病较之以往既繁多又复杂。人类存在的最大悖论就是他不得不端起他亲手酿造的苦酒，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中制造出来的。这杯苦酒是他割舍不下的生活。一个人的生命也许是这样度过的：他们出生，他们受苦，他们死亡。苦难是人面临的巨大挑战，人们试图以各种方式去回应它。人间有多少种苦难，就有多少种关于苦难的思考：是追求永恒还是及时行乐？是逍遥无为还是积极进取？是看破红尘还是挺身而入？是规规矩矩还是浑浑噩噩？ 　　　　古往今来的芸芸众生以实际的生活为这些思考做出现实的例证。但是自古“悲苦之词易写，欢愉之词难工”，悲苦的人生体验要远远胜过对欢愉的感受。二十世纪的人类也许没有什么太大的悲痛，没有什么太深刻的悲剧，也许更多的是焦虑和无聊，沉闷加麻木。也许人类最终会走向大同，但这对于我们不是活着的根据。我们要问的是现在：天下有至乐有无哉？（《至乐》） 　　　　庄子说“有”，但首先要认清人生的苦难和苦难的根源。既然苦酒是自己酿成的，还是要先尝一口。 　　　　这是个乱世。“养形必先之以物，物有余而形不养者有之矣。有生必先无离形，形不离而生之者有之矣。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过，悲夫！世之人以为养形足以存生，而养形果不足以存生，则奚足为哉？虽不足为而不可不为者，其为不免矣。”（《达生》）比如三国时的嵇康曾作《养生论》，认为“修德以保身，安心以全身”。但却因“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礼教）而任自然”，在权力倾轧中为当权者所杀。后人说他“养生而不知养身”，（牛僧孺：《养生论》，《全唐文》卷六八三）杜甫诗曰：“君不见嵇康养生遭杀戮。”嵇康的故事虽然后于庄子的时代，但亦足以作为诠释的例证：乱世中养生、养身太难了！ 　　　　乱世中有各种各样的人，如想趁火打劫者，想拯救天下者，还有想养生全形的人。想拯救天下的人，不外乎以伦理教化治世和以暴易乱两条途径。前者抵不过混水摸鱼、暗渡陈仓的人，后者为瞒天过海和借刀杀人者提供了借口。“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耶？并与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世有齐国。则是不乃窃齐国，并与其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胠箧》） 　　　　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昏上乱相，或荒淫或暴虐，或逐鹿中原争城夺地，或杀人盈野抢夺财货，于是社会大舞台上频繁上演着无数悲剧、闹剧、惨剧。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或者说，在这样一种生活中，个人恐怕不但无力回天，而且不知不觉变成了悲剧中的牺牲者，闹剧中插科打诨的小丑。 　　　　社会的价值规范也分化崩解为各种对立、相斥，甚至不可通约的碎片，任何一种行为都能找到相应的“理由”，任何批评也不具备绝对的效力。个人成了荒原上的流浪者，“人生本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划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了喧哗和骚动，找不到一点意义。”（莎士比亚：《麦克白》第五幕第五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但是，即使人生事实上是这个样子，它也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试问，人生的苦难究竟是因为本性被压抑而不得抒发，还是因为本性被名利欲望所遮蔽而丧失呢？庄子说，兼而有之。 　　　　当本性在压抑中变成了机巧伪诈，本心也就被蒙上了一层网罩，欲望人生代替了自然生活；当本性被重重浓雾所笼罩，本心便在被动压制和主动压抑的双重作用下丧失了“天真”。 　　　　因此，一个人是否幸福，并不取决于他所处的社会是否完美。一个良好的社会至多是个人幸福的必要条件；一个不良的社会不能成为个人不幸的充足借口。幸福首先取决于澄明的本心和良好的生活意识。这样的人即使在乱世也能独善其身。否则，随言本心的被遮蔽，痛苦也就无可避免了。 　　　　庄子说，百年大木，被割开做成“牺尊”，加以青黄之色的文饰，而不用的部分被弃于沟中，牺尊与弃木相比，美丑虽有差别，但从丧失本性来说是一样的。夏桀、盗跖与曾参、史鱼相比，行为的好坏是有差别的，然而从丧失本性来说都是一样的。（《天地》） 　　　　但这并不是说，善恶本身没有差别，而是说，相对于天道和天人合一的本性来说，这种对立是没有意义的，甚至在“失性”上是一致的。有人认为道家鼓吹无恶不作与居仁行义一样自然，一样合理，其实是莫大的误解。 　　　　庄子接着说，丧失本性的表现有五种：一是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是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是五臭熏鼻，激扰嗅觉；四是五味浊口，败坏味觉；五是好恶迷乱人心，使性情浮动。这五者，都是生命的祸害。（《天地》） 　　　　那么，是不是五味浊口人就不该吃饭？五色乱目人就该做睁眼睛？五声乱耳就该掩耳盗铃？当然不是。五色未必乱目，但若失去本性，被五色所炫惑，那么当然心神摇荡，追逐美色去了。好恶未必乱心，但有好恶就必然有某种立场和先入之见，如果固执地坚守这种立场和由此而来的善恶正邪分别，那么要是它们不合天道的话，则必然带来恶果。宋明儒士以理杀人便是例证之一。 　　　　所以庄子批评主张纵欲的杨朱和主张禁欲的墨子，认为他们只是在欲望数量的增减上做文章，却没有考虑到二者都是不合人性的，没有考虑到还有实质上的变化，即不追逐欲望而又不扼杀欲望的“无无”境界。换言之，假如有了良好的生活意识和合乎天道的本心，欲望是不可能困扰人生的。因此，所谓“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名言，其实是把人分裂为对立的两个方面，永远解决不了人生问题。庄子讽刺道，那些人好恶声色充塞心中，冠冕服饰拘束着身体，栅栏塞住了内心，绳索捆住了身体，眼看着在绳捆索缚中还自鸣得意。要是真有所得话，那么被反手缚绑的罪人、囚在兽栏中的虎豹，岂不是也可算作自得了？”（《天地》） 　　　　虎豹囚在笼中，一开始还愤怒咆哮，在绝望中挣扎，但不久就习惯了笼中的生活，习惯了定时送来的丰厚食物，再也没有饥肠辘辘的痛苦了，再也没有担惊受怕的自然生活了。“生龙活虎”不再“困兽犹斗”，而是成为“识时务的俊杰”。 　　　　殉财的小人可能富甲天下，但这样的人，“耳朵要听钟鼓管箫之音，嘴巴要尝牛羊美酒之味，以刺激他的情意，遗忘他的事业，可谓乱矣；沉溺于骄盛之气，好像负重爬山，可谓苦矣；贪得无厌，取怨于人，贪图权柄，费尽心思，闲散无聊，沉溺酒色，身体肥胖，颐指气使，可谓病矣；为了求富逐利，所以积财高于墙而不知足，并且贪而不舍，可谓辱矣；聚财敛资而无所用，专意营求而不舍弃，满心烦恼，贪而无厌，可谓忧矣；在家担心盗贼，在外畏惧盗寇，里面楼台高锁，外面不敢独行，可谓畏矣。这六者，是天下之大害，而大家却遗忘了，不知省察，等到祸患来临，想用尽心尽竭尽钱财，只求一天的安宁无事也做不到了。所以以身殉名利，岂不是太迷惑了吗”？（《盗跖》） 　　　　如果说，有人还能做到抵御物欲和钱财的诱惑，那么“不汲汲于荣名”（骆宾王：《上吏部裴侍郎书》）就更难了：孔子不是还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吗？正如唐代诗人元镇曾经自嘲的：“三十年来世上行，也曾狂走赴浮名。” 　　　　在《人间世》中，庄子假托孔子教导颜回的话，说：“从前夏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都是因为后者修身蓄德，以臣于的地位爱抚君王的民众，所以他们在下的地位和美好的名声违逆了在上的君王，引发了猜忌之心。所以君王因为他们的修身蓄德而陷害他们，这就是好名的结果。” 　　　　如果说，有人还能视名利如浮云的话，那么，无心于智力争斗更是难上加难。庄子对以智相斗的人做了精采的描述：大智广博，小智精细；大言盛气凌人，小言喋喋不休；他们睡觉的时候精神交错，醒来的时候形体不宁。在与外物接触的时候纠缠不清，整天勾心斗角。有的出语迟缓，有的语阱密布，有的言辞谨严。小的恐惧便垂头丧气，大的恐惧便惊魂失魄。他们的发言如利箭离弦，专心窥伺别人的是非加以攻击；坚持己见，就好像发过誓一样，只是默默不语等待致命良机。他们衰颓如同秋冬之肃杀，一往之气，气衰而竭。他们沉溺于日斗夜辩之中，无法恢复生意，心灵闭塞如受绳索束缚，沟壑纵横，绝失坦荡，愈者愈不可自拔。他们那走向死亡的心灵，再也无法恢复活泼的生机了。那些人时怒时喜，时悲时乐，时而忧心忡忡时而跨叹不已，时而反复无常时而怖惧无已，时而浮躁，时而放纵，时而张狂，时而作态，好像音乐从虚器中发出来，又像菌类由气蒸发而成一样，无生亦无根，如幻声幻形，日夜在心中交侵不已，但那些人又不知道它们为什么会发生……（《齐物论》） 　　　　那些人之所以不知道原因，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智力和知识，而是他们太看重它们，或者想借之以攫取名利，享受人生，或者想借之以拒斥名利，清高自许。这些人不以智养内，反以智逐外物，获取知识，当然不可能自反于己，获得天地真心。 　　　　所以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始已！已而为知者，形而已矣！”（《养生主》）意思是说，既然这样还要去追逐知识的人，肯定会疲惫不堪了！ 　　　　“人一旦禀受成形，就不参与天地变化，而等待着形体耗尽，和外物相接触便相互摩擦，驰骋于其中，而不能止步，这不是很可哀吗？终生劳碌而不见有什么成就，疲惫困苦都不知道究竟为的是什么，这不也很可悲吗？这样的人生虽然不死，又有什么意思呢？人的形体会逐渐枯竭衰老，而人的精神又困缚于其中随之消亡，这不是莫大的悲哀吗？人生于世，本来就是这样昏昧吗？还是唯我独昏而别人也有不昏昧的呢？”（《齐物论》） 　　　　有对待心则有知识，因知立言，因言生辩，以心斗物，以物斗心。起先试图役使外物满足欲望，结果却必然为外物所役使。被役使则昏昧，昏昧则有成心，有成心而不知泯除，则师心自用。师心自用则生是非，又复因是非而立言，因言而争是非，辩争无休，昏昧无已。 　　　　庄子既不是以己之昏昏而欲使人昭昭；也不是一副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派头。他知道对于天道，无论谁都应该敬畏，都不该太狂妄太自负，都不该固执于成见，师成心而自用，自以为是，而以人为非。否则，天道就被小的成就所遮蔽了，至言就被浮华之辞遮蔽了，儒家与墨家的争论就属此类，更何况一般人呢？ 　　　　“小夫之知，离不开应酬交际，劳弊精神于浅陋琐事，却想普渡众生，引导万物，以达到太一形虚的境界。像这样，只是为宇宙形像所迷惑，劳累身体而无法认识太初之境。……悲哉乎！你们的心智拘泥在毫末小事上，怎么会知道大宁的境界呢？”（《列御寇》） 　　　　因此，人生并不必然痛苦，至乐、天乐也是可以获得的，这就看你怀着一颗什么样的心灵。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倏与忽时相与退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台一窍，七日而混沌死。”（《应帝王》） 　　　　南海之帝喻手，北海之帝喻脚，中央之帝喻心。手脚敏捷有为，心却应混沌自然。敏捷有为之行若伤纯朴自然之心，此心一伤，必为“机心”、“成心”，巧者劳而智者优，人生便不免于痛苦；执迷不悟，痛苦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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