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康熙帝以历史上少有的雄才大略，引导大清帝国摆脱明清之际的混乱与动荡，走向和平与安定，为持续时间长达130余年的康乾盛世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后世史家谓康熙帝一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评价可谓公允。即使今天我们反观康熙帝及其时代，也仍能为其杰出的人格魅力所感动，并从中获得很多教益。 　　　　以儒家思想为治国之本 　　自幼即对儒家学说充满浓厚兴趣的康熙帝即位以后，在以熊赐履为代表的一批汉族官僚的推动下，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儒学的学习中，“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倦”（《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80页）。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他在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中，明确宣布清廷要将治统与道统合一，以儒家学说为治国之具。康熙帝的这一态度为清朝内部持续数十年的文化纷争（也是治国方略的纷争）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此后，儒学在清朝社会特别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获得了正统的、合法的主导地位。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意味着作为中央政府的清朝政权，在保持自己独有的民族特色的同时，又因吸收博大精深的中原政治传统，从而具有更加丰厚的文化底蕴。政治伦理的儒学化，使这个政权第一次具有了系统而明确的理论指导，从根本上解决了清初社会政治的演变方向，为清朝社会进入协调、稳定的发展阶段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制度基础。当时，不少汉族官僚为这一新的政治动向而欢欣鼓舞，并预感到中国社会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理想状态。 　　　　以皇权专制为官僚政体的核心 　　　　康熙帝亲政以后，一方面通过各种手段，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限制满洲贵族的权力，如剥夺各旗王公干预旗务的权力，破除“军功勋旧诸王”统兵征伐的传统，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政治影响等；另一方面又毫不含糊地提出要建立由皇帝个人独裁的专制政体。他说：“天下大权当统于一”（《清圣祖实录》卷275，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身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清圣祖实录》卷284，康熙五十八年四月辛亥）。康熙帝确立的君主专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用人之权、奖惩之权由皇帝亲自控制，不许臣僚干预；通过特务统治、密奏制度，对臣僚实行严密的监督和防范；反对朋党，严防臣僚结党对抗皇权。康熙帝确立的君主专制原则，被雍正、乾隆二帝继承和发展，逐渐成为清朝新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家法”。清朝君主专制政体，在康熙朝被正式确立以后，持续两百余年，直到二十世纪初清朝灭亡，方被废除。 　　　　康熙帝在加强皇权的同时，也着手完善清朝官僚政治制度。有两个现象值得特别注意：一是康熙九年八月将内三院改为内阁，从此内阁作为清朝法定中央政府、作为官僚政治的重要象征，其地位稳定下来并一直存在到清末；二是康熙二十三年开始纂修《大清会典》。这是清代第一部重要的政典。《大清会典》于康熙二十九年完成，共162卷。从此，清朝官僚政治的运行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初步实现了政治运作的规范化。 　　　　清朝官僚政治直接服务于专制皇权，是实现皇帝个人独裁的重要工具。但与此同时，官僚政治对防止贵族滥用权力、改善官风、规范政治运行及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等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健全官僚政治是中国传统社会由乱到治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在强化皇权的同时，大力加强官僚政治建设，显示了康熙帝卓越的政治眼光。 　　　　以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为职志 　　清朝对中国历史最重要的贡献是完成了国家统一。清代国家的统一，不但初步奠定了近代中国的疆域版图，而且使各民族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风雨同舟，共求发展，也为近代中国抵御外来侵略、追求富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前提。而这一伟大历史成就之基础也是在康熙朝奠定的。 　　　　从康熙帝开始，清朝初步形成了剿抚并用、以德服人的统一方针，即“乱则声讨，治则抚绥”（《清圣祖实录》卷180，康熙36年2月壬寅），“仰凭天道，俯惬人情，以万不得已而用兵”（《御制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序》）。这一方针在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大大加强了边疆少数民族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特别是上层贵族和清廷建立了比较和谐、融洽的关系。康熙帝说：“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清圣祖实录》卷151，康熙三十年五月丙午）。康熙朝的统一事业，为乾隆中叶清朝最后完成国家统一打下了坚实基础。 　　　　康熙时期，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确立，政治体制的健全，国家统一的推进，从不同的侧面将中国引向繁荣。到康熙中叶以后，清朝社会就呈现出一派“盛世”景象。时人称，“士敦诗礼，民安耕凿，萑苻夜息，桁杨昼静，行旅歌于途，商贾嬉于市。即梯山航海，沐日浴月之乡，欣欣蒸蒸，无远弗及”（《清圣祖实录》卷300，跋）。而这一成就的取得，显然与康熙帝的个人努力密不可分。 　　　　需要指出的是，康熙时期的中国社会在走向繁荣的同时，也蕴含着新的隐忧，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政治腐败；二是最高统治权力的继承；三是西方殖民势力的侵略。对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尽管康熙帝都深有觉察，并想方设法予以解决，然而未能取得真正的成功。历史就是这样，每一个杰出人物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当国家的命运和领袖人物个人的命运过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个人的局限往往会变成时代的局限。到康熙帝晚年，大清帝国实际上已陷入政治腐败和权力争斗的严重困境。所幸的是，他的继承者雍正帝和乾隆帝都励精图治，奋发有为，最终引导清朝摆脱危机，走向新的繁荣。唯一可惜者是在如何妥善对付西方殖民侵略问题上，雍乾二帝基本沿袭康熙帝遗留下来的闭关政策，从而为19世纪中后期中外形势的巨变埋下了沉重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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