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年来，胤祯及其《抚远大将军王奏档》一书已引起清史界的广泛重视。胤祯为清圣祖玄烨之第十四子，康熙晚年，深得乃父宠信，故有抚远大将军之特命。皇太子胤礽一废再废，诸皇子党夺嫡之争日烈。圣祖之命胤祯远出及久留西宁，岂亦有如诸葛亮为刘琦谋，所谓"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者耶?圣祖溘逝，皇四子胤禛继位，胤祯改名允禵，幽禁终身。胤祯西征一段史实几被湮灭，官书、上谕及《实录》改而又改，删除殆尽。迄今仅存的满文原抄本《抚远大将军王奏档》，不分卷，20册，为胤祯西征在外时亲笔上奏乃父圣祖玄烨之原档。墨迹幸留，铁证如山，其重要性可想而知。40余年前，拙撰《胤祯西征纪实》一文，曾牵涉及之，今又草成此文，庶几讨论不厌其详，或亦可免续貉之诮乎? 　　 　　一、胤祯《奏档》译汉的版本问题 　　胤祯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七月之受特命，远出西宁(今属青海省)，坐镇西陲，手握兵权财权，为诸皇子所欣羡而不可得。然胤祯为人谨慎，事无巨细，亦必奏请乃父而后行。历时四五年，所上奏稿均用满文缮写而成。原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库珍藏两部胤祯奏稿，均为全本:前者书号NC4662.8/2138，汉文题为《王抚远大将军奏档》，又作《王抚远大将军书》，满文为goroki be dahambure amba jiyanggiyun wang ni wesimbuhe bithei dangse，应以译作《抚远大将军王奏档》为妥。一木匣，20册，末册末叶盖有满文"goroki be dahambure amba jiyanggiyun oron"(抚远大将军印)及"无虑山农"与"甘年典属三部藏"字样，三印均硃色篆文，似即康熙五十七至六十一年间内府底档的写本。宝墨宛然，是近300年来唯一幸存的孤本，洵为胤祯奏稿各本所从出之祖本，今简称之为《奏档》本。《奏档》本藏主为无虑山农，且曾在理藩院典属司任职20年之久，当为郎中，其姓名莫考。后者书号口917．2123/5342，汉文译本，题为《抚远大将军奏疏》，亦一木匣，20册，手抄本，墨迹犹新，疑为民初蒙藏院翻译传抄本，今简称之为《奏疏》本。又北大图书馆另藏有《抚远大将军奏议》，不分卷，抄本1册，仅收奏稿26件，实为选录节本，今简称之为《奏议》节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于1982年编辑出版的《清史资料》第三辑第159一196页收录之《抚远大将军奏议》，即此《奏议》节本。最近出版的《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20卷，精装二 　　册，收奏稿256件;系由吴丰培(五年)先生据民初蒙藏院汉译本整理修订而成为《中国文献珍本丛书》之一种，1991年4月由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今简称之为《奏稿》本。 　　1987年日本青年学者石滨裕美子女史据东洋文库藏《抚远大将军奏折》(以下简称《奏折》本)，持以与《清史资料》第三辑收录的《奏议》节本相勘比，撰有《东洋文库所藏写本抚远大将军奏折与清史资料第三辑所收抚远大将军奏议》一文。据统计《奏议》节本只收奏件：康熙五十七年十月二十八目、十二月五日各1件，康熙五十八年二月十日1件，同年二月二十日2件，同年三月五日、十三日、二十三日各1件，同年四月十六日4件，同年五月十二日、六月十三日各3件；(中缺)康熙六十年十月二十二日3件，康熙六十一年五月六日2件，同年十月二十七日1件。共24件。《奏折》本所收：康熙五十八年十一月六日9件，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件，康熙五十九年二月九日7件，二月十二日3件，同年三月二十一日4件，三月二十八日1件，同年四月二十二目5件，同年五月二十一曰4件，同年六月二日4件，六月七日1件，六月十日2件，六月二十二日、二十九日各3件，同年七月四日2件，七月十日7件，七月二十二日3件，七月二十六日2件，同年八月二日4件，八月十一日1件，八月二十九日3件，同年九月二十一日1件，九月二十八日2件，同年十月十二日4件，同年十一月四日3件，十一月二十日4件，同年十二月十二日1件，康熙六十年一月二日、十日各1件，同年一月十七日2件，一月二十二日6件，一月二十四日3件，一月二十七日2件，同年二月十八日3件，二月二十三日10件(下缺)。共111件。今已知《奏稿》收录的奏件为256件，则《奏稿》多于《奏议》节本逾10倍，多于《奏折》本亦近1倍半。 　　1990年10月至11月两月间，我乘访问日本之暇，并获神田信夫教授之热忱绍介，得借阅东洋文库珍藏之《抚远大将军奏折档》(即《奏折》本)，上下两函，共11册，每册叶数各异，不记叶数。每叶两面，每面8行，每行20字，抬行2字。每叶中缝有"静文西号"四字。静文西号疑是民初北京琉璃厂东西街文化书店之店铺名，显系抄书用纸。可能是当年日本学者从北京厂肆书店所购得，只11册，已非全书。我查过各种版本，知东洋文库所藏之《奏折》本首册(第1册)同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奏疏》本之第5册，因两本同有康熙五十八年十一月六日一折可证;又《奏折》本末册(第11册)末叶为康熙六十年二月二十三日一折同于《奏疏》本之第14册第16叶下也。 　　又按新出版的《奏稿》本与《奏疏》本均为20卷，奏件起讫亦均相同，是否同出一源，有待进一步之探讨，详见下节。 　　 　　二、《奏档》满文的译汉问题 　　据吴丰培先生撰写的《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序》称：“此稿全是满文，原存于北洋政府 　　的蒙藏院。经该院总裁贡桑诺尔布命该院翻译科派员译成汉文。当时我父吴燕绍先生 　　就在该院工作，素研蒙、藏、维各族历史，广事收集有关资料，亟出资请人抄录全 　　份。原拟付印，奈译文非出一人之手，人名、职称、地名均前后分歧，又译者大部分汉文文笔极差，文意倒置，主次不分，竟难读顺。…今就译本编纂，…文意不通处加以勾乙，使能读通，汰其重复，保留原意。”是《奏稿》系从《奏档》译本传抄，与《奏疏》虽同出一源，但复经吴丰培先生勾乙删汰，已另成一种与旧貌全异的新译本了。 　　兹举《奏档》康熙五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第一奏满文原文为例： 　　goroki be dahambure amba jiyanggiyun wang amban ni jingguleme 　　wesimburengge, baicaci，hebe gisurehe bade, ere aniya mudan cooha de 　　tucibuhe hafasa de sunja aniya funlu, cooha urse de juwe aniya ciyanliyang 　　buki, gemu juwan biyai bigan i ciyanliyang buki sehebi, ere juwan buhe 　　funlu ciyanliyang dasitara de isire be dahame, bigan i ciyanliyang be ging 　　hecen ci ilan biyangge be goroki morin ulebure bade isinaha manggi, wajiha 　　inenggi ci sirame, jai biyadara bigan i ciyanliyang gaiki jase tucime teileme 　　dosire erinde, acara be tuwame gaifi buki sembi，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ahe, hese be baimbi 　　elhe taifin i susai nadaci aniya juwan biyai orin jakun 　　amba jiyanggiyun wang 　　gusai ejen amban wangura 　　tui janggin amban usiba 　　araha tui janggin amban galb 　　meiren i janggin amban boose 　　meiren i janggin amban uksun i hesiha 　　meiren i janggin amban alimboo 　　meiren i janggin amban gioroi alibu 　　coohai jurgan i hashu ergi ashan amban bime dotgi yamun i ashan i bithei 　　da i baita be kamcifi isihiyara, an i cooha jurgan i baita be icihiyara 　　amban jakdan 　　《奏疏》译为: 　　抚远大将军王臣谨奏：查会议处拟请在军此次官员著给五年俸银、兵丁二年钱 　　粮，均给十个月行营钱粮等语。此次支借俸饷，既(即)便治装，行营钱粮，自京师先 　　领三个月，俟到喂马场后自用竣之目，陆续再行按月请领，至出口临阵时，拟请酌量 　　颁给。为此谨奏请旨。 　　康熙五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大将军王 臣 　　都统臣旺乌哩 　　护军统领臣五十八 　　委护军统 领臣噶拉毕 　　副都 统臣宝色 　　副都 统臣宗室和什和恩 　　副都 统臣阿林保 　　副都 统臣觉罗伊哩布 　　兵部左侍郎兼管内阁学士事务仍办兵部事宜 臣 札克丹 　　今据经过吴丰培先生整理编纂的《奏稿》，不但"统一了人名、官名、地名"，而且 　　在每一奏件之"文前摘录事由”，"每篇拟目，以便检用"。如《奏疏》第一奏第一句"抚远 　　大将军王臣口口谨奏"，《奏稿》改为"奏请将行营钱粮陆续发给事"，即所谓"摘录事由”; 　　并于奏文前标题为"请将行营钱粮陆续发给折"，即所谓"每篇拟目";又《奏稿》将原奏 　　末尾之年月日移于每奏"拟目”之下。第一奏的奏文中两本亦有异同处，如《奏疏》“陆 　　续再行按月请领"，《奏稿》无"陆续"二字；又《奏疏》末句“为此谨奏请旨"，《奏稿》作 　　"谨奏"。再者，原奏列名者，《奏疏》“大将军王臣"下缺名，而《奏稿》补"允禵"二字。查 　　《奏档》原未署名，是誊录翻译者为胤祯讳也。则"允禵"之增入，显然出于《奏稿》改编 　　者之手。同奏列名中有"噶拉毕"下，《奏稿》用括号标"尔弼"二字，并注出依《清实录》改。又如第二奏·《奏稿》除增拟目有改动外，《奏疏》“奉皇父谕旨派臣带管正黄旗簇 　　支”，《奏稿》无"皇父谕”三字；又《奏疏》“除令扎各旗营外"，《奏稿》无"营"字;又《奏 　　疏》“伏候皇父指示谨奏请旨"、《奏稿》作"伏乞训示谨奏"。"《奏疏》“候皇父指示谨奏请 　　旨"，《奏稿》作"伏乞训示谨奏"。再如康熙六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最末一奏，《奏疏》中 　　"年庚尧"凡四见，而《奏稿》中均改作"年羹尧"。依前所述，《奏疏》与《奏稿》的译文迥 　　有差异，知译者非出一人之手。相对比较而言，《奏疏》接近《奏档》原文，而《奏稿》展 　　转传抄，或多有窜改。即如年羹尧一名之所以改译作"年庚尧"者，疑在雍证二年(1724） 　　年羹尧案发之后，译者故为隐讳以远嫌，亦未可知。考《奏疏》最末一奏之前康熙六十 　　一年十月十一日一奏中"西寍"凡两见。《奏稿》均写作"西宁"。则知"寍"一字为清宣宗 　　曼宁的避讳字，是《奏疏》的抄译一定在道光年间或其后，早于《奏稿》无疑。又《奏折》 　　本只有11册，前缺4册。后缺5册。上述《奏疏》与《奏稿》相校异同之处，正为《奏折》 　　本所缺，故无从与之对勘。 　　今略举《奏稿》、《奏疏》与《奏折》三者中数例相对勘，如《奏稿》有"生杀在大将军处 　　理”一句，《奏折》中"大将军"下有"王"字不脱；又如《奏稿》有"赏银十万两、绸五 　　百匹”一句，《奏折》第8册第15叶上"绸"作"紬"，而《奏疏》本脱"银"字，又"绸"误 　　"调"；又如《奏稿》康熙六十年一月二十二日奏末有云，"第巴达克册、噶隆扎什则 　　巴、阿昭拉、杜拉尔台吉，多霍栾达什皆伙同贼准噶尔助逆作乱，毁坏黄教，迫害人民 　　等。若不正法，则日后仍从准噶尔贼作乱。是以我们共同商议，第巴达克册、扎什则 　　巴、阿昭拉、杜拉尔台吉、多霍栾达什斩首示众，家产、人口、马牲口、田地抄没。 　　照数查核，皆给达赖喇嘛属下。再一般逢迎准噶尔人等，拟从宽酌量治罪或免释"等 　　语，持以与《奏折》相较，"第巴达克册"作"迪巴达克咱”（下同)。"噶隆"作"嘎隆”， 　　"伙同贼准噶尔"作"准噶尔伙贼","助逆作乱"上多出"从此等"三字，"黄教"作“道教"， 　　"迫害人民等"作"破坏地方人等”，"若不正法"作"不以正法","日后仍"作"日后必仍"， 　　"从准噶尔贼作乱"作"从中作乱事行"，"共同商议"删"同"字，"阿昭拉、杜拉尔台吉、 　　多霍栾达什斩首示众"改为"等五人随逆贼帮行，断不可留”，"属下"作"上”，"一般" 　　作"小","拟从宽"作"应从宽”，"或免释"删"或"字等等。从而充分证明《奏折》与 　　《奏疏》、《奏稿》两者的译文差异显然，译者亦决非出一人之手。然则《奏疏》、《奏折》 　　与《奏稿》三者虽均本自《奏档》，而译非一时，又非出一人之手，加之传抄屡易其人，历有窜改润饰。古人云，"一源十流"，此之谓也。 　　 　　三、抚远大将军之特命 　　前已述及，胤祯受命为抚远大将军出自特命，固无论矣；然胤祯以贝子称王而被称为抚远大将军王，则又何说以对?两年前，我撰有《满族贝子称王考》一文，曾引 　　《抚远大将军王奏档》中满、汉文之称goroki be dahambure, amba jiyanggiyun wang 　　与汉文之称"抚远大将军王"为自称，奏之于君父之前，当非俗称，而为乃父圣祖玄烨 　　所默许，虽亦提及圣祖玄烨《给抚远大将军王胤祯敕书》，《敕书》中亦称其子胤祯贝子 　　为"抚远大将军王"，但我当时尚未亲自见到圣祖玄烨亲笔所写之满汉文敕书。后承北 　　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张莉同志为我复印馆藏清圣祖玄烨亲笔所写《给抚远大将军王 　　胤祯敕书稿》之满汉文敕书各一份。兹先节录满文如下： 　　huwangdi hese goroki be dahambure amba jiyanggiyun wang in jeng de wasimbuha，····cohome simbe goroki be dahambure amha jiyanggiyun obufi， 　　manju monggo niowaggiyan tui cooha be uheri kadalabume unggimbi,si yaya 　　babe necin wang nersu. galai amban i baita be daiselaha hung su. gusai ejen 　　yan sin. gusai ejen tutsung. tui janggin galbi. meiren i janggin alimboo. 　　tsung bing guwan li lin. bar kul i jugun i jiyanggiyun funingan sei emgi faksikan i arga deribufi uhen hebdeme yabu ··geren jugun i cooha, monggoso i cooha be fidere forgoso. 　　次录满文译汉: 　　皇帝敕谕抚远大将军王胤祯…特命尔为抚远大将军，统领满洲、蒙古、绿旗 　　(即绿营)大兵。一切事宜，尔与平郡王呐尔苏、署理前锋统领弘曙、都统颜信(一作 　　"延信")、都统楚仲(一作"楚宗")、护军统领噶尔粥、副都统阿林保、总兵李麟(一作 　　"李林")、巴儿库儿(一作"巴里坤")富宁安等酌定方略，公同计议而行。。…各路大兵 　　及蒙古兵丁听尔调遣。"" 　　从中不难看出，圣祖玄烨既命胤祯"统领满洲、蒙古、绿营大兵"约10万人，同时 　　授胤祯以"听尔调遣"的指挥大权，而且在亲笔敕书中直接称之为"抚远大将军王胤祯"。 　　这是出于当时皇帝本人与胤祯君臣父子之间，朝野臣工，从而效尤，称之为王，名正 　　言顺，又何僭妄之有? 　　无怪乎胤祯甫抵西宁之日，西宁卫属人民等即呈称"圣主(圣祖玄烨)眷念民和，施 　　恩万户，遐迩普被仁泽，众民得生。""幸王(胤祯)新奉谕旨，颁布恩惠，蒞临边地，本愚民等即如亲见圣主，叩瞻天颜"。又今甘肃省武威县之凉州士民等亦呈称 　　"本凉州地居边壤，近数年因遭旱灾，圣主特沛恩施，叠次豁免人民钱粮草豆，所以 　　小民各得生路。""幸王亲承谕旨，率领大兵，来至本省。我小民见王，即如朝觐天 　　颜(指圣祖玄烨)，叩谢天恩”。是胤祯之出征西陲，甘、青官民人等"如亲见圣主"， 　　或"如朝觐天颜"，不啻以胤祯为乃父圣祖玄烨的亲身全权代表视之矣。 　　我昔年撰文曾以随胤祯西征之"王、贝子、公、闲散宗室等凡十六员"中之"内廷 　　三阿格"为圣祖玄烨第三子胤祉;又在小注中据《实录》康熙五十八年三月乙酉"皇三子 　　和硕诚亲王允祉恭请上(圣祖)幸王园，进宴"。认为胤祉于未抵西宁以前，已半途而 　　返北京。则抵西宁之阿哥为另一阿哥，其名待考云云。1982年《清史资料》第三辑重 　　刊《奏议》，附注亦指出:"据《清圣祖实录》载，康熙五十八年二月己巳，康熙帝‘幸畿 　　甸’，命皇三子允祉等‘随驾，四月庚寅，允祉‘恭请上幸王园，进宴’，七月，随帝 　　‘行围’，则允祉并未抵西宁。此处三阿格，到底是允祉原随军出征而后来半途回京， 　　还是本书译、抄过程中出的差错?待考”。查胤祯于五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起程， 　　同月十七日抵上花园，二十八日抵代遥，于次年五十八年一月八日驻保德州(今山西省 　　保德县)，同年二月六日至恒城渡口。同月十日抵宁夏(今银川市)，同年二月中，始抵西 　　宁(今属青海省)。知胤祉未抵西宁，则是确凿无疑。但在未离京前的六七天之同年十 　　二月初五日奏文中明云"内廷三阿格”，似即是胤祉。惟通读《奏稿》，康熙五十八年 　　四日十六日奏中仍有"王阿格"，初疑为"三阿格"之误;后检查《奏档》卷1第70叶上 　　满文原作"amban ilan age"，知"王"指胤祯而非胤祉。又胤祯于未抵西宁之前，同年 　　康熙五十八年一月八日奏中又有"沿途雨雪，…臣及诸子仰赖福庇，均甚安好”和 　　同年八月二十二日奏中有"班禅恭请圣安，并请大将军王、众阿哥等安”等语。按《奏 　　档》卷1第l0叶上与卷4第4叶上满文原文，前者作"amban mini beye juse se"，后者 　　作"amba jiyanggiyun wang geren agesei elhe be baiha"。则知"诸子"、"众阿哥" 　　与"王阿格"为同义语，则"三"之满文为"ilan"而非"ilaci"，与"内廷三阿格"《奏档》卷 　　1第3叶上满文原文作"dorgi ilan age"的三个阿哥正合。再证以《奏稿》中"贝子臣禄 　　斌"外之有"臣弘书、臣弘治、臣弘禧、臣广善、臣永乾”等人，似"弘书"即"弘曙"、"弘治"即"弘晊"、"弘禧"即"弘皙"。据清室谱牒:弘曙为圣祖玄烨第七子允祐的第一 　　子，弘晊为圣祖第五子允祺的第二子，弘皙为皇太子胤礽的第二子。又"永乾" 　　疑即"王子永谦”，而宗室延信，圣祖玄烨明言"为我之侄"，盖延信为肃亲王豪格 　　第三子猛峨的第三子，豪格为圣祖的伯父，则猛峨为圣祖堂兄弟，其子延信自是圣祖 　　的子侄。延信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正月被封授三等奉国将军，受命随胤祯西征，正 　　值知命之年，确为军中的关键性人物，卒以进藏有功，袭封固山贝子，晋封多罗郡 　　王。然则胤祯受命抚远大将军西征，其随征之王、贝子、公、闲散宗室等之多，庄严 　　隆重有如此者，有清一代未之有也。 　　 　　四、三个六世达赖喇嘛之真假问题 　　胤祯之受命西征，目的在完成驱准保藏的军事任务，以西藏"原系固什(一作‘顾 　　实’)汗所创设，世代固什汗之子孙助兴道教，与准噶尔何干？”而更在贯彻执行其文圣 　　祖玄烨"为推广黄教，撤消准噶尔所立伪达赖喇嘛坐床，以大兵之力送达赖喇嘛"的 　　宗教使命。所谓"以平靖教务为要事，以军旅为小事"者也。 　　先是，五世达赖圆寂后，第巴桑结嘉措选定藏南门隅(今门巴族)之宇松地方人仓 　　央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之灵童。旋拜五世班掸罗桑益喜(1663一1737)为师，剃发受 　　戒，并取法名为罗桑仁钦仓央嘉措，被送至拉萨布达拉宫坐床。这是最先立的第一 　　个六世达赖喇嘛。迨第巴桑结嘉措被俘处死后，拉藏汗于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另立 　　巴噶曾巴伊喜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而以第一个六世达赖为伪，非真达赖喇嘛灵童，清 　　廷命执献京师。但第巴桑结嘉措余部逃至准噶尔，求救于策旺阿拉布坦。1717年(康 　　熙五十六年)准部兵潜入藏，杀拉藏汗，拘禁所立之新达赖喇嘛于扎克布里庙。被 　　禁铜的新达赖喇嘛为第二个六世达赖喇嘛。 　　两个六世达赖喇嘛谁真谁假，姑且置之不论;而拉藏汗所立之第二个六世达赖亦被 　　废，又不为西藏僧俗人等所承认，故圣祖为了尊重藏、蒙僧俗人民对达赖之深情厚 　　意，乃又另立一新小呼毕勒罕，即当时住在西宁塔儿寺的一个西康年轻活佛噶桑嘉措 　　(一作"噶勒藏加木错","噶"或作"嘎"，其父为索诺木达尔扎)，实际上为第三个六世 　　达赖喇嘛。据胤祯奏称:"今策旺[阿）拉布坦阅此文，我们意以达赖喇嘛呼毕拉罕为非， 　　策旺拉布坦可识否?霍木什木(即塔儿寺)博迪萨都呼毕拉罕达赖喇嘛，圣主识外，何 　　人(能)识?亦非先五代达赖喇嘛呼毕拉罕圣主所封。今封此呼毕拉罕，我们派万兵咨 　　送，先在盟地，策旺拉布坦极奸猾人，不致[敢]言说"。又奏:"土伯特(即唐古特) 　　众喇嘛人民，俱言在西宁现有呼毕拉罕，实为达赖喇嘛之呼毕拉罕。天朝圣主将新呼 　　毕拉罕安置在达赖喇嘛禅塌上座，广施法教，实与众人相望之意允协”。故又有"本 　　青海人众，无论圣主如何颁布，无不遵行”之奏。此即胤祯所称"令达赖喇嘛坐床， 　　定黄教之道;以安各唐古特、蒙古等之心”，正合前引完成"平靖教务为要事”的宗 　　教使命之意。 　　新立的小呼毕勒罕噶桑嘉措即第三个六世达赖喇嘛，原住西宁塔儿寺，由胤祯派 　　兵护送，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四月二十二日从西宁起行，同年五月二十四日抵三音 　　索洛木，六月二十日到达木鲁马苏。一路护送满洲兵800名、绿旗兵800名，合 　　1600名。不分昼夜，兵不卸甲，第三个六世达赖小呼毕勒罕居其中，前呼后拥，戒 　　备甚是森严。从木鲁马苏起，始由都统延信接送，同年九月十五日赶至拉萨布达拉宫 　　坐床，一切平安无事。圣祖以第三个六世达赖年幼，尚未学经，而五世班禅世代尊 　　敬，令其奉之为师，受教经义。五世班禅于同年十月十八月至藏。是日，延信率领大 　　臣官员等由藏在10里外迎接，献哈达；第三个六世达赖出布这拉宫亲自迎接，执弟子 　　礼甚谨，呈哈达三次叩见。五世班禅坐高床，为一级坐。令达赖坐原床，补行坐床 　　礼。礼至隆重也。 　　关于六世达赖喇嘛，如前所述，共有三人：第一，即第巴桑结嘉措所立之仓央嘉措，始终得到藏、蒙僧俗人民的认可;第二，即拉藏汗所立之伊喜嘉措，但未得到 　　藏、蒙各部僧俗人民的承认，被策旺阿拉布坦废黜后，清廷亦未再过问；第三，即自 　　西宁塔儿寺觅得之噶桑嘉措，被清廷又册封为新六世达赖喇嘛，并送至拉萨布达拉宫 　　坐床。噶桑嘉措得到藏、蒙僧俗人民的认可，圆寂后，由于仓央嘉措被默认为六世达 　　赖，故清廷亦默认噶桑嘉措为七世达赖。这一段真假六世达赖喇嘛公案的过程，就是 　　如此。 　　 　　五、胤祯回京奔丧的时间问题 　　胤祯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底离京西征，三年后于康熙六十年(1721)年底曾回 　　京一次，请示来年如何进军准噶尔部之事，所奏:"臣(胤祯)不亲去恭聆圣训，难以率 　　行；且臣三年久离皇父(圣祖玄烨)膝下，孺慕殷切"。当时议政大臣亦均以“来年进 　　兵，事关至要，大将军王(胤祯)不亲自觐见，面聆圣旨，则难率行”。而圣祖既同 　　意"令大将军王来，印交讷亲王讷尔苏(‘苏’一作‘素’)"，但又以策旺阿拉布坦处(指 　　准噶尔部)"若有大事，大群随来，则大将军王停来”。是知胤祯之坐镇西陲固不可一 　　日轻离职守也。考之是年十月，有胤祯领子(即侄弘曙)"急速于是月二十日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县)起身”赴京之奏，以前一年胤祯回京"沿口绕行四十日”计，是年十一 　　月下旬或十二月上旬当可至京也。 　　次年，康熙六十一年(1722）九月十九日，胤祯又有入觐请旨之奏，最大理由为： 　　“来年皇父七旬圣寿超古大庆典礼，天下清、蒙、汉并凡入图册人等无不欢悦，虽绝 　　域外国人等亦无不欢悦。为臣子者逢此盛典，仰瞻天颜，晋叩万万岁大庆之意尤不能 　　止”。同年十月二十七日胤祯尚有派员护送策旺阿拉布坦差员踹那木喀等进京的最 　　后一奏，各本均同。则知胤祯离甘州启程赴京必在是年十月底或十一月初，抵京当在 　　十二月初旬或中旬。 　　如所周知，圣祖玄烨卒于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1722年12月19日），世宗胤禛即于第二日下谕："西路军务，大将军职任重大，十四阿哥允禵(即胤祯，雍正元年所改)势难暂离;但遇皇考大事，伊若不来，恐於心不安。著速行文大将军王，令与 　　弘曙二人驰驿来京。军前事务，甚为紧要。公延信著驰驿速赴甘州，管理大将军印 　　务，并行文总督年羹尧於西路军务粮饷及地方诸事俱同延信管理。年羹尧或驻肃州(今 　　甘肃省酒泉县)或至甘州办理军务，或至西安办理总督事务，令其酌量奏闻。…应速 　　行文大将军王将印敕暂交平郡王讷尔素署理，即与弘曙来京"。事实上，胤祯与弘 　　曙分别由副都统阿尔纳（‘纳’一作“恩”）、阿林保分成两起，疑是强行押解胤祯回 　　京。但据记载，世宗于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有"大将军王来时，朕止令副都统 　　阿尔纳随来，弘曙令副都统阿林保随来”一谕，知胤祯于圣祖逝世后一个月零五天已 　　到北京，则咨送谕旨及胤祯来京，一往一返仅三十五日。在两个半多世纪以前交通很 　　不发达的情况之下，是很难想象能达到行走如此神速地步的。 　　关于胤祯回京奔丧的时间问题，结合上述历史事实考察，比较合理的推测是，胤祯于康熙六十一年九月十九日奏请入觐祝乃父七旬万寿大典，同年十月底或十一月初 　　从甘州于同年年底前赶至北京。是胤祯抵京之日，即在圣祖逝世之同时或稍后几日， 　　不待乃兄世宗胤禛于父死之第二日急忙下诏召之回京奔丧也。按上次胤祯回京请示， 　　是有乃父亲笔敕书方能起程;此次如果不是乃父手敕，只凭乃兄世宗之一纸文书即命 　　驾言旋，束手待缚，亦是不可想象之事。何况时间如此巧合，胤祯于圣祖临终之前即 　　已离任起程来京，正好为乃兄世宗所利用耳。 　　再者，上次胤祯回京偕侄弘曙同行，亦已得圣祖许可，未闻二人分作两起行走; 　　而此次又是叔侄二人一路同行，何以必须分成两起，胤祯由副都统阿尔纳伴随、弘曙 　　由副都统阿林保伴随?而一路同来之参赞大臣渣克旦(一作"查克丹”）又何以被说成 　　"擅自违旨前来"而受到"革职留任"、发"回军前效力赎罪"之处分?此则正足以启后 　　是人之疑窦，如果历史上无世宗夺嫡一公案之存在，则当时自不会发生如此之多不易 　　解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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