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父皇之心为心 　　 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初，第二次废黜太子刚刚数月，左都御史赵申乔就疏请复行册立，康熙特召集满汉大臣宣谕：“建储大事，朕岂忘怀，但关系甚重，有未可轻立者"。“今欲立皇太子，必能以朕心为心者，方可立之，岂宜轻举"。康熙公开提出选择皇太子的明确标准，并以此为尺度，不动声色地考察、衡量每一位皇子，以便从中遴选接班人。从西征期间的一系列事实看出，允禵善于领会康熙的意图，能够以康熙之心为心。 　　 康熙五十四年后，清军与准噶尔部再次交战，虽然康熙本人一度轻敌，但大部分清朝官员却存在着厌战甚至畏敌情绪。五十五年三月，贵州巡抚刘荫枢上《题请缓图北征一疏》，劝请康熙息怒休兵，认为与之"分清边界，便可毕事"。作为督抚大吏，刘荫枢的想法在地方官员中具有一定代表性。无独有偶，大学士李光地也曾在此前后向康熙"叩首请曰，西征之役，臣每欲有云，然臣事上久，知上更加持重，必无轻举妄动之事，惟乞深为留意”，可见朝臣内也存在厌战之风。战争初起尚且如此，当五十七年拉藏汗被杀、西藏失陷、色楞等全军覆没等噩耗相继传来，朝中反对再次进军的意见，自然更占压倒多数;这从直到五十 　　九年初，“议政大臣及九卿等俱称，藏地遥远，路途险恶，且有瘴气，不能追至，宜固守边疆”，仍然反对进军西藏的情况，就可证实。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允禵带兵前往西宁途中，“只是想着何以微尽臣子之心”，“于途中看到色楞等人曾经失误而行之路，内心揆度，此必是我舍身效力，能使父皇开颜之路也”。"想到父皇必是让我报此仇恨(色楞全军覆没)，才派我出征的","只要能使父皇高兴"，便是"为儿之人"的最大心愿，"如若不能使父皇高兴，虽然功名超越古人，又有何稀罕，有何荣耀"。特别是当他在康熙五十八年正月接到本年暂不进军西藏的谕旨后，立刻上疏，恳请父皇不要因"藏地气恶伤人"而为他担心，力主进行充分准备后，当年即可由他“亲自率兵"进藏，以防"天长日久，士气减退"，或是兵丁"不能约束"，或是与当地居民发生种种纠葛，反会“使父皇更增忧劳"。这虽显示出允禵求战心切，但也表露了他 　　的进取精神与政治责任感。下述事例，尤为突出。 　　 经过将近一年的紧张准备，进藏条件己经成熟，然而内外臣工中的畏难惧敌情绪，较之从前并无变化。康熙五十八年十二月全体朝臣及"军前召至大臣"等讨论进藏事宜，竟得出"暂且看守之议"，主张按兵不动，暂不进军。对此，康熙针锋相对地驳斥道，"策零敦多卜领兵在藏，以我兵隔远，不能往救。朕思伊等兵，步行一年有余，忍饥带馁，尚能到藏，我兵顾不能至乎?今满汉大臣，咸谓不必进兵，朕意此时不进兵安藏，贼寇无所忌惮，或煽惑沿边诸番部，将作何处置耶?故特谕尔等，安藏大兵，决宜前进!" 　　 尽管几乎全体朝臣的意见与康熙相左，但康熙并非孤立，数千里之外，他有一位知音，恰恰就在康熙做出进兵决定的同一天，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正月初五日，允禵从西宁驻地上疏父皇，再次请战，"臣先前即奏请父皇，亲自率兵进藏，若父皇不允，则请求前往穆鲁(斯)乌苏(调度)”，见在平郡王(讷尔苏)等以此行危险，皇子名份重大等种种理由，“奏请将臣留守(西宁)，议政大臣即予依议，臣闻之，十分恼火"，对他们说，"你们这样阻拦我，是确为我本人而计，还是为了你等自身?若是爱护我方这样做，那么父皇反而不疼爱我吗?"…若言我乃皇子，关系重大，先前征噶尔丹时，父皇不顾忧劳，三次亲征，终于全歼噶尔丹。彼时王公大臣里，即应出一勇士，膺此重任，(代父皇)前去!"允禵在折子结尾恳求道，"此乃关系臣一生之大事，伏乞……圣心独断，或命臣入藏，或务必派臣前驻穆鲁(斯)乌苏!" 　　 对于是否进军西藏这样一件清朝头等大事，允禵与绝大多数朝臣的态度，竟如此不同!尽管康熙早已了解允一贯的主张与看法，但是，正当他对朝臣们的怯战情绪深感失望时，看到这件奏折，不禁仍为允禵勇敢无畏的精神所感动，为其能与自己的想法如此一致而欣慰，对爱子的嘉许之情，通过他的朱批，清晰地体现出来;"尔此奏甚是。朕也是这样想的。将你遣往穆鲁(斯）乌苏的主意已定。只是留守西宁之人甚属重要，详查后选定为好”。 　　 在西征问题上，康熙在自己的作战意图不为广大臣工所领会，甚至出现抵触思想时，却得到允禵的充分理解，以及用实际行动给予的支持。允禵强烈关注清朝的命运，衷心拥护康熙的驱准保藏、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的战略决策，并愿为此"拾身报效"。他的以父皇之心为心，正是建立在这一思想基础之上，这是允禵和康熙关系的本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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