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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西洋前,先说说清朝野对于开海的反对意见。除了华夷大防,其心必异一类的顽固观点外,主要异议在于开海造成国内物价波动,海上治安状况差,洋商和海关官吏舞弊这几个原因。如康熙四十七年江浙米价腾贵,部分言官辩疏:“皆由内地之米为奸商购往外洋所致,请申严海禁,一概不许商船往来,庶私购绝而米价平。”<<清升祖实录>>又如江苏巡抚张伯行连续上疏,渲染海洋盗贼猖獗,建议出海商船只用一桅,均改为平底等。
在开海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康熙还能审时度势,制订过一些开海惠商的政策,如改变明代对洋船的抽税方法,由原来的按来船的大小抽收税银(梁头税),到根据货物品种抽收货物税为主,梁头税为附,并且统一江,浙,闽,粤四海关的税率和计税方法,避免重复征税。但是康熙不能不受这些反对开海建议的影响。 对于西洋,同禁绝南洋,鼓励东洋的政策不同,康熙一段时间内是听其自来,顺其自然。康熙和葡萄牙和法国国王都有往来。五十四年,康熙朱谕还说:“西洋人到中国三百年,未见不好处。”<<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康熙后期对于西洋贸易的政策于五十六年开始根本转变,其谕告大学士们:“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清圣祖实录>>除了那些反对开海的建议三人成虎外,康熙态度之所以急转直下,重要的原因在于从康熙五十五年,康熙与罗马教廷和教皇格勒门的关系急剧恶化。康熙对当时天主教在华活动表示警惕,对于教廷不许信徒拜祭祖先和孔子深怀恶感。重要的是此一时期,在京传教士,如德理格,马国贤,伊都立等及教皇特使嘉乐只知道遵照教皇谕诏和禁约行事,多次无视清朝法令。宗教权威严重挑战专制皇权,终于康熙五十九年,驱逐大批传教士,谕旨称:“天主教在中国行不得,务必禁止!教即不行,在中国传教之人亦属无用。”<<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 明海通以后,中西接触主要渠道是天主教教士,很大程度上他们的行为构成了中国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康熙很难将传教和西洋来华贸易区分开来,所以随着驱逐教士,必然株连中西贸易,康熙同时下令对于西洋来船人严加防范。以前来华西洋船支,多有留在广东贸易,等到来春再装货物回国。后来康熙限令必须当年回国。如五十九年十月,两广总督杨琳奏称:“奴才严催洋行通事人等,速令交易明白务于今冬尽数开回。”<<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 这一事件也可以看成清朝中叶,东西关系全面逆转的开始,及至乾隆,嘉庆两朝莫不如此。 禁绝南洋,贸易东洋,限制西洋,康熙开海的贸易政策不是简单的一两句闭关锁国或者农业文明海洋文明冲突能概括的,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背景。 我不知道怎样给这个文章结尾,胡乱写一段不相干的。 清末,德国强取山东胶州,北洋大臣致电南洋大臣曰:“无理可讲,无法可挡!”南洋之致北洋:“无兵可调,无饷可筹!”当时大家都说中国成了四无之国。这些不过去康熙大帝,十全老人百多年,恐怕是他们怎么也想也想不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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