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平天国已经覆灭以后，杜文秀领导下的以大理为中心的回民起义军的声势仍旧很大。他们在同治六年到八年（1867年到1869年）东进围攻省城二年多。杜文秀发布檄文，认为清朝统治是云南的“回汉彝三教”（实际上是指回、汉和其他各族——引者）发生种种纠纷的根源。檄文宣告：“本帅目击时艰，念关民瘼，不忍无辜之回为汉所杀，更不忍无辜之汉被回所伤。爰举义师，以清妖孽。”①檄文用这样的语言表达了推翻清朝统治，实现民族团结的主张。当时云贵总督劳崇光认为全省其他地方的问题不过是某些汉人、回人间的“互相仇杀，并非谋逆”，但是“杜文秀叛逆已成”，“逆匪杜文秀占据大理十有余年，沦陷府厅州县城池二十余处，亟应大举进剿”②。 　　 　　在全国范围内农民革命已经进入低潮的时期，杜文秀以一隅之地不可能发展成更大的局面。而且他的起义军中的领导层，大多是回、汉、白各族的商人和地主阶级分子。所以他们不能像哀牢山的起义军那样提出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的纲领。在他们的地区内所实行的只限于减轻赋税、兴修水利、保护商旅、制止民族仇杀等政策。 　　 　　当时，已经侵入缅甸和越南的英国、法国，对中国的云南怀抱野心。投降清朝而被往为云南提督的马如龙从法国人得到武器的供应，由此引起后来法国提出经红河进入云南的航行权的要求。法国军官安邺率领的探险队于同治七年（1868年）到大理，杜文秀不予接见，勒令他们立即离境。同年，英国军官斯莱顿也从缅甸带了个探险队进入社文秀的地区。杜文秀只允许他们订立一个双方愿意互市贸易的一般性协议。他们从社文秀那里得不到更多东西。杜文秀手下有一个书生叫刘道衡的，在同治九年（1870年）向社文秀建议结好英法，借它们的力量来推翻清朝，此人自荐充当使者到英、法去①。杜文秀在看不到自己事业的前途的情况下，曾为这种反动主张所迷惑。刘道衡经过缅甸到英国，以可耻的态度乞求英政府的援助，但已经决定支持清朝的英政府不信任他，也没有认真理睬他。刘道衡流落死在外国。虽然他在国外的活动完全不能由杜文秀负责，但是这种情形足以表明，时至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国内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领导者如果方向不端正，脱离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卖国的封建统治势力的总方向，就有被资本主义外国侵略者的阴谋利用来实现其分裂中国和侵略中国的危险。（国外写到这段历史的有些书上说，社文秀建立了一个“穆斯林国家——平南国”，他自号“苏莱曼苏丹”，这是当时外国人编造的谣言，与史实不符。） 　　 　　清朝军队在击退了杜文秀对昆明的围攻，并且征服了昆明以南、以北为其他回民部队所占领的各地后，就以全力向西进攻他们视为主要敌人的杜文秀。清朝巡抚岑毓英和提督马如龙率兵步步逼近社文秀的根据地大理。同治十一年（1872年）大理被攻陷。仕文秀一家和部下，包括回人和汉人的将领、兵士全部都被杀死。 　　 　　从同治元年（1862年）起，在西北的陕西省和甘肃省（包括宁夏和青海的东部》许多回民和汉民杂居地方也爆发了回民起义。首先是在西安以东的渭南、同州（大荔）、临潼一带发生了回民的武装暴动，他们甚至一度包围西安。继之，起义的烽火蔓延到了西安以西的凤翔，以至甘肃的平凉、河州（临夏），直到西宁，也蔓延到了陕北各地。当时属于甘肃省的宁夏地区，回民武装占领了宁夏（银川）和灵州（灵武）。河西走廊的肃州（酒泉）也被一股回民所占领。在陕、甘的辽阔地区内，回民到处一呼百应地起来，这在根本上是清朝封建统治者的反动民族政策所造成的。按照这种反动的民族政策，地方官员们经常地制造民族间的隔阂和冲突。当时有人指出：“向来地方官偏袒汉民，凡争讼斗殴，无论曲直，皆抑压回民，”以致往往因很小的事故造成流血的冲突，官方借机“派兵剿洗”回民①。清朝官方材料还供认，宁夏一带官吏在执法时有意压抑回民，“回杀汉者，抵死；汉杀回者，令赏殓葬银二十四两”②。到了受欺侮压迫的回民聚众闹事时，官方立刻实行残酷的镇压。例如在同治二年（1863年），清朝将领多隆阿在大荔附近攻打回民聚居的羌白堡，“堡破时，堡中老弱妇女哭声震天，尽屠杀无遗”③。这当然只能激起回民中的更加剧烈的反抗。 　　 　　太平天国后期，一部分太平军曾与捻军合作几度入陕（1861—1863年间），太平天国覆灭后，捻军（西捻）也曾在陕西活动（1866—1867年）。回民的起义虽然同入陕的太平军和捻军事实上互相配合，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同太平军或捻军打成一片。要说明这一现象，必须看一下回民起义的领导成分。起义的基本群众虽然是遭受重重封建剥削的贫苦的回民劳动群众，但其领导者一般的则是回族中的上层剥削分子。例如在宁夏的大头领马化龙是个封建主，又是个宗教领袖（当时回教中被称为“新教”的一派的头子）。 　　 　　“世居灵州金积堡，富甲一乡”，“自称总大阿訇”①。又如在西宁的头领马桂源，曾捐得同知的官衔；西宁附近的大通的头领马寿是个清朝的军官；占领肃州的马文禄也是清朝甘州提督手下的军官。这些领导者用狭隘的民族观点来引导起义群众，至多只是反对当地的汉人中的豪强恶霸和某些“不公正”的官员，要求朝廷“昭雪”他们所受的冤屈，不可能提出较高的政治纲领。他们在组织上也是各自分股活动，不能形成统一的领导。当清朝军队的主要力量对付入陕的太平军和捻军的时候，这些领导者乘机纷纷发动起来，使起义的群众相信他们是可以信赖的领袖。到了官方大军压到他们的头上的时候，这些领导者很多乞求投降，以求自保，出卖了起义的群众。 　　 　　为了剿灭入陕的太平军、捻军和陕、甘的起义回民，清朝政府在几年中调动了不少军队到西北地区，由于征战无功而撤换更替了不少将领和督抚。到了同治六年（1867年），镇压太平天国有功的左宗棠被任为陕甘总督。但这时西捻还在陕西活动，左宗棠仍首先集中力量剿捻，为追逐西捻渡河到山西。在捻军全部消灭以后，他于同治七年（1868年）十月从西安出发，用全力分路进剿起义的回民。左宗棠以湘军大将刘松山担任北路的军事，由绥德入宁夏，而他自己率部由陕西进入甘肃的泾川、平凉，逐步消灭省城兰州附近的各股回军。针对上述回民起义的弱点，左宗棠采取了所谓“先抚后杀”的恶毒策略，即先诱降那些动摇的头头，然后对群众大肆屠杀，往往连已降的头头一起杀掉。在北路，宁夏的那个自称为“总大阿訇”的马化龙在同治九年（1870年）请降。这时刘松山已经战死，接替他的职位的是他的侄儿刘锦棠。此人由残酷地镇压回民而发迹。他虽然接受了马化龙的投诚，但仍然杀死了他和他的家族以及他家里的雇工，并且平毁了这一带回民所居的堡寨。左宗棠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进入甘肃的省城兰州，并于同年冬天派刘锦棠荡平了现在属于青海省的西宁、大通一带的回军。这时各股回军的头子纷纷请降。最后，左宗棠出兵河西走廊。占领肃州（酒泉）的马文禄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九月也请降，左宗棠口头上允许缴械投降，但还是把马文禄等首领九人和当地的六千多回民杀掉了。他向朝廷奏报他进城时的情形说：“环视尸骸枕藉，即老弱妇女，亦颇不免。”①在许多本来回民聚居的地区，左宗棠进行了残酷的杀戮后，把余下的回民分散迁移到别的地方。 　　 　　左宗棠用兵陕、甘，受害的不仅是回民。当时他所对付的还有所谓“土匪”，那其实是流离失所的穷苦汉民。左宗棠奏报中承认：“有无家可归，流而为匪者，有因官军诛求无厌，无所控诉，激而为匪者。”他又说：“只分良莠，不论汉回，为久远之规，制贼之本。”②这就是说，不论汉回，只要是封建统治者看来是“莠民”的，都要诛杀。左宗棠对土匪也采取招抚的办法。有些豪强恶霸就乘机收容贫苦的群众，组成队伍，形成自己的实力，向居民进行勒索劫掠，又借以求得招抚，为自己打开升官的门径。董福祥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他本是盘踞在花马池（宁夏的盐池）的一个土匪头子，受招抚后追随左宗棠，后来成了在甘肃残害压迫汉、回人民的一个军阀。 　　 　　左宗棠在同治八年（1869年）叙述甘肃东部的情形说：“平、庆、泾、固（平凉、庆阳、泾川、固原）之间，千里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被祸之惨，实为天下所无。”①《平定关陇纪略》一书中说：“死者既暴骨如莽，生者复转徙之他。蝗旱继之，疠疫又继之，浩劫之余，孑遗有几？方是时，千里萧条，弥望焦土”②。这些灾难是由封建统治者的反动民族政策造成的，左宗棠的军队和其他历年以回、汉人民为敌的官军是直接造成这些灾难的凶手。 　　 　　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左宗棠已经把陕、甘的回民起义大体镇压下去以后，西北的问题还没有终结。事情又发展到了新疆。 　　 　　当时，清朝在新疆各处设官屯兵，天山北路设伊犁将军，南路设参赞大臣，先驻于喀什噶尔，后迁到叶尔羌。此外，还在乌鲁木齐、哈密等地设都统或办事大臣。天山北路的居民有许多是早先从甘肃西部迁来的回民，天山南路的居民大多是维吾尔人，天山南北都有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居民。清朝政府在全疆实行的屯垦政策，对于开发这里的农业曾起了积极的作用。 　　 　　太平天国大革命的影响也不能不逐渐波及新疆这个边远地区。清朝官兵在这里欺压各族居民，进行横征暴敛，势必引起各族居民的反抗。这里靠近国境，清朝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各方面的野心家在这里进行阴谋活动，沙皇俄国和英国又都乘机向这里伸出了侵略的魔爪。因此，在这个地区形成了十分复杂的形势。当时新疆的局势足以表明，封建统治者不但造成国内各族人民的深重的灾难，而且又为阴谋分裂中国的国内某些反动势力和外国侵略者及其走狗提供了可乘之机。但这些由于己超过本节的范围，将留到后面再去谈到。 　　 　　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国内各少数民族的群众起义也相继失败，这又证明了各少数民族的解放斗争是同在全国人口中占大多数的汉族广大人民的斗争不可分的。没有全国性的革命胜利，个别少数民族的斗争不可能取得真正的胜利，有时甚至可能被国内外反动势力引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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