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於杜文秀的生年 　　 　　据杜文秀外甥杨惠廷在仰光对沙儒诚说：「杜文秀生在道光七年，上京控告时还没有取亲」（见学术研究一九六一年十一月李青谈谈关於杜文秀的几件史料注）。又据杨惠元（即杨惠廷）对李希泌说：「文秀年十八占青衿，年十九进京控告汉官苛待回人事於清帝御前。年廿四参与大理事变，因众举之为元帅，年四十五事覆，是冬饮毒而亡」（见李希泌编著咸同滇事编著资料杜老娘遗像跋，李希泌在此跋中记杜文秀外甥的名为杨惠元，而在同书另一篇杨道衡遗像跋中则作杨惠庭，两处应有一处笔误，据李青记沙儒诚说为杨惠廷，案廷、庭通用，应作杨惠庭，或写作杨惠廷为是）。 　　 　　据杨惠廷说杜文秀生於清道光七年（一八二七年），卒年四十五岁。案杜文秀卒於清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案照当时习惯出生之年即为一年计算，卒年应为四十六岁。杜文秀京控系在清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年）七月（据清道光二十七年乙未谕，见清宣宗实录卷四百四十四，又林则徐审办保山哨匪并酌撤官兵摺，见林文忠公政书卷五），这时杜文秀已经二十岁，不是十九岁。又杜文秀在大理起义是在清咸丰六年（一八五六年），这时杜文秀已经二十九岁，不是二十四岁。至於杜文秀考取秀才时也不是十八岁，另详下项考证。这几处年岁，杨惠廷都说错了。本书据他所说的杜文秀生於清道光七年，而将其讹误处订正於此。 　　 　　 　　 　　二 关於杜文秀考取秀才事 　　 　　 　　 　　杜文秀以出众惊人的文章考取秀才事，系据佚名滇西变乱小史内杜君小史一节。杜文秀考取秀才的年岁，张玉安滇西平乱记说：「文秀读书很猛进，十四岁入了学，十六岁补廪膳生员」。杜文秀外甥杨惠廷对李希泌却说：「文秀年十八占青衿」，与张玉安所记不同，也没有说到杜文秀补廪膳生员事。查佚名滇西变乱小史内杜君小史说杜文秀「入庠」后，「科试补廪」则与张玉安所记同。传第四十五各族起义传三 本传考证 　　 　　案杜文秀年十八岁时，是清道光二十五年。这年九月初二日，保山县城便发生回民被屠杀的惨案了。而清代科举制度，科试三年一次。假如杜文秀确如杨惠廷所说是十八岁考取秀才的，而从惨案发生后，杜文秀经过逃难、京控，以后一直过着逃亡和坐牢的生活，他就再不可能参加科试取得补廪了。又据上项考证，杨惠廷所说杜文秀事的年岁都误。所以本传记杜文秀考取秀才年岁事，系据张玉安滇西平乱记，不据杨惠廷所说。 　　 　　 　　 　　三 保山惨案的真相 　　 　　 　　 　　本传所记清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年）清朝云南永昌府文武官员命令凶徒屠杀保山县城回民事，系据永昌回文檄文（见白寿彝编回民起义第一册）、李元丙永昌府保山县汉回互斗及杜文秀实行革命之缘起。 　　 　　查林则徐审明丁灿庭等两次京控摺记这一件惨案的经过说：「道光二十五年四月间，有已经歼毙之陕省回匪马大等，在保山板桥地方唱曲，讥笑汉民，被逐起衅。汉回互相纠众，伊杀焚掠。经永昌文武带兵往拿，回匪率众拒敌，戕害大小营员及兵练多人。各处汉村回寨，彼此互烧。其烧毙杀毙之人，事隔数年，难以追查确数。维时该管迤西道罗天池、署邓州知州恒文先后奉札前往查办。回众愈聚愈多，屡有攻扑营盘之事。汉民喧传回匪起意进城，要将汉人杀尽，密约城内回民作为内应，并将送书之人盘获。以致九月初二日，金鸡、板桥各哨练头，藉有官给防匪之谕，纷纷带练进城，声称援救，遂将城内回民，无分老幼男妇，混行杀戮。以致同时歼毙约有四千馀命之多，因事起仓猝，在城文武弹压不住」（见林文忠公政书云贵奏稿卷七）。林则徐这一篇奏报，完全是站在执行清政府对回民政策的立场，颠倒、捏造、掩饰了事实，给永昌府文武官员开卸责任。林则徐说：「金鸡、板桥各哨练头，藉有官给防匪之谕，纷纷带练进城」，又说：「因事起仓猝，在城文武弹压不住」。这样，就把屠杀保山城回民大惨案的责任推给「金鸡、板桥各哨练头」，而与永昌府文武官员无关，这也就把清政府对回民的政策掩盖住了。其实，恰恰正是永昌府官员命令这班练头带练进城的。李元丙永昌府保山县汉回互斗及杜文秀实行革命之缘起说：「永昌府知府、保山县知县、永昌协副将、永昌协中军都司，均出与沈盈一纸结。内言称：『永昌全体绅民公请沈盈统率团丁，屠灭永城回子。有本府、本协镇、本县、本阃府，文武各官员担责任。屠灭后，若有上司惩究擅杀之罪，由文武官一力认咎，不使沈盈并（承）受罪罚。沈盈系奉命而行』等语」。案沈盈他处都作沈聚成。又考张逸尘永昌汉回互斗始末说：「据旧志所书，是哨民敢於擅杀，实奉官令。林督奏片谓汉民擅杀，该道府不能阻止，或当日官令一层，公文讳而未报。据乡人传说云林督审办沈聚成时，沈谓同解侪侣云，官委剿杀印谕，今尚缝在棉袄内」（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钞本）。在那一群杀人凶手的主要分子里面，有一个姓张的，他的儿子叫做张铭斋，写有一部咸同变乱经历记述此事说：「三月二十九日，金鸡村沈聚成及先君等二十八人服毒自尽於永平。沈聚成等之洗城也，原系奉永昌城内官府命令，并有文武官员之印结及全县绅士之公请及信函。及林制军办理此案时，沈聚成等以为若将令文、印结、信函献出，势必连累一堂文武官员及地方多数绅士，为保全多数官绅计，只好一死了之。故於押解到永平时，是夜即相约吞金或服鸦片烟自尽」（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钞本）。据此知沈聚成等实系奉官府命令，执有印结为凭。林则徐却把官府给沈聚成命屠杀保山县城回民的印结，硬改为「防匪之谕」，把官府命令沈聚成等带练入城杀回民，改为「藉有官给防匪之谕，纷纷带练进城」。本来是主使屠杀回民的官府，却改为「因事起仓人猝」，「弹压不住」。这样把事实改动，就把这场大屠杀的罪行加在被嗾使的凶手沈聚成等人身上，与官府无关了。林则徐还把本来是：「道光二十五年四月内，有二少年，一回一汉，在北津桥唱歌，……汉少年以其言践踏回族，遂与口角，继复斗殴。是时汉民香把弟兄势焰正张，常思寻衅，即借此逞凶不息」的事实（见李元丙永昌府保山县汉回互斗及杜文秀实行革命之缘起），改为「道光二十五年四月间，有已经歼毙之陕省回匪马大等，在保山板桥地方唱曲，讥笑汉民，被膀起衅」。林则徐不但是颠倒事实，而且把回、汉两少年，改为「陕省回匪马大等」这样，就把一般少年们口角的小事件，扩大为匪类寻事起衅的大事，暗示人们当时回、汉械斗，一开始就由「回匪」起衅，使他后面所捏造的什么「回匪起意进城」什么「密约城内回民作为内应」的诬陷都有根据了。林则徐在道光朝是以精明著称，他奉旨查办这一件大惨案，对这样昭彰显著的事情的经过岂有不了然於心中的，祇因这是清朝对回民的政策，不可能实说出来，那只得掩着良心捏改事实罢了。至於这一次保山县城内回民被屠杀的人数，据丁庭等京控说八千馀人（见林则徐审明丁庭等两次京控的摺）。据李元丙永昌府保山县汉回互斗及杜文秀革命之缘起来说：「计惨杀城内及南门外（南门外为中城，乃五城之一，又谓之五甲）回民一千三百馀户，计八千馀丁口，漏网脱逃，躲匿山林，约数百人」。林则徐引道光二十四年保山县造报的户口底册丁口三千有零为证，以为加上「城外各邺，虽有临时逃入城内居住者，亦断不能凑至八千馀人之多」。据他估计祇「约有四千馀命之多」。案李元丙记载，当时保山县城内及南门外回民共一千三百馀户，中国是大家庭制度，一向称八口之家，一般情况每户平均数字断不止两三人。林则徐所说道光二十四年保山县造报的户口底册丁口三千有零就有问题。又案永昌回民檄文说当时回、汉械斗当中，城外回民「五十馀村化为平地」，他们逃到城内和南门外宗族、亲戚、朋友家中避难的也断不止如林则徐所估计的一千人。故本传从丁灿庭等京控所说的人数。 　　 　　 　　 　　四 关於杜文秀全家牺牲事 　　 　　 　　 　　本传关於杜文秀全家牺牲事，系据佚名滇西佚名滇西变乱小史一书内舍身为民、孔雀胆两节所记事实，而对其论点有所改正。 　　 　　该书作者强调杜文秀牺牲事，是舍身为民。这就无异於承认叛徒杨荣所说只要杜文秀自投清军营，就可以救全城百姓的鬼话，也无异於说杜文秀对清朝统治者存有幻想。这是不符合於事实的。案杜文秀曾指黄河为誓，决不投降。他又警告过迤东、迤南回民起义军里面那些叛徒们，说清朝统治者「反覆无常，前车可鉴」，叫他们不要受骗。他对清朝统治者的残酷、欺骗的毒辣手段是认识很清楚的。他最后还大声警告叛徒杨荣说：「你须知，好歹两字，满城百姓要同你考算」！铁的事实，说明了杜文秀断没有对清朝统治者存在幻想。所以本传对该书这一个错误的论点加以改正。至於杜文秀对叛徒杨荣的劫持，应该进行最坚决的回击，但是，当时全城军队都掌握在杨荣手中，他连一点儿的抵抗武力都没有了，为着避免给杨荣缚献清军，他祇得以全家自杀来对抗，其志可悲，其苦心是千秋共见的。 　　 　　杜文秀全家服毒牺牲的人数，本传系据杜文秀外甥杨惠廷对李希泌说，见李希泌编著咸同滇事编著资料内杜老娘遗像跋一文。杜文秀家中只有幼子三人，幼女一人未自杀。长子名宗扬，年十三岁，次子名赓扬，年十一岁，三子名成扬，年九岁，幼女三岁。当时杜文秀把这四个小子女交给祭廷栋、马国玺叫他们带走，被清军捕获（据岑毓英官军克复大理府城首逆伏诛全郡肃清折）。后来杜赓扬在押解途中病死於赵州，杜宗扬在昆明县监中病死。至杜成杨及三岁幼女当时都关在昆明县监中，照例杜成扬到十一岁时解交内务府阉割后，发遗驻防给官兵为奴，幼女俟成年时照缘坐妇女例发各省驻防官员兵丁为奴（据岑毓英清同治十二年四月十三日逆子杜宗扬、杜赓扬病故片，见岑襄勤公奏稿卷七）。至於后来结果如何不详。 　　 　　 　　 　　五 关於大理屠城 　　 　　 　　 　　本传所记清朝统治者屠杀大理城事，系据佚名滇西变乱小史一书内杀降卒一节，并参考赵清辩冤解冤录、徐元华咸同野获编、岑毓英复李信古、杨樾齐书（见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八年第三期）。 　　 　　案岑毓英诱到五里桥行辕斩杀的杜文秀部下高级文武，滇西变乱小史说共十九人，民国大理县志稿卷八说共十三人，杨玉科从军纪略下卷说共三十馀人。查岑毓英复李信古、二六五一杨樾齐书说：「设法诱出逆首杨荣等共三十五人，到五里桥大营，悉骈诛之」。故本传据岑毓英的自供。又岑毓英官军克复大理府城首逆伏诛全郡肃清折说杨玉科於十二月初七日伪作入大理城安抚，初九日溷入杜文秀帅府，发生争夺战。至日暮，岑毓英亲督各军乘夜四面架梯登城，杨玉科也由帅府挥兵夹击，血战至十一日黎明，起义军始举火自焚，分由东南北三门出走，经追击截杀，把起义军全部消灭，生擒杨荣等首要。这是全部虚捏的奏报。因为如果据实向主子陈奏，就见不得血战功劳了。但是，欺骗掩不了人眼，滇西变乱小史、辩冤解冤录等书记载了清军占领大理的真相，也记载了清朝统治者比野兽还凶残的对大理的屠杀。就是帝国主义分子法国人安邺撰的东京问题里面也说「大理被用欺骗之术占取」，清军「以无比的残酷」，惨杀二万放下了武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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