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母亲 　　母亲走了，我仿佛觉得这是一场梦，等梦醒来，一切都会是正常的，我们兄妹几人又和父母围坐在一起，看电视，陪母亲说笑，打麻将……可是母亲真的走了。我们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看着母亲的微笑，品尝母亲包的饺子、粽子……。 　　母亲是正月初八离我们而去的，在儿孙的一片呼喊和哭声中走了。她走的是那样的安详，那样满足……。在医院的监护室里，我贴着母亲渐渐冷却的脸，心在收缩，浑身冷的发抖。仿佛要和母亲一起落入无底的深渊。母亲，你真的要离开我们吗？ 　　母亲在世时，除了血压偏高以外，没什么大病。今年的春节，我的小妹全家要从北京回家过年（已有8年没有回新疆过年）。加上母亲的几个孙儿，外孙女都在北京、上海、天津上大学，放假回来过年，母亲非常高兴。她说，今年要过一个大团圆年了。她很早就忙碌起来，包粽子包饺子，准备过年吃的东西。看着她那兴奋的样子，我们真不忍心劝她不要太累，不要太忙。她说：“她（我的小妹）喜欢吃我包的饺子、韭菜合子、葫芦饼。端午节的粽子，他们在北京没吃上，这次我要给他们补上……。”春节期间，母亲的胃口不好，不想吃饭，我们想可能是由于太高兴，再加上有点劳累。但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她老人家会那么快离我们而去，走的那样的突然，让我们作儿女的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我们抚摸着母亲的身体呼喊，跪在她的床头痛苦的呼喊：“妈妈，妈妈呀！”。可是，她再也没有醒过来看我们一眼，就这样走了。 　　 　　母亲是我们家的顶梁柱 　　母亲1920年8月30日出生在江苏省泗阳县一个农民家庭。母亲在家排行最小，因此在家深得父母和兄姐的宠爱。18岁嫁到我父亲家来，一直务农。1946年随我父亲到上海，在一家橡胶厂当工人。听母亲说，当时我父亲所在的玻璃厂经常停工，而她所在的工厂还不错，工资是计件制，所以那时的生活来源主要是靠母亲。母亲是早上顶着星星离家，晚上又顶着星星回来，回家的路上经常踩上路边的死婴。为了避免由于睡眠太少而造成的工作期间打瞌睡，母亲学会了抽烟，靠在上厕所时抽根烟来提神。由于过度劳累，再加上营养不良，母亲患上了肺结核，她在请第三天假时，工厂老板让她再不要来上班了。解放后，工厂又通知母亲去上班。当时已经有了我大哥，母亲刚上了几天的班，大哥就生病，便不理睬母亲了。无法，母亲又辞去工作，专心在家伺候丈夫，养育儿女。 　　母亲一生共生了七个儿女，但活下来的就我们兄妹四人。我的父亲是个忠厚老实，不善管家和理家的人。因此，养育儿女的全部重担都落在了母亲一人身上。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四兄妹都惧怕母亲。相反，父亲在我们的心里却没有一点威严。记得小时候，父亲上夜班，白天在楼上睡觉，我们兄妹在楼下打闹，父亲睡不着，但又管不了我们，就只好对我们说：“你们再闹，回来告诉你妈！”。母亲每次出去买菜，我们兄妹四人就在家“大闹天宫”，只要邻居喊一声：“你妈回来了！”我们个个都像老鼠见了猫，坐在小凳子上一动不动。 　　父亲1964年离家到新疆伊犁工作，母亲一人带着我们兄妹四人在江苏老家（当时大哥13岁，二哥11岁，我9岁，妹妹只有6岁）。白天她要到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回来后还要种自家的自留地，给我们做饭（我和两个哥哥都要上学）。家里还养了一头猪，十几只鸡。记得在炎热的夏天，母亲就剩中午一点空余时间钻进茂密的玉米地里打玉米叶子（叶子太密，玉米长不好）。等出来时，母亲那补丁摞补丁的衣裳已全部被汗水浸透，有几次母亲都差点中暑晕倒。尽管家中只有母亲一个劳动力，可我家自留地里的庄稼在生产队里是长的最好的，别人从我家门前路过时，都夸我家的庄稼长得好。那时，我们不知道母亲何时起床、何时睡觉。夜里常常一觉醒来，母亲还在油灯下缝补衣裳。 　　1967年初，母亲领着我们兄妹四人来到新疆伊犁工矿厂与父亲团聚。那时，我们全家六口人每月仅有父亲的三十多元的工资，母亲靠她的勤俭与精打细算支撑着这个家。那时我的两个哥哥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月定量的粮食总是不够吃，母亲就拿家里的大米（每人每年定量仅6斤大米）与别人换玉米面(１斤大米可以换5斤玉米面)，我家每月买面粉都是用麻袋装。我穿的衣服、鞋子直到1982年大学毕业都是母亲亲手缝制的。记得小学上体育课时，老师要求我们两手下垂，五指并拢，中指尖贴着裤缝，可是我怎么也找不着我的裤缝（因为母亲做的裤子是老式的大裆裤，两侧没有裤缝）。无论家里的生活多么艰辛，母亲总能靠自己超常的付出让我们吃饱肚子，穿戴整齐，干干净净，不失尊严。 　　文革中，父亲整天挨批斗，母亲担心父亲受不了有轻生念头，每天劝说父亲，并且二十四小时紧随父亲身边。她把一日做三餐饭的任务分配给我和两个哥哥，一人做一顿，而她寸步不离父亲。父亲被关进了牛棚不准回家，有一天中午我刚要去上学，一个姓蔡的造反派头头到我家来，他问母亲：“你丈夫是不是骂过江青？”母亲回答：“没有。”那人又说：“只要你说你丈夫骂过江青，我们马上放他回来。”母亲说：“没有就是没有，我不能骗人。”那人在我家逼问了很长时间，母亲就是一口咬定父亲没有骂过江青。事后母亲说，如果她承认父亲骂过江青，父亲立即就会被定为“反革命”罪，抓进大牢。那时候若到下班的时间父亲还没有回来，我们兄妹四人就会围坐在母亲身边，母亲不停的说：“如果今天晚上回不来，就永远回不来了。”她还叫我的小妹偷偷的到工厂里看看父亲还在不在厂里，每次妹妹说“在”的时候，我们都会如释重负的松一口气。那些年若不是母亲的坚强，真不知道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能不能熬过来。 　　在我们家里，母亲是顶梁柱，是主心骨。只要有母亲在，就有了凝聚力，有了中心。现在母亲走了，我们觉得顶梁柱倒了，天快要塌了。 　　 　　母亲是哺育和培养我们兄妹的功臣 　　母亲没有文化（只认识自己的名字），但她知道的事很多很多。我不敢说她博古通今，但她对“岳母刺字，精忠报国”、“乾隆皇帝三下江南”、“水浒一百单八将”、“西游记唐僧取经”等故事都能倒背如流。直到她去世前已八十多高龄，还能背出一百多个世界上大小国家的名字。我们觉得很奇怪，问她是怎么知道这些国家名字的，她说是看“新闻联播”时记下来的。来一个外国领导人访问我国，她就记下了这个领导人国家的名字，睡觉前还要背一遍。我问她记这些干什么，她说脑子不用就会生锈，经常用对大脑有好处。 　　母亲虽然自己没有文化，但她却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必须认真读书上学，学有所成。小时候，我们很少能看见母亲的笑容。她总是对我们很严厉，特别是在学习上，我们不敢有半点懈怠。记得我大哥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因患骨髓炎耽误了很长时间没有上课。病好了之后，有一天正吃饭，母亲问他：“今天考了多少分？”大哥停顿了半天，怯怯地说：“60多分。”母亲当时就一把筷子打了上去。大哥没吃完饭，哭着上学去了。那年小学毕业时，大哥顺利地考上了县重点中学——洋河中学。还有一次因为我贪玩逃学，课后老师找到了我家里。老师走后，母亲二话没说拿起扁担朝我打了过来，扁担没有落在我身上而是落在了地上，但是从此我再也不敢逃学了。73年初，刚有“的确良”的时候，我的女同学们都穿上了漂亮的“的确良”衬衣，母亲看出了我羡慕的心思，就对我说：“不要和别人比穿戴，要比学习。”这句话一直记在我心里。 　　77年末，我国开始恢复高考，我也开始了复习考试。由于我只上完了初中，高中刚上了一个学期就下乡接受再教育了。我的老师轮班晚上给我辅导补课，每晚都要复习到凌晨四点多钟，母亲每晚也就陪坐在旁边。每次复习完，母亲还要给辅导老师做上一碗夜宵。后来我知道，我的二哥、小妹78年79年复习高考时，母亲都是如此。我们的母亲就是这样，为了她的儿女奉献出了一切。 　　母亲教育子女也有着独树一帜的地方。她对我们兄妹管教很严，我们做错了事总免不了挨母亲的一顿打。但是白天挨打之后，晚上睡觉时躺在床上，她总要问我们，白天为什么挨打，让我们说出个理由来。之后，又教育我们该怎样做。每次总是让我们觉得“打的有理，该打”。在处理我们兄妹的关系上，母亲有着独特的方法。她规定我们兄妹四人中，小的可以打大的，但是大的不能打小的。我可以打两个哥哥，却要挨小妹的打。小妹地位最高，可以打我们三个。母亲的理由是：“大的本身在体力上就占优势，如果允许打小的，小的就会受欺凌。而小的力气小，大的被打一两下也不会疼。”如果小的打大的，大的还了手，不管有理无理，大的都要挨母亲的打。因此，在我家经常出现小妹拿着棍子追着我大哥到处跑的景象。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兄妹四人长大之后，感情特别深，团结的特别好，两个哥哥就如同父母一样关心疼爱我和妹妹。 　　在江苏老家农村时，无论白天多么累，到了晚上母亲都要让我们兄妹围坐在他的身旁、床前、枕边，听她讲一些历史故事，鬼神故事。这些故事都有着教育意义，教育我们孝敬父母、长辈，效忠国家，告诉我们好人必有好报，教我们如何做人，做事，对人要宽容，要谦让……。 　　我们兄妹四人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大哥72年被保送上了大学，我于77年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大学，二哥和小妹也相继在78、79年考上了大学（在我们兄妹四人中，除了我上了一个学期的高中之外，其他三人都是初中毕业。我们都是靠自学考上大学的），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对此，母亲非常高兴与自豪，她常常对人说：“虽然我自己没有文化，可我培养出了四个大学生。”每当此时，母亲的幸福之情总是溢于言表。今天，我们兄妹四人中，大哥在国家机关担任着重要职务，我在大学任教，二哥和小妹在出版社和报社工作，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依照母亲的教导努力的工作着，为国家贡献力量。母亲的孙儿、外孙们也都相继考上了大学。我们常跟母亲开玩笑说：“您要是小时候读书上学，今天一定是位女部长，女总理”。就在她老人家去世前半个月，我给母亲洗头，大哥为母亲剪发，母亲得意地说：“大学教授给我洗头，局长给我剪发，多幸福啊！”。母亲，您是带着自豪走的，带着幸福走的。您可以含笑于九泉之下了。 　　 　　母亲刚强善良、乐于助人 　　母亲生性秉直刚强，在我的印象里，除了思念她的小女儿时（小妹在北京工作，不能经常回家），很少见母亲流泪。2001年我出了车祸受伤，大哥告诉她：“见了妹妹不能哭，妹妹眼睛受了伤。”母亲到了医院见到我之后，她的眼圈红了，眼泪在眼里打转，却没有掉下来。无论碰到多大的事，多大的困难，母亲总能镇定自若，泰然处之。在六十年代末的一天晚上，母亲正和家人一起聊天，我家的隔壁邻居刘某突然慌慌张张的跑了进来，对着母亲说：“嫂子，他们抓我来了！”，母亲一把将他推进里屋，放下门帘，对大家说：“打牌。”这时门外响起了嘈杂声，母亲赶紧出来。造反派的头头邓某拿着手枪指着母亲的胸口说：“看见刘某没有？”母亲毫无惧色的说：“没有！”那人又大声喊道：“你要老实点！”母亲还是说没有看见。我那时只有13岁，在旁边不住的哆嗦着，上下牙不停的敲打着。我就看见房屋周围到处都是拿着枪的人影，那个造反派头头没有进我家里屋，只是踹开了刘某家的门，搜了一圈没找到就走了。当夜，母亲悄悄地送刘某走了，回了山东老家。第二天，母亲又叫我到厂部周围看看有没有什么动静。 　　母亲生前信仰佛教。她善良宽厚，同情弱者，乐善好施。每年春节前或老家受灾，或有人生病，她都要将我们儿女孝敬她的钱寄回老家，还把我们不穿的衣服寄回老家，帮助那些困难的人。 　　母亲还有一个嗜好就是爱劝架。记得在伊犁工矿厂时，无论是夫妻吵架还是邻居间发生矛盾，都愿意找母亲调解。在我家常常是看见两人气呼呼的来，心平气和的走。有一次，两个妇女因一点摩擦打了起来，周围有几十人看热闹，却没有一人上前劝一句和拉架。这时一人气喘吁吁的跑到我家：“大娘，某某和某某打起来了，快去劝一劝吧！”。母亲立即跑去，将俩人拉开。之后俩人都非常感激我母亲。 　　 　　母亲一生勤劳，从不愿麻烦别人 　　母亲无论是在年轻时还是到了老年以后，总是忙忙碌碌，从不闲着。她常说的一句话是“人只有病死的，没有累死的”。近年来，母亲已经八十多高龄，我们不忍心再让她干活，要给她请个保姆，母亲总是反对。她有她的道理：“人活着就要劳动，如果不劳动，这个人就完了”。母亲无论住在那个儿女家，她总是干这干那，总不闲着。我在学校很忙，常常顾不上做家务，母亲在世时经常来我家帮我做家务、做饭、打扫房间、清洗厨房。母亲爱干净，一天要拖几遍地，我们劝她也不听。每次洗澡时，我要为她搓背，她总说：“不用，我还能动。”她就是这样一个人，不愿麻烦别人，包括她的儿女们。她常说：“我最后不行时，千万不要拖累儿女”。母亲实现了她的愿望，从她老人家发病到去世，还不到二十四小时。母亲无牵无挂、干净利落的走了，没有给儿女增加一点负担。也正因为如此，才令我们做儿女的过意不去，痛不欲生。 　　母亲临终前要求我们在她走后不要收礼，不要麻烦别人。母亲，您放心吧，我们按照您的指示，推掉了所有的礼金，没有收任何人的礼。 　　母亲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她的丈夫和四个儿女，她的一生付出了太多的辛劳，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到了晚年，终于赶上了好时代，儿女们也都很争气，成了国家的有用之才。母亲为她的儿女们自豪，我们也为有这样一位伟大、坚强、善良、慈祥的母亲感到骄傲。 　　母亲，您放心的走吧。我们会照顾好父亲，关爱天下所有的母亲。我们兄妹一定会努力工作，同心协力，为您争气，为国争光。 　　安息吧，母亲。您在严寒的冬天离去，我们将在温暖的春天在您的墓前插满鲜花。 　　女儿：秀云敬上 　　20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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