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北京地质学院 　　我开学的日子到了。 　　我踏上了求学的路，在我爬上路的半坡，扭回头去，见我的母亲远望着我，她撩起了衣襟。妈，孩子走了，上路了，带着妈妈的心走了。 　　在土门口（村子的大围墙口），聚满了人，婶子大娘，叔叔伯伯，“我生在这个山村，这里有我的父老乡亲，临别时送我上路，风雨中教我做人……” 　　我坐上了东去的列车，在徐徐开动的列车上向哥哥招手，也想我的故乡招手，我走了。 　　中午坐的慢车，晚上在郑州站中转签字，夜十点，转乘北上的列车，第二天下午天快黑的时候，到了北京。在北京站，到处是高校迎接新生的的横标，夜灯已开始放光明，首都一片新奇，神奇。我不知哪里好看，更不知看哪里好。很快，我到了八大院校联合迎新站，当时八大学院是：北医、北航、北钢、北地、北油、北矿、北农机、北林，由于都是在四道口一条学院路上，所以联合迎接新生。我坐上了大公共汽车，北京站，崇文门，北京饭店，天安门，北太平庄，很快到了地质学院。由于当年的地院毕业生尚未离校，我们被安排在北翼楼。 　　学校为我们安排得很周到，负责接待的同学对我们很热情。 　　大学生活开始了，我在北京地质学院三系学习。即放射性地质勘探专业，编号为33641班，学号为3364030，机密专业。当时院长是高元贵，教务主任凯丰，系主任是国家专家翟裕生。年级辅导员是吴改军，住在学15舍，511室。当时班级学生名单（共31人）：尚芝喜，崔志和，张春荣，杜利平，王田书，杨俊女，姜保贞，王公武，李根炎，曾长金，肖荫平，蔡清池，张诚博，李延美，顾同樵，陈汉琪，周元泽，薛素华，陈关兴，李承宗，雷德保，陈恩宽，李志华，黄戴忠，胡居贵，黄连堂，杨洪全，卢朝臣，严润华，潘奎元，陆金兴。 　　学校举行了开学典礼。 　　世界级的地质专家李四光在会上作了报告。中国革命的老前辈何长工作了报告，说我们是“宝贝”，是“宝贝”在找“宝贝”。 　　第一次见到如此宏大的场面。以前只在中央一级报纸上见到人，在历史资料上知道的人，今天就面对面坐在台上台下。 　　主席台上庄重严肃，在主席台上，前三排坐的是国家级的地质专家冯友兰马亘元、杨遵义等，还有来自北大等校的地学专家。紧后，是整齐排列的外国留学生，越南的居多，还有喀麦隆等地的人…… 　　我们新生被安排在礼堂中部，我们尽情地去感受这一切，体味着一切。 　　李四光，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新中国的第一任地质部长。李部长在大会上尽情地讲述了横贯中国的深大断裂，分析了大陆的板块结构，讲了“山字”构造及地质力学理论，他饶有兴致地讲到了大庆油田，分析了海相成油。陆相成油。他是大庆油田的理论奠基者，他的报告在地质学院，在中国以及世界的地质界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入学后，我们一注册就由一介草民变成了国家干部。没有交学费，每月有15.5元的伙食费。 　　刚入学，我的脸的下部长了一个疮，在农村是土法土治，任其自然。今天我是国家一员，享受公费治疗。本不想去医院，怕花钱。在别人的催促下去了，谁知，以到医院有人为你挂号，又人给新生指点，又是消毒，又是化验，还开了三天的注射针剂，很快就好了。不用交费。如有再大的病，只要一张三联单，可以到北医三院看病，也是免费的。 　　1964年，是新中国十五岁的生日。依据规矩，国庆节是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在我初到北京，恰逢十五年国庆庆典。我们所有在北京上学的人都要参加庆祝活动。在那种政治气氛十分浓重的大气候下，人都是要全心投入的。我们参加了首都民兵师的方阵，并练习了一些集体舞。 　　十月一日，我们老早就起了床。从学校八人拉到霞公府大街，早上六点就到了预定的位置。记得就在华侨大厦一边。一直等到上午十点。庆祝大会开始。北京市市长彭真发表了讲话，讲话之后就开始游行。 　　我随着人群，口呼万岁向前涌进。到处是人，到处是震耳的欢呼声。远远的我看到了天安门城楼，激动，欢呼，忘记了一切。在指挥者的催促下向前走，天安门城楼上，中间一人是毛主席，也看不清楚。从身材上看，又可依稀见到两边有周恩来和刘少奇。中午游行之后，晚上六点多钟又带回了天安门广场，是在西华表周围，围起了大圈，人们跳起了集体舞，如“八月桂花遍地开”，“我们走在大路上”等等。其中有外国宾朋参加。其乐也。 　　国庆之夜，最使我兴奋的是在天安门广场看了节日焰火。每半个小时放一次，其壮观、色彩绚丽都是我第一次见到。 　　有人说，在北京上学由许多在外地上学见不到，学不到的东西。身临其境的感受，浓重的政治色彩，只有个人从中去感受。 　　北京地质学院，是一所全国重点大学。大学一年级，我们开设了普通地质学，普通化学，分析化学，画法几何，构造学，测量学等。 　　大一给我印象较深刻的还有几件事： 　　65年的春节，我们在过一个革命化春节的鼓噪声中留在北京过春节。 　　说实在的，我并不愿在北京过年。尽管家乡还非常贫困。但我是出于无奈，因为我实在拿不出回家的火车票费。尽管往返车费仅有12.00。 　　放寒假后，我班同学基本都没有离开学校。在系里年级辅导员的组织下，到崇文区清洁队，学做一名清洁工。这个队是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的单位。当时的报纸上刊登了刘少奇与时传祥的接见合影。刘少奇讲，在新中国人和人是平等的，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职务高低。当主席是国家需要，当韬奋工人也是国家需要。 　　我们班被分为几路，有的运垃圾，有的挨户去背大粪。 　　我与其他人员一起，被分在清运队，坐着汽车，在天安门广场、东郊民巷、北京站、北京医院等一带劳动。也正是那几天的劳动，使我见到了不少国家的驻华大使馆，印度的、挪威的等等，由于整个中国的大气候是要改造知识分子，所以把大学生放在清洁队对也就不足为怪了。 　　65年5月份，我们的几门课程已学习通过，如普通地质学（教师是欧阳秋眉）、测量学（教师是施凯乐），我们开始了第一次野外实习。 　　实习的地点是在北京市房山县周口店。 　　在周口店，有北京地质学院实习站。全部不少院校的地学专业都到这里实习。如：北京大学、焦作矿院等。这里有周口店中国猿人遗址、中国古人类研究所、更有各种岩石的出露，各种地质现象的荟萃，有人说是地质人才的摇篮。在这里，我们四人（公武、保贞、春荣）为一个测量组。测绘了一张2*2平方公里的地形图。之后，又进行了地质实习。第一次见到了花岗石。徒步走过了门头沟、长沟峪和万佛堂等三个大煤矿。在长沟峪，从平进东，走40分钟，又上上下下才到了采矿的现场，乌金滚滚。为了激发未来地质工程师的责任心和事业心，还专门让我们到队办小煤矿的挖煤洞，和旧社会一样，躬身拉筐。使我知道了什么叫煤黑子，为什么人们说矿工是埋了没有死的人。从周口店出发，沿途爬山，过了花岗岩风化区，遍野的山杏，松软的地下树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最后，我们到了南口的长城。上了居庸关。当时的长城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已经修复，我们爬上爬下，尤其是对其中趁地垫上的岩墙所联系的长城，最后坐火车返回。 　　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在1949年以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1958年兴建了当时闻名全国的十大建筑。我们这些初到北京城的孩子，每到星期天和节假日，就结伴到外面去看一看。由于经济上十分困难，都是经过精打细算后才实施的。 　　学校离天安门广场有10公里多。周日我们步行前往，坐车也是坐3站下来走一走。因为当时北京的公共汽车是3站5分钱。并且是坐3个较大的站。这样可以少走一些路。 　　第一次进城是和六叔聚成在一起（他在北京地质学院物探系，高我四届，61603班）。他们已经是大学5年级了，马上要外出实习。同学们到天安门广场合影。我就和他们一起去逛了天安门广场、故宫和北海公园。现在仍保存着一些当年的照片。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皇帝的金銮殿。见到了北海白塔和九龙壁。 　　北京的王府井大街，以其繁华而著名。早上，我们几个小伙伴。吃了早饭，买了2个馒头，又用纸包了几片咸菜就上路了。走过天安门广场，到西单，北京饭店，在大街上浏览，中午在王府井百货大楼上转了转，每层楼都有供给顾客的开水房。我啃着馒头，就着咸菜，喝着开水，一直走到北头北京美术馆。 　　虽然累一些，但心情愉快。 　　几年，我们游了不少地方。 　　游了人民大会堂，见了五千人的宴会大厅，看了万人会堂。舞台可供两千人演出。在我们去的时候，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正在排练。在大会堂门口，我们好奇地用手拉手抱柱子，五个人才抱得住一根柱子。我们游了位于西单的民族文化宫，民族文化宫中举办了各种展览，其中，我看到西藏的农奴主的野蛮统治，看到奴隶们受到的种种迫害。 　　我还走了北京动物园，看了北京天文馆，在天文观众看了展览，并且看了穹幕电影，天体运行。 　　自然博物馆，天坛等等，太美丽了。 　　在六五年六月，我们返回学校。传达了上级精神，要把三系迁往成都地质学院。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国家大的形势是毛泽东的建设好“大三线”。当时的原国防部长彭德怀任三线副总指挥，也到了西南。再者是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我们三系是专为找铀矿的，是为制造原子弹找矿的。 　　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以后，北京外交使团在实验室周围测验，不够安全。另我的猜想是，本身三系的教学与实验具有很强的放射性，常规的几十伽码，而在楼的周围，都不知道放射性是什么数，都不希望三系在此，三系就搬迁了。 　　在我离开北京之前，最后去得一个地方是北京科学会堂。当时一进大门，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大屏，高约数米，用荧光材料制成，显示出一个大的毛主席像。 　　一九六五年暑假，我回家了一趟，因为系要搬迁。国家的需要，也没有人敢提出什么意见。我从北京回家，又从家坐上火车西进，到成都。 　　这一路，与同班温县的同学前往。他叫王公武，从黄河过来，在巩县上了火车。 　　 当时歌剧红梅赞正在传唱，列车上响起清脆激扬的歌声。 　　 又是中午在偃师车站坐的火车，晃晃悠悠西进，晚上时分到了西安。在车站躺在地上睡了一晚，第二天早上又坐上火车，出西安，经宝鸡，翻秦岭。 　　在那个年代由于交通十分不便，坐车是慢车，又是走的“蜀道难”绝路，一直走了三十六个小时才到了成都火车站。我是在夜里到达地质学院的。地质学院比较偏僻。 　　 　　 * * * * 　　成都地质学院 　　我是在夜里到达成都地质学院的。由于是北方来的人，学校专门给伙房交待不放辣子，但锅上的一些“残留”就足以使我们呲牙咧嘴，实在是辣得难受！ 　　到了成都，系里同学心里不平，由北京到了西南，有一流重典大学到了普通院校。一个小小的三系竟比成都地院设备还要完善。 　　保留了“三系”称号，编班号为64611，学号为6461030。 　　 三系迁蓉，在成都的高校和社会引起很大的影响。三系的教学大楼，地下室用一米厚混凝土浇灌而成，并安装了神秘的盛放放射源的装置。楼内套间中又有套间，窗户是自动开启，并有水管自行喷淋。在墙壁上，除了混凝土，还有铅板。专门建造了一个大型锅炉，供热供水，特殊的除放射污染淋浴室，接受红绿灯的检测后才可离开。 　　建筑是一流的，据说仅次于锦江饭店。 　　设备也是一流的，代表新中国核工业找矿的方向。 　　学生们有些情绪，不愿冠以成都地质学院的校名。 　　年轻人！荣誉、事业、现实，你们经历的毕竟还太少！ 　　 　　地质学院的校园绿化不错，南北两院，中间是由都江堰引水的大渠，南为家属院，北为校园区。 　　地质学院有三个大的人工湖，每个都有100多米见方，四周有各种错落有致的树木绿化，并植以草坪。围湖还有五米宽的水泥块铺路。十分幽雅的环境，白天池中池鱼贯而行，湖中绿岛映翠；夜晚水中倒映着教学楼的灯光，傍晚徜徉着散步的人群。 　　在人工湖的西南岸，有一个大楼，楼下是一个大的陈列馆。展示着美丽富饶祖国的各种矿产。各种地质陈列，尤以引以为豪的是恐龙陈列馆，有一具长达22米的侏罗纪恐龙化石，命名为合川马门溪龙，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题名。在1965年秋，西哈努克还专程前来参观，外人有称是地质公园。 　　西南的气候，与北方的北京、与中原的河南是有很大差别的。 　　有人说西蜀漏天。即每天都是淋漓的小雨。洗了的衣服都很难晾干。更有戏说，蜀犬吠日，意思是说由于很少看到太阳，偶尔出了太阳，连狗都会觉得新奇，大叫起来。 　　每天见不到太阳，空气都是潮的。大概没有多长时间，我们这些从北方来的学生，一下床立不住，都患上了关节炎。这也许就是四川人爱吃辣子的原因吧！ 　　生活有了改善，由于是南方，温度较高，一年四季都有青菜，还有腊肉，米饭也不限量。 　　从65年起，我们升入大二。由于国家已经度过了困难时期，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学习毛泽东选集和学习雷锋活动在全国开展，形势大好。在这一个时期，我们的专业学习也是最扎实的时期。 　　在大学二年级，学习了大地构造学，由张伯南主讲；学习了地史古生物，由金苏华主讲，还学习了矿物学，电子学等课程。 　　大学二年级，学习环境稳定，也学到了不少的地质专业知识。 　　1965年，一场社会大变革的风声已是一阵紧似一阵，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五·一六”通知等。到了六月份，学校已经停课。说是一周、一月、半年，结果一停就是几年，直到1970年我们离开成都。 　　 　　 * * * * 　　徒步串联川、黔、湘三千里 　　文化大革命连续几年，我在地质学院度过。有几件事，累及个人经历，感触较深。 　　我也同当时的大学生一起，经历了各种场面。 　　在六六年度，全国串联之风盛行，其中不少大中院校的学生，由于是要革命了，不上课，不生产，大串联。我与我班的李承宗、雷德保还有67级的一名姓汪的同学一起，开始徒步串联，当时是宣传文化革命，各地都有接待站。每到一站，有路线图，有住宿和吃饭安排。 　　应该肯定，在新中国成立的十几年里，人们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尽管是乱了一些，但没有偷盗和抢劫。人与人是关心和友爱。对中央的文件是坚决照办。所以在各个省市，各个有纪念意义的地方，都是川流不息的人群。 　　我们徒步从成都出发，过龙泉驿进入四川的山区，一路过四川的简阳、资阳、安岳、铜梁、大足、壁山，到重庆。一共走了十天。 　　在四川铜梁观看了邱少云烈士纪念馆，见到了时任西南局书记李井泉的题词。 　　过大足石佛，但文革中都没有开放。没有把文化放在一定的地位。 　　在重庆住在重庆大学接待站。当时住在无线电系大楼，楼很大。3路公共汽车从学校中间穿过。有一个伞塔，是一个很不错的学校。在重庆期间，看了红岩村。渣滓洞和白公馆。以前看过小说《红岩》，看过电影《在烈火中永生》，听着《红梅赞》的歌声入川，今天看到了发生这些真实事件的现场，领略了当年先驱者的风采。 　　在重庆，看了山城，浏览了大田湾体育场，解放碑，从朝天门码头坐船奔李家坨。走了一个多小时。又原路返回，说来也奇，都不用付钱。全国都支持红卫兵的大串联。 　　在重庆住十天左右，我们又向南出发，出重庆，沿着铁路，过綦江，桐梓、到了娄山关。在盘山的公路顶端树一石碑，上书：娄山关。（这里）是历史上有名的地方，是遵义会议后第一次打胜仗的地方，山势险要，战场时许还散发着硝烟。过了娄山关，到了遵义。当时正值冬季，天很冷，又下了雪。在遵医住了四天，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看了正在修建的红军烈士陵园。然后折转方向，向东进发。 　　 往东约一天，到了湄潭县城，夜里住下，看了一下贵州的风土人情。夜宿之后，忽听对面吵杂，又见火光冲天，当时什么也顾不得都到街上救火，原来是县城百货大楼失火，救火后有人到住处向我们表示慰问。 　　从湄潭出发，在山区的路上行走。黔东南是很贫穷的地方。当时老乡们一天两餐，玉米拌红薯，比我想象的还要贫穷。在挂满冰花的树丛中行走，路上人已很稀。一老妇找到我们，说是她儿媳对她不好，让我们去说一下理，当然我们是不会去的，但这件事反映出的不是人际关系，而是我们太贫穷了。 　　在贵州一路出湄潭、思南、万阡到铜仁。 　　一天，我们在大山密林处穿行，走了130多里才有接待站，当时天较短，走到很晚还没有到达目的地。见不到一丝亮光。在绝望之中，见一人拿一手电走来，当时社会风气很好，此人说是民兵营长，把我们领下山，住在一个村子里。 　　这个村子在当时还不通汽车，食盐、白糖还靠人扛肩背运入，一种封闭状态，肉很便宜，三毛钱就是大半碗。外面还有一个大型木塔，言说是太白木塔，据介绍者说，这就是传说中的夜郎国。 　　 从铜仁出了贵州，并进入了湖南凤凰县。再走到麻阳九曲湾，远远望去，漫山遍野，一丛丛绿。以为是草木，近前才知是孔雀石，是铜矿山。在矿上住了两日，又向前走。辰溪、溆浦，翻越雪峰山，号称是湘西剿匪的地方。夜里住下，听到湘西人民广播电台对匪徒广播，也听到介绍地下发现的大溶洞，与张家界相差无几。 　　翻过大山，过了溆浦县，来到了新化县城。给我的印象新化县城还是很不错的一个县城，古老，有一定的风度。过了县城，到了冷水江市，我们离湖南（中心区域）愈近了，我们先到了湘潭韶山，参观了毛泽东同志故居。后又到了湘乡棋盘乡，是（同学）李承宇的故乡。在热情的湖南老乡家中过年。 　　 我们住的是水乡，出了他家的小屋，就是一条宽阔的水面。从西向东流入湘江。农历三十过大年，初一就是走亲戚，与北方家里的习俗截然不同。 　　这次徒步穿越川、黔、湘三省，正如当时社论中所说，红卫兵要经风雨见世面，徒步行走三千多里，了解沿途的风土人情，也走了当年长征的道路，毕竟磨练了意志。 　　也就是刚过春节，我一个人坐上火车，从支线到了株洲，又从株洲坐车回到了河南偃师。从65年暑假离家，67年初返家，隔了一年半。在家稍停三几日，便又坐车西进。 　　 　　* * * * 　　 武斗中逃离成都 　　返校后，校园里已是一片混乱，都在派性斗争。成都是西南最集中、最乱的地方。67年2月，彭德怀任西南的三线副总指挥，被揪斗至地质学院。 　　文化革命，学生已经厌倦。已不知所措。 　　天真的同学们，还有一些好心的老师利用三系有利的条件，自印了教材，又复课学习了铀矿物、铀矿床，人们的学习是认真的。 　　1968年夏，成都武斗升级，据当时文件通报，四川除了飞机之外的各种兵器都用上了。 　　 夏日的一天，早晨一起床，就见有好几辆汽车拉了几具尸体，说是川棉一厂的。晚上人也不敢外出，不时传来枪声。睡觉时用箱子放在枕前防备。 　　机车厂游行，围攻地质学院，学生开枪打死两人。三系楼上架着机枪，吓得行人顺墙根行路。 　　乱了，没有一丝安定。一天中午起床后，与公武、胡贵一商量，准备回家。一件背心，一条短裤，仓皇从成都出逃。由于文化革命，火车也没有一个正常的秩序，也不知什么时候开车，也没有买票，翻过铁栅栏进入车站（当时都是逃命），买了半盒饭，才称是在车上下来买饭上车。人很满，行李架上都是人，脚都立不住。好不容易夜里才开车。一路开车，一路打架，一路害怕。从成都到西安，走了近五天，也想不起怎么吃了、怎么睡了，在满满的车厢里也不管男女，生活下来就行。后来铁道部通报道：“成都车站、无人看管、少则数百、多则上千、无票从成都逃出”。 　　 车经过五天多的时间才到西安。这里已不大一样。西安站上从广播中说：“知道你们是从成都逃出，为了你们的生命（安全），要从车顶上下来。”车站有免费热水供应，五毛钱一大包饼干。我们有救了！ 　　在河南偃师返回家乡。我病了。一病不起，昏昏的。过了近一个月才有好转。这时中央文革下通知，返回学校复课。我才又回到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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