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石沟寺 　　1951年，在新中国刚成立不到两年的时候，我上学了。 　　我六岁，上的是幼稚生。类似与现在的幼儿园、学前班。 　　学校设在一座寺院内，名叫石沟寺。 　　当时的老师是宋老师、孙老师，后来又来了一名女老师，但没多少印象，再后来是晋老师。还有杨锋老师，申宏毅老师。 　　直接长时间教我们的是杨锋老师。 　　在顾家屯小学上完了小学1至4年级。由于村子小，上学的孩子也少。是两个年级在一孔窑洞里上课。 　　我上学是很努力的。每当新学期开始，我拿到新课本时，都把书本带回家，让父亲看我的课本。记得父亲在地里耕作回来，坐在二门的条石上，读着我的小学课本…… 　　我从7岁起上一年级。从没让家人为我上学生气。我上学很用功，也很自觉。晚上我与爷爷、奶奶睡觉，用布腰带拴住衣服，放在枕边。那时没有计时的闹钟，是凭听鸡叫天明。鸡叫三遍，我一骨碌爬起床，穿上衣服上学。 　　在小学，我的算术、国语两门成绩都不错，经常是考试的第一、第二名。学期结束，家长要参加学校会。见我获了奖，家人高兴，村里有的人还甚感不解，说我这样学习还这么好？？ 　　我在小学出名，是有几方面原因。 　　一是村中几个年级较大的学生跟着寺院主持和尚小宽学算盘。无非是“九变九”、“孤燕落沙滩”的加、减、乘、除。 　　我一是年级小，二是不引人注意，没有教我。我一声不响在一边听着，听着听着学会了，传向四方；另一是村中老者肖三木，喜欢以应变测试学生的本领。他出了一个题是一千零一个针，三个老太太分，不许分不均，更不许折断针。问过好几个小学生（约八、九岁），都无答案。当问我时，我用七个“半老婆”为一，即除七得143，再乘2为286个。当时在村里成为美谈。上下邻村都知道我的珠算和我的应变。 　　在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班里只有四个人。建升、书秀、占坡和秀娥。 　　在当时，我村的学校是初小。要上高小，要到营防口去上。 　　四年级毕业了，我参加了升学考试，当时的顾县以东的曲家寨、营防口、史家湾和滹（ku）沱等四个村都要去上学，每四个小孩只有一个可以考上高小。 　　 　　* * * * 　　 高小记事 　　1956年，我考上了营防口高级小学。当年我已经11岁。 　　到营防口上小学的路是很艰难的，每天老早就得从家里出发，上西坡，斜过周家坟，塌沟、施茶庵、白云塔、木阁沟，穿街到口北头的小学。 　　只有11的我，个子矮小，每天中午带饭，跑灶，单程七、八里地。 　　在高小阶段，是我首次走出山沟结识了不少的朋友。如全会、占宗、刺猬等。 　　在那个时代，学习情况一半。由于生活的奔波，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午带的盒饭，是一些红薯面馍馍，在教师灶上喝些开水。在冬季，能喝一口开水，也是极大的享受。 　　我忘不了在大雪冰冷的天气，衣服难以避寒，脚丫全湿冰冷，是在挣扎中度过。伙师给我的一勺面汤仍是我至今不忘。 　　我的学生时代，与中国的政治变革是连接在一起的。 　　我的第一次见拖拉机是在上高小的时候。一天，校外开过一部拖拉机，从北向南从学校门口经过。我们在学校组织下来到校外，第一次见到机动车辆。是一台四轮拖拉机，人们都围了上来。 　　一个开拖拉机的工人站在拖拉机上，讲这是罗马尼亚出的拖拉机，可耕地，可运输，第一次见到机器，欣喜若狂。 　　政治运动，我不甚解。 　　只知在1957年的一个学期开学的时候，老师们有的要向党交心插红旗，而有的要插白旗。 　　当时的语文老师，石守道，左手写字，一手好的书法，在营房口大街上的宣传栏，是他用红漆书写的，一直到三十多年后，我回家从街上经过仍可见到。但在这次运动中却被划为右派。另外一位老师是郭秀珍老师，是一位女老师。她热爱学生，步行到我们村中家访，是很受学生崇拜的一位教师。也听说因为历史问题，不见了，还有不少的记不起名字的老师。 　　 　　 * * * * 　　偃师二中 　　1958年的秋天，我小学毕业了。当时的小学毕业生，要到缑氏去上初中。上初中是很难的一件事。要有全乡的小学生都去考试，能录取的只占1/8。 　　在1958年，我已经十三岁，身高只有1.42米。在夏季来的时候，我们背着干粮，带着学习用具，到偃师二中考学。 　　当时的偃师二中是一所完中，有两个高中班，四个初中班。全校共有18个班。 　　 我很清楚地记得，下午五点钟，我们列队进入偃师二中。校园里整齐地种植着各种植物。在舞台前面，排列着直径约15厘米的七八个小喇叭。他发出了音乐声响。在当时，这是很了不起的。晚上考生集合，一大片，黑压压，教导主任赵佑宗在集会上讲了注意事项。这是人生很关键的一步，若考不上，13岁的我，就真正成了家乡土地的主人。几乎是一夜未眠。 　　我在家焦急地等待，但又十分不甘心。我们几人：占坡、书秀等到回郭镇农中报考。当时，见了我的二姐，她喜欢我这个小弟弟，还在街口给我用五分钱买了一晚油茶。在农中考过之后，又与伙伴们一起到了巩县三中（在回郭镇），在校内迎面见到了一位身材修长而又文雅的校长，我几乎是躬身90度，但无论我是如何的虔诚，校长回答仍是招生考试已毕，无法录取。 　　在家里焦急的等待，等待给我传来好的消息。同村的秀娥已被学校列为保送生。 　　一天，终于从滹（ku）沱传来消息，我被二中录取了，除了我之外还有建升。可怜村中占坡、德志、书秀等已无法再进学校了。进入初中，我被编在四班，当时的班主任是戴展进（缑氏人），另一位是胡联琨（湖南大学毕业生）。初中开始，我的成绩是比较好的，可位居班里前十名。 　　初中给我印象深的有：全河，刺猬，世战，万章，北坡，金宏，占宗，还有一个像我姐姐一样的秦春兰，一个比较淘气的吴荣智。 　　初中，我的学习是十分努力的。尤其是几位老师及他们教的几门功课。 　　数学课给我印象较深的有戴展进（初一代数），李荣庭（初二代数），王振东（初三代数，）何正宽（初中几何）。自我感觉是有点小聪明，学习中成绩尚为上等。 　　俄语由戴展进、胡联琨（是一个很有才学的老师，因政治原因分到山村学校，业务很好）教授。 　　李观奎教了语文，学了汉语拼音，也是主要收获。 　　物理老师刘振勇，化学老师李英芳。 　　 　　在初中，是个多难的学习阶段。 　　在我入校不久，就开始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 　　学生也走向社会，到南面山上割回白草。一个班的同学住在一起，铺上草，也是暖暖和和。全民动员大炼钢铁，学生在王河村抬木炭送往炼钢基地参驾店。在劳动中，我老是与秦春兰抬一个筐，她长我2岁，但比我高10厘米，时刻关照我。 　　当时，农村的树，稍大一点的都被砍了。土法上马，烧了木炭，以至于在1958年以后的十年间，农村见不到一棵像样的树。 　　我到了参驾店，到处是土高炉。成群的人拥挤在窝棚里。提的口号是：“钢铁元帅升帐”，为1070（万）吨钢而奋斗，“以钢为纲”，赶英超美。人们一片狂热，到处车水马龙。大跃进时代，学生也大量参加劳动。 　　记得是在秋季，在学校农场里种的是红薯。我们初一的孩子到地里捉虫子。秧子一尺来厚，每人约一米多宽，顺着往前，小虫有1.5厘米长，绿色。我和大家一样，认真地捉。但是那么多虫子，谁也不敢保证后面会没有一条虫子，更何况虫子还会来回爬动。 　　突然，戴展进（办主任）在我后面叫了起来，首先让我站了起来。问我不把虫子捉净？我低着头，委屈地留着眼泪，心里怕极了。不要说我，就是成年人也不敢吭一声。我声音颤抖地说：我逮虫不认真，我资产阶级思想作怪，大家不要想我学习。 　　也正是这件事，伤害了我的心灵，一颗刚刚十三岁小孩的心，使我终身难忘。 　　我们在当时，经常被调出去参加劳动。在缑氏村拉犁，摘棉花，挖红薯，还到其他村子。夜里天黑了才回来。把小孩累的端起碗坐着就打瞌睡。晚上在院里挂起汽灯上大课，谁能学下去呢？学校没有安静的环境，学生也没有安静的一天。 　　在初一下学期和初二，学校较为平静。是一个学习的大好环境和大好时机，因为在那个时期，一个高小生在农村都是很了不起了，更不要说是一个初中生了。偃师二中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个神圣的殿堂。 　　初中二年级，是学习的大好时机。我们当时的老师，学校的设备还是比较可以的。但当时生活已经开始进入了困难时期，58年违反自然规律已得到报应。59年至60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开始，我们的生活进入十分困难的时期。初二的班主任是王振东，他教数学，我们班当时有的在学校食宿，我由于家中困难，难以缴出费用，走读。 　　学校离家是十二里路。每天天不亮就出发上学，晚上很晚才回到家。 　　上学的路要走一个多小时，每天如此。有一个时期，天天下午要去缑氏劳动，当时的王振东迫害于我，在天黑了，有时满天星辰才回家，一路翻沟过岭，泪水汗水交织，我的路呀，这样漫长，这样艰难！ 　　在困难时期，下午从学校回来，还要在地里拔一些野菜，煮汤充饥。 　　在初二，是艰苦时期，也是我学习成绩上升时期。以后，整个中国都面临着灾荒，也就是后来所说的自然灾害时期。在六一年春，由于经济极端困难，生活难以维持，学校为了保住人的性命，放假了。农村人每天都有0.75斤粮食，有的是0.5斤。食堂也散了，野菜、树皮都吃，能吃的树叶都没了，我的父亲的了浮肿…… 　　 大概是在六月，学校通知让我们返校，说是要参加复习，在七月参加考学考试。我中断了3个月的学习生活又开始了。 　　 　　在初中的三年，有几件事我的印象很深。 　　一是偃师二中的校文工团。都是由学校人员组成的剧团。拍了好几个戏。演员有卢春荣（一个阶段在我们班学习），扮演红霞，刘胡兰，娟子等。剧目是曲剧。学生唱、做都很有味道。还到县里调演，到农村演出，真正体现了学生的全方位发展。 　　二中在我们入校时，只有一个土台子。在我上学时，学校要盖礼堂。学校在东面沟里烧砖。同时号召全校学生捐献。可以捐砖瓦，也可以捐木椽。当时每个家庭都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中生活和吃饭，哪里来的砖瓦。人被逼的走投无路的时候，什么办法都可以想得出来。我无办法，又怕政治帽子的高压。更怕以后影响升学，所以每天过岭上的木庵时，我们每人都拉一根木椽，才算完成。 　　现在的偃师二中大礼堂，是我们在当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捐献出来的，昔日的二中学生，看到二中礼堂都有一番不同的感受。 　　 　　* * * * 　　 偃师高中 　　1961年秋，我被偃师高中录取，跨入了偃师高中的大门。 　　 偃师高中，是一所神圣的学府。在豫西，在偃师流传着近乎神话一般的传奇。偃师的教师，凝聚着智慧；偃师高中的学生，放着灵光；看着偃师高中那郁郁葱葱的校园，宁静，神奥，使人产生敬仰的感觉。 　　我之前，村中已有春秀、六叔聚成（60级）、安华、花粉在偃师高中上学，只有六叔聚成考上了北京地质学院。 　　我考上了偃师高中，在攀登知识峰坡的道路上又向前迈出一步，这是十分关键的一步。 　　在偃师高中我是在六四级四班。 　　偃师高中，学校的教学设备是一流的。教师是一流的。学生是一流的。领导是著名的。 　　 偃师高中的出名，在于知道偃师高中有个校长张正民。此人身高不过1.50米，但声音洪亮，思想敏捷，知识渊博，凝聚人才。他在57年被划为右派，在我上初中时他被派遣至二中劳动改造，管学校图书馆，教我们的地理课。由于经常到图书馆借书，他认识了我们。他也和我们，蹲在饭场吃饭。 　　在61年末，他又被调回偃师高中。在学生晚集合上讲话，对于自己的冤屈没有怨言。只是说：即使有经验的老农也不免在耕耘中除掉杂草时伤几棵禾苗……由此，他又得到了批判。张正民是一个好校长，也是一个诗人。他在报纸上多次发表文章。如：《悼友梅》，以示对旧友的怀念。在偃师高中64年校庆时，他已是70岁的人了。在偃师高中的庆典上，他的声音依旧当年，回荡在偃师上空，震撼着每个偃师人的心。 　　偃师高中有一批敬业的教师。有很多的学术骨干。凭我现在的记忆，有数学黄党庆，张延武，李现奎，田鉴民，语文有武震，孙雾，董绍永，宋宝善，外语有刘连升，政治有邱建民，赵修斌，当时的体育老师是张俊卿，刘运来。 　　偃师高中的管理是很严格的，学风很好。每班有学生42人，而我班到毕业时却只剩下36人了。平时的考试，题目难度很大。我班在高中三年级的毕业考试中有24人补考。学生平时成绩不高，但高考升学人数很多。 　　高中的生活也好了，尽管农村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粮食还不够吃。但国家对重点高中学生每人每月保证36斤粮。是很优待的了。 　　在高中，我的生活尽管也很困难，但毕竟是在校吃住。好多了，我潜心学习。 　　我的理解和记忆都是最佳时期。入高一，我是物理课代表，当时令狐升老师教我们的物理。我脑子反映在班级是比较好用的。 　　我的物理成绩优良，数学也很灵活。在高中二年级的数学竞赛中获第三名。 　　在偃师高中，获奖不容易，得到名次更不容易。文科方面，我的政治成绩很好，在邱建民老师教政治课时，学习社会发展简史，我在六个班中是唯一一个考了100分的学生。在操场活动时，他碰见了我，说起了政治考试，见我其人，深感惊奇。但我胸怀志气，已初露锋芒。 　　 外语学的是俄语。从初中到高中学了六年俄语。每个单词都牢记不漏，几乎是一一映对。 　　 说来也怪，在偃师高中学习时，我一般是不开夜车的。十点正常入睡，保持着旺盛的斗志。我的同桌，班级团支部书记王凤英曾讲：李根炎的脑子快着呢！ 　　在偃高上学，都有一种感觉，是最好的学校。当时的洛阳地区管辖整个豫西，含三门峡及各县，都要报考偃高。三门峡、灵宝、卢氏等每年都要以当年优秀的初中毕业生中推选人员参加偃高入学考试。一般要有3-5人。这样从16-17个县里来的是80余人，编两个班。偃师本土是四个班。可以说都是大学的苗子。 　　 我忘不了1964年的高考。 　　在我入学时，恰逢1961年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偃高考上大学的人数从公布的榜上看有30-50人。其他县则有不少是0人。1962年偃高录取比例只有30，我村的顾书范及徐安华都是好学生，但也都名落孙山。1963年，升学人数开始增加，当时上大学是农家子弟走进城市的唯一途径，是人生等级身份的决定一步，升学难！ 　　为了这一天，黑天白日，熬尽光阴，盼望着身上的辉煌。 　　偃高是豫西的省重点高中，在省内外都有名。在高考前夜，老师给我们提示重点，从孟津、新安赶来参加高考的教师和学生听都不让听。老师说：我们的同学不要怕，他们学校升大学是升不上，光头。我们保证有70-80升学。 　　高考的一天来了。 　　我一个农家子弟，穿着粗布衣服走上考场。第一门功课考的是语文，我的语文程度可以说是很一般。由于社会和家庭条件的限制，没有开阔的视野，没有阅读一定的课外书刊。只是中等水平。但也凑巧，说来也是巧合。在六二年，是最困难的时期。当时人们互助友爱精神很强。在豫东等地严重灾荒，发动各地捐献薯叶等度荒。我在五月份看中国青年报上的一篇报道，题目是：“干菜草这么重，原来……”看过之后，我灵感即发，在当时政治性很强的环境下，写了一篇周记记下自己的感受，班主任还做了批语。打开卷子，一看题目是读报有感。副题：谈下面文章，写出感受。“干菜的故事”，说的是给灾区送的干菜中有的放了粮食，有的还放了几斤重的猪肉。和我看过和写过的一样，真是让我太兴奋了！我走笔疾书，很快完成了。 　　化学考试，我也是很顺利。当时高考风气很好，不是单人单桌，我和我班的一名女同学陶素贞在一个长桌上，其中一个题目是叙述工业合成硝酸的原理。我写了过程，反应原理，把生产流程图也画出来了。考完之后，陶对我讲：你怎么把流程图也画出来了？我不由一惊，如此森严的考试，他怎么敢看我的试卷？当我拉住问她时，她狡滑地笑了。 　　物理考试题目答得还算顺利，但一道电路题答得不好。我还清楚的记得，有一道飞机在地磁场中飞行，切割磁力线，判断电势高低，确定连入电源后的正负极，我在判断分析算对了，答案却写错了。 　　数学考试，做题较顺，只记得是一道三角题的证明，在证不下去时，我就去做后面的题，忽然，前面的题的解法闪现在眼前。在我把全部体答完之后，尚余下半个小时时间，我把全部的题目一一作了检查，认为较为满意，就开始做后面的附加题。尽管题目都答了，也检查了几遍，由于高考阅卷的严格，我的最后的分是78分。当时是百分制，在我班列第二。而当年进入重点大学的数学成绩50多分即可，河南的学校更低。 　　外语是我的强项。只记得当时考试的政治性很强。一道翻译题是说:“连我们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其中，敌人的单词和医生的单词非常相似，则有不少人翻译为“连我们的医生也不得不承认”，考完之后，有的同学一问我，懊悔不已。 　　高考结束后，我离开偃高，这就意味着我已结束了高中阶段的学习，扛着背包，回到山沟，那贫瘠落后的山庄。 　　在高考后，我们举行了毕业典礼。晚上，在偃高大礼堂举行了晚会。 　　晚会使我们对同学的依恋，对母校的报答，其情调更多是忧伤。 　　适值1964年夏，在社会上刚刚上演不久的电影《怒潮》中的主题曲《送别》，揪人心肺，催人泪下。又恰逢豫剧《朝阳沟》上映，毛泽东主席在北京观看演出，接见演员，使我们每个人都要表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同学们要分手了，从今东西，命运各异。悲切切，我记得一个同学与我道别时，已是两眼桃红，泪声哽咽：“你上学去吧，我们只好回家！” 　　 我回到了家，家里的人都在关心着我。家里由于刚添了一个男孩，在我参加高考之际，正是小孩满月吃桌的日子，他就是大侄子红耀。家里充满了喜庆。 　　从高考的考场上走回我那熟悉的山庄，在那里充满着贫困，人们终日在黄土地上劳作，艰难地繁衍着后代。说不上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但我却丝毫割不断对它的依赖。它给我说些什么，我又能给她讲些什么呢？ 　　从1960年我六叔聚成到北京上学之后，四年了，没有一个人考走。不少的人在关怀着我，我给他们的回答是我不行。 　　已经饱尝了落榜苦头的前几年毕业的回乡青年，希望我也会步他们的后尘，当大体知道我考试的自我感觉之后，充满着嫉妒…… 　　下午，我在妈妈身边。她在昏暗的厨房里擀面条。我告诉：娘，我觉得我题目都没怎么错，估计问题不大。娘说，一来通知就得走，咱先做个被子吧？我坚决地说不行，通知不来，都不算数。 　　晚饭，与父亲，哥哥一起谈起。我把考试的情况和自己的感觉说了一下，他们的眼里都充满了喜悦。我还告诉他们，我给我的班主任刘连胜老师讲了我的情况，刘老师讲，你的第一志愿是不行了，因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是军事院校，你身体不行。当他们听说我的第二志愿是北京地质学院时，他肯定的说：你考上地质学院了。 　　说起高考志愿，当时我是什么也不懂，一是家里没有文化人，二是自己没有余力打听，三则是只要考上就行。 　　每个学生可以填写三批志愿，分别是一类、二类、三类学校。每类学校可报十个。每个学校又可选报三个专业。由于河南省没有一类学校（重点高校），报考的都是外地。听老师说，北京有八大院校，都是很好的院校，所以我就报了：哈军工，北地，武大，北医，北钢，北矿，北铁，最后一个是合肥工业大学。 　　当时的录取也很有趣，必须是按档录取，不分是第几志愿，每5分为一档，可谓公平。 　　在家里等待通知书的日子是漫长的，是难熬的。 　　 高考过了十天，又过了五天，军事院校的录取通知书已下，该第一批录取的重点大学下通知书了，但我还未收到通知，同学一个比一个焦急。 　　记得是一个早晨，我的一个同学袁万（长沙铁道学院）从县城到我家玩，早晨志敦也从姚凹来了，我们想再到县城看一下，但家里不让去。正说着，石家沟村的孟和也来了，他说他村昨天有人从槐庙回来，在县邮电局看到不少的通知书，其中就有我的，是北京地质学院。 　　知道了消息，又没拿到通知，心里是又高兴又着急。 　　早晨，我在家门外，又回到家中，不用再去县城了。 　　忽然，门外铃铛响起，邮递员已来到门前，他高呼我的名字，让我拿私章盖章取信。我哪里有私章呢？正好哥哥有章，就拿去盖了，领到了挂号信。 　　我中了，我中了，心中泛着激动，一时手足无措。我十年寒窗，为我而辛勤劳作的父母，对我深寄希望的家人，我要说的是，我中了！ 　　信早已被人拆开，内装通知书一份，一封贺信。还有几张托运行李的标签。你传我，我传你，山沟里的人怎么也不敢相信，贫困的岁月，昏暗的窑洞，怎么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了新中国的首都，现代化的大都市北京。 　　一家人忙了起来，用家里织的布为我做了一个被子，用兰卡矶布做了一条裤子。大姐给我一条粗布单子，又给做了一双布鞋。 　　父亲不断听到别人的祝贺声，自然高兴。哥哥用驴驮着去卖当时并不宽裕的小麦，为我提供路费。尽管钱数不多，但在那个年月，家里也是尽了很大力量。我永远忘不了父母兄长的养育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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