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中共满洲省委在北满地区建立的抗日武装，首先得从张甲洲这个人说起。 　　 　　张甲洲，黑龙江巴彦县人，１９２９年入党。“九·一八”事变时，他是清华大学政治 　　系的学生。１９３２年４月初，他和几个在上大学的黑龙江老乡一起，穿上长袍马褂，化装 　　成商人携带两支手枪，从北平来到塘沽登上海轮，到营口后又改乘火车到达哈尔滨。 　　 　　张一行到达哈尔滨后，很快就和中共满洲省委接上了关系。根据省委指示，张甲洲、张 　　清林、张文藻、郑炳文４人前往张甲洲的老家巴彦县组织抗日游击队。 　　 　　张甲洲的家在巴彦县北部山边的张家油坊，他家是地主，在当地小有名气，各种社会关 　　系也比较多，这就为张提供了一个组织游击队的不错的根据地。那时候巴彦的日伪活动还不 　　太多，张甲洲他们可以半公开地进行活动。 　　 　　经过一阵还算顺利的活动，他们决定在１９３２年５月２３日这天正式打出抗日的旗帜。 　　 　　这一天正是农历的４月１８日，是每年一度的赶庙会的日子。一大清早，张家油坊来了 　　许多人，其中有县保卫团团总王家善带来的６０多人，巴彦县中学校长孔庆尧带来的６０多 　　人，有前后屯的自卫团长陈维新、侯振邦、米秀峰带来的６０多人，此外还有远道来的一些 　　人，一共有２００多人。这么多的人涌进张家油坊自然挺显眼的，但不知内情的人却不觉得 　　奇怪，因为他们知道张甲洲要在这一天结婚。不少人还不停地啧啧道：“你看看人老张家， 　　可真有面子，儿子结婚来了这么多人帮忙。” 　　 　　前来参加张家的这场“婚礼”的人们在酒足饭饱之后，便拿出了事先准备好了的枪支弹 　　药和红袖标，打出了一面写有“东北人民抗日义勇军”的旗帜。张把大家集合到井沿边的一 　　块空场上，对大家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讲话，然后正式宣布了这支队伍的编制和军纪—— 　　张甲洲为指挥，王家善为副指挥，孔庆尧为参谋长，张文藻为文书兼交通，郑炳文和张清林 　　负责搞政治工作。 　　 　　最后，张号召大家“宁可抗日战死，也决不能当亡国奴！” 　　 　　张甲洲这支游击队的旗帜一打出去，立即轰动了全县。伪县长程绍廉立即派出大批军警 　　前来镇压。这时，王家善的曾经当过省防军统带的父亲王知津和其他一些士绅出面找程求 　　情。但好话说了一大车，才换来程绍廉一句算是给了好大面子的话： 　　 　　“这些人组织队伍可以，但队伍中不能有张甲洲，因为他是赤化分子。队伍里有他，我 　　们就要打！” 　　 　　王家善回来一学这话，孔、王等人便对张说，你还是出去暂避一段时间吧，避避风头， 　　等咱们力量强大了你再回来呗。 　　 　　张坚决反对这种意见。但既然孔、王说出了这种话，张也就无法再和他们呆在一起了， 　　他带着部分队伍冲了出去。等他们冲出重围后，张手下就只有１００来人了，为了解决人员 　　的不足，张决定要收编胡子队。 　　 　　张甲洲选中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一支报号为“绿林好”的胡子队。他带着两个人走了３０ 　　多里路才在一个叫大烟沟的地方找到了胡子头“绿林好”（苏占山），可和这位胡子头谈了 　　半天，“绿林好”却说啥也不同意改编，只同意和游击队“拉顺线”（联合），说好条件之 　　后，张就把他们３０多人带到了游击队的驻地。但到了驻地后，“绿林好”他们却坚持不进 　　屯子，而是驻在东南山里——因为他们怕被游击队给缴了械。以后这种戒心也一直没有消 　　除。行军时，他们单走、单住；他自己的指挥部仍然叫“帐房”，还报自己的山头，不接受 　　游击队的番号，不和游击队混编，只是打仗时联合，包打一面。其最大的变化就不抢不夺了。 　　 　　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抗日，张甲洲提出：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跟我们一起打日本鬼子， 　　都一律欢迎。带枪带马来，就更欢迎。这个口号确实挺有吸引力。绥化、安达、巴彦、双鸭 　　山、庆城等地一大批爱国志士都参加进来了。张甲洲的这支队伍很快就发展到了７００多人。 　　 　　人多了、枪多了，张甲洲把队伍整编为４个大队和一个模范队（以后改为少先队）及教 　　导队。其中装备最好的（清一色的三八枪）模范队，是张甲洲重点抓的一支队伍。全队３０ 　　多人全是２０多岁的年轻人，队长金永锡是个２４岁的朝鲜族小伙子。模范队的队员们“严 　　守纪律，主张自己铡草、自己喂马，不拿群众东西，不打骂群众，不说黑话”。把他们叫做 　　模范队，就是让其他各队向他们学习。教导队共有２０多人，是一所流动军事学校，教官是 　　东北讲武堂毕业生陈海楼。此外，还成立了政治部、宣传部和娱乐部。 　　 　　游击队壮大之后，便开始了攻城打窑（一般称房子或院落为窑，如果里面有枪，即为响 　　窑）的战斗。在战斗中，张甲洲显示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大智大勇。 　　 　　７月１６日，游击队在攻打龙泉镇内的“天僧泉烧锅”时，遭到了这个烧锅东家张振禄 　　（外号张八瞎子）的手下炮勇的顽强抗击，游击队久攻不下。这时，张八瞎子在城里当警察 　　中队长的儿子带４０多个警察正准备打过来。形势一下变得严峻起来。这时，张甲洲在全面 　　分析了情况之后，果断下令停火，由他自己单枪匹马闯进了天僧泉烧锅，找张八瞎子谈判。 　　 　　张甲洲对他说：我们游击队来打龙泉的目的，就是要枪、要子弹，扩充抗日武装。当 　　前，在民族危亡关头，抗日救国是大事。我们是中国人，应当团结起来，中国人不打中国 　　人，枪口一致对外打日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们不打日本，我们打，可是我们缺少枪 　　支弹药，你们先借给我们，等打完了日本，我们再还给你们。你看怎么样？ 　　 　　张八瞎子一听这话，心想，怎么样？那就得这么样了——“借”给他们吧！可是枪太贵 　　了，“借”了实在心疼，那就“借”给他们子弹吧。 　　 　　就这样，游击队从这个烧锅里硬是“借”出了将近５０００发子弹。 　　 　　然而，１０多天后，当张甲洲带队进攻一个名叫王四的大地主的“响窑”时，却遇到了 　　麻烦。 　　 　　当时，张甲洲身穿草绿色西装，肩披斗篷，骑着大马，带着５名警卫员去找王四谈判。 　　王四说，只准张一个人进去，但没想到他刚一进门就被王四的家丁给绑起来了。接着，王四 　　的家丁又要缴张带来的警卫员的械，警卫员们要打，张使了个眼色，警卫员便打马回到了游 　　击队报告情况去了。 　　 　　王四抓住了张甲洲后，就向程绍廉报告，请他派人来押解。程立即派出沈营长带着车马 　　直奔王四窝堡。游击队得到情报后便摆出了围“窑”打援的架式。 　　 　　当天晚上，王四一看营长一时半晌也到不了，怕游击队把张甲洲抢走，就派一名叫张兴 　　的炮勇把张甲洲秘密押到院外一个地主的家里。但他没有想到张甲洲说服了张兴，张兴不但 　　把人给放了，而且自己也参加了游击队。 　　 　　张甲洲回到了游击队，吓坏了王四。他立即带着一家老小跑到县城里去了。张甲洲带着 　　队伍进了王四窝堡以后，召集穷人开会，然后开仓放粮、分浮财，最后一把火烧了王四家的 　　房子。一时间，那里的汉奸人人自危。 　　 　　７月下旬，张甲洲带领队伍向兰西镇一带进行第一次西征。一路上破土窑、攻城镇，所 　　向无敌，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行程千里，队伍也迅速扩大到１０００多人。 　　 　　中共满洲省委时刻关注着这支迅速发展着的队伍。８月中旬，一个名叫李育才（人称 　　“小李先生”）的人奉省委之命来到了游击队。 　　 　　当时，游击队里的许多人都感到这位李育才不是一般人，因为他一来就出任了参谋长之 　　职。但他们却并不知道，这位被他们称为“小李先生”的人，就是日后名震四海的英雄赵尚 　　志。 　　 　　赵尚志，辽宁朝阳县人。１９２５年在哈尔滨入党，这年１１月入黄埔军校学习。没等 　　到毕业就赶上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赵尚志便退学回到了东北。从１９２６年到１９ 　　３０年这段时间里，赵尚志先后在哈尔滨、双城、长春、沈阳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并因此多 　　次被捕。据不完全统计，到“九·一八”事变前的这５年时间里，他在监狱里过了２年８个 　　月。直到“九·一八”后，党组织花钱疏通关系，才把他营救出狱。 　　 　　赵尚志出狱后，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 　　 　　赵尚志到任后不久，便和张甲洲一起商量攻打巴彦县城的事。 　　 　　当时，巴彦县城还没有日军，但敌伪力量却很强。为了确有把握打下巴彦，他们决定联 　　合在城外呼兰一带的原东北军的“才团”（因其团长叫才鸿）和一个报号叫“绿林好”的胡 　　子队，一起攻打巴彦县城。 　　 　　８月１３日，他们比较顺利地攻打下了巴彦县城，但进城后才鸿一见许多人都要参加游 　　击队，便觉得这是一个扩充自己实力的天赐良机。他自称“东北抗日第４军”，又把手下的 　　营长提为旅长，“绿林好”也带队投了过去，摇身一变，成了苏旅长。才鸿以让张甲洲当副 　　军长为条件，提出了吞并游击队的计划。张甲洲和赵尚志认为，咱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 　　装，只能联合他们一起抗日，而不能附合他们。于是便带着队伍很快撤出了巴彦县城，返回 　　到洼兴桥一带的根据地去了。 　　 　　１０月底，游击队再一次与“绿林好”联合打进了东兴县城，并在城里住了下来。可 　　是，就在进城后的第三天中午，木兰县的伪军头目孙三阎王带着各乡自卫团１０００多人打 　　了进来。“绿林好”一见情况不妙，一枪没放，带着队伍就溜了，只有游击队依托泰东公司 　　的大院墙孤军奋战。在这次战斗中，游击队损失很大，伤亡了将近５０人，赵尚志左眼下那 　　三个月型伤疤就是这次战斗的纪念品。 　　 　　敌人进攻很猛，为了避免更大的伤亡，张甲洲和赵尚志决定：不能再拚下去了，要撤！ 　　于是，游击队员们把西大墙扒开了一个大口子，用两张大马爬犁拉着伤员，突围出去了。 　　 　　东兴城里的一点挫折并没有吓倒游击队，经过短暂的整训后，他们决定进行第二次西 　　征，准备到安达、拜泉等地，与那里的游击队会师，并计划与在西北部地区活动的抗日义勇 　　军李海青部和邓文部联合起来攻打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城市里的日本侵略军。也就在这时， 　　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吴福海再一次来到了游击队，并带来了省委的两条指示： 　　 　　第一，把巴彦游击队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３６军； 　　 　　第二，要求执行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打土豪、分田地。 　　 　　遵照省委的这两点指示，巴彦游击队在西征前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３６军江北独立 　　师”，张甲洲任师长，赵尚志任第一政委，吴福海任第二政委。原来的各个大队也都改成了 　　团。 　　 　　独立师在西征的过程中，按照满洲省委的指示，每到一个地方就打土豪、分田地，进行 　　土地革命。这一下，使得形势发生了变化。原来大多数地主对游击队是支持的，给粮食、给 　　武装。可是，执行这个政策以后，他们就不再给游击队送粮食、送武器了，甚至进攻游击 　　队。此外，部队中有些地主家庭出身的指战员，也与党渐渐疏远了。 　　 　　在这次西征路上，由于独立师与沿途的地主武装打了好几次仗，耽误了七八天时间，等 　　到了离齐齐哈尔２００多里的地方时，才知道原定要与他们会合的李海青、邓文等人已经因 　　他们没有按时到而独自进关了。 　　 　　情况变了，怎么办？ 　　 　　张甲洲与赵尚志商量的结果是，回师北上，奔汤原，去和那里的游击队会师！ 　　 　　１９３３年１月，独立师踏上了充满荆棘的回师北上之路。 　　 　　当独立师来到铁力一个叫一撮毛的地方时，他们缴了索伦族山林队“索利营”的几条三 　　八枪。这一下可惹了大麻烦了。这些索伦人装备很好，人穿皮衣，马挂铁掌（而独立师的马 　　却没有掌，在冰雪路上直摔跤），枪带支架，个个能骑善射，加之熟悉地形，直打得独立师 　　一连好几天都吃不上饭。这样一连打了十来天，付出了不少代价才算过了这一关。但紧接 　　着，他们又在半截河和庆城县境内连续遭到地主武装和伪军的多次伏击，结果，独立师被打 　　散了，赵尚志也与部队失去了联系。 　　 　　张甲洲率余部等了４天，赵尚志才找到他们。当师部宣布要继续向汤原前进时，这些快 　　要回到家门口的巴彦子弟们便动了回家的念头，加之这时也快过年了，所以队伍中开始不断 　　有人开了小差。这样，他们回到巴彦根据地姜家窑时，整个独立师就只有７０多人。 　　 　　只有这么几个人了，还怎么去汤原？张、赵等人不得不忍痛决定：暂分散隐蔽，等待时 　　机，重整队伍。 　　 　　１９３３年１月１９日，是一个最令人心碎的日子。在姜家窑屯子东头的大树下，张甲 　　洲、赵尚志带领着独立师剩下的人员，采取“磕大帮头”的形式，举行了悲壮的散师会。此 　　时此刻，这些铁打的汉子们个个泪流满面，张甲洲更是失声痛哭。最后，他擦干了脸上的 　　泪，慷慨激昂地对大家说： 　　 　　“大家把枪都带回去，把马也骑回去，等待时机，我们还要重新组织队伍。我们不能灰 　　心，鬼子一日不除，我死不瞑目！” 　　 　　“我们大家回家以后，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当丧权辱国的秦桧，宁死也要当精忠 　　报国的岳飞！” 　　 　　独立师解散后，赵尚志没有回家，他悄悄潜入了哈尔滨，找中共满洲省委汇报情况去 　　了。此时，中共满洲省委的××同志也在向省委报告有关巴彦游击队的情况，报告说： 　　 　　“……这次队伍的失败，在整个的革命任务上是要痛惜的。但在工作的评价上讲，在整 　　个检讨上是最可耻的惨败，主要的不是在外力的打击，唯一的还是在主观方面自己就起了病 　　态，那不是偶然的，而是在它本身就没有强的骨干，没有浓厚的政治力量来维系，就是说我 　　们的政治号召虽然在群众面前提出来了，但没有深入到群众里头去，不但群众，就是从做领 　　导的同志起也都摇摆不定，未能坚决地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他们脑中丢开了党的伟大任务， 　　而把张甲洲及小赵的命令当作金科玉律忠诚地执行，群众没有坚决地拥护我们的主张，原因 　　是在于我们还没有表示更大的信心给他们，这个自然是归于我们领导的不正确了。在过去它 　　是没有群众工作，在巴彦退出后，它也并不是有种什么很大的政治意义，不是在执行游击队 　　的任务，是躲避着；不是进攻的，而是怕别人来打他的一种行动。虽然省委的指示信是正确 　　的，省委明显地严重地指出许多任务，但是事情也需要很健全的人去领导与推动。在那里一 　　般的同志都想要逃避，都表示消极，没有拿出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精神，没有拿出革命的坚决 　　性，来接受省委的指示信，并讨论去执行这个重要的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北满苏 　　区，拥护中央及红军武装，拥护苏联的任务。……，假如这个队伍有着坚强的无产阶级骨 　　干，假如他有了群众工作，有了一定的游击区，在群众掩护和拥护之下能这样失败吗？它能 　　使长期战斗的士兵跑开吗？如果党的工作开始，党内斗争起来，打击一切不正确的观念，要 　　群众认识了党，群众在党的周围影响着，也不致于因突然的打击而走开了。但考察实际情 　　形，我的同志小赵所给予群众是什么命令责骂，群众只说：‘李先生能干能说’，他们是从 　　个人关系上认识他，却不是从党的方面认识他…… 　　 　　“……我从他（指赵尚志）整个情形上考察他的意识并不是正确的坚决的了，他在表现 　　上、情绪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他有时烦闷，有时也悲哀，他决定什么事情不是从革命的 　　观点上出发，他是站在张甲洲的关系上出发，他这不是偶然的，在巴彦如此，当他布置什么 　　事情时，他就说张甲洲的意见怎样，他这时才决定事的办法，这确是放弃了党的任务。就在 　　红旗打出以后，他也是如此，他骂别人对事情是机械式的了解，所以布置事情不是经过会议 　　讨论，事后也不通知谁，过去常说：‘我在政治上负责任’，而由他个人意志来支配一 　　切，……他每日在指挥部与一般人谈笑，从未到士兵中去过，虽然召集士兵谈话，可那便是 　　上级官长对下级士兵的训话一样。他否认地主富农路线，可是当张甲洲与东兴地主富农拉拢 　　时，他并没有推动士兵们反对或他自己反对呀。而张甲洲在巴彦与地主富农勾结的事很多 　　呀，……他是常在指挥部住，什么事情他不知道呀，张甲洲卖枪给地主也同意呀，张甲洲令 　　士兵吃富农要给钱，他同意这个主张。他对群众不是以政治的影响，而是套个人感情……， 　　他常与群众谈话，说的是国民党过去玩的一些把戏，和东北各军阀的勾心斗角，没有拿出我 　　们的主张和办法来…… 　　 　　“从以上知道北满的红军第３６军江北独立师，算是昙花一现的过去了，它是在小资产 　　阶级领导下的一个产物，都是完成他们自己的革命阶段罢了，不坚决与消极动摇的情绪，充 　　分地表现出来……。” 　　 　　正在为巴彦游击队失败而感到上火的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们接到报告后，顿时怒从心头 　　起，开会决定开除了赵尚志的党籍。

原文2000年 发表于东北抗联征战实录  浏览：1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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