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庸的小说中，有两位人物可以说是最为读者敬佩和喜爱，两人的共同点很多，他们都是为天下黎民百姓所想，也都为此付出生命。但两者在有许多共同之处的条件下，却有本质的区别。郭靖是从小在蒙古长大，后来回到南朝抗击蒙古，他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是汉人，母亲和几位师傅的教诲都是教育他成为一位大仁大义的英雄，因为他们也都是汉人。所以，郭靖长大后做事总是从有无意义上来考虑问题。萧峰正相反，他是汉人抚养长大，但却是契丹人。不过，与郭靖最大的不同是他根本不知道真相，一旦真相大白，对于他是特别的痛苦。他的确拿得起放得下，也做过一段辽国的南院大王。但他的经历却使他对一切产生困惑。从本质上讲，郭靖是儒家文化的大成者，特别是大仁大义之大成者。他很现实，尽管会有社会规范的束缚，这点在反对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上体现十足，但在大义面前，他还是可以摆脱这束缚的，神雕最后郭靖是认可了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因为杨过毕竟在大是大非面前做出了正确的选择。郭靖对当时的形势十分清楚，他知道襄阳早晚要破，但依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真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郭靖可以为此去刺杀安答，也可以去刺杀忽必烈－－安答的儿子（尽管让武氏兄弟给搅了，但可以看出他有这样的念头）。他在这方面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有为国为民作为后盾，无可指摘。也只有他可以升华黄蓉、杨过。 　　 　　　　萧峰则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民间英雄，侠义之士。他可以统领丐帮，但却不知用这种江湖的一套方法无法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争端。看看最后他逼着耶律洪基立誓言，典型的江湖作风，在当时看来的确是唯一的选择，但自杀又是一个江湖作风（除非他为了阿朱）。他徘徊在忠于国家与天下太平上而没有一个正确答案，从这一点上看出他的局限性与不现实性。他的思想可以说是进步的，但却并不现实，他自身也没有能力去改变一切。 　　 　　　　陈墨说萧峰的境界要高于郭靖，因为萧峰是国际主义，和平主义，而郭靖只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一点我不认同。首先，我以为初始条件完全不同。郭靖所处的时代已经是蒙古入侵了，两国已经开战，在这种情况下，人必须作出选择，连国家都快被灭了，还谈什么国际和平？而萧峰的情况不同，两国尽管有冲突，但还没有开战，只是剑拔弩张，但开战几乎是必然的。萧峰善良的愿望与当时的形势根本无法调和。就算是从此以后，辽国不再侵略大宋，也绝不是因为萧峰的死，更不是因为耶律洪基守誓言，如果真的如此，耶律多半是最差的君主，其实根据书中所写，他既然可以不顾结义之情，当然也会不顾什么誓言。就算不打了，也多半是形势的判断上还不适合进攻，而两国间的仇视却依然如故。萧峰最后一死了之也是与自身的冲突：既然你认为天下百姓的安康要高于忠于君主的作风，你又何必为后者而有愧对呢？如果前者实现了或暂时实现了，那末对辽国的百姓不是一样的有意义？既然认为为国的含义是要为百姓谋福利，让百姓安居乐业，那末你又何必为君主尽忠呢？更没有必要顾及什么结义之情。萧峰在这一点上前后矛盾，忠的对象前后根本没有统一，这显示了他的局限性，这局限性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特别是重情重义、忠于君主什么的，萧峰成为不折不扣的牺牲品。反观郭靖，他实际是在为民，看看射雕中最后他对英雄二字的定义，就可以看出他实际是为天下百姓，在神雕中，他与忽必烈的对话一样证明这一点，他十分清楚大宋昏君当道，但他还是要为百姓守襄阳。按现代的话讲，郭靖的行为和思想（或潜意识里）是：这是我们国家内部的事，蒙古的干涉算是干涉别国内政，目的是为达到自己一统天下的野心，为自己的利益找借口。想想近期北约对南斯拉夫的无理空中打击，南斯拉夫人民的爱国精神感染了各国人民，得到了大众的赞扬与支持。 　　 　　　　我认为国际主义是爱国主义的高级表现，没有爱国根本谈不上国际，再有，国际国际，没有国家何来国际？而对一个国家兴衰的时刻，爱国无疑是最高表现，每个人爱国的行为可以有不同，但爱国精神却是没有两样的。萧峰只能算是有一定的国际精神，主义二字还谈不上，其实我认为他的思维是一种幼稚的和平思想，在当时情况下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它超越了具体的历史。在后来者看来，这种幼稚是有其进步意义的，只是萧峰自身没有能力去实现它，使之成熟。萧峰只是感性上的认识，而无法上升为理性。这根本不能怪他，一件事物由感性上升为理性本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于一个大的事物，靠一个人的努力是不行的，有时要靠几代人的努力才行。 　　 　　　　以上都是简单的分析，没有考虑人物的个性，以萧峰的个性，他是一定要死的，这一点我再不愿意也无济于事，谁让金庸要他去死呢？单就两者以为民为己任而言，我的确是敬佩他们，被他们的行为所感染，喜爱他们出于真心，众人也应当敬佩他们。谁不敬佩，我就……

浏览：871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3/8/27 19:59:02